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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既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愿望,也在外交舞台上展现了新中国领导人高超的斗争艺术。更重要的是,这些外交活动,对于揭露美国的阴谋和结束朝鲜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
美国入侵朝鲜及台湾海峡,中国发出严正警告和抗议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爆发不久,美国即插手进来,并且决定入侵朝鲜。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直接介入朝鲜战争,并命令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并纠集15个国家拼凑成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紧急入朝,支援南朝鲜李承晚政府。
美国入侵朝鲜特别是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后,新中国领导人立即在国际上做出强烈反应。除了声援朝鲜,还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插手中国台湾事务给予愤怒声讨和严正抗议。
由于美国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已经涉及新中国主权,因此新中国领导人的强烈抗议首先针对美国侵略台湾问题。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和“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8月24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控告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当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将中国政府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列入联大议程时,美国政府却倒打一耙,向联合国“控告”中国“侵略朝鲜”。这样,在当年的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即由中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诬蔑中国而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因此,中国政府一方面积极准备在联合国会议上揭露美国,一方面多次向美国提出抗议和警告。新中国领导人在对美国的警告中,很重要的内容是:美国不要派兵入朝支持李承晚政权,不要扩大它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美国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美国军队如果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当时,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到这一点。
但是美国将中国的抗议当做耳旁风。9月15日,美国军队成功地在仁川登陆,将朝鲜人民军切为南北两半,并且急速向已经攻入朝鲜南部的朝鲜人民军包抄过去。当美李军队在朝鲜南部军事上得手后,即有部分美李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方推进。鉴于此,周恩来再次对美国发出警告,要求美国军队退回三八线以南。9月22日,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利回去保卫祖国。”这个声明一方面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一方面也对美国企图进犯朝鲜北部提出警告。虽然声明中只提到“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回去保卫祖国”,但这已经强烈暗示:美国如果进犯北朝鲜,中国将派兵入朝作战。
但美国认为,中国刚刚结束内战,经济凋弊,军队只有陆军一个军种,装备也破烂不堪,是不敢与世界上装备最好的美国军队交手的,中国政府的警告不过是“虚声恫吓”和“外交上政治讹诈”。因此,美国决策层对中国政府的警告置之不理,而美国在前线的指挥官更是狂妄得很,认为消灭北朝鲜人民政权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他们根本不理睬中国政府要他们撤回三八线以南的要求,继续实施其占领北朝鲜的计划。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希望朝鲜战事不扩大,能够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于是决定通过“中间人”传话的方式,再次对美国发出警告。
中国政府通过印度政府
再次向美国发出外交警告
当时,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美国没有外交联系。新中国领导人为了把中国政府的态度和意见更明确地传给美国,想到了印度。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同东西方两大阵营都保持着正常的国家关系,但由于长期遭受殖民统治且独立不久,因而与支持民族独立的苏联关系更好一些,与新中国关系也很好。新中国成立不久,印度即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印度想通过外交协调解决问题。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鲁在事先征得中国的意见后,分别致函斯大林和艾奇逊,以协调苏美立场,消除分歧。他提出的办法是:消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的僵局,以便使中国人民政府的代表能在安理会占有其地位,苏联能回到安理会来;并使苏联、美国和中国能在安理会机构以内,或在安理会以外,经由非正式的接触,在其他爱好和平国家协助之下,为停止冲突,并为朝鲜问题的最后解决寻求基础。他的这个办法,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突出了新中国的地位,也得到了斯大林的积极回应。7月15日,斯大林复函尼赫鲁:您认为宜经由包括中国人民政府在内的五大国代表必须参加的安全理事会,来使朝鲜问题得到和平处理,这一观点,我完全赞同。此外,1950年9月初,印度政府代表在五届联大上提议: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印度的这些活动明显倾向于中国和苏联的立场。虽然尼赫鲁调解朝鲜战争双方的努力因为美国的拒绝而失败,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上关于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大的提案也因美国的阻挠未获通过,但印度领导人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新中国领导人的关注,并认定,倾向于中国和苏联、与美国也有外交关系的印度,是向美国传递新中国领导人信息的最合适的“中间人”。
