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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前期，新四军首先挺进江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取得了一定战绩。然而在江南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新四军的生存和发展遭遇诸多困难。随着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将新四军在华中的发展重心逐渐北移。本文拟就其原因作一简要分析。
一、新四军在江南发展遭遇诸多困难
（一）江南地区的地形及客观形势不利于新四军的发展
新四军是由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游击队改编的。习惯了在山区作战，而江南则地势平坦，山地甚少。而且前有长江，后多湖泊（如太湖、丹阳湖等），水道纵横，错综如网，铁路网、公路网四通八达，且有多个飞机场，交通方面于敌有利，加上敌人在这些地区构筑了封锁线和密集的炮楼碉堡，给新四军在此区域内开展游击战争造成诸多制约。在军事活动的空间上，日寇行动敏捷，其飞机即时可达，骑兵亦到处可以通行。所以说，江南的地理条件非常不利于处于劣势的新四军作战，地形上不利于其开展游击战。
新四军在江南是取得一定的战绩，它的积极作用我们不可低估。然而，江南的斗争形势是相当复杂的。全面抗日爆发后，日寇迅速占据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并控制了京沪、京杭等各主要交通干线和交通工具。敌人的据点还伸入江南农村市镇，密布铁丝网，引水灌成沟渠，作为外壕障碍进攻，同时昼夜轮班巡逻，布置交叉火力网，以封锁新四军的行动。此外，日寇还到处建立伪政权，培植汉奸势力，日寇在江南的统治可谓无孔不入。
日军攻占南京后，国民党大批部队西撤，但在江南地区仍留有9个师的兵力，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兵团。虽然国共再次合作，但由于国民党历来固守其限共防共的政策，蒋介石的反共思想是不变的。在沦陷区国民党顽固派也经常派便衣特工武装深入我地区，袭扰新四军工作人员，拉拢对新四军不满者，并恢复其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政治上采取新体制，内容主要是保甲连坐联防，抵制新四军的活动。镇压左倾青年，强制知识青年参加其训练，顽固派曾在沦陷区交界处动员三千青年去训练，训练后派回专门对付新四军。
（二）新四军在江南农村补充兵员的困难
频繁的战斗消耗，使得新四军减员较多，经常性地补充兵员就成了当务之急。然而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却很难从农村征募到所需的兵员，林有用是在上海郊县工作的共产党干部，他回忆说：“他们招当地青年农民参军，曾遇到相当困难”。如上海郊县新四军游击队的兵员大都是来自上海的难民和失业工人。
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有一定关系，自明末清初以来，江南地区的某些行业中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江南地区的经济也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阵营，江南地区的经济发生剧烈变化，产生了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手工业转化为简单商品生产，农业中商品经济也逐渐活跃。随着农业商品化的发展，自耕农经济开始逐渐分化，失去了生产资料的破产农民大量涌向城市。江南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尤其是靠近上海及沪宁线所在地区，则可便利地向上海和邻近的工商业城市流动。所以在江南地区，丧失了生产资料并不意味着无法生存，相反高度商业化和多样化的经济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农业以外的谋生机会，他们无需把当兵拿军饷作为谋生手段。
鉴于这种情况，党中央曾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华中各地的党组织在学生、工人及其他革命分子中动员青年支援前线。在苏南根据地的早期，陈毅强调要动员城市的失业人参军。江南地区高度商业化的经济在客观上给新四军从江南农村获得持续稳定的兵员造成了一定困难。
（三）新四军从江南地区获取物资支援困难
土地租佃是旧中国江南农村的主要生产关系形式，其土地租佃率高居全国之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地主离开农村进入城镇，旧中国江南地主已经普遍城居化。江南农民大多数是佃农，因为佃户不是土地所有者，所以没有纳税的义务，新四军不能强制他们交税。因此向他们筹粮筹饷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事实上是在向他们征税。日军控制着城镇，因此新四军向居住在城镇的地主征税也不可能，是不切实际的。新四军无法从江南农村得到持续稳定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而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所以新四军在江南的军事斗争及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制约。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新四军要立足江南为重心进行抗日战争是极为困难的。刘少奇就当时形势分析了华中和华北的不同情况，认为敌伪顽和新四军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而我方则处于劣势。
二、中共中央的决策
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新四军在江南的斗争形势越发严峻。日军的侵略方针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采取政治阴谋诱降劝和，破坏国共合作，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其诱降政策的影响下，国内亲日投降派则大行其投降卖国的罪恶活动。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他还在江南大肆收罗恶霸、流氓、土匪、帮会人员，与抗日力量为敌，加上由国民党降兵组成的伪军，专门对付新四军。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加紧了诱降以及英美对国民党的扶持，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更为嚣张。1939年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国民党反共浪潮的影响下，顽固派于1939年底第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遏制新四军在江南的发展。
鉴于形势，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和东南局，对新四军发展方针再一次做出重要指示，重申了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然而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右倾，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对国民党发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1940年4月中旬项英向中共中央建议将已调往江北的部队全部南撤皖南。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于4月18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复项英的电报，指出：“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之可能。”随后中共中央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发出第二个“五四指示”，这是关于新四军发展的又一个纲领性文献。
