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边大堡的山林，彝族向导冉拉阿布拨开灌木，几排土堆出现在密林深处的山腰间。“这是坟头，看，这个明显，还有那条沟……”
　　阿布一边说着一边从山坡走下。童年放羊时，他曾误入这片荒野。这些坟堆既无垒砌，也无墓碑。有乡亲在这里看到暴雨冲刷出的白骨。阿布听老人说，那里匆匆埋葬的，都是十几岁的小孩。
　　李世元老人穿过树丛跟着我们走来，墓地的荒芜展现在他面前。53年前，他还是孩子，也差点埋葬于此。那时候他只有十三四岁，因为跟着大孩子偷公家废铁，在此接受“劳动教养”。
　　如今李世元这样的幸存者已经很难说清，在1959年到1961年的饥荒年月，究竟有多少孩子被埋在这里。人们只记得，粮食最困难的几个月里，每天都有孩童尸体被运到这里。由于死的孩子太多，最后只好浅浅挖个坑，匆匆埋下。存放尸骨的山坡，土堆一排接着一排。
　　对于可与夹边沟并称的右派劳改农场沙坪农场，这些“大堡小劳教”的故事，只不过是无数悲惨故事中的一个插曲。如果不是独立导演谢贻卉三次前往大堡拍摄的纪录片《大堡小劳教》，世人不会知道这些即将被带入坟墓的陈年往事，而我也不可能与当年的“小劳教”李世元一起重返大堡。
　　从成都出发前，纪录片导演谢贻卉讲了很多镜头外的故事。在她重返大堡前，有个画家朋友提起大堡：“大堡的山很美，有一股浑古之气，野性之气，氤氲之气，它太适合画水墨画。秋天一列气势雄伟的雪山横亘于眼前，再往里走，竟然在白云中跃出一大片斑斓的红叶。”
　　后来，我跟着李世元坐在前往大堡的大巴车上，发现没有秋叶、雪山，这山间壮美依然。李世元无心再看风景，山路颠簸，他难受得晕车呕吐。53年前，这条路通向死亡——谢贻卉在纪录片结尾使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旋律，那是郭沫若在1950年填词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童声，合唱，轻快，朝气。

继承

　　重返大堡前，我在成都的温江区找到李久弟。经过几十年人生曲折，他回到儿时的庆丰街小学，在街对面开了一家照相馆。在网上看到谢贻卉的纪录片，他说，他也是大堡孩子中“极具典型性的代表”。
　　成为“反革命”那年，李久弟8岁。
　　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他不知道这3个字意味什么。直到长大成人，他才终于明白，那代表着永远无法改变的命运。
　　1955年，他家街对面那间小学里，校长突然对他说，“你明天不要来了。”后来公安局的人告诉他，因为他写了反动标语。
　　李久弟不知道那时候学校里出过什么“标语”，他继承了父亲的“反动血统”——父亲李柏筠曾任民国时期温江县参议会副参议长。
　　李久弟记不清是哪一年，父亲被宣布“下落不明”。有人说父亲躲到了山里，有人说父亲在叛乱中被打死。公安局的人也曾找他打听：“你老汉儿（父亲）回来过没有？”
　　“可这些跟我又有什么关系？”父亲两个字，让坐在我面前的李久弟再也没能控制住情绪，泪水在眼睛里打转。1950年后，他再没有见过那个男人。父亲在他脑海里只剩下模糊的画面。那时他感冒睡在床上，父亲把蚊帐拉开：“幺儿（四川方言：小儿子），你好了没？”
　　父亲失踪，李久弟的命运在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中有了安排：“肃反中被审查的，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留用，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送到一定地方，让他们替国家做工，自食其力。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的洗脑工作。”随后《转批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意见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中写道：“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可送劳动教养。”
　　本该小学毕业那年，11岁的李久弟被街道的人叫回学校。那天，学校礼堂里坐满了人。有人喊：“把写反动标语的李久弟抓出来。”于是，两个彪形大汉把他拎了起来。
　　他被关进温江公安局看守所，编号“5号”。牢里的犯人凑过来问他：“小弟娃，你撒子事情呦。”他“不晓得，只晓得哭”。不久，李久弟的年龄被改为13岁，送到成都市致民路新村4号。
　　致民路新村4号曾是全省蒙冤“右派”被送去劳动教养前最后一个中转站。李久弟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式整人”和“人性的滑稽”。成年“右派”被要求不停地開检讨会，相互揭发，“你攻击我，我攻击你”。
　　中转站的小孩里，除了李久弟这样的“小反革命”、流浪儿和小偷小摸的孩子，也有家长因家境贫穷或孩子淘气，主动把子女送去劳教。在当时，这被说成是一条活路。那时政府的公信力让家长相信，把孩子交给国家教养是最好的出路。孩子们也听信大人的说法，大堡“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一座“花果山”。
　　在中转站待了3个月后，李久弟和那些右派一起，被送到峨边县的大渡河边。