于是,新中国领导人决定,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出面,通过印度,再次向美国发出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而美国也恰恰选中印度作为摸新中国领导人“底牌”的“桥梁”,并通过英国向印度透露此意。在此背景下,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便担负起了“斡旋”的重任。9月25日,聂荣臻奉命会见潘尼迦。双方谈话的主题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中美关系。潘尼迦说:“我丝毫不怀疑,没有任何人能征服中国,击败解放军。我所担忧的是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将要使中国的建设拖后十年、八年。”这实际上是向中国表明:如果中国决定在朝鲜与美国较量的话,新中国的建设将受到严重影响。但是,聂荣臻明确表示:“如果帝国主义者果真要发动战争,那么,我们也只有起而反抗了。”潘尼迦又提醒说:“中国的工业,不是在沿海就是在中国东北满洲,一旦发生事故,是很容易遭受破坏的。”聂荣臻坚定申明:“一旦战争起来了,我们除了起而反抗外,是别无它途可循的。”
聂、潘谈话的内容自然很快通过英国传到了美国决策层,但是,美国国务院研究后却认定,这只不过是中国恫吓威胁的宣传而已。
印度政府也及时把国际上的一些情况向中国政府通报。9月29日,尼赫鲁派潘尼迦交给周恩来一封信,信中对印度努力在联合国争取新中国席位、台湾问题、朝鲜问题等事作了通报。
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节大会上作了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中警告美国: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远不怕反抗侵略的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杀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喜庆日子,但这一天却发生了许多大事:《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上述讲话;美国前线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公然要求金日成无条件投降;大批美韩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毛泽东收到了金日成的求援信,也收到了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电报。面对如此严峻而复杂的局面,毛泽东陷入反复思考之中。历史纪录片留下了当时毛泽东在中南海一边散步一边思索的镜头。
10月2日深夜,毛泽东和周恩来得到了南朝鲜军队已在东海岸越过三八线向北进犯了15公里的确切消息。另一个消息说,沃克指挥的美国部队也已经越过三八线。至此,毛泽东关于美韩军不能越过三八线的底线已经被美国突破。毛泽东早就说过这样的话: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要管。既然美军越过三八线已经成为事实,毛泽东和周恩来就下定决心,派志愿军援助朝鲜。但是,出兵朝鲜,是牵动中国全局的大事,也是影响世界局势的大事,毛泽东要把这个打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清楚,以得到政治局多数同志赞成,同时也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因此,毛泽东一方面召集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把这个打算通知了苏联的斯大林。
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中国政府仍希望能够和平解决朝鲜冲突。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决定再次通过印度向美国传话。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召见潘尼迦,向他郑重说明中国政府对待朝鲜战争的严正立场。
在会见中,周恩来说,朝鲜问题应该和平解决。现在,“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潘尼迦告知周恩来,他已将此事报告给印度政府,尼赫鲁总理已经分别向英、美政府提出警告,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也已把你10月1日对美国发出的警告在记者招待会、安理会以及联合国大会上进行了宣读。之后,周恩来接着说:“关于朝鲜事件,我们曾经交换过意见。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我在10月1日的报告中也声明了我国政府的态度,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尽管在三国外长会议中有了协议,不经联合国同意,不得越过三八线,但是美国政府不一定受其约束。”潘尼迦随即问道:“阁下所称朝鲜事件应该地方化,是否指朝鲜战事应该限于三八线以南?或是指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周恩来强调:“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外国军队应该撤退,这对于东方的和平是有利的。朝鲜事件地方化的意见,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周恩来明确表示了两条:“第一,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以扩大战争,我们要管,这是美国政府造成的严重情况。第二,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周恩来和潘尼迦谈话结束后,双方谈话内容合乎情理地很快就由印度方面转给了英国和美国。纽约时间10月3日上午,美国得到了尼赫鲁转来的报告。但美国在接到报告之前,已经在朝鲜战争中走得太远了。
9月27日,杜鲁门已经给麦克阿瑟发出了正式的命令:“你的军事目的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为达此目的,授权你在朝鲜的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包括两栖登陆和空降或地面行动。”
9月29日,国防部长马歇尔给麦克阿瑟发了一封“只许他本人阅读”的电报。马歇尔在电报中说:“我们要你在战术和战略上放开手脚,向三八线以北推进。上述宣告在联合国会引起尴尬,因为人们显然不愿意就越过三八线这一问题进行必要的投票,而是想看到,你已认为在军事上有必要如此行事。”
同一天,韩国李承晚手下大批军队开始在西海岸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
如果联合国军的行动到此为止的话,事态也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失控,朝鲜问题仍存在着和平解决的一线生机。当时,美国国务院也不是一点事情没有做,他们把周恩来在10月1日发出的警告转给了国防部长马歇尔,随后陆军部又通知了麦克阿瑟。但是,已经沉迷于消灭北朝鲜计划的马歇尔和麦克阿瑟没有理会这一信息。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印度方面再度传来了中国政府的声音。
但是,潘尼迦转达的新中国领导人的警告没有受到美国决策层应有的重视。杜鲁门对印度人的话半信半疑,他评论说,潘尼迦“曾时不时地为中国共产党人效力”。杜鲁门怀疑周恩来的警告可能是一种宣传策略,或者是企图阻止联合国大会通过干预朝鲜的决议。美国高层中也不是没有人重视周恩来的警告。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专家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就说过:虽然周恩来发出的信息“无疑含有极大的虚张声势的成分”,但他觉得美国不能完全以为这是虚张声势,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北只使用韩国军队,联合国的空军和海军可提供支援。但这一建议也没有被美国决策层采纳。
