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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平衡木的学问
她盯着这根长5米，宽0l米的棍子大概有十秒钟的时间了。
这个看起来只有4岁左右的小姑娘点了下头，脚下发力，一下子就跃起，跳上了这个离地一米左右，被称作平衡木的体操器械。
弯腰、屈背、翻转……一连串难以想象的动作并不流畅地完成了。旁边的中年女教练用湖北方言提示着下一个动作。
很快地，她完成了自己的节目。紧接着，又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姑娘开始了同样的过程，而在她的身后，还排着七八个孩子在摩拳擦掌。
此刻是2007年7月31日下午3时40分。湖北省仙桃市李小双体操学校的训练馆。现在里面至少有五六十个10岁以下的孩子在为后天举行的湖北省少儿体操比赛热身。
中国的体操工作者第一次见到平衡木，是在1953年苏联体操队来访。
他们急了，这东西“缺少配件”，怎么上得去呢?于是紧锣密鼓地制出了小梯子。然而，回到表演现场，一个个都惊讶得瞪大了眼睛：苏联体操队员双手扶着平衡木，一个纵身，跃到了器械上，潇洒轻盈。一个半月的时间，苏联国家体操队进行了20场表演，吸引了519000名观众。
来访的苏联教练一致认为中国人体型很适合练体操。自此，中国体操睁眼看世界。
是年11月，国家体操集训队正式成立。3年后，当台湾去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他们便在全国巡回演出，宣传体操。同年，国家体委举行少年体操比赛；各省、市也相继建立了各级体操队。1958年冬训，国家队下到南昌、南宁、昆明三城市，长达半年。举全国之力，体操队伍逐渐壮大起来。
当时国际体操大赛中，设立的男子项目有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女子的是自由体操、跳马、高低杠、平衡木。中国第一次有了这男6项女4项，是在1954年的13城市中等以上学校田径、体操运动会上。次年，体操队赴苏学习。又一年，运动员等级制度颁布了，当年的全国体操冠军赛诞生了我国第一批体育健将鲍乃健、陈孝彰等13人。
1955年，中国体操队奔赴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参加第二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这是中国的体操队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
此时，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沔阳中学(现仙桃中学)体育老师丁霞鹏被支到学校宣传队配合排练样板戏。《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这些样板戏中有很多翻跟斗、上蹿下跳的打斗动作。丁霞鹏此前曾经带领学生获得过荆州地区体操男女团体第二名，训练演员做这些动作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此时的丁霞鹏，成分不好，出身地主，再加上右派的帽子，一直属于靠边站的角色，尽管他通晓俄语、英语，已经四十的他在前途上似乎看不到什么希望了。
熟悉丁霞鹏的人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工作热情非常高的人，异常敬业，排练样板戏的经历激发了重拾体操的决心，他在沔阳中学开设了第一个体操班，地点设在学校废弃的猪圈。
今年41岁的李小双体操学校副校长彭友平是杨威的启蒙教练，尽管现在这个圆头圆脑的男人已经中年发福，肚子隆起，但在当年，他是丁霞鹏教练的第一批弟子。
“没有器械，师傅(丁霞鹏)自己做，保护的海绵垫都没有，师傅就在地上铺厚厚的稻草，盖上布就行。翻跟头、练空翻一样都不少。他当时还在受批判，不在的时候就让我们自己训练。”
郑李辉的启蒙教练颜永平这时也走入了体操训练班，和丁霞鹏一样，他出身也不好，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军官。拨乱反正后，他在一所高中担任体育老师。
当时的体校，仅有一个体操班，没有专门的校舍，在县工人文化宫后的空地上建了简易的练功房，借了篮球场看台封砌而成的几间平房。教工就丁、颜两人。丁任校长兼教练，颜任助理教练兼生活管理员。
李大双李小双兄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被挖掘出来的，当时他们还叫“李丰华、李卫华”。从体操的专业选才标准来看，他们并不特别符合标准——罗圈腿、肚子大、肩部柔韧性不好。
但是两个小男生腿部力量不错，爆发力好，也就先选人了。
数年之后，郑李辉、杨威也都相继被挑中。
就在丁霞鹏等人率领学生在猪圈中训练的时候，1971年，杭州，沉睡了六年后，全国体操比赛恢复了。1972年，少年体操比赛恢复，楼云、何秀敏等第四、五代运动员在此孕育。1973年，继“乒乓外交”后， 中国体操队访美，这是与西方体操来往的一个转折点。
