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妈妈，台湾不能住了。我是吃馊油长大的！”在1980年代风靡宝岛的《野火集》中，龙应台引述邻居10岁小孩的话，质问“台湾是谁的家”？
　　那个时代的台湾与今天的大陆一样，黑心食品泛滥，而被称为“黑心岛”。但到了今天，台湾不仅保证了本岛居民的食品安全，更成了农产品的输出地，当年的黑心岛变成了今天的“放心岛”，这背后是一段惊涛骇浪般的社会转型。
　　
　　生气的少数派
　　2012年台湾大选第三轮电视辩论，候选人马英九、蔡英文和宋楚瑜共同接受了一个民间团体代表的提问，她是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苏锦霞。这个创建于1980年的基金会今天已经成长为最受消费者信任的组织，在台湾告别黑心岛的过程中，它所致力的消费者教育运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年78岁的柴松林是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创办人，他原本是个统计学家，1970年代，念完巴黎国立高等研究院经济社会学博士，柴松林被蒋经国特别找回去作台湾“十大建设”可行性评估，但他一回台湾先是搞环保运动，接着又搞消费者运动。
　　柴松林向《南风窗》记者描述了当时的背景：政府努力地创造富裕社会，一切为出口，经济发展最优先，一切政策不能违背經济发展，环境问题，消费者问题，通通不受重视，整个社会亦没有这种观念。当时台湾很多商店门口都挂了一块牌子，上书“货既出门，概不退换”。市场上，各种工业制品质量良莠不齐，商品偷工减料、斤两不足的情况比比皆是。台湾菜市场贩售的虾子，甚至掺了所谓的“硼砂”（一种可以让虾子保鲜、又兼具鲜亮色泽的化学药剂）。而消费者受害，连申诉冤屈的管道都没有。
　　龙应台也在她那篇《台湾是谁的家》中罗列道：婴儿喂假奶粉，小孩吃馊水油，大人喝用过的宝特瓶……而检索1980年代的台湾新闻，食品安全问题比比皆是，大学生食物中毒，孕妇食用有毒色拉油诞下死婴，外国人不敢喝台湾产的纯净水等等。
　　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归台的龙应台对柴松林创立基金会的艰辛一清二楚，她说，在台湾革新很难，一方面是由于制度僵化，另外还有保守的执政单位对社会自觉运动的疑惧。但更大的障碍却是民众本身缺乏动力，所以，她响亮地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那时的龙应台提醒人们，“沉默的大多数”是一种罪恶：排队买票时，真正可恨的并不是那一两个插队的人，因为他们是少数；真正可恨的是那一长排、几十个耐心排队的人眼睁睁看着少数人破坏秩序而不说一句话！龙应台在呼吁大家起而行的同时，自己也为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当义工，翻译资料。
　　“当时还在戒严，大人都怕得要死，怕抓到被关起来。”柴松林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后，动用的只能是一支“儿童军”，找小孩去买吃的东西回来检测。就靠这批小孩拉开了消费者运动序幕。
　　
　　觉醒的大多数
　　 “生气的”少数派起而行，搅动了一潭死水。 但台湾真正走出黑心食品泥潭，依靠的还是“沉默的大多数”的觉醒，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所致力的也正是这项工作。
　　他们的行动策略后来也被证明是很成功的：首先，从食品入手，而且是普通民众消费得起的产品，而不是燕窝鱼翅。那个时代，大部分台湾人还很贫穷，不能选很贵的东西，否则大多数人会觉得这是有钱人才受害，与我没关系；其次，找食物中毒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之际发动消费者运动，“有人死掉了，有人中毒了，有人受害了，中国人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看到这种景象才会兔死狐悲”。
　　台湾从1970年开始出现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包括伪造、仿冒、诈欺、老鼠会等，1979年中部地区发生食用米糠油造成多氯联苯中毒事件，有好几千人因此遭受永久性的伤害。其后的假酒事件，不但造成交通大学一位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蔡教授，因为喝到假酒而失明，还有多人同时受害。这些消息震惊了台湾社会，原本漠不关心的民众开始正视消费者运动。其实，美国和日本的消费者运动，也都是因为消费者成为受害者─有些人中毒，有些人死亡─而崛起的。
　　柴松林就是利用多氯联苯中毒事件和假酒事件造成社会恐慌的契机，发起台湾消费者运动，大力推动消费者教育，不断到台湾各地办演讲会，出版《消费者报导》，大力疾呼“消费者不要觉得自己是任人宰割的，我们是最有力量的。购买权在我们的手中。消费者是一盘散沙，如果团结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力量”。同时接受民众申诉，凡是受骗上当的人就上门找“消基会”，一时间申诉委屈蔚为风潮。“消基会”就帮小老百姓打官司，并不断向政府提出新的立法要求。
　　“消基会”成立之初，援受的第一件申诉案是过期进口果酱，发动员工及义工到超市查证，结果发现未标示的及过期的食品相当多，经过揭发，引起朝野重视，为消基会打响第一炮。此后，“消基会”开始一周两次抽检市面上的各色产品，从南北干货、中药材甚至是包槟榔的荖叶、新娘子的玫瑰捧花、蔬菜水果。他们自费掏腰包购买这些市面上的产品，送到专业的检测机关检测，定期召开记者会向公众公布检查结果。
　　“消基会”所公布的数据在消费者中形成很大的公信力，敲醒社会自觉，形成民间倒逼政府的局面。“卫生署”不得不开始抽检市面上的各色食品并向公众通报。如此官民合力，为“黑心食品”设置了“高压线”。在柴松林看来，消费者的觉醒，才是“黑心食品”的真正克星，保护消费者最终是要靠自己。
　　
　　民主浪潮重塑消费环境
　　 纵观各国食品危机时代，共通的成因有二，其一是经济快速成长的暴利，其二是官僚体制包庇。而各国走出危机的路径亦有共通点，即经济起飞带动社会整体迈入消费社会，中产阶级崛起，民众企盼生活品质提升与重视食品安全，消费者意识觉醒，消费者保护运动勃兴。
　　消费者“生气”起来，商人也得到了上进的机会。1985年，正是龙应台发表《台湾是谁的家》那年，《联合报》记者杨宪宏独家揭露味全新AG-U婴儿奶粉因钙磷比例不合，引发低血钙病童，震撼台湾社会。味全创办人黄烈火亲自拜会《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接受王惕吾提出的道歉、回收、赔偿的建议。味全负责任的处理获得了社会的正面肯定，至今仍是台湾品牌的象征之一。
　　在柴松林看来，这些年台湾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是，普及契约范本，形成一个契约社会，不管是有形的产品买卖，还是无形的服务业都被涵盖了。在合约面前，消费者与商家地位平等，一旦出现纠纷，消费者可以起诉商家，由消费者团体、政府或法院受理。柴松林还特别提到媒体的作用，政府和商家都很害怕媒体曝光：“在台湾，报道政府做不好，你就没有选票，没有办法执政。报道企业不好，产品就卖不掉，企业就倒闭。”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以来，逐渐从威权治理过渡到民主治理。政府开始主动保护消费者，监督治理无良商家，走出黑心食品泛滥年代，几乎与民主化浪潮同步推进。一方面消费者运动这类“生气运动”完成了消费者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民主化进程推进的社会革新和政治改革，塑造了今天台湾的消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