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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前者是以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后者是以人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本文着重阐述了马注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为构建中国伊斯兰哲学人性论体系作出了努力。
【关键词】马注；伊斯兰；人性论；研究
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汉代的董仲舒发展并神化了这一思想。他在《实性》中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董仲舒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董仲舒为性三品论确立了基本的框架，开了性三品论之先河，后来的王充和韩愈只是将他的性三品说完善化而已。董仲舒的人性论中所说的“圣人之性”就是具有纯善无恶、德行至高、通达天意的德性，它实际上是一种被神化了的上天之性，其真正内涵是封建仁义道德和三纲五常，本质上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马注（1640- 1711）是中国穆斯林著名学者，明清之际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复兴运行中的重要人物。马注基于伊斯兰文化节立场，将儒家这一人性论思想移植过来，用它来为“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教基本信仰服务。马注在其《清真指南》的“性命”篇中也提出了类似性的“性四品”说。他说：“邪正之术何分？曰：缘命世有四班，故身世也有四等。若种之在土，不能易黍为麦；花之在枝，不能变白为黄。”具体来说，“性四品”包括下面几个内容：一是圣人之性（穆特买胤纳）。马注认为：“圣人之性，光明无垢，宁定不迁，习主清净，得蒙亲受。”并且他解释道：“圣人之性，乃是在命世第一班，无做中的位分。”二是贤人之性（穆勒嘿默）。马注认为：“贤人之性，受主醒诲，排难解纷，不虑而知，语默动静，与主通彻。”他继而又解释道：“贤人之性，乃是命在世第二班，虽与首班相间，离主未远。”三是常人之性（涝挖买倚）。在马注看来：“常人之性，非属无过，过而能改，埋怨追悔，再不复作。”他说：“常人之性，乃是在命世第三班。虽闻呼唤，离主渐远”。四是愚人之性。马注以为 “愚人之性，为恶降管，至死不迁，虽闻劝戒，不能醒悟。”他解释道：“愚人之性，乃是在命世第四班，离主已远，虽闻呼唤，心内涉疑。”在马注看来，“圣人之性”、“贤人之性”、“常人之性”、“愚人之性”这四性的不同，是后天形成的，是由世俗社会造就的，而不是先天就有的，安拉赋予人的本性并没有什么差异，人和人本性都是一样的。王岱舆也认为 “善本原来，恶即新有。”“恶非实物，如瓮止水，久而生变，岂其源乎？”同时王岱舆也把人分为圣、贤、愚三等。在这一点上，马注却明显与之不同。他说：“缘命世有四班，故身世也有四等。”这里的“命世”、“身世”，就是马注之“性四品”思想驰骋的场所。又如，他在谈及圣人之性时说：“始初凭我岂不是调养你们之主的那句敕命，动静多显照临之下，得了调养。及至身世，应受主的提拔，一闻敕命，将似火镰的语言，打在心石上。那喜主的火，从命的，丝棉点着，将本然全施。”从这里可以看出，马注的“性四品说”充斥着浓郁的神性气息。