1978年，中国政治的春天带来了体育的春天。
“中小学基层运动队——业余体校——重点业余体校——体工队”层层衔接训练网开始系统建立，“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一种在日后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引起了巨大争议的举国制度逐步明确。更为重要的是，当年，在法国，国际体联同意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重归世界体坛。
中国式崛起
1979年，马燕红，一个15岁的中国小姑娘，在美国沃思堡二十届世锦赛的高低杠上宛若戏花玉蝶。她上下翻腾，左右回旋，最终以惊险的独创绝招“马燕红下”征服了裁判与观众，捧走了中国体操第一枚世锦赛金牌。
前面的付出现在开始有了回报。
1983年，22届世锦赛上，一些友好的外国教练跪在地上划十字，祈求中国胜利。彼时，一场中苏之间“强硬男子汉的对话”正激烈地进行，随着中国选手童非以漂亮的720度旋转落地，中国男团最终以0.1分战胜了实力最强的苏联队，震惊全世界。
1984年，中国体操队首战奥运，夺五金归国，“三金一银”的李宁成为体操史上的一个神话，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年，国家体委决定在全国设立难新动作评奖活动，许多有价值的动作由此诞生；为了引起队员对落地不稳的重视，又设立了落地稳定奖；同时，体委提出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指导思想，拓宽训练路子，鼓励有条件的行业、厂矿、企业、高校设立高水平运动队；八十年代中期，体操学校遍起拔起……
中国雄心勃勃，世界体操的“中国时代”呼之欲出。梦之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体操，属于中国的梦之队。
1994年，德国多特蒙德。第三十届世锦赛上，以李小双为领军人物的男子体操队战胜俄罗斯队。
当中国选手踏上世界团体冠军台时，人们或许还不知道，世界体操也跨进了中国时代。此后的31届到34届世锦赛，中国男队4次蝉联团体冠军。2000年，中国以上一个世纪孕育的力量开启世纪初的辉煌，以李小鹏为领军人物的中国体操队夺得第一枚奥运团体金牌。至2004年底，中国体操拥有46名世界冠军，就有32名诞生于速10年。
对仙桃体操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梦幻时代的开始。
1990年，仙桃培养了第一个亚洲冠军——李小双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亚运会体操比赛中，获团体、自由体操冠军。
“这是迈进国家体委大门的一个敲门砖。”仙桃市体育局前局长张守国回忆。
这名长袖善舞的官员被当地人认为为仙桃体操的走出去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是家家拜到啊，我记得的有国家体委群体司业训处田文惠处长、竞技司司长段世杰。可以说，凡是涉及到体操的部门我们都跑到了。我敢说，在国家体委领导中留下了一个相当深的印象。”张守国说。
从这次开始，仙桃和北京“算是搭上了关系”。
次年，仙桃举办了全国体操教练培训班，“这次培训班可以说第一次让全国体操界了解了仙桃，和全国体操界的朋友联络了感情。”张守国说。
1992年，仙桃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大赛——全国少儿体操比赛分区赛。“我们决心要大搞，我們向市里申请了30万的经费来修体育场的看台，还向仙桃的各界企业集资了70多万。我们把小双请回来，在开幕式上搞了市里的颁奖大会，还搞了飞机跳伞仪式，入场式规模非常大。很多搞体操的都说像这么大规模的体操比赛还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在体育场里搞开幕式啊。”张守国对此记忆犹新。
和国家队保持关系是重要的，“每次有大赛或者出差我们都和市里领导去北京看望我们的队员，请教练和领导吃饭啊，沟通感情。体委体操队的领导都说，你们仙桃是和我们联系最紧密的。”张守国说。
在当地编的《长江中游体育文化》中如此评价当地的几任体育官员：第二任县体委主任万家金在“左”的冰雪尚未消融时，果敢地将丁霞鹏连同体操班接进县体委，为仙桃体操事业走上正规化发展的轨道，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第三任体委主任尹长海，在体操项目下马的寒风刮来时，充当了仙桃体操事业的保护伞。第四任体委主任张守国在任期间，上武汉，上北京，为仙桃体操事业筹措经费不遗余力，奇招频出。
体操搭台，经济唱戏
在中国，体育，从来不单纯作为体育而存在，更多时候是和光荣、梦想、国家利益、民族自豪感……这些伟大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
