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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保罗·克鲁格曼，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于197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其后在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他的母校执教。1982—1983年任职于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1991年获得全美经济学会颁发的著名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他先后出版了16本书，在杂志上发表了数百篇论文。他的名声已经大大超出了麻省理工学院。读者常常为他那大胆然而又十分准确的预测和有洞察力的分析而感到惊奇，他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预测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因而也获得了人们的崇拜。保罗·克鲁格曼的正式网页是www.mit.edu/krugman。
克鲁格曼自称有“危机癖”。在评价世界经济前景时，克鲁格曼认为，“我们处在一个必须时刻系紧安全带的世界经济中”，而且他认为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例如，他曾预言“拉美国家将发生重大事件”；欧洲会“变成另一个日本”；亚洲多数国家的经济“处于灾难之中”。但从长期看，他却是一个乐观派，尽管短期内“不会稳定”，但最终趋势“仍然看好”。下面是美国《领导者》(Leaders)杂志的记者对克鲁格曼教授的采访(□为记者○为克鲁格曼)：
□您经常作一些大胆和新奇的预测，而这些预测往往又非常准确。从经济的角度看，您认为现在世界处于什么阶段，您对此作何预测?
○我对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担心。很多我们认为已经治愈了的经济传染病，又重新出现了，我从未想到有朝一日我会看到债务膨胀(debtinflation)，看到日本出现流动性陷阱，或者说全面的银行业危机。简言之，世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尽管我不认为我们正走向另一次大萧条，但与两年前比较，我的信心减弱了。我们处在一个时刻都要系紧安全带的世界经济中，而且这种趋势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需要多长时间?
○我没有看到尽头，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滚动式危机。这个世界有时相对平静一些，有时又似乎所有的魔鬼一下子都跑了出来。在过去的十年里，世界经济从未有过一年的真正消停时间。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破坏力量仍然会与我们相伴。
□难道就没有解决办法了吗?
○办法是有的，但这些办法本身也会出现问题。从历史上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左右，我们发现，人们发明了一些将这个世界组织起来的办法，如金本位制，它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新的问题。结果，这一体制崩溃了，而某种更新的体制诞生了。
50年代是资本管制的年代，它解决了那些曾经困扰过人们的问题，但同时却又导致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实行浮动汇率，它解决了过去资本管制带来的问题，但在实行这一制度的过程中，却又出现了众多新的麻烦。这也许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麻烦事层出不穷。这好比增加了你体内的肾上腺激素，任何一点震动都会使你暴跳如雷。
25年以前，我作为一名助理研究员开始了经济学的研究工作，那时世界似乎就已经很疯狂了。当时正赶上第一次能源危机，记得当时我在想，“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但自那以后，好日子就没有多过，所以我想危机恐怕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正常现象。但现在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
□不过回到解决办法上来，您认为谁能设计出这种办法?
○您提的问题很好。人们(比如说我)会出各种主意，这些主意有好的，也有馊的。(当然，我的建议肯定是好的，其他人的建议则很可能是馊的。)但最终，我想当主意出的过多时，人们也许就会坐下来，对这些好主意进行一番梳理，以制定一套新的体制。
□您说的“好主意”是不是现在已经有了?
○政界高层人士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没有什么好招。尽管我从不认为我们会马上会解决这些经济危机，但我也从不否认西方世界的领导人不能拿出有效的办法。目前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处理办法只是象征性的，不完善的，没有真正抓住问题的要害。
□为什么您认为这种领导人这么少?
○部分原因是目前的世界经济太混乱了。□理性的说，我们的领导人对问题尚缺乏足够的认识?
○是的，但我不能肯定地说都是这样。无论何时发生经济危机，你总可以回头看看20年以前的情形，有迹象表明，人们应当发现问题的实质，并采取有力的措施。但当我们真正经历危机的时候(例如现在)，人们就会听到一大堆官样声音，有人说，“应该这样”，也有人说，“应该那样”，还有人说，“别慌张，危机就会过去”。所以说，我们缺少一种理性的判断。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还没有培育出真正成熟的领导人。
我不是一个政治学家或历史学家，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本世纪里，当我们需要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时候，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人。
□是否有这样的心理现象，即在危机发生时，人们只愿意选择那些能鼓舞士气的人物，因为他们能够改变人们抢购的心态?
