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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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末五代,王室衰微,兵变不止。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最后一次兵变,“黄袍加身”,代周建宋,听取赵普“三策”,控制节度使,又“杯酒释兵权”,加强了中央集权,后来,沿用隋唐的科举制,重建三省六部,加强法制,改革税制,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比之唐代,宋朝的版图缩水严重,且边患不止,兼之统治者偷安苟且,已经不复盛世气象,但在客观上,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大发展,乡镇崛起,贸易繁荣。宋朝“重文轻武”,在政界,出现了不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豪杰之士;在思想文化领域,一度出现了古文运动和短暂的“百家争鸣”,书院盛极一时,宋词成为“一代之文学”。
  杨家将与岳家军:从南北统一到偏安一隅
  宋太祖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先后荡平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政权。南唐后主李煜的“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就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生动写照。继之,宋太宗又迫使泉漳、吴越献地,攻灭北汉,结束了长期以来分崩离析的割据政局,宣告南北大统一的基本成型。
  北宋后期,内忧外患,国运维艰,尽管在庆历和熙宁年间,有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力行变法,但朝廷积重难返,变法失败。到徽宗朝,权臣蔡京纠合童贯等,朝政大乱,官方巧取豪夺,民不聊生,宋江、方腊先后起义,把北宋王朝推向危亡的边缘。徽宗妄图联金灭辽,终于被金所灭,徽宗、钦宗屈辱客死金国,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即位,重建宋王朝,后定都临安,对金称臣,史称南宋。
  高宗之后,南宋虽然也经历过孝宗时期短暂的中兴,但偏安的朝廷苟延残喘,开国152年后即被蒙古人的铁骑攻灭。
  孔孟之后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场盛会:鹅湖之会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著名学者吕祖谦邀请理学大家朱熹和心学大家陆九渊,同往信州铅山县东北(今江西上饶市铅山东南)的名胜鹅湖寺聚会论学,史称“鹅湖之会”。会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主张“先致知而后存心”;而陆九渊则强调“发明本心”,主张“先存心而以易简自高”,双方各执己见。一辩就是三天,虽然最后不欢而散,但其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小小的鹅湖书院也因这场辩论而青史留名(13年后,陈亮往上饶拜访辛弃疾,二人于鹅湖寺相聚,共商恢复大计,以词唱和,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即作于此)。朱熹后来返回福建,写下《题分水关》一诗,“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表达了求同存异的愿望。再后来,陆九渊的心学传至明代,经王守仁的发展,形成一个比较精致的哲学体系,世称“陆王心学”。
  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其毕生心血——《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材,科举必备。朱熹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几经宦海浮沉,所到之处以教化为己任,重建了庐山五老峰东南的白鹿洞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并亲拟学规,编撰教材,门人弟子遍天下,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作为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
  陆九渊为宋明两代“心学” 的开山之祖,在理学盛行之际,其以卓然个性而别开生面,融合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良知”“良能”的观点,主“心(我)即理”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六经皆我注脚”等言论可谓振聋发聩。曾出知荆门军(辖今湖北荆门、当阳两县),政绩颇著,又不忘教育,常授徒讲学,社会风气大变。
  众里寻他千百度
  两宋时代,汴州、杭州一时繁华,统治者乐不思蜀。而在民间,税赋之重令人咂舌。总之,盛唐时代的那种从容与大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浮生若梦:《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与《清明上河图》
  《东京梦华录》,作者孟元老。金灭北宋,大批臣民亡命南方,汴梁的富华景象如梦幻泡影,而孟元老就是其中的一员。南渡后,他常忆东京之繁华,于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撰成《东京梦华录》,自作序。所谓“梦华”,引用《列子·黄帝》黄帝梦游华胥国其乐无穷,表现了作者对北宋汴梁的追念之情。
  《武林旧事》,作者周密曾祖随宋室南渡,历任临安府、两浙转运司幕职,义乌知县,后宋亡,不仕,寓杭州。抱遗民之痛,致力故国文献,著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等书。杭州城区古称武林。《武林旧事》成书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以前,此時南宋已经故去已十年,所以称“旧事”。


  另一部为宋朝盛世留影的传世之作,便是大画家张择端创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展现了汴京以及汴河两岸的风光和市井的繁荣景象,郊外悠哉游哉的耕牛与接亲娶妻的队伍相映成趣,汴河桥上车水马龙的热闹、河中神情紧张的船工与船上游人饮酒唱茶的闲情对比鲜明,而在街市上,三教九流和谐共生,各得其所。据上文提到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活跃在东京汴梁的人们,注重仪容,讲信修睦,不同的人穿不同的制服,连乞丐也不例外;人们互帮互济,其乐融融,一有需要,就有人伸出援手。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轿子,就是宋朝人发明的。
  然而,繁华的背后,是难言的凄楚。有学者认为,《清明上河图》虽然场面热闹,但表现的并非繁荣市景,而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官兵懒散税务重。
  朱熹:古来刻剥百姓的办法,本朝全有
  宋朝税负确实很重,与其建国初期就已初现端倪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不无关系。朱熹称古来刻剥百姓的办法,本朝全有。南宋土地减少了三分之一,税收却增加了三分之二,创造了一亿二千万的记录。税收主要来自专卖:盐,北宋末年四千万贯,茶叶和酒南宋都在一千万上下。商税一千万上下,农业两税五千七百万贯。杂税名目繁多,南宋光“经总制钱”就有二千万贯。百姓贩卖私盐二十斤处以死刑。私贩茶叶也是二十斤处死。
  宋朝土地兼并严重,千分之二三的人占据着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约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口在他们的土地上耕种和接受盘剥。百姓除分夏秋两次征收的两税之外还有户税和徭役,王安石变法废除了“差役法”,再交一次钱免役,已经是最大的德政了。
  文人生活:红袖添香夜读书
  生活在宋朝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文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当初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时,启发诱导石守信等人“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谁曾料想会造成一种及时享乐的风气?
  在朝廷之上,刚正严谨的大臣,退朝以后便在红袖飘拂之中放浪形骸,两种面目两样姿态,让人诧异。
  宋代文人为何读书?不妨以宋庠宋祁兄弟的事迹为例。有一年元宵节,宋庠到书院内读《周易》,听闻他的弟弟——学士宋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第二天就派人带话:“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吃一种煮的很烂的菜粥)时否? ”宋祁笑答:“却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州学吃齑煮饭是为甚底(为的是什么)?”可谓一语道破宋代大多数文人的为学之道——读书只为稻粱谋。其实,上所施下所效,宋真宗曾手笔《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对于南宋虚幻的盛景,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写道: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何尝不是阅尽浮华,找到自我的词人心境的真实写照呢。相比之下,林升的《题临安邸》就露骨多了: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编辑/书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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