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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西光当政,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1974年我正好40岁,从北京大学调到光明日报社。最初两年也就是“四人帮”垮台以前,基本上没做什么事。《光明日报》最辉煌的时候也就是“四人帮”垮台以后,杨西光当政,他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办报,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一百五十多万份,很了不起。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明日报》对理论部是很重视的,理论水平较高的人都调到理论部来了,全部将近三十个人。那时社会上发生的几件大事都与《光明日报》有关系,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记得报纸出来的当天,有一位老同志把我叫去说,最好不要发表意见。我说,你不同意?他说不是不同意,是太厉害了。不仅是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有经济领域的一些争论,包括自留地、自由市场……许多重大话题、许多大文章都是从《光明日报》出去的。
《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作前后
我是搞历史的,跟吴晗、邓拓、廖沫沙比较熟。“文革”前北京市历史学会吴晗是会长,只有我一个工作人员,好些事都让我办,他拍板。“文革”一来,吴晗受冲击,很自然的就把我牵扯在里面了。我虽然是小萝卜头、小干部,但是逃脱不了,被扣上“反党急先锋”的帽子。批斗了11次以后,就把你撂在一边不管了,每天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一来,我倒很自由。但是不服气,总想有朝一日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投诉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吴德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在信中说明了几条理由。信是我自己送到中南海西门去的。
这种事情一般说是没有多大希望的。可过了十多天,市委书记李雪峰派了市委宣传部长李立功、副部长白涛两个人来找我。他们对我说,你给毛主席的信,雪峰同志看到了,他让我们来看看你。把你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我们回去汇报一下,由雪峰书记来决定。
第二天一上班,李雪峰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雪峰同志让你到他那里去一下,我就去了。到了那儿,看到李雪峰、吴德、池必卿、马力等市委4个书记都在。李雪峰讲了几句话,说你的情况我们没有具体掌握,让你受委屈了。把你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很抱歉。
吴德拉着我说,市委给你平反,你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他做了些检讨,然后让马力具体解决我的问题。马力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一个要求是在什么范围批我,就在什么范围宣布为我平反。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这个事情了结以后,我回市委党校,因为史学会就在市委党校。马力说这些他个人都同意,但要研究一下。
就这样,我的问题平反了。
为什么现在讲这些事呢?这些事与我后来在光明日报社积极地想写文章为吴晗的《海瑞罢官》平反有关系。我不相信吴晗、邓拓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1978年春夏之交,我到芜湖参加史学问题讨论会。一天晚上,好几位大学教授跑到我房间来,他们问我,吴晗能不能平反?他们认为报社记者消息要灵通一点儿,想听听有没有消息。另外一个是我跟吴晗在一块工作了好几年,后来批吴晗批邓拓的写作班子我又不得不参加,所以,他们认为我是了解一些内情的。大家问了一通,说如果吴晗《海瑞罢官》不平反,知识分子心难平。
在芜湖开完会回到北京,我想做这个工作,却无从下手。当时,“文革”还不能否定,替吴晗这些人平反自然也不行。
9月份,我到兰州开史学问题讨论会,又有一些大学的教授跑来找我,要我呼吁一下,替吴晗他们平反。正好黎澍也参加这个会,住在我斜对面。黎澍是一个比较有正义感的历史学家。我去找他说,组织一篇文章替吴晗平反,行不行?他很赞成,说,批姚文元总可以吧。我们约好,回北京后就做这件事。
、在兰州开完会,黎澍回北京了,我又去了新疆、青海等地采访,回到北京已过了国庆节。我就赶快跑到黎澍家里,想商量一下这件事怎么搞。黎澍说,此事非常难,找了几个大手笔都拒绝了,都不写,其中有一个提出,如果当时批吴晗的背景能够讲得比较清楚,我就写。黎澍说,知道背景的人有谁啊,最了解的是彭真,但现在不知彭真住在哪里。后来通过刘少奇的女儿了解到,彭真住在陕西商洛地区地委招待所。黎澍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马上叫社科院近代史所买了两张飞机票,让我和近代史所的陈铁健一块去找彭真。第二天就要出发了,当天晚上,陕西省委来电话,说彭真的问题还没解决,不好谈。这样我们只得作罢。找不到作者,我就想,还不如我自己来写呢,批吴晗、批“三家村”那些过程我都参加了,比较熟悉情况。但是,这个事情毕竟太大了,得和领导通气,领导同意了才写,不同意你写了也不能用。