红太阳

　　如今要从成都前往大渡河边的峨边县仍是件麻烦事。每天成都直达峨边的只有两列火车，快车4个小时，慢车要多一倍时间。如果错过，就只能乘两小时的大巴借道乐山，再转车两个半小时到峨边。
　　“右派”沈启余的记忆里，1958年，他们是被架着枪的军车送到峨边的。那时候，沈启余思想很“左”，坚信反右的正确性，而他只是无数“正确”中被冤枉的一个。
　　转道乐山市的途中，我见到了沈启余。在被打成“右派”以前，他曾是航校的一名军官。直到1957年6月，在毛泽东亲自指示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全国随即展开大规模 “反右”斗争。
　　1957年8月3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动教养正式成为一项法律制度——这一“决定”埋下的问题直到新世纪仍不断显现。很快，四川全省上万名右派被集中在峨边沙坪农场接受劳教，开垦荒山。 　　当年同为“右派”的林宪君曾是省团校教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校领导为完成“反右”指标，撬开他锁日记的抽屉将他“上纲上线”打成右派。校领导也没想到，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怎样的命运。
　　右派们在大渡河边停留一天，然后前往沙坪农场设在山上的大堡作业区开荒。那段崎岖山路，我和李世元坐汽车走了一个半小时，在那年月，只能步行走上一两天。
　　1959年底，大部分成年右派撤离，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设5个少年中队开垦荒山，每个中队编制四五百人。林宪君、沈启余被留任“大组长”。李久弟这样的小劳教，则被从其他少年中队集中到大堡开荒。后来饥荒年月，小劳教们不断死去，仍有孩子被补充进来。
　　在沙坪农场最初的日子里，“小劳教”和“右派”们每顿饭还可以分到茶杯口大小的苞谷饽饽，后来农场拨下来的粮食越来越少，就只剩下“透亮得像镜子一样”的米汤。
　　1957年夏，中共中央还在“反冒进”口号中，重建有限度的农村自由市场，缩小农业合作社规模……但到当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委员扩大会议上，作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高调讲话，将“反冒进”定义为“促退委员会”，并将“反冒进”与右派“章罗联盟”（时任《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前者提出“两院治”，后者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与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三大右派”言论。1980年代，章、罗先后被官方评价为“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挂钩。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
　　李久弟从温江县被送往沙坪农场这年3月，毛泽东来到四川。他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召开的一次党委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后来的官方教科书中，称其为“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发生的一次严重失误”。
　　1958年，全国各地螺旋式上升的生产指标取代了“反冒进”。“三面红旗”下的浮夸风随之而来并横扫四川乃至全国。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是跃进路线的坚定追随者。7月底，毛泽东到过的红光社首次放出亩产3752斤的卫星，随后成都郊区更是放了“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
　　与报纸上的“丰收”、“增产”不同，在“小劳教”们自的记忆里，在距离成都两百多公里外的沙坪茶场，挨饿正是始于這一年冬天。