○是有一些。但奇怪的是，在本世纪里，至少是在最近，在抢购问题上，我们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如果遇到了的话，那就是人们买的太多了。所以目前非常具有声望的人就是阿兰·格林斯潘，他能获得这样的声望，这本身就说明他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尽管我认为他的工作十分出色，在稳定市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他的贡献还是有限的。
□您认为IMF和世界银行需要怎样的变革?
○我对这两个机构非常同情。有些人，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把这些组织看作是邪恶的力量。但我认为，它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多数情况下，它们的建议是颇为合理的。问题在于，它们承担的责任要大于它们的能力。
问题还在于，我们有一个如此之大的世界资本市场，而IMF则是一个如此之小的机构，它不可能承担所有的援助任务。IMF对遭受危机打击的亚洲国家的贷款大约相当于某长期资本的总和。当危机发生时，它参与进来，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多数是好的，有些则不怎么样。于是有人就说：“瞧，IMF失败了。它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我想我们也许应当呼吁IMF少做点事，不要扮演那样重要的角色，这样我们就不会那样失望了。
至于世界银行，任何一个成功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都可以使它相形见绌，任何一个发生资本外逃的国家都会使它提供的资本显得微不足道。世界银行应当重新将它的注意力放在最贫穷国家身上，“第四国家”身上，这样它的作用才会真正发挥出来。在富人身上打转转是没有前途的。
□近几个月来，美国经济比较乐观，这对世界经济是个推动，可您对此却仍然悲观?
○我们的GDP虽然没有下降，但失业率却在向两位数发展。
□很多人认为，我们目前正处于萧条时期，难道您不这样认为吗?
○从市场来看，肯定无法与几年前的繁荣相比。美国人一度过于乐观。当我们获得一些好的讯息后，就把它看作是“第二次繁荣”的到来，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尽管我们的经济状况很好，但我们不能肩负世界的重任。毕竟，现在不是1948年。当时我们实施了马歇尔计划，美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达50％。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美国只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港口，它抵抗风暴的能力比其他多数国家要强。我们可能偶尔会受到一些伤害，但我认为，那些非西方小国遭受风暴袭击的可能性更大。
从长期观点看，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和资本市场对第三世界国家开放了。从那以后，我们经历的更多的是国际金融危机，所以说，这个世界是动荡的。从1973年开始，直到拉美债务危机，我们大约经历了9年的资本流动时期。债务危机于80年代末解除，5年以后我们又遇到了墨西哥的所谓“龙舌兰危机”。1996年，我们稍微平静了一些。但没多久，亚洲金融危机又向我们扑来。
□在您所描述的动荡世界中，我们最应关注的是什么?
○经济学善于先讲故事，然后看看这些故事是否符合事实。我要讲的故事是，世界上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甚至包括美国在内，可能会遭受有点类似30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但也许不会那么严重。这些故事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日本已经出了问题，这是最令我担忧的。
日本应当说是一个十分看好的国家：稳定的政府，没有债务，物价平稳。它怎么会陷入不可救药的境地呢?如果这样的国家能够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也会发生。从根本上说，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得到了一些教训，格林斯潘或者他的继承人不会犯导致30年代大危机发生的那种错误。但与几年前相比，我的这种乐观的断言要无力得多。
□您认为日本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想日本会徘徊一段时间。日本至少要渡过几年的滞胀期，也许最糟糕的日子还在后头。原因在于，日本还没有果断地处理它遇到的问题。日本认为，它的问题出在银行身上，所以希望通过银行重组来振兴经济。我认为这样做法是错误的。在我看来，问题的根子在于，两年以前，银行不应该大量放款，但它们却放了，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故事。
你可以发现，日本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在经济方面，而在人口方面。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人口出生率很低，劳动人口十分短缺，我认为日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拿出足够灵活的政策，以应付人口问题所带来的经济后果。
□您有什么建议吗?
○我的建议可能与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有些出入。当你认真分析这一问题时，这一念头就会冒出来，不过它不太驯服，所以至今没列到政治家的日程表中，不过我想迟早会列入的，这就是，日本需要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也不会大量动用储蓄去进行投资活动，即使利率为零。这意味着，要启动投资，利率就必须是负的。所以，日本在未来的十年左右，确实需要搞一点通货膨胀。我说的通货膨胀不是恶性的，只要每年百分之四就够了，日本非常需要推动这件事情，并应当抓住每一个机会。
□难道百分之四的通货膨胀率就不会触发政治灾难了吗?
