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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桥、一座城和一个人的故事”
改革开放后，郭景兴也进入到“知天命”之年。郭景兴只身来到了卢沟桥筹建卢沟桥文物保管所，展现在他眼前的却只有一座卢沟桥和一座被日军炮轰过的宛平城。
他这个当时只管一个临时工的“所长”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我在卢沟桥畔转了一大圈，也没找到一个立脚的地方，更不要说找间办公室了。”郭景兴犯了难，丰台区文化局领导来之前说得明明白白，编制暂时没有，人员暂时没有，你去那儿只能是杀出一条血路来。郭老说：“很长一段时间，我在那里演绎了一座桥、一座城和一个人的故事。”
当时的卢沟桥名声在外，但前来参观的外宾却反映，这儿的条件太寒酸了，连上厕所的地方都找不到，还有一些旧地重游的29军将士和后代，他们也普遍反映说，来到卢沟桥怎么也该有个喝水的地方吧？郭景兴感到了压力，那些天满脑子装的都是：“我怎么做才能不负组织重托？”
他靠软磨硬泡，在卢沟桥边铁路工程队借用值班室，在里面放了一张办公桌。没有工作场地，他就多次跑到丰台自来水公司救援，最后感动了“上帝”，破例为他无偿划拨了一块两亩大的报废水源地。卢沟桥文保所终于有了落脚之地，他这位新所长也走马上任了。
为卢沟桥的保护而呼号
“初到卢沟桥工作，我习惯每天都到桥上走一走，看一看。不过，我的心情很快就沉重起来。”郭景兴说，“那天我在桥上走，一个重型载重车队从桥上隆隆驶过，我突然感受到车辆驶过时，桥面在剧烈颤抖，桥的悬空过梁在晃动，桥的栏板和望柱出现了很多裂缝。我的心一下子吊了起来，这如何了得，这卢沟桥在永定河挺立了800年，要是在我这个文保所长的手下损坏了，那我不就成历史罪人了吗？”
郭景兴急了，拦住其中一辆车，对司机说：“你们这么走，这桥受得了吗？”那司机睨了他一眼说：“我在桥上跑了好几年车了，天天是这么个样子，这桥不也没塌吗？”
“这卢沟桥是文物，要是塌了就晚了。”郭景兴说，“你的领导是谁，我去和他说说去！”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司机嘟囔了一句，开车走了。
那天晚上，郭景兴失眠了。
第二天，郭景兴找到了丰台区文化局领导，将自己看到的情况反映了。“老郭啊，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领导面露难色地说，“但是我们文化局的权限又管不了交通的事儿，这样吧，你先做一下调研，再打一个报告，找机会我去向区政府领导反映一下。”
郭景兴回到所里就着手调查研究卢沟桥近来的交通情况，这一了解，更让他吓了一大跳。有关部门曾在1975年1月27日和28日两天，对卢沟桥进行活荷载试验。活荷载分三级加载，最后一次加载总重为四百吨，各孔的测试数据均在安全值以内。可以想象，一辆四百吨的载重卡车从八百年历史的石桥上压过，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卢沟桥有灵魂的话，是会哭泣的。
调查报告写完了，报上去了，却迟迟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回音，郭景兴急了，在短短的几年间，持续地打了十几份报告，从而踏上了为卢沟桥的保护而呼号的漫长之路。
一无所有的所长开始创业
“我初到卢沟桥文保所那会儿，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刚刚开始，北京市和丰台区的财政经济状况还不像今天这样好。”郭景兴说，“现在说起来，很多人还不相信，我1979年两手空空来到卢沟桥，两年期间我这个文保所长居然没有一分钱的经费，我的工资也是由丰台区文化局开的。
一直到1981年7月，丰台区文管所和卢沟桥文保所的编制才算批了下来，两个所共给6个人的编制，两个所的所长由我一人担任，每年经费包括工资和办公费用只有一万元。那两年我是一无所有的所长，既没有编制，又没有经费，为了建个卢沟桥陈列馆，我只得四处求援，八方奔走，到最后市文物局批给了5万元建馆基建费，才算把卢沟桥文物保管所建成了。”
郭景兴一到卢沟桥文保所就抡了“三板斧”，这位比“七品芝麻官”还小的所长，却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组织才能和创业思路。
那是一个商品经济刚刚提出，还被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视为资本主义，被许多当权人物视为洪水猛兽的年代，郭景兴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做起了在别人眼里不务正业的事儿。
郭景兴从来卢沟桥参观的人群中看到了商机，在陈列馆院里盖了一个60平方米的门市店专门卖画，虽说简陋，却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他请了一位原北京电机厂的退休会计坐镇，再配一位待业的女青年出售西藏美术家协会主席等名人的字画。随着事业的发展，他还陆续吸收了30多位北京市内的待业青年，开办了一家卢沟桥旅游公司，这些营业收入都用于文物保护、资料征集、宣传讲解。
陈毅之子陈昊苏助其圆梦
1981年7月，卢沟桥文物保管所被评为市、区两级文明单位，被丰台区评为模范集体，被市文物局命名为文物普查先进集体。郭景兴在卢沟桥首战告捷，但他却并没有自满，他知道还有更重要的事业在等待着他。
“文保所的生存问题虽说是解决了，但我最牵挂卢沟桥文物保护问题还是没能解决，这是让我最揪心的事儿了。”郭景兴说。