在仙桃，体操也不单纯是以体育项目的形式存在。事实上早在1992年，仙桃人就已经有了将体操和城市形象结合的意识。当年，李小双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勇夺自由体操金牌。
据张守国回忆：“1992年仙桃第一次成为了全国经济百强县，市里在北京搞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打出的横幅是‘奥运冠军李小双家乡人民向首都人民问好’，效果很好。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把仙桃和体操结合起来。”
已经升任随州市委书记的马清明在2000年到2006年担任仙桃市委书记，此前他担任的是市长一职。诸多当地人士认为，他是对外打出体操这张名片的最有力推手。
把体育作为城市名片的想法或许源于他一年前的一次考察经历：1999年，马清明带队去大连考察，和大连市政府领导交谈时，对方对仙桃毫无印象，但马清明提及这里是李小双的家乡，对方马上就有回应，并建议说你们出了这么多世界冠军，为什么不打体操牌呢?就像我们大连就是中国的足球之城嘛。
与此相呼应，2000年3月，国家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向仙桃赠送了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书写的“中国仙桃体操之乡”牌匾。此后，这一称呼被有意无意地简称为“中国体操之乡”。
马清明此后借势打出了“中国体操之乡”、“湖北温州”、“武汉后花园”、“中部投资洼地”、“轻纺名城”这5张城市名片。其中，体操排在了第一位。
“打好体操这张牌，让世界了解体操，最后过渡到经济的招商引资上。马书记绝对不是只看到了体操的体育价值。”李小双体操学校前任校长、现任总教练颜永平分析。
事实上，这种“XX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正是地方政府招商的“常规做法”，仅在湖北各地就有：襄樊市的“中国襄樊国际诸葛亮文化节暨中西部经贸洽谈会”，在今年又举行了“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大型庆典活动暨文化旅游节”。2004年11月，在曹禺剧本《雷雨》发表70周年之际，潜江市举办了“中国(潜江)曹禺文化周”。2002年10月25日，孝感市委、市政府举办《董永与七仙女》特种邮票首发式暨首届文化艺术节。
在当时媒体的报道中，仙桃用体操招 商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2004年10月，仙桃举办了首届国际体操节。当天，出席开幕式的嘉宾就有湖北省政协主席王生铁、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王钧、湖北省副省长蒋大国等要员。在“相约中国体操之乡”歌会上，彭丽媛、阎维文、汤灿等名演员相继出现。体操名将霍尔金娜、涅莫夫、冢原直也等人和中国队一线主力同台竞技。
当天仙桃万人空巷，“第一次举办这种大型活动，周边县市的人都觉得很新鲜，于是都跑过来看。”仙桃市招商局副局长金勇回忆。
龙永图评价：“仙桃找到了一个融入世界的切入点，那就是——体操。”新华社发文称：体操正成为这个城市的情结，成為一张亮丽的名片。
开幕式前一天，组委会经贸洽谈组宣称：盛会已成功“赚”来了眼球，完成60多项协议、引资30个亿的目标已经不成问题。
2005年，在香港湖北周上，起初，仙桃招商展台关注度不高，市政府把李小双、李大双、杨威、郑李辉四个奥运冠军请到香港作形象大使，马上吸引了众多香港媒体前去采访。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仙桃投资说明会上，级场签订了29个项目，涉及的总投资额达29.44亿元。
其时，中国体操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在2004年举办的希腊雅典运动会上，在世界体操的发源地，中国体操队遭遇滑铁卢——男团第五，女团第七，仅滕海滨获男子鞍马一枚金牌。而女子队连为数不多的传统强项之一平衡木也丢了。
2006年
谷底之后，是另一个高峰。2006年，第39届的世锦赛。丹麦见证了中国体操史上最光芒的时刻，八块金牌，男团女团双双夺冠，杨威与程菲携手，谱写中国体操史又一神话。
此时的仙桃却是另一番景象。
当年8月，马清明调任随州市委书记，接任者为周霁。
9月，第二届国际体操节开幕，其时，恰逢仙桃建市20周年。在之前的宣传活动中，“两节”大型综艺晚会19日将在仙桃一中体育广场举行，多位大牌演艺明星将登台亮相。
不料因衔接原因，文艺晚会没能请到陈慧琳等主要演员，19日当天，仙桃市“相约体操之乡大型综艺晚会筹委会”发布公告，宣布晚会取消。这一行动直接导致损失人民币30多万元。事后，市政府副秘书长周升平和艺术团团长因此下课。