新少年

　　从大堡作业区一中队到三中队的山路，年近七十的“小劳教”李世元陪我走完。随着作业区废弃，他们开垦的土地再次变为荒山。
　　前些年，县城边的大渡河上建起了几座吊桥，走出去变得容易得多。曾经无法逾越的大渡河，如今从县城走到对岸只需要5分钟。仿佛是历史的玩笑。50年前，劳动力在人为意志下聚集，如今年轻人却纷纷选择逃离——去外面打工。
　　最困难的1960年，有当初送孩子来的父母想接回孩子。但管教干部告知：“孩子以前是没犯过法，但到这里偷了东西，必须继续改造。”
　　“偷”是用来活命的生存技能。“小劳教”们来的第一天，就都饿得跑出去 “打夜战”——这是“小劳教”的黑话，即趁着黑夜偷东西吃。
　　荒唐年代，孩子们学会了荒唐的生存法则。黑话里，大米被叫作“安安送”；土豆叫被叫作“鸭蛋”；苞谷被叫作“口琴”；肉被叫作“姜片子”。大组长林宪君在值夜班的时候常常发现，小劳教们用铁缸子和铁碗煮偷来的东西，窝里吃。
　　1960年儿童节的前夜，3个大组的“小劳教”们曾冲到山下老乡家地里“打夜战”。孩子们趴在地上，向仍未成熟的作物匍匐。漫山亮起星星点点的火光，山谷间响起了老乡们的枪声。那时候常有偷东西的小劳教因此丧命，但“只要还有吃的，哪里还要命喽！”
　　儿童节前两天，《四川日报》上有着这样两篇文章：一篇名为《四十万亩小春大增产 四十万群众庆丰收》，另一篇名为《敢想敢干 奇迹不断》。那时候的李世元没看到丰收，却敢想敢干。那夜，他一个人溜去偷管教干部养的鸡。管教干部将他双手绑住，在厨房的灶台上吊了一晚上，随后将他送到沙坪的集训队——那里有着更严厉的惩罚。
　　后来我在儿童节那天的《四川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大堡所在地乐山专区的报道——《开展大协作 保证满栽插》。报道上说“乐山专区大搞协作，使全区中稻已栽80%。”李世元说，现实中的大堡，栽东西下的不可能长出作物——因为“前面的人刚把洋芋块块种下去，后面饥饿的人就挖出来吃了”。 　　蕨菜、野草、老鼠、蟋蟀和蛇，都成了小劳教们的“牙祭”。有人去捉屎壳郎，放在火里烤着吃；也有人去捉蚯蚓，两头一掐，泥巴一抹，直接放嘴里嚼。那些岁月，孩子们如蝗虫飞过，地上作物所剩无几。
　　林宪君记得一个细节：他带着孩子们在地里开荒，突然挖出一块早已变质的羊肉，“小劳教”们疯了一样冲上去抢着吃。他无法阻拦，因为孩子们说“能吃一口死了也愿意”。
　　因为乱吃东西，有人感染寄生虫而死；有人无法大便。13岁的颜嘉森不敢去偷，饿得“狗一样在地上爬”。1960年最饿的时候，他给家里写了封信，“爸爸妈妈永别了。”
　　1972年，颜嘉森回渝探亲，一进门跪在父亲面前磕了3个头。家人震惊，以为他已死了12年。
　　峨边县公开出版的《县志》上记述：1959年到1962年，峨边人口从76300人减少到57600人，共减少24%。这意味着这4年每4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死去。不过，这些死亡数字并不包括大小“劳教”分子——由于直属省公安厅管理，沙坪农场是个县里管不着的“独立王国”。
　　“小劳教”的宿舍里，人挤人的床铺开始变得空荡荡。快饿死的时候，颜嘉森被调到三中队的危重病室。这间屋子每天都有孩子被抬出去埋掉，最多的那天他数到了三十多个。颜嘉森发烧昏迷，被当作尸体抬走。直到夜里一场大雨将他激醒。他往旁边一摸，都是冰凉的尸体。13岁的他没有恐惧，爬回病室，却把其他人吓得直喊“打鬼！”
　　第二天，大堡作业区场长的妻子余医生来看他，给了他点白糖，帮他掐死虱子。这让他感受到久违的母爱。从此他叫她妈妈。长大成人，他试图找过她。“她当时对我这么好，会不会挨政治斗争整死了呢？” 哽咽。颜嘉森说经历过很多事情，本以为自己不再会流泪。
　　1960年下半年，大堡成了一座死神的垃圾场。大组长林宪君有时去埋那些死去的孩子，因为每埋一个可以多领一点口粮。死得早的孩子每人可以分到一口棺材，死得晚的，只能四五人共用一口。后来钉棺材的钉子紧缺，就用席子裹起来，四五个孩子挖一个坑，盖上些土。
　　死的人越来越多，林宪君开始反复做恶梦：梦中他总是爬行在尸体堆间，忍不住去啃那些死人肉。
　　在大堡，真就有一个叫吴新（也有人说叫吴心）的孩子死后被人挖去了心肝。很快，作恶的“小勞教”被抓了出来，他解释“因为听说吃了人心子打‘夜战’就不会害怕”。
　　饥饿年代，饥饿却是禁止使用的词汇。林宪君记得，他有个组里的孩子刘永清，就是因为在村里写了“我们要吃饭”而被送来劳教。村里的大人不敢犯上，于是就拉孩子来写。好处，是一碗“豆花饭”。
　　一碗要命的“豆花饭”。