当时杨西光正在中央开工作会议。一天下午在楼道碰到他,我就跟他说,准备写这样一篇文章。他说,可以呀,批姚文元总可以吧,批姚文元总没有错,为吴晗平反只是个时间问题。既然他赞成,我就去找当时负责理论部的马沛文同志,马沛文也很赞成,最后他说,你把其他工作都停下来,把这篇文章赶一赶。
我花两天半时间,写出《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概有七八干字,交给了马沛文。第二天早晨他一上班,就对我说,基调可以,同意这些观点。他又把文章拿给报社第二把手殷参同志看,殷参也同意这些观点。马沛文让我赶快打出清样来,并要求绝对保密。当时报社外面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在北京,如果消息传出去,有人捅你一下,这篇文章就出不去了。
文章写出来的第三天,即1978年11月15日,由殷参签发,在《光明日报》第三版整版刊出。刊登后影响很大,世界十几个大通讯社都转发了消息和评论。香港的几个报纸还发表社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当天决定出单行本。
为什么这篇文章反响那么大呢?一是这篇文章成为批判“文革”的开始。因为,批姚文元的文章就等于批“文革”,姚文元可以批了,“文革”也就可以批了。再有一个就是要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后台。文章登出去以后,上海开了几次座谈会,头两次都好说,是揭发批判姚文元他们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文章。第三天,大家就不满足了,说要揪后台,后台是谁?于是,谁也不敢再深说,讨论也没有办法再继续。 文章登出后,收到一百多封来信与电话,大部分都是“文革”时受过迫害的老教授和老知识分子打来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老教授吴泽说,这是史学界的《于无声处》。著名导演谢晋看过文章以后哭了。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也打电话来说,要是吴晗能活到这一天那该多好啊。国外的评论很多,说这是华国锋政权最惊人的一步。反对的不太多,我记得在湖南那边反对的声音比较多一点,还有什么地方的几封信说,批彭德怀是对的,你这篇文章公开替彭德怀翻案,这还了得。不过,这些反对意见大都是匿名信,用的假名字。这篇文章刊发以后,为了了解北京的动态,上海《文汇报》总编坐飞机赶到北京,可谁也说不出什么道道来。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类似的文章再发表。
那时中央管宣传的是汪东兴同志,他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也不跟我们打一下招呼就发出去了。我的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北京日报》等几家报纸要转载,都排出清样了,因为上头有人说了话,也不敢登了。对汪东兴说的话,社会上大多不以为然,这方面的座谈会还继续在搞。
杨西光开会回来后对我说,文章的观点大家都是同意的,就是“一个政治大阴谋”感觉太厉害了一点儿。可他琢磨了一下又说,实际上也是一个大阴谋。他在中央开会,有人提出了这个意见,他回来转达一下。
1月份,新华社发了一个报道,用了我文章里“姚文元他们搞这篇文章是一个政治大阴谋”的提法做标题,再次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大年三十赶写《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1979年过了1月份就准备过春节了。大年三十的上午,马沛文到办公室来说,如果要有一篇为“三家村”平反的文章登在大年初一的报纸上,是对读者最好的拜年。一看时间,明天就是初一了,哪还来得及啊!理论部几个同志在一起议论,感觉这个创意很好,但是时间太紧。马沛文还是坚持希望有篇文章,要我来写。
那时,大家都有一股劲,都想多干一点儿事,都想在批“四人帮”的问题上多出点儿力。从个人来说,为“三家村”平反我也愿意写,就是时间太紧。
议论了一下文章的思路,理论部的几个同事就回家过年了,我从上午十点钟开始写,马沛文坐在一旁等着,我写几页,他就拿走几页到印厂去排。到最后写完、排完已是晚上七点。马沛文说,我们先回家吃年夜饭吧,九点再回到办公室来。九点钟我们又回到办公室,一边改一边核对材料,一遍又一遍。最后报纸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马沛文拿了两份报纸,我拿了两份报纸,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为遇罗克平反
我写的《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文章里,有一段话:冤案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大快人心。
1978年冬季的一天晚上,遇罗克的母亲就拿着有这段话的报纸,跑到我家里来了。她说,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给他平反了,我那孩子是老百姓,也是“文革”当中被迫害死的,他的事你管不管?