2007年7月，仙桃市纪委发布消息．查处体育局局长徐建龙，报道称“徐建龙主要存在收受贿赂、侵吞和虚报公款、挪用公款供他人经营谋利、利用职务便利从事营利活动、生活作风以及参与抹牌赌博等问题。经市纪委提请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先免去徐建龙的党内外职务，待案件调查终结后再作纪律处分。”
“新来的市委书记有自己的发展思路。”仙桃市委一位官员说“此前马书记的工作有些超前，很多空档要填。”“仙桃体操的辉煌是过去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不多提了，关键的是经济的发展。”这位官员说。至于第三届体操节，“如果2008正常举行，我们现
在就应该开始筹备了，但我们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在仙桃市招商局副局长金勇看来，“招商引资工作还是要靠既有的手段和规律来做，外商来投资不是因为你有奥运会冠军，而是软硬件设施。体操，只是起到一张名片的作用。”
以奥运之名
仙桃市最大的广场叫作体操广场，引人注目的是上面有四个汉白玉雕像，分别是四个世界冠军半身像。
和其他地方政府一样，仙桃对于奥运冠军也有着特殊的照顾和奖励。李小双兄弟的姐姐先是照顾当公交车售票员，后来又被安排到自来水厂当工人，杨威的姐姐下岗后去了物价局当会计，郑李辉的弟弟被照顾去开一个电脑体操彩票销售点，和他一起的还有杨威的姐夫。
杨威的父亲杨元品的别墅位于仙桃一处“高档社区”中，带有前后花园和车库，总面积达700多平方米。这是体操冠军杨威在仙桃的家，旁边的邻居是郑李辉。别墅名叫“奥英楼”，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奖励的，连地皮一起，对外宣传号称价值50万。
但在当年，今天的一切是根本无从想到的。
小双大双的父亲是码头搬运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的主要经济收入是靠爷爷在县招待所做饭的工资。杨威父母以前是化肥厂工人，后来去麦芽厂。郑李辉的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父亲是市里车队司机，母亲在副食公司上班。
体操学校总教练颜永平向我们介绍了现在孩子们的家庭背景：“我们这里130多个小孩，百分之八十的父母都是做生意的，自己太忙，没时间照顾孩子。他们也能掏得出学杂费。仙桃本地家庭的孩子占的比例已经很小了。”
体操学校副校长彭友平讲述了学体操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孩子的重要性——按照国家规定的“运动灶”伙食补助标准，当时的他一个月可以拿到6块钱和6斤粮票。15岁时他代表湖北省参加全国比赛，拿到了跳马亚军，回来后，学校将他的生活补助从6块钱调到了9块。16岁时他代表家乡出战再获佳绩，生活补助从9块涨到了15块，这是当时地方给予运动员生活补助的上限。彭友平说当时自己的父亲月工资也仅有21元，自己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却拿到了15块，在当时，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个收入。
除了生活补助之外，那个时候彭友平还从运动队里得到全面的生活保障——春夏秋冬四季，每一个季节都发新衣，从外套到内衣，甚至到袜子，全都是发的。
这一切对于今天体操学校的孩子来说，已经是遥不可及了。现在的体操学校一年收费要8000多元，如果算上来回的交通、父母的探望、衣服等费用，一年下来一万多是少不了的。
在彭友平看来，现在体操学校面临着巨大挑战，选才范围的缩小给他们培养人才出了不小的难题。在现有举国体制下，只有像他们这样的初级人才培养机构和市场实现了对接，而接下去的人才培养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能不能出冠军、出奥运冠军依然是考察工作成绩的最重要标准。
颜永平的儿子在芬兰NOKIA公司做工程师，孙子也出生在芬兰。他出国探亲的时候专门考察过外国的少年体操培训经验，对于一个在体委系统内工作了一辈子的老教练来说，不一样的机制给了他很深的感触：“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家是俱乐部形式，是真正的自己要练、自己出钱练、找人练、弦子的独立自主意识特别强，而且人家孩子比我们还能吃苦，胆子大。”
“我认为我们国家在2008年之后要改变目前这种举国体制，体育要学会养活自己，要和市场经济融在一起。体育要变成一种精神追求和精神享受，尤其是竞技体育不改不行，一定不能像现在这样教练逼着练。”颜永平说。
而此时，中国体操队正带着五十多年的痛楚与骄傲，带着一个大国的新一轮梦想，坚定地朝2008奥运奔去。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高健的声音铿锵有力：“把备战奥运当成我们的生命线、生存线和生死线!”
