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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9日，星期二，早上。母亲张盈盈突然接到女婿电话，被告知她的女儿张纯如一夜未归。在她留下的纸条里，这样写着“你们不会希望，一个人，在她的余生，如行尸走肉般活着……之所以这么做，因为我太软弱，无法承受未来那些痛苦……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会把这种痛苦的一部分加于他人，尤其是那些最爱我的人。请原谅我，因为我无法原谅自己。”
到晚上，果不其然，消息得到确认，女儿死了，系开枪自杀。
她曾是智慧与勇气的化身
整个事件的荒诞处，在于这个在生命结尾处自称软弱的女子，曾凭借智慧与勇气蜚声世界。
1997年，她出版《南京大屠杀》一书，讲述了二战期间，在中国南京，平民被日本士兵屠杀的惨烈景象。这本书在1998年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那一年，她29岁，是第一个如此年轻就获此荣耀的华裔作家。
而且，她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继续为那些边缘群体发出声音。在她2003年出版的《美国华人》一书的序言中，她表示，她有职责去驳斥美国新闻报道里对中国人的成见，她要让别人看到真实的、三教九流的美籍华人的生活，看到那些修筑铁路的华工后代、大字不识的工厂工人、白人夫妇收养的小女孩，等等。
仔细观察，她所秉奉的态度的差别，并非是出自国家。她也替美国人说话，譬如那些二战期间，在菲律宾被日本俘虏的老兵。他们大都来自美国中西部，在被俘后，曾度过一段地狱般的时光。在他们找到张纯如，希望她来写他们的故事后，她觉得自己无法拒绝。
她对被侮辱的、被损害的、被遗忘的、有着特别的敏感。在村上春树言说的高墙和鸡蛋之间，她无疑是会选择“鸡蛋”，在这一点上，她有着很东方式的“侠肝义胆”，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此一个侠义女子最终选择自杀，让很多人大惑不解。因为《南京大屠杀》曾引发日本右翼势力的疯狂攻击，而在张纯如精神出现恍惚期间，也确实有一个至今不明的小线索，就是她曾经表示自己在演讲时，遭到外人威胁，她甚至一直自责，自己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并因此颇有些魔怔。外界所以有她是被威胁而死或者是他杀的猜测，并普遍认为因为这次书写残忍的写作，可能给她带来继发性创伤。
在采访中，她的父亲和母亲很肯定地表示，尽管外界有种种揣测，但可以确定的是她确实是自杀，而自杀的直接原因，是她在被诊治为抑郁症后服用药物的副作用，导致了她的很多幻觉和自杀倾向，而不是因为写作。一种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却诱发了自杀倾向，这是张纯如身上的又一处荒诞。
母亲张盈盈表示，这种药物所导致的问题病人在张纯如死后，越发明显，相关审批部门也在逐渐增加药物的限用人群。
此外，自杀前张纯如的生活状态也是非常糟糕，各地马不停蹄的巡讲和签售，和严重的睡眠不足，透支了她的全部体力。
而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是，自杀之前的一段时间，她发现了自己千辛万苦，通过代孕母亲（因为她和丈夫免疫系统的冲突，所以无法自己生育）生下的两岁儿子得了自闭症。
“所以写一本书，是告诉她的儿子，自己的母亲是怎样一个人。”张盈盈说。
她怎样活过
是的，她更想表达的是女儿怎样活过，而不是她怎样死的。
作为美国一代移民，她和丈夫白手起家辛苦打拼。纯如3岁时，弟弟出生。后来，他们搬了家，纯如也上了幼儿园，但她似乎不太开心，不停吸吮手指，半夜也常醒，在母亲看来，她是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需要不停去确认父母的爱，一点小事对她的影响比其他孩子要大。
父亲张绍进有着一张随时微笑、容易随遇而安的脸。在他的回忆里，有个关于纯如四岁多时的小片段。当时，他的一个同事和小纯如逗趣，随口问“纯如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这个很寻常的小片段，却让纯如哇哇大哭。父亲安慰了半天才知道，这个孩子理解成，她只能喜欢其中一个人，而她两个都想要。
可以说，从童年她就表现出特别的敏感和情感丰沛，而且她总是需要更多的爱和关注。前者使得她很早就表现出对阅读和文字的热爱，而对于关注的需求和她的美国梦一起，使得她要强，野心勃勃，对于声名的获得，充满兴致。她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想上名校，想特立独行，想让所有认为她默默无闻的同学刮目相看，想嫁给白人。
和很多有过成长烦恼的孩子一样，她有着不太开心的小学、中学和有些开心的大学。在中学，她默默无闻，和好友闹崩也导致她更加沉湎阅读，是同学眼中活在自己世界里的“神游客”。
