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門其实从未孤立于世俗生活，事实上，僧人与世俗之间的联系已然成了公开的秘密。
　　1982年，一部名叫《少林寺》的影片红遍大江南北，影片在成就了一代“功夫巨星”李连杰的同时，“少林功夫”也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被推向了国际。在影片结尾处，经历过一番快意情仇之后，在受戒仪式上，住持大和尚高声问觉远：“尽形寿不杀生，汝今能持否？”觉远答：“杀心可息，匡扶正义之心不可息。”住持大和尚颔首微笑，又问：“第二，尽形寿不偷盗，汝今能持否？”觉远答：“能持。”当住持问到“第三，尽形寿不淫欲，汝今能持否”时，觉远犹豫了。所谓的“尽形寿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蓄金银财宝”共“十戒”正是出家人必须遵守的清规戒律。
　　如果说剃度是从人的外貌上标志着由俗人到佛教徒的转变，那么，“沙弥十戒”则是从人的精神、信仰上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然而，自佛教传至东土起，佛教就与中原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在寺院内部，更像是一个“微缩版”的社会，三六九等的人混杂其中，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有的为了避祸，有的为了赎罪，有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此，僧人与世俗生活从来就不曾断绝关系。一些僧人虽然削了须发，披起袈裟，戴着念珠，却公然或暗地里追求世俗社会的生活风气，过着既是僧人、又是俗人的生活。
　　亦僧亦官——权贵的诱惑
　　似乎，佛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人士（包括皇帝在内）有着不解之缘。在它刚刚来到人地两生的中国不久，就使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着魔，继而又使汉明帝对它产生极大的兴趣。派人千里迢迢请来印度和尚，并特地为他们盖起了中国大地上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此后，佛教、寺院、僧人们就与皇家有了天然的联系。
　　起初，佛教传入中国，是带着普渡众生的初衷而来，然而佛教想要在中原立足，就无法避免地需要得到官方的支持。于是，佛教的教义也“入乡随俗”以适应中原文化。教义本身就极有利于帝王的统治，佛教宣扬人们应安贫乐道、不争不抢、灭尽人欲、听信命运、苦修来世等等，这些都有益于统治者对民众的管理，所以，当佛教刚刚在中国传播，就得到了帝王的格外看重，一会儿送田送地，一会儿舍金舍银，一会儿又给予种种特权，寺院从此也算是真正交上了好运。
　　在中国，历来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有普天下的物力、财力作为后盾，僧人们自然也乐于向帝王朝廷频频递上致意之手，与帝王一拍即合。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帝王召见僧人，待为上宾，甚至活着封官、死了封公封侯的记载。
　　帝王的这一手，的确有些搅乱了在寺院中按照清规戒律修行的僧人的心，尤其是那些原本有志于参政，但由于仕途不通才遁入寺院的僧人，心里就不能不重新泛起追求功名富贵的波澜。他们的目光往往也开始由经卷转向了社会，转向了朝廷，寻找着被帝王或王公大臣赏识以及参政的机遇;而朝廷对僧人参与政事，尤其对那些颇有政治头脑的僧人参与政事，相信他们绝不至于因政绩斐然就夺了自己的位子，倒也十分欣赏、十分欢迎。这样，在汉化寺院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结交帝王、达官贵人、参与政治的，“亦僧亦官，亦官亦僧”的僧人以及追求官方赏识和知遇的独特风气。
　　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曾涌现出以参与政事而出人头地的僧人，明代的道衍就曾是一个把此风尚推向极致的僧人。
　　道衍从14岁时即剃度出家为僧，后来明太祖朱元璋选高僧侍奉诸王，道衍便跟随燕王朱棣，在北平庆寿寺做住持，每日出入燕王府。朱元璋死后，惠帝立，道衍密劝燕王起兵作乱，并在后苑为其操练兵丁，不料燕王起兵初战不利，欲就此罢手，道衍又极力怂恿，终于使燕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明朝的第三代皇帝，即明成祖。《明史·姚广孝传》说朱棣“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是毫不夸张的。朱棣做皇帝后，道衍也跟着荣耀起来，先做了僧录司左善世，后又拜赞善大夫、太子少师。为使道衍一心从政，明成祖复其原姓姚，赐名广孝，呼为少师，令之蓄发，并送上两位美貌宫女。可道衍似乎并不想放弃“亦僧亦官”的身份，所以他只接受了明成祖赐予的官位，其他则一概拒之。仍居于庆寿寺中，每日上朝则身着官服，退朝回寺院仍换袈裟，成了典型的“亦僧亦官，亦官亦僧”的一身二任的角色。道衍圆寂时，成祖为表示对其哀悼，辍视朝二日，命有司按照僧礼治丧，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并亲自制神道碑以记其功。在中国古代寺院中，大概极少有像道衍享有如此多的封号、名爵的僧人了。
　　虽然佛教教义要灭绝人的一切功名利禄之心，但从心理学上说，名誉之心是人类本能的一个需要层次，是不可能彻底灭绝的。
　　亦僧亦俗——情欲的诱惑
　　“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一个饮食，一个男女，这大概是人最本能的两种生存欲望，也是世俗社会中对人的最大诱惑了。从原则上说，寺院的僧人绝不能沾“饮食男女”这两大欲的边，但这并不等于僧人就不想沾或不敢沾。人的本能，人的七情六欲，并非一进寺院剃了头，念上几卷经就可以根除，也并不是任何外力的强制所能强制得了的。只要是人，是正常的人，对饮食男女之事就会有所渴求。