下一站，北京。
她盯着这根长5米，宽0l米的棍子大概有十秒钟的时间了。
这个看起来只有4岁左右的小姑娘点了下头，脚下发力，一下子就跃起，跳上了这个离地一米左右，被称作平衡木的体操器械。
弯腰、屈背、翻转……一连串难以想象的动作并不流畅地完成了。旁边的中年女教练用湖北方言提示着下一个动作。
很快地，她完成了自己的节目。紧接着，又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姑娘开始了同样的过程，而在她的身后，还排着七八个孩子在摩拳擦掌。
此刻是2007年7月31日下午3时40分。湖北省仙桃市李小双体操学校的训练馆。现在里面至少有五六十个10岁以下的孩子在为后天举行的湖北省少儿体操比赛热身。
中国的体操工作者第一次见到平衡木，是在1953年苏联体操队来访。
他们急了，这东西“缺少配件”，怎么上得去呢?于是紧锣密鼓地制出了小梯子。然而，回到表演现场，一个个都惊讶得瞪大了眼睛：苏联体操队员双手扶着平衡木，一个纵身，跃到了器械上，潇洒轻盈。一个半月的时间，苏联国家体操队进行了20场表演，吸引了519000名观众。
来访的苏联教练一致认为中国人体型很适合练体操。自此，中国体操睁眼看世界。
是年11月，国家体操集训队正式成立。3年后，当台湾去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他们便在全国巡回演出，宣传体操。同年，国家体委举行少年体操比赛；各省、市也相继建立了各级体操队。1958年冬训，国家队下到南昌、南宁、昆明三城市，长达半年。举全国之力，体操队伍逐渐壮大起来。
当时国际体操大赛中，设立的男子项目有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女子的是自由体操、跳马、高低杠、平衡木。中国第一次有了这男6项女4项，是在1954年的13城市中等以上学校田径、体操运动会上。次年，体操队赴苏学习。又一年，运动员等级制度颁布了，当年的全国体操冠军赛诞生了我国第一批体育健将鲍乃健、陈孝彰等13人。
1955年，中国体操队奔赴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参加第二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这是中国的体操队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
此时，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沔阳中学(现仙桃中学)体育老师丁霞鹏被支到学校宣传队配合排练样板戏。《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这些样板戏中有很多翻跟斗、上蹿下跳的打斗动作。丁霞鹏此前曾经带领学生获得过荆州地区体操男女团体第二名，训练演员做这些动作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此时的丁霞鹏，成分不好，出身地主，再加上右派的帽子，一直属于靠边站的角色，尽管他通晓俄语、英语，已经四十的他在前途上似乎看不到什么希望了。
熟悉丁霞鹏的人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工作热情非常高的人，异常敬业，排练样板戏的经历激发了重拾体操的决心，他在沔阳中学开设了第一个体操班，地点设在学校废弃的猪圈。
今年41岁的李小双体操学校副校长彭友平是杨威的启蒙教练，尽管现在这个圆头圆脑的男人已经中年发福，肚子隆起，但在当年，他是丁霞鹏教练的第一批弟子。
“没有器械，师傅(丁霞鹏)自己做，保护的海绵垫都没有，师傅就在地上铺厚厚的稻草，盖上布就行。翻跟头、练空翻一样都不少。他当时还在受批判，不在的时候就让我们自己训练。”
郑李辉的启蒙教练颜永平这时也走入了体操训练班，和丁霞鹏一样，他出身也不好，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军官。拨乱反正后，他在一所高中担任体育老师。
当时的体校，仅有一个体操班，没有专门的校舍，在县工人文化宫后的空地上建了简易的练功房，借了篮球场看台封砌而成的几间平房。教工就丁、颜两人。丁任校长兼教练，颜任助理教练兼生活管理员。
李大双李小双兄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被挖掘出来的，当时他们还叫“李丰华、李卫华”。从体操的专业选才标准来看，他们并不特别符合标准——罗圈腿、肚子大、肩部柔韧性不好。
但是两个小男生腿部力量不错，爆发力好，也就先选人了。
数年之后，郑李辉、杨威也都相继被挑中。
就在丁霞鹏等人率领学生在猪圈中训练的时候，1971年，杭州，沉睡了六年后，全国体操比赛恢复了。1972年，少年体操比赛恢复，楼云、何秀敏等第四、五代运动员在此孕育。1973年，继“乒乓外交”后， 中国体操队访美，这是与西方体操来往的一个转折点。
1978年，中国政治的春天带来了体育的春天。