1982年起日本右翼势力掀起一股反华高潮，日本右翼势力宣称卢沟桥事变是偶然发生的。这一事件激起全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爱国华侨的极大愤慨，卢沟桥一时间热闹了起来，前来卢沟桥参观的归侨和青少年学生络绎不绝，有的悼念抗战英烈，有的举行抗议活动，有的提议应在卢沟桥建一个永久的教育阵地“抗日战争纪念馆”。
郭景兴作为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也义愤填膺，他带领几名青年搭起了一个临时大棚，办起了日军侵华罪行图片展览。
那会儿，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刚刚从团中央下派到了北京丰台区任区委副书记，陈昊苏是位学者型的领导。
一天，陈昊苏副书记在参观了展览之后，对郭景兴说：“这个展览形式很好，应当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到这段历史。”郭景兴预感到他所企盼的那个契机来了，就抓住这个场合汇报了文保所近期想做的几件大事，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困难。“你们的条件确实太差了，与卢沟桥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陈昊苏爽快地说，“这样吧，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向我打报告，我来帮你解决。”
在陈昊苏的积极倡导之下，当时的北京市组织了全市青工轮训，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工人来到卢沟桥观看图片展览，亲身感受了一次真实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不仅如此，胡乔木、朱穆之、白介夫等中央和北京领导前来参观，这在丰台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984年夏，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罗干陪同日本总评议会前议长市川诚先生来卢沟桥参观了日军侵华罪行图片展览。市川诚深深感到震撼，当场写下了“誓中日永不再战”。郭景兴因势利导，又积极组织起各种抗日战争纪念活动。
一时间，小小的卢沟桥文保所办得是风生水起，红红火火，郭景兴的“三板斧”初见了成效，可他并没有满足，而是又生成了新的设想：将卢沟桥文物陈列馆做强做大，建一座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摘自《中外书摘》2014年第12期，剑钧/文）
改革开放后，郭景兴也进入到“知天命”之年。郭景兴只身来到了卢沟桥筹建卢沟桥文物保管所，展现在他眼前的却只有一座卢沟桥和一座被日军炮轰过的宛平城。
他这个当时只管一个临时工的“所长”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我在卢沟桥畔转了一大圈，也没找到一个立脚的地方，更不要说找间办公室了。”郭景兴犯了难，丰台区文化局领导来之前说得明明白白，编制暂时没有，人员暂时没有，你去那儿只能是杀出一条血路来。郭老说：“很长一段时间，我在那里演绎了一座桥、一座城和一个人的故事。”
当时的卢沟桥名声在外，但前来参观的外宾却反映，这儿的条件太寒酸了，连上厕所的地方都找不到，还有一些旧地重游的29军将士和后代，他们也普遍反映说，来到卢沟桥怎么也该有个喝水的地方吧？郭景兴感到了压力，那些天满脑子装的都是：“我怎么做才能不负组织重托？”
他靠软磨硬泡，在卢沟桥边铁路工程队借用值班室，在里面放了一张办公桌。没有工作场地，他就多次跑到丰台自来水公司救援，最后感动了“上帝”，破例为他无偿划拨了一块两亩大的报废水源地。卢沟桥文保所终于有了落脚之地，他这位新所长也走马上任了。
为卢沟桥的保护而呼号
“初到卢沟桥工作，我习惯每天都到桥上走一走，看一看。不过，我的心情很快就沉重起来。”郭景兴说，“那天我在桥上走，一个重型载重车队从桥上隆隆驶过，我突然感受到车辆驶过时，桥面在剧烈颤抖，桥的悬空过梁在晃动，桥的栏板和望柱出现了很多裂缝。我的心一下子吊了起来，这如何了得，这卢沟桥在永定河挺立了800年，要是在我这个文保所长的手下损坏了，那我不就成历史罪人了吗？”
郭景兴急了，拦住其中一辆车，对司机说：“你们这么走，这桥受得了吗？”那司机睨了他一眼说：“我在桥上跑了好几年车了，天天是这么个样子，这桥不也没塌吗？”
“这卢沟桥是文物，要是塌了就晚了。”郭景兴说，“你的领导是谁，我去和他说说去！”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司机嘟囔了一句，开车走了。
那天晚上，郭景兴失眠了。
第二天，郭景兴找到了丰台区文化局领导，将自己看到的情况反映了。“老郭啊，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领导面露难色地说，“但是我们文化局的权限又管不了交通的事儿，这样吧，你先做一下调研，再打一个报告，找机会我去向区政府领导反映一下。”
郭景兴回到所里就着手调查研究卢沟桥近来的交通情况，这一了解，更让他吓了一大跳。有关部门曾在1975年1月27日和28日两天，对卢沟桥进行活荷载试验。活荷载分三级加载，最后一次加载总重为四百吨，各孔的测试数据均在安全值以内。可以想象，一辆四百吨的载重卡车从八百年历史的石桥上压过，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卢沟桥有灵魂的话，是会哭泣的。