大学期间，她好像获得自由。但在从数学和计算机专业转到新闻系后，始料未及地提前毕业，让她为工作发愁。即便如此，在美联社的工作已经十拿九稳的情况下，她还是很理想化地选择去《芝加哥论坛报》做一个实习生，因为前者只能写一些硬新闻，后者却有机会写深度报道。可当其他人都被雇佣，她却被放弃了。
她走得太急
可以看到，在她写作《南京大屠杀》之前，她和大部分写作者一样，有过不得志、失意、诸多不顺，也或许因此，她才会对失败者有着同情之理解。
2002年，创作史努比的作家查尔斯?舒尔茨去世，她给母亲写信：他（舒尔茨）对人类挫折、不安全和心碎的同情与理解，令数百萬人爱上史努比漫画……他了解一个失败者的内心感受。我们所有人——不管多么成功——都会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感觉自己像个失败者。
在这封信中，她甚至谈到了对抑郁的理解：在年纪轻轻时就功成名就，舒尔茨没有理由抑郁。但抑郁是非理性的。或许他有某种精神疾病，或许一些化学药品导致了此种问题。但不管怎样，抑郁令舒尔茨可以继续与失败者的世界保持联系。
对于失败者的同情心似乎为她的正义感和勇气找到了解释的基础，而她“工作狂”一样地卖命写作，四处签售，似乎和她对于名望的热爱、成就自我的野心有着某种关联，而且即使这种热望，超出她的能力，她也没有停下来。
父亲张绍进最后说，自己现在常笑容拂面，也是经过一次心脏手术后，慢慢想开的。“纯如就是走得太急了，如果当时她挺过来，是会变的。”
■ 摘录
2000年3月2日，张纯如写给爸爸的退休仪式（节选）
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榜样。他或许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理想主义的一个——如今世上，像他这样只是为了追求知识而非个人企图的人已经很少见了。几年前，我吃惊地听说，尽管他天赋国人，但在青年时代，他觉得自己最多只能做个高中教师，从未奢望过可以有更高可能。金钱、权力、社会地位——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地享受智识生活，做他最喜欢的两件事——研究物理学和教育年轻人——父亲就满足了。
父亲还有极其强烈的正义感。我一直相信，如果不是物理学家的话，他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法官。他对事情是否公正非常敏感，而且能够从各种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父亲对他人抱有深情的同情之心，他能够理解人性的弱点，同情那些失败者，他的爱心甚至扩展到动物身上——诸如猫、小鸟和昆虫。看到无助的生灵遭到伤害总是令他伤心，目睹权力的滥用更是令他怒不可遏…… 编辑 赵真
到晚上，果不其然，消息得到确认，女儿死了，系开枪自杀。
她曾是智慧与勇气的化身
整个事件的荒诞处，在于这个在生命结尾处自称软弱的女子，曾凭借智慧与勇气蜚声世界。
1997年，她出版《南京大屠杀》一书，讲述了二战期间，在中国南京，平民被日本士兵屠杀的惨烈景象。这本书在1998年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那一年，她29岁，是第一个如此年轻就获此荣耀的华裔作家。
而且，她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继续为那些边缘群体发出声音。在她2003年出版的《美国华人》一书的序言中，她表示，她有职责去驳斥美国新闻报道里对中国人的成见，她要让别人看到真实的、三教九流的美籍华人的生活，看到那些修筑铁路的华工后代、大字不识的工厂工人、白人夫妇收养的小女孩，等等。
仔细观察，她所秉奉的态度的差别，并非是出自国家。她也替美国人说话，譬如那些二战期间，在菲律宾被日本俘虏的老兵。他们大都来自美国中西部，在被俘后，曾度过一段地狱般的时光。在他们找到张纯如，希望她来写他们的故事后，她觉得自己无法拒绝。
她对被侮辱的、被损害的、被遗忘的、有着特别的敏感。在村上春树言说的高墙和鸡蛋之间，她无疑是会选择“鸡蛋”，在这一点上，她有着很东方式的“侠肝义胆”，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此一个侠义女子最终选择自杀，让很多人大惑不解。因为《南京大屠杀》曾引发日本右翼势力的疯狂攻击，而在张纯如精神出现恍惚期间，也确实有一个至今不明的小线索，就是她曾经表示自己在演讲时，遭到外人威胁，她甚至一直自责，自己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并因此颇有些魔怔。外界所以有她是被威胁而死或者是他杀的猜测，并普遍认为因为这次书写残忍的写作，可能给她带来继发性创伤。
在采访中，她的父亲和母亲很肯定地表示，尽管外界有种种揣测，但可以确定的是她确实是自杀，而自杀的直接原因，是她在被诊治为抑郁症后服用药物的副作用，导致了她的很多幻觉和自杀倾向，而不是因为写作。一种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却诱发了自杀倾向，这是张纯如身上的又一处荒诞。