“中小学基层运动队——业余体校——重点业余体校——体工队”层层衔接训练网开始系统建立，“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一种在日后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引起了巨大争议的举国制度逐步明确。更为重要的是，当年，在法国，国际体联同意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重归世界体坛。
中国式崛起
1979年，马燕红，一个15岁的中国小姑娘，在美国沃思堡二十届世锦赛的高低杠上宛若戏花玉蝶。她上下翻腾，左右回旋，最终以惊险的独创绝招“马燕红下”征服了裁判与观众，捧走了中国体操第一枚世锦赛金牌。
前面的付出现在开始有了回报。
1983年，22届世锦赛上，一些友好的外国教练跪在地上划十字，祈求中国胜利。彼时，一场中苏之间“强硬男子汉的对话”正激烈地进行，随着中国选手童非以漂亮的720度旋转落地，中国男团最终以0.1分战胜了实力最强的苏联队，震惊全世界。
1984年，中国体操队首战奥运，夺五金归国，“三金一银”的李宁成为体操史上的一个神话，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年，国家体委决定在全国设立难新动作评奖活动，许多有价值的动作由此诞生；为了引起队员对落地不稳的重视，又设立了落地稳定奖；同时，体委提出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指导思想，拓宽训练路子，鼓励有条件的行业、厂矿、企业、高校设立高水平运动队；八十年代中期，体操学校遍起拔起……
中国雄心勃勃，世界体操的“中国时代”呼之欲出。梦之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体操，属于中国的梦之队。
1994年，德国多特蒙德。第三十届世锦赛上，以李小双为领军人物的男子体操队战胜俄罗斯队。
当中国选手踏上世界团体冠军台时，人们或许还不知道，世界体操也跨进了中国时代。此后的31届到34届世锦赛，中国男队4次蝉联团体冠军。2000年，中国以上一个世纪孕育的力量开启世纪初的辉煌，以李小鹏为领军人物的中国体操队夺得第一枚奥运团体金牌。至2004年底，中国体操拥有46名世界冠军，就有32名诞生于速10年。
对仙桃体操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梦幻时代的开始。
1990年，仙桃培养了第一个亚洲冠军——李小双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亚运会体操比赛中，获团体、自由体操冠军。
“这是迈进国家体委大门的一个敲门砖。”仙桃市体育局前局长张守国回忆。
这名长袖善舞的官员被当地人认为为仙桃体操的走出去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是家家拜到啊，我记得的有国家体委群体司业训处田文惠处长、竞技司司长段世杰。可以说，凡是涉及到体操的部门我们都跑到了。我敢说，在国家体委领导中留下了一个相当深的印象。”张守国说。
从这次开始，仙桃和北京“算是搭上了关系”。
次年，仙桃举办了全国体操教练培训班，“这次培训班可以说第一次让全国体操界了解了仙桃，和全国体操界的朋友联络了感情。”张守国说。
1992年，仙桃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大赛——全国少儿体操比赛分区赛。“我们决心要大搞，我們向市里申请了30万的经费来修体育场的看台，还向仙桃的各界企业集资了70多万。我们把小双请回来，在开幕式上搞了市里的颁奖大会，还搞了飞机跳伞仪式，入场式规模非常大。很多搞体操的都说像这么大规模的体操比赛还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在体育场里搞开幕式啊。”张守国对此记忆犹新。
和国家队保持关系是重要的，“每次有大赛或者出差我们都和市里领导去北京看望我们的队员，请教练和领导吃饭啊，沟通感情。体委体操队的领导都说，你们仙桃是和我们联系最紧密的。”张守国说。
在当地编的《长江中游体育文化》中如此评价当地的几任体育官员：第二任县体委主任万家金在“左”的冰雪尚未消融时，果敢地将丁霞鹏连同体操班接进县体委，为仙桃体操事业走上正规化发展的轨道，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第三任体委主任尹长海，在体操项目下马的寒风刮来时，充当了仙桃体操事业的保护伞。第四任体委主任张守国在任期间，上武汉，上北京，为仙桃体操事业筹措经费不遗余力，奇招频出。
体操搭台，经济唱戏
在中国，体育，从来不单纯作为体育而存在，更多时候是和光荣、梦想、国家利益、民族自豪感……这些伟大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
