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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西光当政，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1974年我正好40岁，从北京大学调到光明日报社。最初两年也就是“四人帮”垮台以前，基本上没做什么事。《光明日报》最辉煌的时候也就是“四人帮”垮台以后，杨西光当政，他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办报，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一百五十多万份，很了不起。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明日报》对理论部是很重视的，理论水平较高的人都调到理论部来了，全部将近三十个人。那时社会上发生的几件大事都与《光明日报》有关系，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记得报纸出来的当天，有一位老同志把我叫去说，最好不要发表意见。我说，你不同意？他说不是不同意，是太厉害了。不仅是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有经济领域的一些争论，包括自留地、自由市场……许多重大话题、许多大文章都是从《光明日报》出去的。
《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作前后
我是搞历史的，跟吴晗、邓拓、廖沫沙比较熟。“文革”前北京市历史学会吴晗是会长，只有我一个工作人员，好些事都让我办，他拍板。“文革”一来，吴晗受冲击，很自然的就把我牵扯在里面了。我虽然是小萝卜头、小干部，但是逃脱不了，被扣上“反党急先锋”的帽子。批斗了11次以后，就把你撂在一边不管了，每天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一来，我倒很自由。但是不服气，总想有朝一日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投诉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吴德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在信中说明了几条理由。信是我自己送到中南海西门去的。
这种事情一般说是没有多大希望的。可过了十多天，市委书记李雪峰派了市委宣传部长李立功、副部长白涛两个人来找我。他们对我说，你给毛主席的信，雪峰同志看到了，他让我们来看看你。把你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我们回去汇报一下，由雪峰书记来决定。
第二天一上班，李雪峰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雪峰同志让你到他那里去一下，我就去了。到了那儿，看到李雪峰、吴德、池必卿、马力等市委4个书记都在。李雪峰讲了几句话，说你的情况我们没有具体掌握，让你受委屈了。把你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很抱歉。
吴德拉着我说，市委给你平反，你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他做了些检讨，然后让马力具体解决我的问题。马力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一个要求是在什么范围批我，就在什么范围宣布为我平反。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这个事情了结以后，我回市委党校，因为史学会就在市委党校。马力说这些他个人都同意，但要研究一下。
就这样，我的问题平反了。
为什么现在讲这些事呢？这些事与我后来在光明日报社积极地想写文章为吴晗的《海瑞罢官》平反有关系。我不相信吴晗、邓拓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1978年春夏之交，我到芜湖参加史学问题讨论会。一天晚上，好几位大学教授跑到我房间来，他们问我，吴晗能不能平反？他们认为报社记者消息要灵通一点儿，想听听有没有消息。另外一个是我跟吴晗在一块工作了好几年，后来批吴晗批邓拓的写作班子我又不得不参加，所以，他们认为我是了解一些内情的。大家问了一通，说如果吴晗《海瑞罢官》不平反，知识分子心难平。
在芜湖开完会回到北京，我想做这个工作，却无从下手。当时，“文革”还不能否定，替吴晗这些人平反自然也不行。
9月份，我到兰州开史学问题讨论会，又有一些大学的教授跑来找我，要我呼吁一下，替吴晗他们平反。正好黎澍也参加这个会，住在我斜对面。黎澍是一个比较有正义感的历史学家。我去找他说，组织一篇文章替吴晗平反，行不行？他很赞成，说，批姚文元总可以吧。我们约好，回北京后就做这件事。
、在兰州开完会，黎澍回北京了，我又去了新疆、青海等地采访，回到北京已过了国庆节。我就赶快跑到黎澍家里，想商量一下这件事怎么搞。黎澍说，此事非常难，找了几个大手笔都拒绝了，都不写，其中有一个提出，如果当时批吴晗的背景能够讲得比较清楚，我就写。黎澍说，知道背景的人有谁啊，最了解的是彭真，但现在不知彭真住在哪里。后来通过刘少奇的女儿了解到，彭真住在陕西商洛地区地委招待所。黎澍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马上叫社科院近代史所买了两张飞机票，让我和近代史所的陈铁健一块去找彭真。第二天就要出发了，当天晚上，陕西省委来电话，说彭真的问题还没解决，不好谈。这样我们只得作罢。找不到作者，我就想，还不如我自己来写呢，批吴晗、批“三家村”那些过程我都参加了，比较熟悉情况。但是，这个事情毕竟太大了，得和领导通气，领导同意了才写，不同意你写了也不能用。