吸收了中国儒家“人性二元论”思想。中国宋明理学家普遍主张“人性二元论”，即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天地间有理、气，人物的产生都是禀受天地之气以为形体，禀受天地之理以为本性。但在人禀受的气质之中有清浊不同，这就是人性恶的根源。理学家通过引入气质之性，着重解决人的品质为什么有差别，以及人又为何有善恶等问题。马注等金陵学派的学者，为了进一步论证人性的善恶和人性有着不同的等级，参考了宋明理学家关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理论，提出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真性禀性说”。马注说：“率性之道如何？曰性有二品：一、真性；二、禀性；真性与命同源，所谓仁、义、礼、智之性。禀性因形始，其乃火、风、水、土之性”。这里，“真性”类似宋明理学家所言讲的“天命之性”，也即“理”；而理是至善的，所以“真性”也是至善的，它是人之本性，其核心内容就是仁、义、礼、智。“禀性”和宋明理学家所说的“气质之性”相仿。在马注看来，“理”表现在每一个人身上与气相杂，这种与气相杂的理，就是“禀性”。人禀受的气有清有浊，清胜浊者为智人，其人性就是善的，信仰（伊玛尼）是光明的，可以进天园；而浊胜清者则为愚人，其人性就是恶的，信仰是昏昧的，一定下火狱。这正如蓝煦在《天方正学》中所言：“一阴一阳乃为太极，半清半浊成性命，性命浑全则为以玛仪。清胜浊则性善，而以玛仪光辉；浊胜清则不善，而以玛仪昏昧。以玛仪昏昧，则性从命，进躲子黑；以玛仪光明，则命从性，进天堂。”
马注也认为真性与禀性两者相互关联，并且人的气质之性可以变化、恢复真性。一方面，“嗜性”能伤及真性。马注说：“（真性与禀性）若木中取火，火具木中，是木中亦有真火。若为世火所侵，则火亦能焚木，本体之真火安在？所以嗜性能伤真性。真性如源泉之水，其体本清，其味本洁，是岂水之性哉？”这里，马注的意思是，真性本是清洁无染的，世俗社会的“嗜性”才是纵恶的根源，因此，要去“嗜性”，复真性。另一个方面，气质之性（禀性）也可以变化而恢复真性。马注认为：“真性如珠藏蚌，禀性如蚌含珠。虽同体共命，贵贱各殊，惟凭正道之开示，而后真光乃露。”就是说，珠蚌虽是共生，但两者之价值则有贵贱之别。人们通常只能见到低贱的蚌，却难能见到宝贵的珠。但只要凭借正确的方法开示，宝珠即可显现。人性也与之类似，只要凭借“正道（伊斯兰教）开示”，就能使后天的气质发生变化，显露出先天的真性。怎样才能得到“正道开示”，而使人的气质之性发生变化呢？马注又提出了“宝镜”说。他说：“（圣人）又云：‘心为宝镜，灵命即其光明，嗜性乃为铁垢，垢胜则光减，光胜则垢灭。’”那么又怎样才能使去除如“铁垢”的“嗜性”，使如“光明”的真性复现呢？“惟凭学问之琢磨，才智之参想，明德之分辨，方可复命归真，永登仙境。”就是说，要恢复真性，就要像宋明理学家所谓“明明德”那样，以不断增长的学问反复思考，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参悟推理，以自己对安拉的信仰辩明是非曲折，只有这样才能复命归真，永登天园。
马注性命观在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史上是具有一定地位的，他的人有“四等”的观点，对后来的刘智、马德新等伊斯兰学者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刘智在其《天方典礼》中说：“真主以一理赋物，而人之禀受不同，故有圣凡之别”。刘智认为，人在禀受真主之理而生的同时，还禀受了气性。由气禀之性把人分为“圣贤智愚”四类，又进而把人性分为至圣性、大圣性、钦圣性、列圣性、大贤性、智者性、廉介性、善人性和庸常性等九个等级。马注性命思想中提出的人有“四等”的观点，对后来的马德新也有影响。马注因此在《祝天大赞》中认为，由于人们在“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修养上互异，对安拉的认识就不同，因而出现“圣者之圣以合天，贤者之贤以敬天，智者之智以应天，愚者之愚以违天”的世俗众生相。
总之，在人性论上，马注站在自己信仰的立场上，借鉴了中国儒家的人性论思想，提出了“真性禀性”说，并阐明人们只有用伊斯兰教这面镜子去照自己的本来面目，去琢磨，去参想，加强个人功修，自己磋磨自己，克己复礼，才能使人的气质之性发生变化，恢复伊斯兰真性。
参考文献：
[1]馬注.《清真指南》卷三 性命，引自《清真大典》第十六册，黄山书社，2005年10月版.
[2]王岱舆著，余振贵点校.《正教真诠 清真大学 希真正答》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3]蓝煦.《天方正学》卷四.引自《清真大典》第十七册，黄山书社，2005年10月版.