在仙桃，体操也不单纯是以体育项目的形式存在。事实上早在1992年，仙桃人就已经有了将体操和城市形象结合的意识。当年，李小双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勇夺自由体操金牌。
据张守国回忆：“1992年仙桃第一次成为了全国经济百强县，市里在北京搞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打出的横幅是‘奥运冠军李小双家乡人民向首都人民问好’，效果很好。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把仙桃和体操结合起来。”
已经升任随州市委书记的马清明在2000年到2006年担任仙桃市委书记，此前他担任的是市长一职。诸多当地人士认为，他是对外打出体操这张名片的最有力推手。
把体育作为城市名片的想法或许源于他一年前的一次考察经历：1999年，马清明带队去大连考察，和大连市政府领导交谈时，对方对仙桃毫无印象，但马清明提及这里是李小双的家乡，对方马上就有回应，并建议说你们出了这么多世界冠军，为什么不打体操牌呢?就像我们大连就是中国的足球之城嘛。
与此相呼应，2000年3月，国家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向仙桃赠送了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书写的“中国仙桃体操之乡”牌匾。此后，这一称呼被有意无意地简称为“中国体操之乡”。
马清明此后借势打出了“中国体操之乡”、“湖北温州”、“武汉后花园”、“中部投资洼地”、“轻纺名城”这5张城市名片。其中，体操排在了第一位。
“打好体操这张牌，让世界了解体操，最后过渡到经济的招商引资上。马书记绝对不是只看到了体操的体育价值。”李小双体操学校前任校长、现任总教练颜永平分析。
事实上，这种“XX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正是地方政府招商的“常规做法”，仅在湖北各地就有：襄樊市的“中国襄樊国际诸葛亮文化节暨中西部经贸洽谈会”，在今年又举行了“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大型庆典活动暨文化旅游节”。2004年11月，在曹禺剧本《雷雨》发表70周年之际，潜江市举办了“中国(潜江)曹禺文化周”。2002年10月25日，孝感市委、市政府举办《董永与七仙女》特种邮票首发式暨首届文化艺术节。
在当时媒体的报道中，仙桃用体操招 商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2004年10月，仙桃举办了首届国际体操节。当天，出席开幕式的嘉宾就有湖北省政协主席王生铁、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王钧、湖北省副省长蒋大国等要员。在“相约中国体操之乡”歌会上，彭丽媛、阎维文、汤灿等名演员相继出现。体操名将霍尔金娜、涅莫夫、冢原直也等人和中国队一线主力同台竞技。
当天仙桃万人空巷，“第一次举办这种大型活动，周边县市的人都觉得很新鲜，于是都跑过来看。”仙桃市招商局副局长金勇回忆。
龙永图评价：“仙桃找到了一个融入世界的切入点，那就是——体操。”新华社发文称：体操正成为这个城市的情结，成為一张亮丽的名片。
开幕式前一天，组委会经贸洽谈组宣称：盛会已成功“赚”来了眼球，完成60多项协议、引资30个亿的目标已经不成问题。
2005年，在香港湖北周上，起初，仙桃招商展台关注度不高，市政府把李小双、李大双、杨威、郑李辉四个奥运冠军请到香港作形象大使，马上吸引了众多香港媒体前去采访。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仙桃投资说明会上，级场签订了29个项目，涉及的总投资额达29.44亿元。
其时，中国体操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在2004年举办的希腊雅典运动会上，在世界体操的发源地，中国体操队遭遇滑铁卢——男团第五，女团第七，仅滕海滨获男子鞍马一枚金牌。而女子队连为数不多的传统强项之一平衡木也丢了。
2006年
谷底之后，是另一个高峰。2006年，第39届的世锦赛。丹麦见证了中国体操史上最光芒的时刻，八块金牌，男团女团双双夺冠，杨威与程菲携手，谱写中国体操史又一神话。
此时的仙桃却是另一番景象。
当年8月，马清明调任随州市委书记，接任者为周霁。
9月，第二届国际体操节开幕，其时，恰逢仙桃建市20周年。在之前的宣传活动中，“两节”大型综艺晚会19日将在仙桃一中体育广场举行，多位大牌演艺明星将登台亮相。
不料因衔接原因，文艺晚会没能请到陈慧琳等主要演员，19日当天，仙桃市“相约体操之乡大型综艺晚会筹委会”发布公告，宣布晚会取消。这一行动直接导致损失人民币30多万元。事后，市政府副秘书长周升平和艺术团团长因此下课。