机器

　　我从大堡返回乐山市区的那天下午，当年的“右派”沈启余让儿子专程开车把我送到峨眉山的沙坪农场干休所。出发前，他在纸上写下了4个名字——都是当年负责管理大堡作业区的干警。但坐在干休所院里的老警察谷保中告诉我：两年间，其中已经有3人离世。
　　那天，年逾八十的胡德光正坐在家中。1992年他就已退休，两年前退休金还只有一千多块，好在这两年有了补贴，日子宽裕些。
　　1957年9月，《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颁布一个月后，胡德光成为四川省公安厅劳教委员会派驻沙坪农场的第一批管教干部，后来又调任大堡。在他们去之前，沙坪农场还只接收劳改犯。
　　在幸存者的传言里：当时四川省公安厅的两个工作人员将农场定在此处，正因为峨边一边靠着湍急的大渡河，一边靠蛮荒的原始森林，“刚好是一个口袋”。很快这两人也成了“右派”，关到沙坪。
　　胡德光记得，从成都第一批劳教人员被送到大渡河开始，他亲自接收了一万多人，其中未成年劳教超过两千。此后，他被调到大堡作业区负责5个中队的管教工作，仍然有劳教人员被陆续送达。
　　胡德光说，食物最紧缺的年代，管教干部也有人水肿，也要挖野菜充饥。他的说法与“劳教”们的说法完全不同。惟一可以肯定的是，饥荒年代，大堡没有干部被饿死。
　　胡德光也不知道那些年大堡到底死了多少孩子，只记得死了好多。那时没人敢说饿死，“说你反社会主义。”幸存者回忆，大堡的一名医生因承受不了压力喝碘酒自杀。
　　沙坪农场死人太多，影响太大，四川公安厅不得不派人调查。终于在1961年，随着作业区的彻底崩溃，幸存的孩子们被抬了下来。
　　沙坪农场却未撤销，劳动管教工作一直延续到21世纪。胡德光在沙坪一直待到1992年退休。他说：“他们（管教干部）都说，劳教有期限，我们没期限——一辈子都干这个事情。我还不是这么觉得，我觉得还是（要）把他们挽救回来。”
　　“挽救回来”——我在沙坪茶场一篇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文章中看到，“30年来……成功教育挽救了5.2万多名劳教人员，形成了极具时代特征和鲜明特色的管理教育模式”。
　　胡德光跟我提起，调去沙坪以前，他每天晚上都要参与成都市五人劳教小组的“劳教审批”，决定“右派”、“小劳教”们的命运——不过那时候他“只能提意见，没有决定权”。
　　“你会同情右派么？”我问。
　　他笑道：“我们是执行任务，也没有同情不同情。政治上他（右派）有错误，有言论嘛，没有右派言论咋打成右派呢？”

　　直到我临走的时候，胡德光才跟我坦承，他其实也觉得不对头，“人家提点意见，硬给人家打成右派了。”只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每个月都在搞‘（政治）运动’，真话哪个敢说？想都不敢想。”
　　两个小时后，我从胡德光家出来，老警察谷保中竟在楼下等我。他用那只颤抖的左手紧拉着我，一定要把我带到家里诉说他的冤情。 　　谷说，1957年他从单位去公安学校进修，因为在“大鸣大放”运动中得罪了班主任，被对方在档案中塞进一份“黑材料”。從此，他的升迁取消，调到峨边，此后人生又几次因为这份材料遭遇不公。
　　“右派有平反，我没有。”45年后，谷保中已说不清那份材料究竟写着什么。他那只冰冷的手攥着我的手，颤抖着不肯放开，我才开始明白，那个年代，即使藏在档案中的只是张白纸，也足以让他心惊胆战——无论他是警察，还是囚犯。