第二天到报社,我就找了马沛文,我说有这样一个案子,我认为有问题,可以去看看材料。马沛文同意了。我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大体翻了一下遇罗克的卷宗,看了判决书,断定这是一个错案。第二天找了理论部的张义德、赵绍平,三个人一块儿去看了两天材料。
我记得审问记录是24卷,堆起来有半人多高。后来,我给市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落款盖了光明日报社社章,信的大致内容是本报派记者调查了遇罗克案子,认为是冤假错案,建议给予平反。
市公安局很重视,审理后给遇罗克平了反。我认为应该写一篇大文章,把遇罗克这件冤案公布一下,就动笔写了一篇。写好后,没有拿出去登也没有给报社。当时,北京出版社办了一个《新时期》杂志,主编认得我,向我要稿子,我就把这篇稿子给了他,他很快就登出来了。《北京日报》得知,也把稿件要去,于1980年7月5日在《北京日报》重新发表出来。光明日报这边,马沛文组织王晨、张天来同志也在写为遇罗克平反的文章,可我根本不知道,要是《光明日报》那篇先登出来,我就不一定发表了,因为我觉得只要有人写就可以了。马沛文没与我通气,可能是觉得我写理论文章可以,写大通讯不一定是专长。
有一次王晨看到我还讲了这个事。他说,也没有人告诉他,谁在研究这个案子。那个案子带有一点政治性,遇罗克讲过几句对毛主席不尊重的话。所以后来为遇罗克平反时有一种意见,说,遇罗克有错误言论,要不要留一个尾巴。人大常委王汉斌说,人都死了,还要留什么尾巴?
那时《光明日报》在史学界很吃香
那一时期,《光明日报》登了不少重要理论文章,对史学界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史学界是很吃香的。我到上海去开会,上海华东师大请我去给教师讲一讲史学界的情况。讲完,江苏师范学院请我到他们那边去讲。那边还没讲呢,南京大学、南京师院又来请我去讲,说他们已经发通知了,不去不行。就是说,《光明日报》的一个普通记者,介绍一下史学界的情况都被那么重视,从上海到苏州,到南京,到徐州,到连云港,到枣庄,到济南,一路上讲了七八次。最初我不大愿意讲,后来想还是讲,因为对思想解放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报社、对社会都有一定好处。
我于1974年到光明日报社,1988年离开,那14年是《光明日报》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时候。
(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我们的光明之路:〈光明日报〉65年口述实录》本文口述:苏双碧 本文整理:庄建)
1974年我正好40岁,从北京大学调到光明日报社。最初两年也就是“四人帮”垮台以前,基本上没做什么事。《光明日报》最辉煌的时候也就是“四人帮”垮台以后,杨西光当政,他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办报,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一百五十多万份,很了不起。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明日报》对理论部是很重视的,理论水平较高的人都调到理论部来了,全部将近三十个人。那时社会上发生的几件大事都与《光明日报》有关系,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记得报纸出来的当天,有一位老同志把我叫去说,最好不要发表意见。我说,你不同意?他说不是不同意,是太厉害了。不仅是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有经济领域的一些争论,包括自留地、自由市场……许多重大话题、许多大文章都是从《光明日报》出去的。
《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作前后
我是搞历史的,跟吴晗、邓拓、廖沫沙比较熟。“文革”前北京市历史学会吴晗是会长,只有我一个工作人员,好些事都让我办,他拍板。“文革”一来,吴晗受冲击,很自然的就把我牵扯在里面了。我虽然是小萝卜头、小干部,但是逃脱不了,被扣上“反党急先锋”的帽子。批斗了11次以后,就把你撂在一边不管了,每天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一来,我倒很自由。但是不服气,总想有朝一日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投诉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吴德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在信中说明了几条理由。信是我自己送到中南海西门去的。
这种事情一般说是没有多大希望的。可过了十多天,市委书记李雪峰派了市委宣传部长李立功、副部长白涛两个人来找我。他们对我说,你给毛主席的信,雪峰同志看到了,他让我们来看看你。把你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我们回去汇报一下,由雪峰书记来决定。
