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2年10月28日,雪声越剧团的《古庙冤魂》在沪上演,由此拉开了新越剧改革的序幕。后来在袁雪芬等前辈越剧人的不懈努力下,并经由独特的上海城市文化浸润,越剧这个起源于浙江嵊县的民间曲艺,率先完成了从田间地头走向城市现代剧场的转型,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第二大戏曲剧种,同时也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
从1942年到刚刚过去的2012年,越剧改革走过了整整70个年头。前不久,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中国剧协、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上海的声音——纪念越剧改革70周年”系列活动在上海热烈展开。在活动的座谈讨论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戏曲领域专家学者及越剧界业内人士,以“坚守”和“突围”为关键词,纷纷就当下越剧生存状态、近年来越剧剧目创作及青年越剧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正如众多与会者们在发言中所一再强调的,当代越剧人既要“坚守”越剧艺术的特有精神,又必须立足当下、直面时代、勇敢“突围”——将两者辩证而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为越剧艺术的进一步改革与未来发展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越剧与当代城市文化
对于越剧的改革与发展,上海具有特殊的意义。越剧是在上海都市文化的薰染下,在上海市民阶层的哺育下成长繁荣起来的,现公认的十三个越剧流派无一例外在上海创立。但近年来,包括越剧在内的戏曲在城市中的演出市场逐渐萎缩,甚至贴钱演出成为一种常态。与之相应,另一种现实却是在浙江的农村,数以百计的越剧“草台班”却发展得蓬蓬勃勃。基于这样的现实,各大城市的专业院团不少也把一半以上的演出场次放在了农村。对越剧这种“走出剧场,走向广场”“城里站不住脚,只能往农村跑”的现象,有些戏曲研究者表示了忧虑。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团,在其所在城市有常年的经常性的演出,由于城市观众锐减,越剧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已经到了半死半活岌岌可危的境地。” 著名编剧胡小孩说。在他看来,正是如今的这种状况加剧了剧团对政府资金扶植的依赖性。为了得到更多的政府资助,剧团往往将眼光集中到排新戏与评大奖上,而忽视了普通观众们的爱好与需求。所以应当改变观念,将“眼睛向上争大奖”变为“眼睛向下走市场”,坚守城市,实实在在地亲近市民,贴近观众,让越剧重新在城市中热起来火起来:将演出直接送入市区,用最低票价甚至以免费的方式,培养基本观众群;同时也要加紧创排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市民口味的新剧目。
著名理论家沈祖安则明确指出,越剧究竟是草根的通俗艺术还是城市白领的艺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应机械地去理解,而应以科学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既然城市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那么就应该面对现实。人们欣赏戏曲,无外乎两点:眼睛看得舒服,耳朵听得过瘾。现代的元素和手段也完全可以用到戏曲艺术创作中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越剧能够得到这样的发展,正是面对现实的结果。“歌仙”陈歌辛就曾指出,袁雪芬、尹桂芳的唱腔吸收了江南民歌和通俗歌曲的元素,并将其戏曲化。越剧唱腔艺术形成的背景是当时的上海音乐的气氛。今天越剧音乐要发展、题材要发展也一样,我们也需要有个宽容的、辩证的、科学发展的心态。
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戏曲研究专家荣广润教授也有相类似的看法。越剧在最初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很多城市流行文化的元素,在中国的地方戏曲中,首先完成了从农村草根艺术到现代都市文化的转轨。它又自觉地吸收新文化,然后将其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相对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所有这些都适应了当时城市审美的诉求、当时城市观众的需要,因而风靡一时。相比过去,现在的情况是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全国百分之五十的地区已经城市化,现在的浙江农村与当年已经不同,而是一种城镇化的农村;另一方面,现在的城市文化构成与四五十年代又不一样,所以越剧才会面临“突围”的问题。荣广润强调,现在谈论越剧改革,当然首先必须坚守越剧本身的剧种特色和艺术特性,而谈论突破,还是应该从研究都市文化入手:今天的后工业时代的都市文化究竟是什么?“这一点上海话剧的改革经验就很值得参考。多研究一点话剧、音乐剧的经验,包括日本宝冢这样的女子剧团的经验,我觉得对我们越剧会有好处”。
拓展越剧的题材领域与表演疆域
对于当下的越剧改革与演出现状,上海文教结合工程推进办公室副主任马博敏提出了这样一个设问:看了那么多戏,能流传下来的,观众最热爱的,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一批艺术创作。现在中生代越剧演员的一些代表作当然也相当不错,但是从艺术成就及影响上看,依旧远不如当年的《红楼梦》《西厢记》《祥林嫂》。这就是差距。马博敏指出,我们必须要有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越剧代表作,要努力推出独特的、其他剧种所无法替代的大作与力作。