作者简介：
马多勇（1972.10—），男，安徽滁州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工处，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马注；伊斯兰；人性论；研究
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汉代的董仲舒发展并神化了这一思想。他在《实性》中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董仲舒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董仲舒为性三品论确立了基本的框架，开了性三品论之先河，后来的王充和韩愈只是将他的性三品说完善化而已。董仲舒的人性论中所说的“圣人之性”就是具有纯善无恶、德行至高、通达天意的德性，它实际上是一种被神化了的上天之性，其真正内涵是封建仁义道德和三纲五常，本质上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马注（1640- 1711）是中国穆斯林著名学者，明清之际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复兴运行中的重要人物。马注基于伊斯兰文化节立场，将儒家这一人性论思想移植过来，用它来为“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教基本信仰服务。马注在其《清真指南》的“性命”篇中也提出了类似性的“性四品”说。他说：“邪正之术何分？曰：缘命世有四班，故身世也有四等。若种之在土，不能易黍为麦；花之在枝，不能变白为黄。”具体来说，“性四品”包括下面几个内容：一是圣人之性（穆特买胤纳）。马注认为：“圣人之性，光明无垢，宁定不迁，习主清净，得蒙亲受。”并且他解释道：“圣人之性，乃是在命世第一班，无做中的位分。”二是贤人之性（穆勒嘿默）。马注认为：“贤人之性，受主醒诲，排难解纷，不虑而知，语默动静，与主通彻。”他继而又解释道：“贤人之性，乃是命在世第二班，虽与首班相间，离主未远。”三是常人之性（涝挖买倚）。在马注看来：“常人之性，非属无过，过而能改，埋怨追悔，再不复作。”他说：“常人之性，乃是在命世第三班。虽闻呼唤，离主渐远”。四是愚人之性。马注以为 “愚人之性，为恶降管，至死不迁，虽闻劝戒，不能醒悟。”他解释道：“愚人之性，乃是在命世第四班，离主已远，虽闻呼唤，心内涉疑。”在马注看来，“圣人之性”、“贤人之性”、“常人之性”、“愚人之性”这四性的不同，是后天形成的，是由世俗社会造就的，而不是先天就有的，安拉赋予人的本性并没有什么差异，人和人本性都是一样的。王岱舆也认为 “善本原来，恶即新有。”“恶非实物，如瓮止水，久而生变，岂其源乎？”同时王岱舆也把人分为圣、贤、愚三等。在这一点上，马注却明显与之不同。他说：“缘命世有四班，故身世也有四等。”这里的“命世”、“身世”，就是马注之“性四品”思想驰骋的场所。又如，他在谈及圣人之性时说：“始初凭我岂不是调养你们之主的那句敕命，动静多显照临之下，得了调养。及至身世，应受主的提拔，一闻敕命，将似火镰的语言，打在心石上。那喜主的火，从命的，丝棉点着，将本然全施。”从这里可以看出，马注的“性四品说”充斥着浓郁的神性气息。
吸收了中国儒家“人性二元论”思想。中国宋明理学家普遍主张“人性二元论”，即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天地间有理、气，人物的产生都是禀受天地之气以为形体，禀受天地之理以为本性。但在人禀受的气质之中有清浊不同，这就是人性恶的根源。理学家通过引入气质之性，着重解决人的品质为什么有差别，以及人又为何有善恶等问题。马注等金陵学派的学者，为了进一步论证人性的善恶和人性有着不同的等级，参考了宋明理学家关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理论，提出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真性禀性说”。马注说：“率性之道如何？曰性有二品：一、真性；二、禀性；真性与命同源，所谓仁、义、礼、智之性。