但项英对落实中央指示中的批评意见则持消极态度，拒绝传达，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逆流愈演愈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鉴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处境险恶，发展困难，以及集中力量向北发展的需要，曾三令五申要其北移，项英对这一战略转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长期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一再借故不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的指示。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主力及军部损失惨重，抗日力量受到严重削弱，这对新四军的发展及华中抗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重大影响。
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全力展开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
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就进行了部队的整编，统一了编制。同时在新四军活动的地区，相继成立军区、军分区进一步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由于新四军军部的重建是在皖南事变爆发后仓促进行的，各师的基础不同、作风不同，发展也不平衡，全军还没有形成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41年5月至1942年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相继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新四军的壮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新四军还全面加强了部队建设，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新四军移师江北后，通过实施一系列措施，新四军队伍迅速扩大，战斗力进一步加强。并全面深入地进行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巩固和扩大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长期坚持华中敌后抗日的基石。此后，新四军在华中的发展重心一直在苏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Z].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2] 苏南抗日根据地[Z].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1.
[3]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一辑[Z].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 周恩来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 吴柏均.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6] 周中建. 近代苏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整体评价[J]. 中国农史，2001，（3）.
[7] 胡成. 近代江南农村的工价及影响[J]. 历史研究。2000，（6）.
（作者单位：安徽省旌德县职业教育中心）
一、新四军在江南发展遭遇诸多困难
（一）江南地区的地形及客观形势不利于新四军的发展
新四军是由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游击队改编的。习惯了在山区作战，而江南则地势平坦，山地甚少。而且前有长江，后多湖泊（如太湖、丹阳湖等），水道纵横，错综如网，铁路网、公路网四通八达，且有多个飞机场，交通方面于敌有利，加上敌人在这些地区构筑了封锁线和密集的炮楼碉堡，给新四军在此区域内开展游击战争造成诸多制约。在军事活动的空间上，日寇行动敏捷，其飞机即时可达，骑兵亦到处可以通行。所以说，江南的地理条件非常不利于处于劣势的新四军作战，地形上不利于其开展游击战。
新四军在江南是取得一定的战绩，它的积极作用我们不可低估。然而，江南的斗争形势是相当复杂的。全面抗日爆发后，日寇迅速占据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并控制了京沪、京杭等各主要交通干线和交通工具。敌人的据点还伸入江南农村市镇，密布铁丝网，引水灌成沟渠，作为外壕障碍进攻，同时昼夜轮班巡逻，布置交叉火力网，以封锁新四军的行动。此外，日寇还到处建立伪政权，培植汉奸势力，日寇在江南的统治可谓无孔不入。
日军攻占南京后，国民党大批部队西撤，但在江南地区仍留有9个师的兵力，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兵团。虽然国共再次合作，但由于国民党历来固守其限共防共的政策，蒋介石的反共思想是不变的。在沦陷区国民党顽固派也经常派便衣特工武装深入我地区，袭扰新四军工作人员，拉拢对新四军不满者，并恢复其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政治上采取新体制，内容主要是保甲连坐联防，抵制新四军的活动。镇压左倾青年，强制知识青年参加其训练，顽固派曾在沦陷区交界处动员三千青年去训练，训练后派回专门对付新四军。
（二）新四军在江南农村补充兵员的困难
频繁的战斗消耗，使得新四军减员较多，经常性地补充兵员就成了当务之急。然而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却很难从农村征募到所需的兵员，林有用是在上海郊县工作的共产党干部，他回忆说：“他们招当地青年农民参军，曾遇到相当困难”。如上海郊县新四军游击队的兵员大都是来自上海的难民和失业工人。
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有一定关系，自明末清初以来，江南地区的某些行业中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江南地区的经济也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阵营，江南地区的经济发生剧烈变化，产生了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手工业转化为简单商品生产，农业中商品经济也逐渐活跃。随着农业商品化的发展，自耕农经济开始逐渐分化，失去了生产资料的破产农民大量涌向城市。江南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尤其是靠近上海及沪宁线所在地区，则可便利地向上海和邻近的工商业城市流动。所以在江南地区，丧失了生产资料并不意味着无法生存，相反高度商业化和多样化的经济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农业以外的谋生机会，他们无需把当兵拿军饷作为谋生手段。
鉴于这种情况，党中央曾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华中各地的党组织在学生、工人及其他革命分子中动员青年支援前线。在苏南根据地的早期，陈毅强调要动员城市的失业人参军。江南地区高度商业化的经济在客观上给新四军从江南农村获得持续稳定的兵员造成了一定困难。