美国根据潘尼迦的信息所采取的唯一直接行动是,经杜鲁门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了一份通知。通知说,万一“在朝鲜的任何地方发现中共公开或秘密部署的主力部队”,只要“有获胜的机会”,他仍可以继续行动;但是,除非得到华盛顿的授权,否则不得对中国境内的目标采取行动。这个意思很明确:即使中国派军队入朝作战,美国军队仍然要按照既定计划向北推进,只是暂时不对中国境内目标实施攻击。但麦克阿瑟对这一指令也没有完全遵守,美国在朝鲜的侦察机甚至作战机早就越过中朝边境,侵入中国领空了。
当时,美国决策层几乎所有的人都轻视新中国。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能力和新中国领导人的决心根本不予考虑。这一点,曾经作为“中间人”的印度人看得十分清楚。1951年,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在见到周恩来时曾说:“当时,我正在华盛顿任印度驻美大使。每次您与潘尼迦大使谈话后,我都从我们政府得到指示,并即刻与美国国务院联系。我曾警告美国国务院,如果继续进军,势必迫使中国采取行动,到那时将后悔莫及。当时,美国国务院认为我们东方国家只是说说而已。”“自从你们起而抵抗以后,现在美国政府中甚至最反动的,也都承认他们做错了。”
后来,周恩来也曾回忆过这段历史。他说:“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7日,美国政府再次操纵联合国通过了“统一”朝鲜的决议。10月9日,麦克阿瑟发出了向平壤进攻的命令。接着,又有大批美军越过了三八线。这样,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希望已最后破灭。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
10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随后,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上
揭露美国的侵略行径
中国在派志愿军入朝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也着手在国际上开展外交斗争,揭露美国的侵略行径,争取国际支持。
前文说过,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后,美国反咬一口,向联合国控诉中国“侵略朝鲜”。联合国决定请当事国到联合国讨论此事。10月2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同意由中国派代表到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上讨论“美国侵略台湾案”。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商议后,决定组成新中国赴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由伍修权任特派代表(同时也是新中国赴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任顾问,龚普生、安东、陈忠经、浦山、周砚、孙彪、王乃静为代表团成员,前往联合国。代表团组成后,周恩来以外长名义于10月23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7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共9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电文还提出,代表团成员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护照,因中国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特请赖伊帮助中国代表团成员办理赴美入境手续。不久,联合国就通知中国政府说,入境签证地点安排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并从那里前往美国。
美国虽然能够操纵联合国,但请中国代表团来联合国讨论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美国也不好反对。11月14日,中国代表团9名成员登上了飞往苏联的民航班机。11月20日,中国代表团飞抵布拉格办理了签证手续。11月23日,中国代表团由布拉格乘飞机经瑞士到达伦敦,之后又换乘了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直飞纽约。11月24日,中国代表团飞抵纽约,苏联代表马立克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以及联合国礼宾联络科长到机场欢迎,美国一些进步人士也到机场欢迎。伍修权在机场发表了以争取和平为主旨的简短讲话。中国代表团到达联合国后,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也成了美国以及世界各大报的要闻。但美国政府对中国代表团十分反感,还操纵少数国家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上对中国代表出席会议进行阻挠。埃及代表则力主正义,表示,讨论有关某个国家的问题,让这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符合联合国宪章,并且已有先例,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联合国是顺理成章的事。经过激烈辩论,大会再次做出决议,重申了对中国的邀请,并立即通知了中国政府。周恩来外长随即复电说,中国代表团已在纽约,随时可以参加会议。
1950年11月27日,伍修权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主席的邀请下,首次出席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受到了苏联代表和许多进步国家的欢迎。伍修权在联合国官员的引导下在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席卡的座位落座,这是新中国代表首次在联合国亮相。这既使美国气恼和惊恐,也引起世界各国关注。会场的记者和摄影师对着中国代表团成员又是照相又是拍纪录影片。第二天,世界各大报都发表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照片和新闻。
1950年11月28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在安理会会议厅代表中国政府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在揭露了美国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并揭露了美国的阴谋是“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之后,谴责美国侵略朝鲜。他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三项建议中的第三项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以和平方式处理朝鲜问题。伍修权的演说,有力地揭露了美国在朝鲜的阴谋,震动了会场,全场鸦雀无声。美国代表十分被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说,中国代表的发言使“我的政府感到不愉快”。杜勒斯表示:他当时“被一种悲哀的情绪支配着自己的感情”。相反,伍修权的演说受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爱好和平国家的赞成。他演说结束后,许多人上前同伍修权热烈握手,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欢迎和祝愿。