痕迹

　　1961年，幸存者被转移，崩溃的作业区被废弃，场长被判15年。
　　小劳教们的故事却未终结。李世元帮干部上山砍柴，错过第一批“清放”，此后“四清”、“文革”的冲击，更让他无法逃脱深山。活着的人都说“劳改有期，劳教无期”。
　　公安厅调查组来到沙坪时，李世元被叫去宋家山（另一个作业区，主要集中成年右派），为埋葬死人的土堆胡乱插上名牌。后来当地人在那里种南瓜，南瓜长得又大又实，人们便叫这里“南瓜山”。
　　大堡作业区5个中队的墓地，野草茂密。50年过去，当年小劳教们种下的茶树野蛮生长，救命充饥的蕨菜成了出口外销的好东西。
　　命运的错愕在这座小县城随处可见。出发前，李世元带我去见一位朋友。他在县城摆了个小摊，卖收音机和山寨苹果产品。当年他正是因“投机倒把”被送来劳教的。
　　最后一站到达重庆，颜嘉森有些犹豫——《大堡小劳教》放到网上，同样经历动荡年代的妻子，不再愿意让他接受采访。不过他还是背着妻子偷偷把我领到家里，“不想让这段历史消失”。谢贻卉曾在手记里写道：“我不止一次被这个群体直面过去的诚实和勇气打动。我为自己没能力给予他们更多帮助而惭愧。这个国家，亏欠他们。”
　　直到“文革”调到成都，颜嘉森才明白，劳教往事给他的，不只是死里逃生：作为曾经的劳教人员，他发现自己其实并无无选举权。
　　还没来得及翻案，另一场政治风波就席卷而来。北京红卫兵来到四川，打出 “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标语。颜嘉森被关在工厂里，他工作兢兢业业，仍被骂“劳改犯”。
　　大堡死里逃生教会小劳教们生存法则。颜嘉森避免卷入运动，挨打绝不还嘴。那次浩劫冲击下，连曾为毛泽东坚定追随者的李井泉，也被视为领袖的敌人，“打倒”。
　　70年代，颜嘉森回到重庆，他找到当年负责他案件的民警，拉着对方领子说，“我死了，现在活过来，阎王都不要。”对方只能说，当年政治高压，没办法。直到1979年国家平反冤假错案，颜嘉森才被平反，拿到那张决定命运的纸条。
　　重庆其他的小劳教们，也大都在70年代初回到城市。由于身份特殊、缺少文化，他们被当作社会渣子。找不到单位接收，就去做最低贱的“力工”（苦力）。198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做起了生意。
　　李久弟在历经新中国几乎所有政治运动后，回到温江干起个体，成了温江首批买上摩托车的人。后来几次重回大堡祭奠岁月。
　　2006年，沙坪劳教农场（已更名为沙坪茶场）搬去眉山，变成戒毒所，只给峨边留下些难以抹去的痕迹。农场撤离后，峨边县曾几次找到农场协商归还县里的土地。
　　对于一辈子留在沙坪的李世元来说，这痕迹是永远无法摘掉“劳教就业人员”的帽子。作为曾经的“专对象”，他常感到低人一等。没有职工身份，如今他依然领着比正式工人少六七百块的退休金。
　　对于回到重庆生活的陈桐均来说，这痕迹是领了十几年几百块钱的低保。两年前，他这样下岗失业的小劳教们才发现，自己到了退休年龄仍然没有社保。他们不得不选择上访，又请林宪君给时任重庆市委领导写了几封信，才解决了问题。
　　如今，每月18号，陈桐均会和重庆的小劳教们聚会，谈论当年的苦难，怀念已经印象模糊的同伴。
　　但这些痕迹，注定也将被时间抹去。彝族向导冉拉阿布说，随着林地承包，山上那些埋葬“小劳教”的土堆将不复存在。
　　回到重庆的“右派”林宪君从省团校副教授位置上退休。耄耋之年，他喜欢去广场上跳舞，一把年纪，仍步履轻盈。几年前，这座城市的广场上突然又唱起“红歌”——歌唱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林宪君有时候也会加入，但其中一些曲目他会拒绝。
　　伙伴们不知所措，“那你说唱什么？”
　　“ 《团结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