当时杨西光正在中央开工作会议。一天下午在楼道碰到他，我就跟他说，准备写这样一篇文章。他说，可以呀，批姚文元总可以吧，批姚文元总没有错，为吴晗平反只是个时间问题。既然他赞成，我就去找当时负责理论部的马沛文同志，马沛文也很赞成，最后他说，你把其他工作都停下来，把这篇文章赶一赶。
我花两天半时间，写出《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概有七八干字，交给了马沛文。第二天早晨他一上班，就对我说，基调可以，同意这些观点。他又把文章拿给报社第二把手殷参同志看，殷参也同意这些观点。马沛文让我赶快打出清样来，并要求绝对保密。当时报社外面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在北京，如果消息传出去，有人捅你一下，这篇文章就出不去了。
文章写出来的第三天，即1978年11月15日，由殷参签发，在《光明日报》第三版整版刊出。刊登后影响很大，世界十几个大通讯社都转发了消息和评论。香港的几个报纸还发表社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当天决定出单行本。
为什么这篇文章反响那么大呢？一是这篇文章成为批判“文革”的开始。因为，批姚文元的文章就等于批“文革”，姚文元可以批了，“文革”也就可以批了。再有一个就是要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后台。文章登出去以后，上海开了几次座谈会，头两次都好说，是揭发批判姚文元他们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文章。第三天，大家就不满足了，说要揪后台，后台是谁？于是，谁也不敢再深说，讨论也没有办法再继续。 文章登出后，收到一百多封来信与电话，大部分都是“文革”时受过迫害的老教授和老知识分子打来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老教授吴泽说，这是史学界的《于无声处》。著名导演谢晋看过文章以后哭了。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也打电话来说，要是吴晗能活到这一天那该多好啊。国外的评论很多，说这是华国锋政权最惊人的一步。反对的不太多，我记得在湖南那边反对的声音比较多一点，还有什么地方的几封信说，批彭德怀是对的，你这篇文章公开替彭德怀翻案，这还了得。不过，这些反对意见大都是匿名信，用的假名字。这篇文章刊发以后，为了了解北京的动态，上海《文汇报》总编坐飞机赶到北京，可谁也说不出什么道道来。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类似的文章再发表。
那时中央管宣传的是汪东兴同志，他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也不跟我们打一下招呼就发出去了。我的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北京日报》等几家报纸要转载，都排出清样了，因为上头有人说了话，也不敢登了。对汪东兴说的话，社会上大多不以为然，这方面的座谈会还继续在搞。
杨西光开会回来后对我说，文章的观点大家都是同意的，就是“一个政治大阴谋”感觉太厉害了一点儿。可他琢磨了一下又说，实际上也是一个大阴谋。他在中央开会，有人提出了这个意见，他回来转达一下。
1月份，新华社发了一个报道，用了我文章里“姚文元他们搞这篇文章是一个政治大阴谋”的提法做标题，再次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大年三十赶写《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1979年过了1月份就准备过春节了。大年三十的上午，马沛文到办公室来说，如果要有一篇为“三家村”平反的文章登在大年初一的报纸上，是对读者最好的拜年。一看时间，明天就是初一了，哪还来得及啊！理论部几个同志在一起议论，感觉这个创意很好，但是时间太紧。马沛文还是坚持希望有篇文章，要我来写。
那时，大家都有一股劲，都想多干一点儿事，都想在批“四人帮”的问题上多出点儿力。从个人来说，为“三家村”平反我也愿意写，就是时间太紧。
议论了一下文章的思路，理论部的几个同事就回家过年了，我从上午十点钟开始写，马沛文坐在一旁等着，我写几页，他就拿走几页到印厂去排。到最后写完、排完已是晚上七点。马沛文说，我们先回家吃年夜饭吧，九点再回到办公室来。九点钟我们又回到办公室，一边改一边核对材料，一遍又一遍。最后报纸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马沛文拿了两份报纸，我拿了两份报纸，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为遇罗克平反
我写的《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文章里，有一段话：冤案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大快人心。