国内舆论也配合着外交斗争。11月30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都用大字标题整版地刊登了伍修权在安理会上发言的有关消息和发言全文。《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这样评论道:“它与我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部队在朝鲜前线的英勇作战,同是对于制止美国扩大侵略战争,与维护远东和平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也发表社论和评论,高度评价伍修权在联合国的发言。
1950年11月29日,安理会安排讨论美国诬蔑新中国的所谓“侵略朝鲜案”。美国企图借此作国际舆论上的反击。他们事先安排了南朝鲜的代表第一个发言,对此,中国代表团表示抗议,拒绝参加讨论。当蒋介石的代表蒋廷黻全部使用英语发言后,伍修权予以反击,并讽刺道:“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
11月30日,安理会继续就中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的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进行讨论。美国通过操纵表决机器,否决了中国代表关于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者及美军从台湾和朝鲜撤退的提议。鉴于此,伍修权再度作了发言,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进行了揭露。12月7日,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将诽谤中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列入了联合国大会议程。12月15日和18日,联合国又分别通过了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无限期休会的两项决定。这样,实际上就取消了中国利用联合国揭露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只能把在联合国会场内的斗争转移到了会场外。12月16日下午,中国代表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伍修权向各国记者发表讲话,对美国操纵联合国拒绝新中国政府的合理的和平的建议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伍修权在讲话中再次揭露了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的阴谋,并且对于美国政府操纵联合国不让新中国政府代表团有继续发言的机会表示愤慨。伍修权讲话结束后,向各国记者散发了译成英文的发言稿。
在完成在联合国揭露美国侵略朝鲜阴谋的任务后,12月19日,中国代表团启程回国。离开美国前,中国代表团在纽约机场向报界发表声明说,我们为和平来到美国,虽然我们有利于和平的提案被美英统治集团加以拒绝,可是我们并不失望,我们将为和平继续奋斗。1951年元旦,中国代表团回国。
中国代表团的这次联合国之行,在国际上公开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罪行,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中朝方通过谈判桌上的斗争
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议
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与朝鲜人民军一起,接连打了五次战役,给予美国军队和李承晚军队以沉重打击。美国高层这才意识到,他们是不可能在朝鲜战场上取胜的,相反,不仅会陷入朝鲜战争不能自拔,还会削弱美国在欧洲与苏联对抗的力量。于是,他们决定通过停战谈判,尽快结束战争。
1951年5月17日,杜鲁门批准了寻求用停战谈判办法从朝鲜脱身的建议。但是,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也就没有正常的沟通信息的渠道,美国与朝鲜方面就更无法沟通。为向中国政府领导人和朝鲜政府领导人传递停战谈判的信息,美国政府通过非官方渠道找到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可夫·马立克,说明了美国方面的意图。苏联方面把这一信息告诉了中国和朝鲜。1951年6月3日,金日成秘密来到北京与毛泽东会晤,商讨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谈判可以,但美国必须停火,把军队撤离到三八线以南。毛泽东与金日成形成的这个意见,得到苏联方面的完全赞成。
但是,苏联政府只以中间传话人形式出现,主张美国与中国、朝鲜直接谈判。这样,中国政府就走上了与美国直接谈判的外交斗争第一线。
6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朝鲜战争的一年》中传达了中国政府同意进行朝鲜停战谈判的信息。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经广播电台向中朝军司令部发出希望举行停战谈判的信息。
毛泽东对这次谈判很重视,他把正在大连休养的周恩来召回北京,与他共同商定了谈判的原则问题。原则确定后,周恩来选定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为一线谈判主要负责人,又指派对国际问题富有研究的乔冠华担任李克农的助手。李克农一行临行前,周恩来特别交待,要认真听取朝鲜方面的意见,要先见金日成,与他们共同确定谈判方案,达到中朝双方的完全一致。因此,李克农一行赴朝后就去会见金日成。金日成指定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金昌满少将以上校名义为中朝方首席联络官。中朝方面很快组成了谈判代表团。中国方面确定志愿军方面由邓华、解方参加谈判代表团。朝鲜方面指派人民军总参谋长兼第二军团长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李相朝为代表。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次谈判。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中朝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中朝方谈判代表出席停战谈判,腰杆子也硬。相反,美李军队在战场上接连失利,他们的谈判代表也心虚胆怯。
停战谈判的核心问题,就是军事分界线怎么划。另一个重大问题,是战俘遣返问题。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美国和李承晚方面都耍弄种种伎俩,试图在谈判桌上得到他们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鉴于此,中国和朝鲜方面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同美李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原则,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谈判桌上揭露美李方面的阴谋的同时,在战场上也予以美李军以沉重打击,终于迫使美李方面不得不接受中朝方代表提出的原则。这样,谈判双方代表先后就军事分界线和战俘遣返问题最终达成正式协议。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朝鲜战争最终以中朝军队取得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