调查报告写完了，报上去了，却迟迟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回音，郭景兴急了，在短短的几年间，持续地打了十几份报告，从而踏上了为卢沟桥的保护而呼号的漫长之路。
一无所有的所长开始创业
“我初到卢沟桥文保所那会儿，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刚刚开始，北京市和丰台区的财政经济状况还不像今天这样好。”郭景兴说，“现在说起来，很多人还不相信，我1979年两手空空来到卢沟桥，两年期间我这个文保所长居然没有一分钱的经费，我的工资也是由丰台区文化局开的。
一直到1981年7月，丰台区文管所和卢沟桥文保所的编制才算批了下来，两个所共给6个人的编制，两个所的所长由我一人担任，每年经费包括工资和办公费用只有一万元。那两年我是一无所有的所长，既没有编制，又没有经费，为了建个卢沟桥陈列馆，我只得四处求援，八方奔走，到最后市文物局批给了5万元建馆基建费，才算把卢沟桥文物保管所建成了。”
郭景兴一到卢沟桥文保所就抡了“三板斧”，这位比“七品芝麻官”还小的所长，却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组织才能和创业思路。
那是一个商品经济刚刚提出，还被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视为资本主义，被许多当权人物视为洪水猛兽的年代，郭景兴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做起了在别人眼里不务正业的事儿。
郭景兴从来卢沟桥参观的人群中看到了商机，在陈列馆院里盖了一个60平方米的门市店专门卖画，虽说简陋，却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他请了一位原北京电机厂的退休会计坐镇，再配一位待业的女青年出售西藏美术家协会主席等名人的字画。随着事业的发展，他还陆续吸收了30多位北京市内的待业青年，开办了一家卢沟桥旅游公司，这些营业收入都用于文物保护、资料征集、宣传讲解。
陈毅之子陈昊苏助其圆梦
1981年7月，卢沟桥文物保管所被评为市、区两级文明单位，被丰台区评为模范集体，被市文物局命名为文物普查先进集体。郭景兴在卢沟桥首战告捷，但他却并没有自满，他知道还有更重要的事业在等待着他。
“文保所的生存问题虽说是解决了，但我最牵挂卢沟桥文物保护问题还是没能解决，这是让我最揪心的事儿了。”郭景兴说。
1982年起日本右翼势力掀起一股反华高潮，日本右翼势力宣称卢沟桥事变是偶然发生的。这一事件激起全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爱国华侨的极大愤慨，卢沟桥一时间热闹了起来，前来卢沟桥参观的归侨和青少年学生络绎不绝，有的悼念抗战英烈，有的举行抗议活动，有的提议应在卢沟桥建一个永久的教育阵地“抗日战争纪念馆”。
郭景兴作为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也义愤填膺，他带领几名青年搭起了一个临时大棚，办起了日军侵华罪行图片展览。
那会儿，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刚刚从团中央下派到了北京丰台区任区委副书记，陈昊苏是位学者型的领导。
一天，陈昊苏副书记在参观了展览之后，对郭景兴说：“这个展览形式很好，应当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到这段历史。”郭景兴预感到他所企盼的那个契机来了，就抓住这个场合汇报了文保所近期想做的几件大事，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困难。“你们的条件确实太差了，与卢沟桥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陈昊苏爽快地说，“这样吧，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向我打报告，我来帮你解决。”
在陈昊苏的积极倡导之下，当时的北京市组织了全市青工轮训，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工人来到卢沟桥观看图片展览，亲身感受了一次真实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不仅如此，胡乔木、朱穆之、白介夫等中央和北京领导前来参观，这在丰台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984年夏，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罗干陪同日本总评议会前议长市川诚先生来卢沟桥参观了日军侵华罪行图片展览。市川诚深深感到震撼，当场写下了“誓中日永不再战”。郭景兴因势利导，又积极组织起各种抗日战争纪念活动。
一时间，小小的卢沟桥文保所办得是风生水起，红红火火，郭景兴的“三板斧”初见了成效，可他并没有满足，而是又生成了新的设想：将卢沟桥文物陈列馆做强做大，建一座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摘自《中外书摘》2014年第12期，剑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