○不会的。美国从1986年至1987年的通货膨胀率是百分之四，我不记得人们把它视为是一场灾难。事实上，我记得人们把这种状况看作是繁荣的象征。
□那么亚洲其他国家怎么样?
○其他亚洲国家的情况当然是更糟。我说日本使我感到害怕，是因为日本同美国一样，是一个发达的国家。但日本发生的问题还称不上是人类的灾难，因为到目前为止，日本除了金钱以外，没有损失其他东西。但亚洲其他国家的情况恐怕就不同了，目前它们正处于灾难性的经济崩溃之中。
听起来我有点像长了三个脑袋的经济学家，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我的预感。在目前的游戏规则下，亚洲不可能保持持续增长，亚洲国家急需拿出行动，创造就业机会。这些国家需要抛弃正规的教科书，做一点看似疯狂的举动，这些举动可能有违传统，但这是启动经济的聪明之举。
事实上，按照IMF和美国财政部的观点，曙光已经出现，复苏即在眼前。尽管有这种可能性，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同样可能的是，亚洲国家在今后的几年内停滞不前，既不增长，也不衰退。在我看来，目前需要而且可能会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亚洲国家将实行某种非常激进的政策，如货币管制。
□类似中国那样?
○中国尽管没有强制实行这一政策，但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有些混乱，管理制度十分糟糕。可以称道的是，由于中国没有对资本流动敞开大门，他们躲过了这场危机。所以我认为，控制资本流动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可以彻底拧紧国内经济的发条，像中国一样避免危机的侵害。当然，中国的麻烦也不少，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它更类似于日本。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国家，即马来西亚，有效地实施了货币管制。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幸运的。按照我的理解，当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正渐进地开放资本项目。如果金融危机晚发生3年，中国肯定会成为危机的受害者，因为那时中国就会像泰国和印尼一样，门户大开了。尽管如此，中国也犯了很多错误，目前中国也出现了银行偿付危机。尽管他们能够控制住这一问题，但中国仍是一个易受伤害的经济。
我相信香港的银行仍然具有偿付能力，但香港经济和中国经济是不同的。问题在于，最终，香港会走中国的路子，还是中国会走香港的路子?遗憾的是，我现在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您眼下对拉美是如何看的?
○在我看来，拉美已经陷入了同亚洲一样的境地：它们试图进行经济改革，但它们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它们在改革过程中非常害怕出现资本外逃，因而使改革变得异常的困难。眼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巴西，该国目前最急迫的事就是消灭预算赤字。但消灭预算赤字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负作用。所以在我看来，那里的情况是非常不稳定的。
我认为在拉美国家应当进行一些急剧的改革。让我们这样看这个问题：如果5年之后我们看到墨西哥放弃本国货币而采用美元，那是毫不奇怪的。与此同时，巴西也许会在某些方面拒绝向世界开放，对资本流动重新实行某种程度的管制。
这些天来，我好像思考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必须强迫自己这样做。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界，很多事情我们认为不可能发生，但却发生了。所以我们在制定计划时，需要在脑子里和计算机里费一番功夫。这些计划可能超出人们的正常标准，但传统的方法应付不了这个疯狂的世界。
□您认为是否还会出现第二个日本?
○我非常担心欧洲会变成第二个日本。很多人忽视欧洲，而欧洲人自己又热衷于欧洲货币联盟(EMU)，对外界不太关注。还有一些人对欧洲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只是简单地认为欧洲不同于其他国家。
关于日本经济，有两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一个就是我说提到的人口问题，包括出生率低、劳动人口下降和人口老化。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银行家过于保守，他们只关心价格稳定，经济发生动荡时不能及时做出反映。可以说，欧洲这两种特征都具备了，例如意大利的人口问题同日本是一样的。(我非常希望能有人对此做出解释!)欧洲单一货币的计划表明，欧洲货币政策将在更大程度上属于日尔曼民族，而不是德国。而这也许正是我们需要格林斯潘这样的中央银行家的时候，他的信条是：宁可冒通货膨胀的危险，也要遏制经济衰退。如果说欧洲存在危险，那就是单一货币区的危险。欧洲是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之一，它出现日本式长期衰退的可能性最大。
□您对国际化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s)和其他领导人有什么建议?他们应当如何行动?他们应当买入吗?