对此,原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康式昭举了一个例子。最近他在绍兴观看了由嵊州越剧团演出的越剧《马寅初》。该剧由著名剧作家姜朝皋担任编剧,着力展现马寅初自抗日战争开始40多年宏伟壮阔的经历,歌颂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把捍卫真理作为生命的最高追求的精神风骨。在这部作品中,康式昭认为自己“看到了越剧艺术的潜力”。他指出,过去在人们心目中,受到较多认同的是女子越剧,是卿卿我我的才子佳人,而在这方面越剧确实已经尽善尽美,达到了极致。越剧能不能脱开所谓阴柔之美的既定印象,表现富有阳刚精神的内容?《马寅初》无疑是一个答案。“越剧艺术是可以有承载力的,除了小儿小女的儿女情长,它还可以塑造阳刚的、豪爽的、大气的、代表我们民族脊梁的形象和故事。”康式昭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提出一种期盼:第一,我们在越剧的改革中要发扬既有的女子越剧的优势和长项;第二,更要发挥越剧艺术的潜能,拓展我们的题材领域,创作更有力度、充满阳刚精神的现代剧作,让我们的越剧艺术更加百花齐放,更為丰富多彩,更能征服观众。”
上海戏剧学院的戴平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应当坚守、扶植和培育越剧男女合演,这对扩大越剧的题材,丰富越剧的表演风格,增强越剧的表现力和越剧整体的质感都有很重要的意义。经过这几十年的探索,全国还是只有上海越剧院和浙江越剧院两家单位有男女合演。男女合演能够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也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男演员的不可替代性。不过在许多观众的眼里,越剧依然是女子的天下;另一方面,在剧目上能够表现出男演员优长与特色的剧目还相当不够,这个问题值得警惕。在男演员的培养机制和奖项设置上,也应该进一步加强。此外她提出越剧也应当更好地与电影电视联姻,并积极加强现代戏的创作排演。
演员是越剧未来发展的希望
越剧艺术归根结底还是角儿的艺术。没有真正的代表性的人物出来,又遑论创作、演出、市场的振兴?对此马博敏也表示了自己深切的担忧,她认为在当前环境下,真正担当得起整个越剧艺术传承,扛起越剧艺术大旗的新生代越剧艺术人才方面,还是有所不足,特别是上海。因此在越剧人才的培养上必须下大力气。对于现在四五十岁的中生代艺术家来说,引领和培养下一代戏曲艺术人才是他们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之一。
“较之京昆演员,越剧演员的艺术生命相对短些。所以青年演员的培养是越剧院一项非常重要任务。”上海越剧院院长李莉表示,为了给青年越剧演员提供更好的发挥平台,上海越剧院参与组织了包括“越苑青春风”“越女争锋”等一系列演出及比赛活动,以打开青年演员的知名度。而在演出安排上,剧团也有意往青年演员倾斜。“从经济效益角度,自然是明星演员更有号召力,但作为剧院之所以定这样一个方针,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扶植青年演员,让他们能够通过演出市场上的摸爬滚打,尽快成长起来。因为越剧的将来还是在他们这批人身上”。
从1942年到刚刚过去的2012年,越剧改革走过了整整70个年头。前不久,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中国剧协、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上海的声音——纪念越剧改革70周年”系列活动在上海热烈展开。在活动的座谈讨论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戏曲领域专家学者及越剧界业内人士,以“坚守”和“突围”为关键词,纷纷就当下越剧生存状态、近年来越剧剧目创作及青年越剧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正如众多与会者们在发言中所一再强调的,当代越剧人既要“坚守”越剧艺术的特有精神,又必须立足当下、直面时代、勇敢“突围”——将两者辩证而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为越剧艺术的进一步改革与未来发展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越剧与当代城市文化
对于越剧的改革与发展,上海具有特殊的意义。越剧是在上海都市文化的薰染下,在上海市民阶层的哺育下成长繁荣起来的,现公认的十三个越剧流派无一例外在上海创立。但近年来,包括越剧在内的戏曲在城市中的演出市场逐渐萎缩,甚至贴钱演出成为一种常态。与之相应,另一种现实却是在浙江的农村,数以百计的越剧“草台班”却发展得蓬蓬勃勃。基于这样的现实,各大城市的专业院团不少也把一半以上的演出场次放在了农村。对越剧这种“走出剧场,走向广场”“城里站不住脚,只能往农村跑”的现象,有些戏曲研究者表示了忧虑。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团,在其所在城市有常年的经常性的演出,由于城市观众锐减,越剧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已经到了半死半活岌岌可危的境地。” 著名编剧胡小孩说。在他看来,正是如今的这种状况加剧了剧团对政府资金扶植的依赖性。为了得到更多的政府资助,剧团往往将眼光集中到排新戏与评大奖上,而忽视了普通观众们的爱好与需求。所以应当改变观念,将“眼睛向上争大奖”变为“眼睛向下走市场”,坚守城市,实实在在地亲近市民,贴近观众,让越剧重新在城市中热起来火起来:将演出直接送入市区,用最低票价甚至以免费的方式,培养基本观众群;同时也要加紧创排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市民口味的新剧目。