1978年冬季的一天晚上，遇罗克的母亲就拿着有这段话的报纸，跑到我家里来了。她说，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给他平反了，我那孩子是老百姓，也是“文革”当中被迫害死的，他的事你管不管？
第二天到报社，我就找了马沛文，我说有这样一个案子，我认为有问题，可以去看看材料。马沛文同意了。我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大体翻了一下遇罗克的卷宗，看了判决书，断定这是一个错案。第二天找了理论部的张义德、赵绍平，三个人一块儿去看了两天材料。
我记得审问记录是24卷，堆起来有半人多高。后来，我给市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落款盖了光明日报社社章，信的大致内容是本报派记者调查了遇罗克案子，认为是冤假错案，建议给予平反。
市公安局很重视，审理后给遇罗克平了反。我认为应该写一篇大文章，把遇罗克这件冤案公布一下，就动笔写了一篇。写好后，没有拿出去登也没有给报社。当时，北京出版社办了一个《新时期》杂志，主编认得我，向我要稿子，我就把这篇稿子给了他，他很快就登出来了。《北京日报》得知，也把稿件要去，于1980年7月5日在《北京日报》重新发表出来。光明日报这边，马沛文组织王晨、张天来同志也在写为遇罗克平反的文章，可我根本不知道，要是《光明日报》那篇先登出来，我就不一定发表了，因为我觉得只要有人写就可以了。马沛文没与我通气，可能是觉得我写理论文章可以，写大通讯不一定是专长。
有一次王晨看到我还讲了这个事。他说，也没有人告诉他，谁在研究这个案子。那个案子带有一点政治性，遇罗克讲过几句对毛主席不尊重的话。所以后来为遇罗克平反时有一种意见，说，遇罗克有错误言论，要不要留一个尾巴。人大常委王汉斌说，人都死了，还要留什么尾巴？
那时《光明日报》在史学界很吃香
那一时期，《光明日报》登了不少重要理论文章，对史学界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史学界是很吃香的。我到上海去开会，上海华东师大请我去给教师讲一讲史学界的情况。讲完，江苏师范学院请我到他们那边去讲。那边还没讲呢，南京大学、南京师院又来请我去讲，说他们已经发通知了，不去不行。就是说，《光明日报》的一个普通记者，介绍一下史学界的情况都被那么重视，从上海到苏州，到南京，到徐州，到连云港，到枣庄，到济南，一路上讲了七八次。最初我不大愿意讲，后来想还是讲，因为对思想解放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报社、对社会都有一定好处。
我于1974年到光明日报社，1988年离开，那14年是《光明日报》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时候。
（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我们的光明之路：〈光明日报〉65年口述实录》本文口述：苏双碧 本文整理：庄建）
1974年我正好40岁，从北京大学调到光明日报社。最初两年也就是“四人帮”垮台以前，基本上没做什么事。《光明日报》最辉煌的时候也就是“四人帮”垮台以后，杨西光当政，他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办报，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一百五十多万份，很了不起。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明日报》对理论部是很重视的，理论水平较高的人都调到理论部来了，全部将近三十个人。那时社会上发生的几件大事都与《光明日报》有关系，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记得报纸出来的当天，有一位老同志把我叫去说，最好不要发表意见。我说，你不同意？他说不是不同意，是太厉害了。不仅是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有经济领域的一些争论，包括自留地、自由市场……许多重大话题、许多大文章都是从《光明日报》出去的。
《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作前后
我是搞历史的，跟吴晗、邓拓、廖沫沙比较熟。“文革”前北京市历史学会吴晗是会长，只有我一个工作人员，好些事都让我办，他拍板。“文革”一来，吴晗受冲击，很自然的就把我牵扯在里面了。我虽然是小萝卜头、小干部，但是逃脱不了，被扣上“反党急先锋”的帽子。批斗了11次以后，就把你撂在一边不管了，每天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一来，我倒很自由。但是不服气，总想有朝一日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投诉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吴德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在信中说明了几条理由。信是我自己送到中南海西门去的。
这种事情一般说是没有多大希望的。可过了十多天，市委书记李雪峰派了市委宣传部长李立功、副部长白涛两个人来找我。他们对我说，你给毛主席的信，雪峰同志看到了，他让我们来看看你。把你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我们回去汇报一下，由雪峰书记来决定。