○正如你所看到的，我有一点危机癖。我第一篇比较严肃的论文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写的，题目就是关于国际收支危机的，所以我一直非常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我想我就是干这个的。
我们知道，危机包括两件事，一是对危机进行预测，但是你永远也不要认为你会真正发现危机。每一轮危机都会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正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次危机的原因时，另一轮危机就会从完全相反的方向冒了出来。所以对企业首席执行官来说，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安全问题；不要幻想你能够料事如神；不要过度投机，因为它对普通的企业来说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一旦你从事了投机活动，当危机到来时，你的预言比掷硬币赌输赢强不了多少。
对企业来说，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跨国公司大多表现良好。这些公司有毅力、有耐心，由一群奉行沃伦·巴菲特(WarrenBuffet)投资战略的人组成。我认为，从长期看，那些坚守在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的跨国公司会发现，它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危机是周而复始出现的。从短期看，事情可能会比你想象的更糟，但从长期看，可能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
□您认为目前人们应当把钱投到哪里?
○我不会急于在任何地方投资，但对不同投资层次的人来说，应有不同的答案。对个人来说，我认为目前投资于债券比较好一些，至少从理智上说是这样。考虑到未来的形势和利率下降的可能性，债券的实际利率是相当高的。一般说来，我不太喜欢股票，不过每个公司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至于公司投资，我认为全球化的力量仍然存在。目前我们处在一个很糟糕的时期，但从长期看，企业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进行投资的势头不会改变。两年以前，在印尼生产旅游鞋，在菲律宾生产计算机芯片，或在印度生产软件产品，不会使人感到乐观或安全，但目前它正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从您的话里，似乎可以看出您对前景依然保持乐观?
○从长期看，我是个乐观派，但从短期看，我是个悲观派，或者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有危机癖。我有点像那些喜欢追风的研究人员，整天被这些观念所缠绕。尽管趋势向好，但在这种趋势周围却不时出现不稳定因素，人们总认为能够更好地控制这些不稳定因素，但结果常常失败。
□大家为什么会相信您?
○我以往的表现比较好，当多数人都在犯错误的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就显出价值来了。也就是说，当事情一帆风顺的时候，当世界经济平稳运行的时候，能够告诉你未来发展方向的最佳指路人，就是那些踏踏实实、探究事物本质的人。所以，当事情处于平稳状态的时候，我不准备给它增加色彩。但当事情变得疯狂时，在揭示未来前景方面，那些敢于挑战传统观念、把问题看得更为严重的人，要胜于其他任何人。
□您没有固定的阵地，但又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原因何在?
○我想我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和优秀的作家———尽管不是最好的经济学家和最好的作家，但我能够将这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我想我做了两件具有开拓性的工作，这些工作以前没有任何其他经济学家真正做过。一件是将严肃的经济学普及化，没有任何政治意图，但不一定没有意识形态因素。所以我非常认真地进行写作。
我所开创的另一个领域是利用因特网（Internet）。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件很偶然的事，不过我确实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即在亚洲经济危机发生前，利用因特网发表自己的见解。所以，到建立了一个网页，使人们在危机发生前能了解我的观点，结果证明效果是惊人的。
□问一个个人问题，为什么教授总爱留胡子?
○这很容易回答。当我1977年开始在耶鲁大学执教时，我24岁，人们常常把我当成是一名研究生。所以，我在26岁时就开始蓄起了小胡子，以证明我不是一名学生。如果我现在把胡子刮掉，就没人认识我了。再有，我妻子喜欢我的胡子。
□您被称为“预言天才”和“国际经济学大师”，这么多美丽的光环围绕着您，可您为什么没有富起来?
○我的周围很热闹，但是正如你所说的，我没有富起来。我知道有很多十分富有和十分精明的人，他们善于抓住能够飞黄腾达的机会。但他们并不总是能够看到大的前景。不管什么原因吧，我看重的是发展趋势，而不是摆在面前的机会。我想尽管我喜欢金钱，但百万美金不会将我移动半步，而我宁愿将世界移动几英寸。
□控制资本流动是否就能扭转经济衰退现象？
○你就祈祷上苍吧。
刘文军摘译自《领导者》
克鲁格曼自称有“危机癖”。在评价世界经济前景时，克鲁格曼认为，“我们处在一个必须时刻系紧安全带的世界经济中”，而且他认为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例如，他曾预言“拉美国家将发生重大事件”；欧洲会“变成另一个日本”；亚洲多数国家的经济“处于灾难之中”。但从长期看，他却是一个乐观派，尽管短期内“不会稳定”，但最终趋势“仍然看好”。下面是美国《领导者》(Leaders)杂志的记者对克鲁格曼教授的采访(□为记者○为克鲁格曼)：
□您经常作一些大胆和新奇的预测，而这些预测往往又非常准确。从经济的角度看，您认为现在世界处于什么阶段，您对此作何预测?