责任编辑 张荣辉
美国入侵朝鲜及台湾海峡,中国发出严正警告和抗议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爆发不久,美国即插手进来,并且决定入侵朝鲜。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直接介入朝鲜战争,并命令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并纠集15个国家拼凑成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紧急入朝,支援南朝鲜李承晚政府。
美国入侵朝鲜特别是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后,新中国领导人立即在国际上做出强烈反应。除了声援朝鲜,还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插手中国台湾事务给予愤怒声讨和严正抗议。
由于美国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已经涉及新中国主权,因此新中国领导人的强烈抗议首先针对美国侵略台湾问题。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和“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8月24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控告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当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将中国政府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列入联大议程时,美国政府却倒打一耙,向联合国“控告”中国“侵略朝鲜”。这样,在当年的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即由中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诬蔑中国而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因此,中国政府一方面积极准备在联合国会议上揭露美国,一方面多次向美国提出抗议和警告。新中国领导人在对美国的警告中,很重要的内容是:美国不要派兵入朝支持李承晚政权,不要扩大它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美国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美国军队如果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当时,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到这一点。
但是美国将中国的抗议当做耳旁风。9月15日,美国军队成功地在仁川登陆,将朝鲜人民军切为南北两半,并且急速向已经攻入朝鲜南部的朝鲜人民军包抄过去。当美李军队在朝鲜南部军事上得手后,即有部分美李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方推进。鉴于此,周恩来再次对美国发出警告,要求美国军队退回三八线以南。9月22日,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利回去保卫祖国。”这个声明一方面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一方面也对美国企图进犯朝鲜北部提出警告。虽然声明中只提到“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回去保卫祖国”,但这已经强烈暗示:美国如果进犯北朝鲜,中国将派兵入朝作战。
但美国认为,中国刚刚结束内战,经济凋弊,军队只有陆军一个军种,装备也破烂不堪,是不敢与世界上装备最好的美国军队交手的,中国政府的警告不过是“虚声恫吓”和“外交上政治讹诈”。因此,美国决策层对中国政府的警告置之不理,而美国在前线的指挥官更是狂妄得很,认为消灭北朝鲜人民政权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他们根本不理睬中国政府要他们撤回三八线以南的要求,继续实施其占领北朝鲜的计划。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希望朝鲜战事不扩大,能够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于是决定通过“中间人”传话的方式,再次对美国发出警告。
中国政府通过印度政府
再次向美国发出外交警告
当时,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美国没有外交联系。新中国领导人为了把中国政府的态度和意见更明确地传给美国,想到了印度。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同东西方两大阵营都保持着正常的国家关系,但由于长期遭受殖民统治且独立不久,因而与支持民族独立的苏联关系更好一些,与新中国关系也很好。新中国成立不久,印度即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印度想通过外交协调解决问题。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鲁在事先征得中国的意见后,分别致函斯大林和艾奇逊,以协调苏美立场,消除分歧。他提出的办法是:消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的僵局,以便使中国人民政府的代表能在安理会占有其地位,苏联能回到安理会来;并使苏联、美国和中国能在安理会机构以内,或在安理会以外,经由非正式的接触,在其他爱好和平国家协助之下,为停止冲突,并为朝鲜问题的最后解决寻求基础。他的这个办法,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突出了新中国的地位,也得到了斯大林的积极回应。7月15日,斯大林复函尼赫鲁:您认为宜经由包括中国人民政府在内的五大国代表必须参加的安全理事会,来使朝鲜问题得到和平处理,这一观点,我完全赞同。此外,1950年9月初,印度政府代表在五届联大上提议: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印度的这些活动明显倾向于中国和苏联的立场。虽然尼赫鲁调解朝鲜战争双方的努力因为美国的拒绝而失败,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上关于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大的提案也因美国的阻挠未获通过,但印度领导人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新中国领导人的关注,并认定,倾向于中国和苏联、与美国也有外交关系的印度,是向美国传递新中国领导人信息的最合适的“中间人”。