第二天一上班,李雪峰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雪峰同志让你到他那里去一下,我就去了。到了那儿,看到李雪峰、吴德、池必卿、马力等市委4个书记都在。李雪峰讲了几句话,说你的情况我们没有具体掌握,让你受委屈了。把你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很抱歉。
吴德拉着我说,市委给你平反,你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他做了些检讨,然后让马力具体解决我的问题。马力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一个要求是在什么范围批我,就在什么范围宣布为我平反。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这个事情了结以后,我回市委党校,因为史学会就在市委党校。马力说这些他个人都同意,但要研究一下。
就这样,我的问题平反了。
为什么现在讲这些事呢?这些事与我后来在光明日报社积极地想写文章为吴晗的《海瑞罢官》平反有关系。我不相信吴晗、邓拓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1978年春夏之交,我到芜湖参加史学问题讨论会。一天晚上,好几位大学教授跑到我房间来,他们问我,吴晗能不能平反?他们认为报社记者消息要灵通一点儿,想听听有没有消息。另外一个是我跟吴晗在一块工作了好几年,后来批吴晗批邓拓的写作班子我又不得不参加,所以,他们认为我是了解一些内情的。大家问了一通,说如果吴晗《海瑞罢官》不平反,知识分子心难平。
在芜湖开完会回到北京,我想做这个工作,却无从下手。当时,“文革”还不能否定,替吴晗这些人平反自然也不行。
9月份,我到兰州开史学问题讨论会,又有一些大学的教授跑来找我,要我呼吁一下,替吴晗他们平反。正好黎澍也参加这个会,住在我斜对面。黎澍是一个比较有正义感的历史学家。我去找他说,组织一篇文章替吴晗平反,行不行?他很赞成,说,批姚文元总可以吧。我们约好,回北京后就做这件事。
、在兰州开完会,黎澍回北京了,我又去了新疆、青海等地采访,回到北京已过了国庆节。我就赶快跑到黎澍家里,想商量一下这件事怎么搞。黎澍说,此事非常难,找了几个大手笔都拒绝了,都不写,其中有一个提出,如果当时批吴晗的背景能够讲得比较清楚,我就写。黎澍说,知道背景的人有谁啊,最了解的是彭真,但现在不知彭真住在哪里。后来通过刘少奇的女儿了解到,彭真住在陕西商洛地区地委招待所。黎澍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马上叫社科院近代史所买了两张飞机票,让我和近代史所的陈铁健一块去找彭真。第二天就要出发了,当天晚上,陕西省委来电话,说彭真的问题还没解决,不好谈。这样我们只得作罢。找不到作者,我就想,还不如我自己来写呢,批吴晗、批“三家村”那些过程我都参加了,比较熟悉情况。但是,这个事情毕竟太大了,得和领导通气,领导同意了才写,不同意你写了也不能用。
当时杨西光正在中央开工作会议。一天下午在楼道碰到他,我就跟他说,准备写这样一篇文章。他说,可以呀,批姚文元总可以吧,批姚文元总没有错,为吴晗平反只是个时间问题。既然他赞成,我就去找当时负责理论部的马沛文同志,马沛文也很赞成,最后他说,你把其他工作都停下来,把这篇文章赶一赶。
我花两天半时间,写出《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概有七八干字,交给了马沛文。第二天早晨他一上班,就对我说,基调可以,同意这些观点。他又把文章拿给报社第二把手殷参同志看,殷参也同意这些观点。马沛文让我赶快打出清样来,并要求绝对保密。当时报社外面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在北京,如果消息传出去,有人捅你一下,这篇文章就出不去了。
文章写出来的第三天,即1978年11月15日,由殷参签发,在《光明日报》第三版整版刊出。刊登后影响很大,世界十几个大通讯社都转发了消息和评论。香港的几个报纸还发表社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当天决定出单行本。
为什么这篇文章反响那么大呢?一是这篇文章成为批判“文革”的开始。因为,批姚文元的文章就等于批“文革”,姚文元可以批了,“文革”也就可以批了。再有一个就是要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后台。文章登出去以后,上海开了几次座谈会,头两次都好说,是揭发批判姚文元他们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文章。第三天,大家就不满足了,说要揪后台,后台是谁?于是,谁也不敢再深说,讨论也没有办法再继续。 文章登出后,收到一百多封来信与电话,大部分都是“文革”时受过迫害的老教授和老知识分子打来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老教授吴泽说,这是史学界的《于无声处》。著名导演谢晋看过文章以后哭了。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也打电话来说,要是吴晗能活到这一天那该多好啊。国外的评论很多,说这是华国锋政权最惊人的一步。反对的不太多,我记得在湖南那边反对的声音比较多一点,还有什么地方的几封信说,批彭德怀是对的,你这篇文章公开替彭德怀翻案,这还了得。不过,这些反对意见大都是匿名信,用的假名字。这篇文章刊发以后,为了了解北京的动态,上海《文汇报》总编坐飞机赶到北京,可谁也说不出什么道道来。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类似的文章再发表。