　　历史上，鸠摩罗什是一个伟大的译经师。他的翻译事业，堪称独步空前。他不仅第一次有系统地翻译和介绍大乘空宗的理论，而且在翻译文体上也一变过去朴拙的古风，创造出一种具有外来语和华语调和之美的新文体。
　　虽然鸠摩罗什是一代高僧，但却曾有过两次婚姻经历。第一次是在前秦的时候，当时前秦将领吕光率兵攻破龟兹，在龟兹的鸠摩罗什也被俘虏。后来，在吕光的授意之下，他与龟兹王的女儿结婚。
　　如果说这一次还有被迫的成分，而后来数女同居则完全出于主动。鸠摩罗什被吕光俘获后，—直在吕光的控制之下。后来吕光建后凉，他自然又成为后凉的臣民。后凉灭亡，鸠摩罗什再归后秦。后秦皇帝姚兴对鸠摩罗什仰慕已久，待以国师之礼。有一天，鸠摩罗什在草堂寺讲经，姚兴及大臣僧侣等千余人出席。但正当大家都肃容观听之时，鸠摩罗什却忽然从讲台上走了下来，对姚兴说：“有两个小儿站在我的肩上，要让他们消失，必须用妇人。”于是姚兴就宣召一个宫女去陪鸠摩罗什，“一交而生二子”。姚兴认为像鸠摩罗什这样“聪明超悟，天下莫二”的人，如果没有后代实在可惜，因此，后来又进一步赐给鸠摩罗什伎女10人，而且还不住僧坊，别立廨舍。 　　像鸠摩罗什这样的高僧，尚且能被欲念的洪涛所击垮，受到世俗生活的诱惑，成为世俗享乐之风的俘虏，更何况那些普通僧人。人的本性与欲求的诱惑，是最为强有力、最难抗拒的诱惑。在这种诱惑下，汉化寺院中那些对渺茫的西方极乐世界失去了信心的僧人，偷尝“禁果”，过起了“亦僧亦俗，亦俗亦僧”的生活。
　　而到了唐朝时期，社会的开放程度可谓空前绝后，女子以丰硕露胸为美。而此时，由于最高统治者推崇佛法，皇室人员与僧人之间的来往更为密切。于是，传出了不少宫闱与寺院间的风流韵事。一代女皇武则天曾宠幸和尚薛怀义，唐太宗爱女高阳公主与会昌寺和尚辩机私通。
　　从宋朝开始，理学盛行，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从天理、泯人欲”，然而他自己也无法真正做到“泯人欲”。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对朱熹弹劾，罪状共有十条，其中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
　　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手工业的繁荣，商品经济的萌芽。压抑太久的中国人对私欲的宣泄与追求，体现在大量的“黄色小说”中，《金瓶梅》、《三言二拍》就是这个时期典型的文学作品，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风气。而僧人贪求世俗“饮食男女”之大欲风气，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明代大量小说戏剧作品中，大多反映了当时僧人身在寺院，心却在世俗、受世俗诱惑的情景。如《古今小说》卷三十五《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写一和尚见到皇甫松妻子貌美，便买通一小贩，特地选了个皇甫松在家的日子，让小贩给其妻送去一对落索环儿，两只短金钗子，一个简帖儿。结果害得皇甫松家破人散，而僧人却趁机娶了其妻。
　　这类抨击僧人破色戒害人，揭露寺院中丑恶现象的作品，当时出现了很多。作品既真实反映了佛门受世俗风气影响的情况，也尖锐抨击了一些僧人的无耻。又如《醒世恒言》卷三十九《汪大尹火焚宝莲寺》中所写的僧人，就更完全败坏了寺院的风气。小说写宝莲寺中的子孙堂最为灵验，凡是妇女不孕，只要斋戒七日，到宝莲寺烧香求嗣，在寺内特意安排的净室中睡上一夜，回家准能怀孕。由于跟随来的亲人仆从就睡在门外看守，所以从来没有人怀疑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其实，这并非真的是神佛灵验，原来是僧人在作怪：那净窒虽然紧密，但有暗道可入，俟至钟声定后，妇女睡热，便来奸宿。那妇女醒觉时，已被轻薄，欲待声秣，又恐反壞名头，只得忍羞而就。一则妇女身无疾病;二则僧人少年精壮，又重价修合种子丸药，送与辛归吞服，故此多有胎孕，十发九中。
　　这真是色胆包天，淫荡无耻到了极点！当然，在寺院中犯色戒的僧人大都是单个行事，像这种全寺僧人合谋犯色戒的事并不多，但由此也可见出僧人们偷吃禁果的现象是多么普遍了。
　　一千多年来，汉化寺院的世俗生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有些习俗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消亡了，新的习俗又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产生。即便在今天，寺院的生活习俗也不断在变化，在寺院的古风之中，也融进了今日商品经济的“新风”，比如把守山门的僧人成了收门票的检票员，僧人乐意为游人做导游等等。
　　改革开放之后，寺院的高墙早已挡不住来自商品经济社会的各种诱惑，僧人与俗世之间的联系已然成了公开的秘密。
　　上世纪90年代，某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一套有关少林寺拳谱的书籍时，拜访一位少林寺武僧未遂，寺里的小和尚竟告诉编辑，主事的僧人在山下的老婆家里。“现在不是一百多年前了，干嘛非要拿一百多年前跟现在作对比？”一位年轻和尚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拿个手机，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我开个车，大家说和尚开什么车啊。可我们也是人呐。”
　　（本文选自：东西南北 2015年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