于是,新中国领导人决定,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出面,通过印度,再次向美国发出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而美国也恰恰选中印度作为摸新中国领导人“底牌”的“桥梁”,并通过英国向印度透露此意。在此背景下,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便担负起了“斡旋”的重任。9月25日,聂荣臻奉命会见潘尼迦。双方谈话的主题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中美关系。潘尼迦说:“我丝毫不怀疑,没有任何人能征服中国,击败解放军。我所担忧的是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将要使中国的建设拖后十年、八年。”这实际上是向中国表明:如果中国决定在朝鲜与美国较量的话,新中国的建设将受到严重影响。但是,聂荣臻明确表示:“如果帝国主义者果真要发动战争,那么,我们也只有起而反抗了。”潘尼迦又提醒说:“中国的工业,不是在沿海就是在中国东北满洲,一旦发生事故,是很容易遭受破坏的。”聂荣臻坚定申明:“一旦战争起来了,我们除了起而反抗外,是别无它途可循的。”
聂、潘谈话的内容自然很快通过英国传到了美国决策层,但是,美国国务院研究后却认定,这只不过是中国恫吓威胁的宣传而已。
印度政府也及时把国际上的一些情况向中国政府通报。9月29日,尼赫鲁派潘尼迦交给周恩来一封信,信中对印度努力在联合国争取新中国席位、台湾问题、朝鲜问题等事作了通报。
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节大会上作了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中警告美国: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远不怕反抗侵略的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杀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喜庆日子,但这一天却发生了许多大事:《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上述讲话;美国前线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公然要求金日成无条件投降;大批美韩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毛泽东收到了金日成的求援信,也收到了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电报。面对如此严峻而复杂的局面,毛泽东陷入反复思考之中。历史纪录片留下了当时毛泽东在中南海一边散步一边思索的镜头。
10月2日深夜,毛泽东和周恩来得到了南朝鲜军队已在东海岸越过三八线向北进犯了15公里的确切消息。另一个消息说,沃克指挥的美国部队也已经越过三八线。至此,毛泽东关于美韩军不能越过三八线的底线已经被美国突破。毛泽东早就说过这样的话: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要管。既然美军越过三八线已经成为事实,毛泽东和周恩来就下定决心,派志愿军援助朝鲜。但是,出兵朝鲜,是牵动中国全局的大事,也是影响世界局势的大事,毛泽东要把这个打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清楚,以得到政治局多数同志赞成,同时也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因此,毛泽东一方面召集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把这个打算通知了苏联的斯大林。
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中国政府仍希望能够和平解决朝鲜冲突。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决定再次通过印度向美国传话。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召见潘尼迦,向他郑重说明中国政府对待朝鲜战争的严正立场。
在会见中,周恩来说,朝鲜问题应该和平解决。现在,“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潘尼迦告知周恩来,他已将此事报告给印度政府,尼赫鲁总理已经分别向英、美政府提出警告,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也已把你10月1日对美国发出的警告在记者招待会、安理会以及联合国大会上进行了宣读。之后,周恩来接着说:“关于朝鲜事件,我们曾经交换过意见。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我在10月1日的报告中也声明了我国政府的态度,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尽管在三国外长会议中有了协议,不经联合国同意,不得越过三八线,但是美国政府不一定受其约束。”潘尼迦随即问道:“阁下所称朝鲜事件应该地方化,是否指朝鲜战事应该限于三八线以南?或是指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周恩来强调:“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外国军队应该撤退,这对于东方的和平是有利的。朝鲜事件地方化的意见,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周恩来明确表示了两条:“第一,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以扩大战争,我们要管,这是美国政府造成的严重情况。第二,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周恩来和潘尼迦谈话结束后,双方谈话内容合乎情理地很快就由印度方面转给了英国和美国。纽约时间10月3日上午,美国得到了尼赫鲁转来的报告。但美国在接到报告之前,已经在朝鲜战争中走得太远了。
9月27日,杜鲁门已经给麦克阿瑟发出了正式的命令:“你的军事目的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为达此目的,授权你在朝鲜的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包括两栖登陆和空降或地面行动。”
9月29日,国防部长马歇尔给麦克阿瑟发了一封“只许他本人阅读”的电报。马歇尔在电报中说:“我们要你在战术和战略上放开手脚,向三八线以北推进。上述宣告在联合国会引起尴尬,因为人们显然不愿意就越过三八线这一问题进行必要的投票,而是想看到,你已认为在军事上有必要如此行事。”
同一天,韩国李承晚手下大批军队开始在西海岸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
如果联合国军的行动到此为止的话,事态也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失控,朝鲜问题仍存在着和平解决的一线生机。当时,美国国务院也不是一点事情没有做,他们把周恩来在10月1日发出的警告转给了国防部长马歇尔,随后陆军部又通知了麦克阿瑟。但是,已经沉迷于消灭北朝鲜计划的马歇尔和麦克阿瑟没有理会这一信息。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印度方面再度传来了中国政府的声音。
但是,潘尼迦转达的新中国领导人的警告没有受到美国决策层应有的重视。杜鲁门对印度人的话半信半疑,他评论说,潘尼迦“曾时不时地为中国共产党人效力”。杜鲁门怀疑周恩来的警告可能是一种宣传策略,或者是企图阻止联合国大会通过干预朝鲜的决议。美国高层中也不是没有人重视周恩来的警告。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专家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就说过:虽然周恩来发出的信息“无疑含有极大的虚张声势的成分”,但他觉得美国不能完全以为这是虚张声势,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北只使用韩国军队,联合国的空军和海军可提供支援。但这一建议也没有被美国决策层采纳。