母亲张盈盈表示，这种药物所导致的问题病人在张纯如死后，越发明显，相关审批部门也在逐渐增加药物的限用人群。
此外，自杀前张纯如的生活状态也是非常糟糕，各地马不停蹄的巡讲和签售，和严重的睡眠不足，透支了她的全部体力。
而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是，自杀之前的一段时间，她发现了自己千辛万苦，通过代孕母亲（因为她和丈夫免疫系统的冲突，所以无法自己生育）生下的两岁儿子得了自闭症。
“所以写一本书，是告诉她的儿子，自己的母亲是怎样一个人。”张盈盈说。
她怎样活过
是的，她更想表达的是女儿怎样活过，而不是她怎样死的。
作为美国一代移民，她和丈夫白手起家辛苦打拼。纯如3岁时，弟弟出生。后来，他们搬了家，纯如也上了幼儿园，但她似乎不太开心，不停吸吮手指，半夜也常醒，在母亲看来，她是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需要不停去确认父母的爱，一点小事对她的影响比其他孩子要大。
父亲张绍进有着一张随时微笑、容易随遇而安的脸。在他的回忆里，有个关于纯如四岁多时的小片段。当时，他的一个同事和小纯如逗趣，随口问“纯如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这个很寻常的小片段，却让纯如哇哇大哭。父亲安慰了半天才知道，这个孩子理解成，她只能喜欢其中一个人，而她两个都想要。
可以说，从童年她就表现出特别的敏感和情感丰沛，而且她总是需要更多的爱和关注。前者使得她很早就表现出对阅读和文字的热爱，而对于关注的需求和她的美国梦一起，使得她要强，野心勃勃，对于声名的获得，充满兴致。她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想上名校，想特立独行，想让所有认为她默默无闻的同学刮目相看，想嫁给白人。
和很多有过成长烦恼的孩子一样，她有着不太开心的小学、中学和有些开心的大学。在中学，她默默无闻，和好友闹崩也导致她更加沉湎阅读，是同学眼中活在自己世界里的“神游客”。
大学期间，她好像获得自由。但在从数学和计算机专业转到新闻系后，始料未及地提前毕业，让她为工作发愁。即便如此，在美联社的工作已经十拿九稳的情况下，她还是很理想化地选择去《芝加哥论坛报》做一个实习生，因为前者只能写一些硬新闻，后者却有机会写深度报道。可当其他人都被雇佣，她却被放弃了。
她走得太急
可以看到，在她写作《南京大屠杀》之前，她和大部分写作者一样，有过不得志、失意、诸多不顺，也或许因此，她才会对失败者有着同情之理解。
2002年，创作史努比的作家查尔斯?舒尔茨去世，她给母亲写信：他（舒尔茨）对人类挫折、不安全和心碎的同情与理解，令数百萬人爱上史努比漫画……他了解一个失败者的内心感受。我们所有人——不管多么成功——都会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感觉自己像个失败者。
在这封信中，她甚至谈到了对抑郁的理解：在年纪轻轻时就功成名就，舒尔茨没有理由抑郁。但抑郁是非理性的。或许他有某种精神疾病，或许一些化学药品导致了此种问题。但不管怎样，抑郁令舒尔茨可以继续与失败者的世界保持联系。
对于失败者的同情心似乎为她的正义感和勇气找到了解释的基础，而她“工作狂”一样地卖命写作，四处签售，似乎和她对于名望的热爱、成就自我的野心有着某种关联，而且即使这种热望，超出她的能力，她也没有停下来。
父亲张绍进最后说，自己现在常笑容拂面，也是经过一次心脏手术后，慢慢想开的。“纯如就是走得太急了，如果当时她挺过来，是会变的。”
■ 摘录
2000年3月2日，张纯如写给爸爸的退休仪式（节选）
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榜样。他或许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理想主义的一个——如今世上，像他这样只是为了追求知识而非个人企图的人已经很少见了。几年前，我吃惊地听说，尽管他天赋国人，但在青年时代，他觉得自己最多只能做个高中教师，从未奢望过可以有更高可能。金钱、权力、社会地位——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地享受智识生活，做他最喜欢的两件事——研究物理学和教育年轻人——父亲就满足了。
父亲还有极其强烈的正义感。我一直相信，如果不是物理学家的话，他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法官。他对事情是否公正非常敏感，而且能够从各种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父亲对他人抱有深情的同情之心，他能够理解人性的弱点，同情那些失败者，他的爱心甚至扩展到动物身上——诸如猫、小鸟和昆虫。看到无助的生灵遭到伤害总是令他伤心，目睹权力的滥用更是令他怒不可遏…… 编辑 赵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