禀性因形始，其乃火、风、水、土之性”。这里，“真性”类似宋明理学家所言讲的“天命之性”，也即“理”；而理是至善的，所以“真性”也是至善的，它是人之本性，其核心内容就是仁、义、礼、智。“禀性”和宋明理学家所说的“气质之性”相仿。在马注看来，“理”表现在每一个人身上与气相杂，这种与气相杂的理，就是“禀性”。人禀受的气有清有浊，清胜浊者为智人，其人性就是善的，信仰（伊玛尼）是光明的，可以进天园；而浊胜清者则为愚人，其人性就是恶的，信仰是昏昧的，一定下火狱。这正如蓝煦在《天方正学》中所言：“一阴一阳乃为太极，半清半浊成性命，性命浑全则为以玛仪。清胜浊则性善，而以玛仪光辉；浊胜清则不善，而以玛仪昏昧。以玛仪昏昧，则性从命，进躲子黑；以玛仪光明，则命从性，进天堂。”
马注也认为真性与禀性两者相互关联，并且人的气质之性可以变化、恢复真性。一方面，“嗜性”能伤及真性。马注说：“（真性与禀性）若木中取火，火具木中，是木中亦有真火。若为世火所侵，则火亦能焚木，本体之真火安在？所以嗜性能伤真性。真性如源泉之水，其体本清，其味本洁，是岂水之性哉？”这里，马注的意思是，真性本是清洁无染的，世俗社会的“嗜性”才是纵恶的根源，因此，要去“嗜性”，复真性。另一个方面，气质之性（禀性）也可以变化而恢复真性。马注认为：“真性如珠藏蚌，禀性如蚌含珠。虽同体共命，贵贱各殊，惟凭正道之开示，而后真光乃露。”就是说，珠蚌虽是共生，但两者之价值则有贵贱之别。人们通常只能见到低贱的蚌，却难能见到宝贵的珠。但只要凭借正确的方法开示，宝珠即可显现。人性也与之类似，只要凭借“正道（伊斯兰教）开示”，就能使后天的气质发生变化，显露出先天的真性。怎样才能得到“正道开示”，而使人的气质之性发生变化呢？马注又提出了“宝镜”说。他说：“（圣人）又云：‘心为宝镜，灵命即其光明，嗜性乃为铁垢，垢胜则光减，光胜则垢灭。’”那么又怎样才能使去除如“铁垢”的“嗜性”，使如“光明”的真性复现呢？“惟凭学问之琢磨，才智之参想，明德之分辨，方可复命归真，永登仙境。”就是说，要恢复真性，就要像宋明理学家所谓“明明德”那样，以不断增长的学问反复思考，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参悟推理，以自己对安拉的信仰辩明是非曲折，只有这样才能复命归真，永登天园。
马注性命观在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史上是具有一定地位的，他的人有“四等”的观点，对后来的刘智、马德新等伊斯兰学者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刘智在其《天方典礼》中说：“真主以一理赋物，而人之禀受不同，故有圣凡之别”。刘智认为，人在禀受真主之理而生的同时，还禀受了气性。由气禀之性把人分为“圣贤智愚”四类，又进而把人性分为至圣性、大圣性、钦圣性、列圣性、大贤性、智者性、廉介性、善人性和庸常性等九个等级。马注性命思想中提出的人有“四等”的观点，对后来的马德新也有影响。马注因此在《祝天大赞》中认为，由于人们在“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修养上互异，对安拉的认识就不同，因而出现“圣者之圣以合天，贤者之贤以敬天，智者之智以应天，愚者之愚以违天”的世俗众生相。
总之，在人性论上，马注站在自己信仰的立场上，借鉴了中国儒家的人性论思想，提出了“真性禀性”说，并阐明人们只有用伊斯兰教这面镜子去照自己的本来面目，去琢磨，去参想，加强个人功修，自己磋磨自己，克己复礼，才能使人的气质之性发生变化，恢复伊斯兰真性。
参考文献：
[1]馬注.《清真指南》卷三 性命，引自《清真大典》第十六册，黄山书社，2005年10月版.
[2]王岱舆著，余振贵点校.《正教真诠 清真大学 希真正答》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3]蓝煦.《天方正学》卷四.引自《清真大典》第十七册，黄山书社，2005年10月版.
作者简介：
马多勇（1972.10—），男，安徽滁州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工处，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