美国根据潘尼迦的信息所采取的唯一直接行动是,经杜鲁门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了一份通知。通知说,万一“在朝鲜的任何地方发现中共公开或秘密部署的主力部队”,只要“有获胜的机会”,他仍可以继续行动;但是,除非得到华盛顿的授权,否则不得对中国境内的目标采取行动。这个意思很明确:即使中国派军队入朝作战,美国军队仍然要按照既定计划向北推进,只是暂时不对中国境内目标实施攻击。但麦克阿瑟对这一指令也没有完全遵守,美国在朝鲜的侦察机甚至作战机早就越过中朝边境,侵入中国领空了。
当时,美国决策层几乎所有的人都轻视新中国。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能力和新中国领导人的决心根本不予考虑。这一点,曾经作为“中间人”的印度人看得十分清楚。1951年,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在见到周恩来时曾说:“当时,我正在华盛顿任印度驻美大使。每次您与潘尼迦大使谈话后,我都从我们政府得到指示,并即刻与美国国务院联系。我曾警告美国国务院,如果继续进军,势必迫使中国采取行动,到那时将后悔莫及。当时,美国国务院认为我们东方国家只是说说而已。”“自从你们起而抵抗以后,现在美国政府中甚至最反动的,也都承认他们做错了。”
后来,周恩来也曾回忆过这段历史。他说:“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7日,美国政府再次操纵联合国通过了“统一”朝鲜的决议。10月9日,麦克阿瑟发出了向平壤进攻的命令。接着,又有大批美军越过了三八线。这样,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希望已最后破灭。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
10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随后,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上
揭露美国的侵略行径
中国在派志愿军入朝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也着手在国际上开展外交斗争,揭露美国的侵略行径,争取国际支持。
前文说过,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后,美国反咬一口,向联合国控诉中国“侵略朝鲜”。联合国决定请当事国到联合国讨论此事。10月2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同意由中国派代表到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上讨论“美国侵略台湾案”。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商议后,决定组成新中国赴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由伍修权任特派代表(同时也是新中国赴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任顾问,龚普生、安东、陈忠经、浦山、周砚、孙彪、王乃静为代表团成员,前往联合国。代表团组成后,周恩来以外长名义于10月23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7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共9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电文还提出,代表团成员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护照,因中国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特请赖伊帮助中国代表团成员办理赴美入境手续。不久,联合国就通知中国政府说,入境签证地点安排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并从那里前往美国。
美国虽然能够操纵联合国,但请中国代表团来联合国讨论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美国也不好反对。11月14日,中国代表团9名成员登上了飞往苏联的民航班机。11月20日,中国代表团飞抵布拉格办理了签证手续。11月23日,中国代表团由布拉格乘飞机经瑞士到达伦敦,之后又换乘了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直飞纽约。11月24日,中国代表团飞抵纽约,苏联代表马立克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以及联合国礼宾联络科长到机场欢迎,美国一些进步人士也到机场欢迎。伍修权在机场发表了以争取和平为主旨的简短讲话。中国代表团到达联合国后,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也成了美国以及世界各大报的要闻。但美国政府对中国代表团十分反感,还操纵少数国家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上对中国代表出席会议进行阻挠。埃及代表则力主正义,表示,讨论有关某个国家的问题,让这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符合联合国宪章,并且已有先例,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联合国是顺理成章的事。经过激烈辩论,大会再次做出决议,重申了对中国的邀请,并立即通知了中国政府。周恩来外长随即复电说,中国代表团已在纽约,随时可以参加会议。
1950年11月27日,伍修权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主席的邀请下,首次出席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受到了苏联代表和许多进步国家的欢迎。伍修权在联合国官员的引导下在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席卡的座位落座,这是新中国代表首次在联合国亮相。这既使美国气恼和惊恐,也引起世界各国关注。会场的记者和摄影师对着中国代表团成员又是照相又是拍纪录影片。第二天,世界各大报都发表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照片和新闻。
1950年11月28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在安理会会议厅代表中国政府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在揭露了美国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并揭露了美国的阴谋是“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之后,谴责美国侵略朝鲜。他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三项建议中的第三项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以和平方式处理朝鲜问题。伍修权的演说,有力地揭露了美国在朝鲜的阴谋,震动了会场,全场鸦雀无声。美国代表十分被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说,中国代表的发言使“我的政府感到不愉快”。杜勒斯表示:他当时“被一种悲哀的情绪支配着自己的感情”。相反,伍修权的演说受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爱好和平国家的赞成。他演说结束后,许多人上前同伍修权热烈握手,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欢迎和祝愿。