2007年7月，仙桃市纪委发布消息．查处体育局局长徐建龙，报道称“徐建龙主要存在收受贿赂、侵吞和虚报公款、挪用公款供他人经营谋利、利用职务便利从事营利活动、生活作风以及参与抹牌赌博等问题。经市纪委提请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先免去徐建龙的党内外职务，待案件调查终结后再作纪律处分。”
“新来的市委书记有自己的发展思路。”仙桃市委一位官员说“此前马书记的工作有些超前，很多空档要填。”“仙桃体操的辉煌是过去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不多提了，关键的是经济的发展。”这位官员说。至于第三届体操节，“如果2008正常举行，我们现
在就应该开始筹备了，但我们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在仙桃市招商局副局长金勇看来，“招商引资工作还是要靠既有的手段和规律来做，外商来投资不是因为你有奥运会冠军，而是软硬件设施。体操，只是起到一张名片的作用。”
以奥运之名
仙桃市最大的广场叫作体操广场，引人注目的是上面有四个汉白玉雕像，分别是四个世界冠军半身像。
和其他地方政府一样，仙桃对于奥运冠军也有着特殊的照顾和奖励。李小双兄弟的姐姐先是照顾当公交车售票员，后来又被安排到自来水厂当工人，杨威的姐姐下岗后去了物价局当会计，郑李辉的弟弟被照顾去开一个电脑体操彩票销售点，和他一起的还有杨威的姐夫。
杨威的父亲杨元品的别墅位于仙桃一处“高档社区”中，带有前后花园和车库，总面积达700多平方米。这是体操冠军杨威在仙桃的家，旁边的邻居是郑李辉。别墅名叫“奥英楼”，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奖励的，连地皮一起，对外宣传号称价值50万。
但在当年，今天的一切是根本无从想到的。
小双大双的父亲是码头搬运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的主要经济收入是靠爷爷在县招待所做饭的工资。杨威父母以前是化肥厂工人，后来去麦芽厂。郑李辉的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父亲是市里车队司机，母亲在副食公司上班。
体操学校总教练颜永平向我们介绍了现在孩子们的家庭背景：“我们这里130多个小孩，百分之八十的父母都是做生意的，自己太忙，没时间照顾孩子。他们也能掏得出学杂费。仙桃本地家庭的孩子占的比例已经很小了。”
体操学校副校长彭友平讲述了学体操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孩子的重要性——按照国家规定的“运动灶”伙食补助标准，当时的他一个月可以拿到6块钱和6斤粮票。15岁时他代表湖北省参加全国比赛，拿到了跳马亚军，回来后，学校将他的生活补助从6块钱调到了9块。16岁时他代表家乡出战再获佳绩，生活补助从9块涨到了15块，这是当时地方给予运动员生活补助的上限。彭友平说当时自己的父亲月工资也仅有21元，自己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却拿到了15块，在当时，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个收入。
除了生活补助之外，那个时候彭友平还从运动队里得到全面的生活保障——春夏秋冬四季，每一个季节都发新衣，从外套到内衣，甚至到袜子，全都是发的。
这一切对于今天体操学校的孩子来说，已经是遥不可及了。现在的体操学校一年收费要8000多元，如果算上来回的交通、父母的探望、衣服等费用，一年下来一万多是少不了的。
在彭友平看来，现在体操学校面临着巨大挑战，选才范围的缩小给他们培养人才出了不小的难题。在现有举国体制下，只有像他们这样的初级人才培养机构和市场实现了对接，而接下去的人才培养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能不能出冠军、出奥运冠军依然是考察工作成绩的最重要标准。
颜永平的儿子在芬兰NOKIA公司做工程师，孙子也出生在芬兰。他出国探亲的时候专门考察过外国的少年体操培训经验，对于一个在体委系统内工作了一辈子的老教练来说，不一样的机制给了他很深的感触：“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家是俱乐部形式，是真正的自己要练、自己出钱练、找人练、弦子的独立自主意识特别强，而且人家孩子比我们还能吃苦，胆子大。”
“我认为我们国家在2008年之后要改变目前这种举国体制，体育要学会养活自己，要和市场经济融在一起。体育要变成一种精神追求和精神享受，尤其是竞技体育不改不行，一定不能像现在这样教练逼着练。”颜永平说。
而此时，中国体操队正带着五十多年的痛楚与骄傲，带着一个大国的新一轮梦想，坚定地朝2008奥运奔去。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高健的声音铿锵有力：“把备战奥运当成我们的生命线、生存线和生死线!”
下一站，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