那时中央管宣传的是汪东兴同志,他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也不跟我们打一下招呼就发出去了。我的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北京日报》等几家报纸要转载,都排出清样了,因为上头有人说了话,也不敢登了。对汪东兴说的话,社会上大多不以为然,这方面的座谈会还继续在搞。
杨西光开会回来后对我说,文章的观点大家都是同意的,就是“一个政治大阴谋”感觉太厉害了一点儿。可他琢磨了一下又说,实际上也是一个大阴谋。他在中央开会,有人提出了这个意见,他回来转达一下。
1月份,新华社发了一个报道,用了我文章里“姚文元他们搞这篇文章是一个政治大阴谋”的提法做标题,再次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大年三十赶写《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1979年过了1月份就准备过春节了。大年三十的上午,马沛文到办公室来说,如果要有一篇为“三家村”平反的文章登在大年初一的报纸上,是对读者最好的拜年。一看时间,明天就是初一了,哪还来得及啊!理论部几个同志在一起议论,感觉这个创意很好,但是时间太紧。马沛文还是坚持希望有篇文章,要我来写。
那时,大家都有一股劲,都想多干一点儿事,都想在批“四人帮”的问题上多出点儿力。从个人来说,为“三家村”平反我也愿意写,就是时间太紧。
议论了一下文章的思路,理论部的几个同事就回家过年了,我从上午十点钟开始写,马沛文坐在一旁等着,我写几页,他就拿走几页到印厂去排。到最后写完、排完已是晚上七点。马沛文说,我们先回家吃年夜饭吧,九点再回到办公室来。九点钟我们又回到办公室,一边改一边核对材料,一遍又一遍。最后报纸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马沛文拿了两份报纸,我拿了两份报纸,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为遇罗克平反
我写的《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文章里,有一段话:冤案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大快人心。
1978年冬季的一天晚上,遇罗克的母亲就拿着有这段话的报纸,跑到我家里来了。她说,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给他平反了,我那孩子是老百姓,也是“文革”当中被迫害死的,他的事你管不管?
第二天到报社,我就找了马沛文,我说有这样一个案子,我认为有问题,可以去看看材料。马沛文同意了。我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大体翻了一下遇罗克的卷宗,看了判决书,断定这是一个错案。第二天找了理论部的张义德、赵绍平,三个人一块儿去看了两天材料。
我记得审问记录是24卷,堆起来有半人多高。后来,我给市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落款盖了光明日报社社章,信的大致内容是本报派记者调查了遇罗克案子,认为是冤假错案,建议给予平反。
市公安局很重视,审理后给遇罗克平了反。我认为应该写一篇大文章,把遇罗克这件冤案公布一下,就动笔写了一篇。写好后,没有拿出去登也没有给报社。当时,北京出版社办了一个《新时期》杂志,主编认得我,向我要稿子,我就把这篇稿子给了他,他很快就登出来了。《北京日报》得知,也把稿件要去,于1980年7月5日在《北京日报》重新发表出来。光明日报这边,马沛文组织王晨、张天来同志也在写为遇罗克平反的文章,可我根本不知道,要是《光明日报》那篇先登出来,我就不一定发表了,因为我觉得只要有人写就可以了。马沛文没与我通气,可能是觉得我写理论文章可以,写大通讯不一定是专长。
有一次王晨看到我还讲了这个事。他说,也没有人告诉他,谁在研究这个案子。那个案子带有一点政治性,遇罗克讲过几句对毛主席不尊重的话。所以后来为遇罗克平反时有一种意见,说,遇罗克有错误言论,要不要留一个尾巴。人大常委王汉斌说,人都死了,还要留什么尾巴?
那时《光明日报》在史学界很吃香
那一时期,《光明日报》登了不少重要理论文章,对史学界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史学界是很吃香的。我到上海去开会,上海华东师大请我去给教师讲一讲史学界的情况。讲完,江苏师范学院请我到他们那边去讲。那边还没讲呢,南京大学、南京师院又来请我去讲,说他们已经发通知了,不去不行。就是说,《光明日报》的一个普通记者,介绍一下史学界的情况都被那么重视,从上海到苏州,到南京,到徐州,到连云港,到枣庄,到济南,一路上讲了七八次。最初我不大愿意讲,后来想还是讲,因为对思想解放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报社、对社会都有一定好处。
我于1974年到光明日报社,1988年离开,那14年是《光明日报》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时候。
(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我们的光明之路:〈光明日报〉65年口述实录》本文口述:苏双碧 本文整理: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