著名理论家沈祖安则明确指出,越剧究竟是草根的通俗艺术还是城市白领的艺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应机械地去理解,而应以科学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既然城市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那么就应该面对现实。人们欣赏戏曲,无外乎两点:眼睛看得舒服,耳朵听得过瘾。现代的元素和手段也完全可以用到戏曲艺术创作中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越剧能够得到这样的发展,正是面对现实的结果。“歌仙”陈歌辛就曾指出,袁雪芬、尹桂芳的唱腔吸收了江南民歌和通俗歌曲的元素,并将其戏曲化。越剧唱腔艺术形成的背景是当时的上海音乐的气氛。今天越剧音乐要发展、题材要发展也一样,我们也需要有个宽容的、辩证的、科学发展的心态。
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戏曲研究专家荣广润教授也有相类似的看法。越剧在最初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很多城市流行文化的元素,在中国的地方戏曲中,首先完成了从农村草根艺术到现代都市文化的转轨。它又自觉地吸收新文化,然后将其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相对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所有这些都适应了当时城市审美的诉求、当时城市观众的需要,因而风靡一时。相比过去,现在的情况是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全国百分之五十的地区已经城市化,现在的浙江农村与当年已经不同,而是一种城镇化的农村;另一方面,现在的城市文化构成与四五十年代又不一样,所以越剧才会面临“突围”的问题。荣广润强调,现在谈论越剧改革,当然首先必须坚守越剧本身的剧种特色和艺术特性,而谈论突破,还是应该从研究都市文化入手:今天的后工业时代的都市文化究竟是什么?“这一点上海话剧的改革经验就很值得参考。多研究一点话剧、音乐剧的经验,包括日本宝冢这样的女子剧团的经验,我觉得对我们越剧会有好处”。
拓展越剧的题材领域与表演疆域
对于当下的越剧改革与演出现状,上海文教结合工程推进办公室副主任马博敏提出了这样一个设问:看了那么多戏,能流传下来的,观众最热爱的,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一批艺术创作。现在中生代越剧演员的一些代表作当然也相当不错,但是从艺术成就及影响上看,依旧远不如当年的《红楼梦》《西厢记》《祥林嫂》。这就是差距。马博敏指出,我们必须要有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越剧代表作,要努力推出独特的、其他剧种所无法替代的大作与力作。
对此,原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康式昭举了一个例子。最近他在绍兴观看了由嵊州越剧团演出的越剧《马寅初》。该剧由著名剧作家姜朝皋担任编剧,着力展现马寅初自抗日战争开始40多年宏伟壮阔的经历,歌颂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把捍卫真理作为生命的最高追求的精神风骨。在这部作品中,康式昭认为自己“看到了越剧艺术的潜力”。他指出,过去在人们心目中,受到较多认同的是女子越剧,是卿卿我我的才子佳人,而在这方面越剧确实已经尽善尽美,达到了极致。越剧能不能脱开所谓阴柔之美的既定印象,表现富有阳刚精神的内容?《马寅初》无疑是一个答案。“越剧艺术是可以有承载力的,除了小儿小女的儿女情长,它还可以塑造阳刚的、豪爽的、大气的、代表我们民族脊梁的形象和故事。”康式昭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提出一种期盼:第一,我们在越剧的改革中要发扬既有的女子越剧的优势和长项;第二,更要发挥越剧艺术的潜能,拓展我们的题材领域,创作更有力度、充满阳刚精神的现代剧作,让我们的越剧艺术更加百花齐放,更為丰富多彩,更能征服观众。”
上海戏剧学院的戴平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应当坚守、扶植和培育越剧男女合演,这对扩大越剧的题材,丰富越剧的表演风格,增强越剧的表现力和越剧整体的质感都有很重要的意义。经过这几十年的探索,全国还是只有上海越剧院和浙江越剧院两家单位有男女合演。男女合演能够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也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男演员的不可替代性。不过在许多观众的眼里,越剧依然是女子的天下;另一方面,在剧目上能够表现出男演员优长与特色的剧目还相当不够,这个问题值得警惕。在男演员的培养机制和奖项设置上,也应该进一步加强。此外她提出越剧也应当更好地与电影电视联姻,并积极加强现代戏的创作排演。
演员是越剧未来发展的希望
越剧艺术归根结底还是角儿的艺术。没有真正的代表性的人物出来,又遑论创作、演出、市场的振兴?对此马博敏也表示了自己深切的担忧,她认为在当前环境下,真正担当得起整个越剧艺术传承,扛起越剧艺术大旗的新生代越剧艺术人才方面,还是有所不足,特别是上海。因此在越剧人才的培养上必须下大力气。对于现在四五十岁的中生代艺术家来说,引领和培养下一代戏曲艺术人才是他们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之一。
“较之京昆演员,越剧演员的艺术生命相对短些。所以青年演员的培养是越剧院一项非常重要任务。”上海越剧院院长李莉表示,为了给青年越剧演员提供更好的发挥平台,上海越剧院参与组织了包括“越苑青春风”“越女争锋”等一系列演出及比赛活动,以打开青年演员的知名度。而在演出安排上,剧团也有意往青年演员倾斜。“从经济效益角度,自然是明星演员更有号召力,但作为剧院之所以定这样一个方针,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扶植青年演员,让他们能够通过演出市场上的摸爬滚打,尽快成长起来。因为越剧的将来还是在他们这批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