第二天一上班，李雪峰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雪峰同志让你到他那里去一下，我就去了。到了那儿，看到李雪峰、吴德、池必卿、马力等市委4个书记都在。李雪峰讲了几句话，说你的情况我们没有具体掌握，让你受委屈了。把你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很抱歉。
吴德拉着我说，市委给你平反，你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他做了些检讨，然后让马力具体解决我的问题。马力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一个要求是在什么范围批我，就在什么范围宣布为我平反。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这个事情了结以后，我回市委党校，因为史学会就在市委党校。马力说这些他个人都同意，但要研究一下。
就这样，我的问题平反了。
为什么现在讲这些事呢？这些事与我后来在光明日报社积极地想写文章为吴晗的《海瑞罢官》平反有关系。我不相信吴晗、邓拓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1978年春夏之交，我到芜湖参加史学问题讨论会。一天晚上，好几位大学教授跑到我房间来，他们问我，吴晗能不能平反？他们认为报社记者消息要灵通一点儿，想听听有没有消息。另外一个是我跟吴晗在一块工作了好几年，后来批吴晗批邓拓的写作班子我又不得不参加，所以，他们认为我是了解一些内情的。大家问了一通，说如果吴晗《海瑞罢官》不平反，知识分子心难平。
在芜湖开完会回到北京，我想做这个工作，却无从下手。当时，“文革”还不能否定，替吴晗这些人平反自然也不行。
9月份，我到兰州开史学问题讨论会，又有一些大学的教授跑来找我，要我呼吁一下，替吴晗他们平反。正好黎澍也参加这个会，住在我斜对面。黎澍是一个比较有正义感的历史学家。我去找他说，组织一篇文章替吴晗平反，行不行？他很赞成，说，批姚文元总可以吧。我们约好，回北京后就做这件事。
、在兰州开完会，黎澍回北京了，我又去了新疆、青海等地采访，回到北京已过了国庆节。我就赶快跑到黎澍家里，想商量一下这件事怎么搞。黎澍说，此事非常难，找了几个大手笔都拒绝了，都不写，其中有一个提出，如果当时批吴晗的背景能够讲得比较清楚，我就写。黎澍说，知道背景的人有谁啊，最了解的是彭真，但现在不知彭真住在哪里。后来通过刘少奇的女儿了解到，彭真住在陕西商洛地区地委招待所。黎澍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马上叫社科院近代史所买了两张飞机票，让我和近代史所的陈铁健一块去找彭真。第二天就要出发了，当天晚上，陕西省委来电话，说彭真的问题还没解决，不好谈。这样我们只得作罢。找不到作者，我就想，还不如我自己来写呢，批吴晗、批“三家村”那些过程我都参加了，比较熟悉情况。但是，这个事情毕竟太大了，得和领导通气，领导同意了才写，不同意你写了也不能用。
当时杨西光正在中央开工作会议。一天下午在楼道碰到他，我就跟他说，准备写这样一篇文章。他说，可以呀，批姚文元总可以吧，批姚文元总没有错，为吴晗平反只是个时间问题。既然他赞成，我就去找当时负责理论部的马沛文同志，马沛文也很赞成，最后他说，你把其他工作都停下来，把这篇文章赶一赶。
我花两天半时间，写出《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概有七八干字，交给了马沛文。第二天早晨他一上班，就对我说，基调可以，同意这些观点。他又把文章拿给报社第二把手殷参同志看，殷参也同意这些观点。马沛文让我赶快打出清样来，并要求绝对保密。当时报社外面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在北京，如果消息传出去，有人捅你一下，这篇文章就出不去了。
文章写出来的第三天，即1978年11月15日，由殷参签发，在《光明日报》第三版整版刊出。刊登后影响很大，世界十几个大通讯社都转发了消息和评论。香港的几个报纸还发表社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当天决定出单行本。
为什么这篇文章反响那么大呢？一是这篇文章成为批判“文革”的开始。因为，批姚文元的文章就等于批“文革”，姚文元可以批了，“文革”也就可以批了。再有一个就是要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后台。文章登出去以后，上海开了几次座谈会，头两次都好说，是揭发批判姚文元他们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文章。第三天，大家就不满足了，说要揪后台，后台是谁？于是，谁也不敢再深说，讨论也没有办法再继续。 文章登出后，收到一百多封来信与电话，大部分都是“文革”时受过迫害的老教授和老知识分子打来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老教授吴泽说，这是史学界的《于无声处》。著名导演谢晋看过文章以后哭了。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也打电话来说，要是吴晗能活到这一天那该多好啊。国外的评论很多，说这是华国锋政权最惊人的一步。反对的不太多，我记得在湖南那边反对的声音比较多一点，还有什么地方的几封信说，批彭德怀是对的，你这篇文章公开替彭德怀翻案，这还了得。不过，这些反对意见大都是匿名信，用的假名字。这篇文章刊发以后，为了了解北京的动态，上海《文汇报》总编坐飞机赶到北京，可谁也说不出什么道道来。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类似的文章再发表。