（三）新四军从江南地区获取物资支援困难
土地租佃是旧中国江南农村的主要生产关系形式，其土地租佃率高居全国之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地主离开农村进入城镇，旧中国江南地主已经普遍城居化。江南农民大多数是佃农，因为佃户不是土地所有者，所以没有纳税的义务，新四军不能强制他们交税。因此向他们筹粮筹饷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事实上是在向他们征税。日军控制着城镇，因此新四军向居住在城镇的地主征税也不可能，是不切实际的。新四军无法从江南农村得到持续稳定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而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所以新四军在江南的军事斗争及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制约。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新四军要立足江南为重心进行抗日战争是极为困难的。刘少奇就当时形势分析了华中和华北的不同情况，认为敌伪顽和新四军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而我方则处于劣势。
二、中共中央的决策
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新四军在江南的斗争形势越发严峻。日军的侵略方针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采取政治阴谋诱降劝和，破坏国共合作，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其诱降政策的影响下，国内亲日投降派则大行其投降卖国的罪恶活动。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他还在江南大肆收罗恶霸、流氓、土匪、帮会人员，与抗日力量为敌，加上由国民党降兵组成的伪军，专门对付新四军。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加紧了诱降以及英美对国民党的扶持，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更为嚣张。1939年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国民党反共浪潮的影响下，顽固派于1939年底第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遏制新四军在江南的发展。
鉴于形势，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和东南局，对新四军发展方针再一次做出重要指示，重申了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然而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右倾，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对国民党发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1940年4月中旬项英向中共中央建议将已调往江北的部队全部南撤皖南。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于4月18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复项英的电报，指出：“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之可能。”随后中共中央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发出第二个“五四指示”，这是关于新四军发展的又一个纲领性文献。
但项英对落实中央指示中的批评意见则持消极态度，拒绝传达，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逆流愈演愈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鉴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处境险恶，发展困难，以及集中力量向北发展的需要，曾三令五申要其北移，项英对这一战略转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长期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一再借故不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的指示。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主力及军部损失惨重，抗日力量受到严重削弱，这对新四军的发展及华中抗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重大影响。
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全力展开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
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就进行了部队的整编，统一了编制。同时在新四军活动的地区，相继成立军区、军分区进一步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由于新四军军部的重建是在皖南事变爆发后仓促进行的，各师的基础不同、作风不同，发展也不平衡，全军还没有形成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41年5月至1942年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相继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新四军的壮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新四军还全面加强了部队建设，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新四军移师江北后，通过实施一系列措施，新四军队伍迅速扩大，战斗力进一步加强。并全面深入地进行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巩固和扩大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长期坚持华中敌后抗日的基石。此后，新四军在华中的发展重心一直在苏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Z].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2] 苏南抗日根据地[Z].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1.
[3]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一辑[Z].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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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中建. 近代苏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整体评价[J]. 中国农史，2001，（3）.
[7] 胡成. 近代江南农村的工价及影响[J]. 历史研究。2000，（6）.
（作者单位：安徽省旌德县职业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