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我读医书消遣，倒印证了古人说的“秀才学医不费难”，碰到了实践机会，它们竟发挥了很大作用。
　　1970年，“全家一锅端”下放湖北崇阳。一天夜里，一个老太婆找到我，说她儿子发冷发寒，让我去看看，希望我有药能给他一点。我没有药，但从杂七杂八的书上记住了一些诊断治疗的方法。我去了后，一切脉，洪大虚浮，典型的伤风感冒，便选择了几个穴位，按“君臣佐使”配伍为他按摩。当我用重手法点按“内关”时，他便有要吐的感觉。我等他吐完之后再施以摩、揉、推、拿等诸种手法，第二天小伙子居然好了。这一下村里人认得我了，都说我是好“郎中”，能治病。我说不是郎中都不行，人家认定了。
　　过了几天，又有两件事让人们认定了我是“郎中”。
　　第一件事是二小隊一个中年妇女牙疼，我以颊车为中心配了几个穴位进行按摩，居然把她的痛止住了。第二天，这家主人打发他家孩子给我送来一条鱼，且放下就跑，无商量余地。
　　第二件事是那个被我治好的小伙子的爹便秘，四五天解不下大便，目赤舌红，咽部肿痛。家属找到我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中药的“大承气汤”。得知病人已经六十开外时，我犹豫起来。自己只是见人病痛偶施援手，能解人燃眉之急就是好事，有个三长两短，那就算把好事做出格了。“大承气汤”这类汤头，用好了立竿见影；其“峻下”的药力碰到了衰弱的体质，说不定一拉就把人给拉垮了。好心办了坏事，人家就只看得见坏事，没谁识你的好心了。看见病者一家人目光殷殷的样子，我又不好拒绝。思虑再三，我提出了陪老人到石城区卫生院去灌肠的想法。家属见我说得坚决，只好同意。
　　三天后，病人家的老太太来找我，说老头子大便没下来，连小便也下不来，阴囊肿得像灯泡一样！情急之下，我是什么后果都不管了，一咬牙，开了一副“大承气汤”，为保险起见，好像还加了两味补气的药。
　　药方开出后，真是寝食难安。毕竟没当过医生，面对专业医生认为的“小事”，我只能祈求病人平安。
　　看来，中国传统医学的“验方”，是经得起实践“验”证的。老头子用药的次日，便“开闸”了。我没有马上“断流”，而是去掉汤中的芒硝，减少大黄用量，又对其他药物进行了一点小小调整，变成“缓下以毕其功，和胃以保其中”的组合。两副药下去，还真的好了。老头子几天后见我时，是牵着牛、掮着耙一副立马下田劳作的样子。这样，我悬着的心才算落到了腔子里。
　　“我本无心求医名，无奈医名却累我”。在当年那个叫作“石下”的小山村里，实在没有什么人能为农民解除病痛之苦。公社有卫生院，但几间土砖房、几个医生，面对一片辽阔的土地，实在是顾不上来。我们这些略知皮毛的读书人，便被他们信赖着。尽管我之心惴惴，他们却是信之念诚诚，使你看着那求助的眼神就无法拒绝。
　　我家门口，几乎天天有不知名的人送来蔬菜，经常有人送来鸡蛋、鱼。村前村后有人杀猪，按当地风俗要拿出猪下水请至近亲友、长者、领导吃一顿夜宵，我往往也被列入这支队伍，而且还推辞不得。刚下去时，我要借桶挑水，不久本村木匠张松林就为我专做了一对小些的桶，无偿相送。见我的扁担不好，就有人把用了多年的扁担立到我门前，用起来颤悠悠的，真好。下放回来后我带回武汉，挑一百七十斤煤也是颤而不断。还有小篾匠为我家扎的筲箕、村民为我编的稻草用具等等，直到今天都在我心里装得满满的。
　　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下去之前，县里对农民是交了底的，说“下来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你们要做好监督”。相处之中，农民相信了他们自己的眼睛、他们的感觉，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接受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