那时中央管宣传的是汪东兴同志，他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也不跟我们打一下招呼就发出去了。我的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北京日报》等几家报纸要转载，都排出清样了，因为上头有人说了话，也不敢登了。对汪东兴说的话，社会上大多不以为然，这方面的座谈会还继续在搞。
杨西光开会回来后对我说，文章的观点大家都是同意的，就是“一个政治大阴谋”感觉太厉害了一点儿。可他琢磨了一下又说，实际上也是一个大阴谋。他在中央开会，有人提出了这个意见，他回来转达一下。
1月份，新华社发了一个报道，用了我文章里“姚文元他们搞这篇文章是一个政治大阴谋”的提法做标题，再次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大年三十赶写《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1979年过了1月份就准备过春节了。大年三十的上午，马沛文到办公室来说，如果要有一篇为“三家村”平反的文章登在大年初一的报纸上，是对读者最好的拜年。一看时间，明天就是初一了，哪还来得及啊！理论部几个同志在一起议论，感觉这个创意很好，但是时间太紧。马沛文还是坚持希望有篇文章，要我来写。
那时，大家都有一股劲，都想多干一点儿事，都想在批“四人帮”的问题上多出点儿力。从个人来说，为“三家村”平反我也愿意写，就是时间太紧。
议论了一下文章的思路，理论部的几个同事就回家过年了，我从上午十点钟开始写，马沛文坐在一旁等着，我写几页，他就拿走几页到印厂去排。到最后写完、排完已是晚上七点。马沛文说，我们先回家吃年夜饭吧，九点再回到办公室来。九点钟我们又回到办公室，一边改一边核对材料，一遍又一遍。最后报纸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马沛文拿了两份报纸，我拿了两份报纸，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为遇罗克平反
我写的《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文章里，有一段话：冤案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大快人心。
1978年冬季的一天晚上，遇罗克的母亲就拿着有这段话的报纸，跑到我家里来了。她说，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给他平反了，我那孩子是老百姓，也是“文革”当中被迫害死的，他的事你管不管？
第二天到报社，我就找了马沛文，我说有这样一个案子，我认为有问题，可以去看看材料。马沛文同意了。我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大体翻了一下遇罗克的卷宗，看了判决书，断定这是一个错案。第二天找了理论部的张义德、赵绍平，三个人一块儿去看了两天材料。
我记得审问记录是24卷，堆起来有半人多高。后来，我给市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落款盖了光明日报社社章，信的大致内容是本报派记者调查了遇罗克案子，认为是冤假错案，建议给予平反。
市公安局很重视，审理后给遇罗克平了反。我认为应该写一篇大文章，把遇罗克这件冤案公布一下，就动笔写了一篇。写好后，没有拿出去登也没有给报社。当时，北京出版社办了一个《新时期》杂志，主编认得我，向我要稿子，我就把这篇稿子给了他，他很快就登出来了。《北京日报》得知，也把稿件要去，于1980年7月5日在《北京日报》重新发表出来。光明日报这边，马沛文组织王晨、张天来同志也在写为遇罗克平反的文章，可我根本不知道，要是《光明日报》那篇先登出来，我就不一定发表了，因为我觉得只要有人写就可以了。马沛文没与我通气，可能是觉得我写理论文章可以，写大通讯不一定是专长。
有一次王晨看到我还讲了这个事。他说，也没有人告诉他，谁在研究这个案子。那个案子带有一点政治性，遇罗克讲过几句对毛主席不尊重的话。所以后来为遇罗克平反时有一种意见，说，遇罗克有错误言论，要不要留一个尾巴。人大常委王汉斌说，人都死了，还要留什么尾巴？
那时《光明日报》在史学界很吃香
那一时期，《光明日报》登了不少重要理论文章，对史学界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史学界是很吃香的。我到上海去开会，上海华东师大请我去给教师讲一讲史学界的情况。讲完，江苏师范学院请我到他们那边去讲。那边还没讲呢，南京大学、南京师院又来请我去讲，说他们已经发通知了，不去不行。就是说，《光明日报》的一个普通记者，介绍一下史学界的情况都被那么重视，从上海到苏州，到南京，到徐州，到连云港，到枣庄，到济南，一路上讲了七八次。最初我不大愿意讲，后来想还是讲，因为对思想解放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报社、对社会都有一定好处。
我于1974年到光明日报社，1988年离开，那14年是《光明日报》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时候。
（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我们的光明之路：〈光明日报〉65年口述实录》本文口述：苏双碧 本文整理：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