国内舆论也配合着外交斗争。11月30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都用大字标题整版地刊登了伍修权在安理会上发言的有关消息和发言全文。《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这样评论道:“它与我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部队在朝鲜前线的英勇作战,同是对于制止美国扩大侵略战争,与维护远东和平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也发表社论和评论,高度评价伍修权在联合国的发言。
1950年11月29日,安理会安排讨论美国诬蔑新中国的所谓“侵略朝鲜案”。美国企图借此作国际舆论上的反击。他们事先安排了南朝鲜的代表第一个发言,对此,中国代表团表示抗议,拒绝参加讨论。当蒋介石的代表蒋廷黻全部使用英语发言后,伍修权予以反击,并讽刺道:“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
11月30日,安理会继续就中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的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进行讨论。美国通过操纵表决机器,否决了中国代表关于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者及美军从台湾和朝鲜撤退的提议。鉴于此,伍修权再度作了发言,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进行了揭露。12月7日,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将诽谤中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列入了联合国大会议程。12月15日和18日,联合国又分别通过了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无限期休会的两项决定。这样,实际上就取消了中国利用联合国揭露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只能把在联合国会场内的斗争转移到了会场外。12月16日下午,中国代表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伍修权向各国记者发表讲话,对美国操纵联合国拒绝新中国政府的合理的和平的建议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伍修权在讲话中再次揭露了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的阴谋,并且对于美国政府操纵联合国不让新中国政府代表团有继续发言的机会表示愤慨。伍修权讲话结束后,向各国记者散发了译成英文的发言稿。
在完成在联合国揭露美国侵略朝鲜阴谋的任务后,12月19日,中国代表团启程回国。离开美国前,中国代表团在纽约机场向报界发表声明说,我们为和平来到美国,虽然我们有利于和平的提案被美英统治集团加以拒绝,可是我们并不失望,我们将为和平继续奋斗。1951年元旦,中国代表团回国。
中国代表团的这次联合国之行,在国际上公开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罪行,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中朝方通过谈判桌上的斗争
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议
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与朝鲜人民军一起,接连打了五次战役,给予美国军队和李承晚军队以沉重打击。美国高层这才意识到,他们是不可能在朝鲜战场上取胜的,相反,不仅会陷入朝鲜战争不能自拔,还会削弱美国在欧洲与苏联对抗的力量。于是,他们决定通过停战谈判,尽快结束战争。
1951年5月17日,杜鲁门批准了寻求用停战谈判办法从朝鲜脱身的建议。但是,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也就没有正常的沟通信息的渠道,美国与朝鲜方面就更无法沟通。为向中国政府领导人和朝鲜政府领导人传递停战谈判的信息,美国政府通过非官方渠道找到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可夫·马立克,说明了美国方面的意图。苏联方面把这一信息告诉了中国和朝鲜。1951年6月3日,金日成秘密来到北京与毛泽东会晤,商讨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谈判可以,但美国必须停火,把军队撤离到三八线以南。毛泽东与金日成形成的这个意见,得到苏联方面的完全赞成。
但是,苏联政府只以中间传话人形式出现,主张美国与中国、朝鲜直接谈判。这样,中国政府就走上了与美国直接谈判的外交斗争第一线。
6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朝鲜战争的一年》中传达了中国政府同意进行朝鲜停战谈判的信息。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经广播电台向中朝军司令部发出希望举行停战谈判的信息。
毛泽东对这次谈判很重视,他把正在大连休养的周恩来召回北京,与他共同商定了谈判的原则问题。原则确定后,周恩来选定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为一线谈判主要负责人,又指派对国际问题富有研究的乔冠华担任李克农的助手。李克农一行临行前,周恩来特别交待,要认真听取朝鲜方面的意见,要先见金日成,与他们共同确定谈判方案,达到中朝双方的完全一致。因此,李克农一行赴朝后就去会见金日成。金日成指定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金昌满少将以上校名义为中朝方首席联络官。中朝方面很快组成了谈判代表团。中国方面确定志愿军方面由邓华、解方参加谈判代表团。朝鲜方面指派人民军总参谋长兼第二军团长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李相朝为代表。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次谈判。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中朝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中朝方谈判代表出席停战谈判,腰杆子也硬。相反,美李军队在战场上接连失利,他们的谈判代表也心虚胆怯。
停战谈判的核心问题,就是军事分界线怎么划。另一个重大问题,是战俘遣返问题。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美国和李承晚方面都耍弄种种伎俩,试图在谈判桌上得到他们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鉴于此,中国和朝鲜方面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同美李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原则,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谈判桌上揭露美李方面的阴谋的同时,在战场上也予以美李军以沉重打击,终于迫使美李方面不得不接受中朝方代表提出的原则。这样,谈判双方代表先后就军事分界线和战俘遣返问题最终达成正式协议。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朝鲜战争最终以中朝军队取得最后胜利而宣告结束。○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