○我对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担心。很多我们认为已经治愈了的经济传染病，又重新出现了，我从未想到有朝一日我会看到债务膨胀(debtinflation)，看到日本出现流动性陷阱，或者说全面的银行业危机。简言之，世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尽管我不认为我们正走向另一次大萧条，但与两年前比较，我的信心减弱了。我们处在一个时刻都要系紧安全带的世界经济中，而且这种趋势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需要多长时间?
○我没有看到尽头，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滚动式危机。这个世界有时相对平静一些，有时又似乎所有的魔鬼一下子都跑了出来。在过去的十年里，世界经济从未有过一年的真正消停时间。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破坏力量仍然会与我们相伴。
□难道就没有解决办法了吗?
○办法是有的，但这些办法本身也会出现问题。从历史上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左右，我们发现，人们发明了一些将这个世界组织起来的办法，如金本位制，它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新的问题。结果，这一体制崩溃了，而某种更新的体制诞生了。
50年代是资本管制的年代，它解决了那些曾经困扰过人们的问题，但同时却又导致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实行浮动汇率，它解决了过去资本管制带来的问题，但在实行这一制度的过程中，却又出现了众多新的麻烦。这也许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麻烦事层出不穷。这好比增加了你体内的肾上腺激素，任何一点震动都会使你暴跳如雷。
25年以前，我作为一名助理研究员开始了经济学的研究工作，那时世界似乎就已经很疯狂了。当时正赶上第一次能源危机，记得当时我在想，“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但自那以后，好日子就没有多过，所以我想危机恐怕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正常现象。但现在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
□不过回到解决办法上来，您认为谁能设计出这种办法?
○您提的问题很好。人们(比如说我)会出各种主意，这些主意有好的，也有馊的。(当然，我的建议肯定是好的，其他人的建议则很可能是馊的。)但最终，我想当主意出的过多时，人们也许就会坐下来，对这些好主意进行一番梳理，以制定一套新的体制。
□您说的“好主意”是不是现在已经有了?
○政界高层人士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没有什么好招。尽管我从不认为我们会马上会解决这些经济危机，但我也从不否认西方世界的领导人不能拿出有效的办法。目前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处理办法只是象征性的，不完善的，没有真正抓住问题的要害。
□为什么您认为这种领导人这么少?
○部分原因是目前的世界经济太混乱了。□理性的说，我们的领导人对问题尚缺乏足够的认识?
○是的，但我不能肯定地说都是这样。无论何时发生经济危机，你总可以回头看看20年以前的情形，有迹象表明，人们应当发现问题的实质，并采取有力的措施。但当我们真正经历危机的时候(例如现在)，人们就会听到一大堆官样声音，有人说，“应该这样”，也有人说，“应该那样”，还有人说，“别慌张，危机就会过去”。所以说，我们缺少一种理性的判断。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还没有培育出真正成熟的领导人。
我不是一个政治学家或历史学家，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本世纪里，当我们需要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时候，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人。
□是否有这样的心理现象，即在危机发生时，人们只愿意选择那些能鼓舞士气的人物，因为他们能够改变人们抢购的心态?
○是有一些。但奇怪的是，在本世纪里，至少是在最近，在抢购问题上，我们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如果遇到了的话，那就是人们买的太多了。所以目前非常具有声望的人就是阿兰·格林斯潘，他能获得这样的声望，这本身就说明他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尽管我认为他的工作十分出色，在稳定市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他的贡献还是有限的。
□您认为IMF和世界银行需要怎样的变革?
○我对这两个机构非常同情。有些人，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把这些组织看作是邪恶的力量。但我认为，它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多数情况下，它们的建议是颇为合理的。问题在于，它们承担的责任要大于它们的能力。
问题还在于，我们有一个如此之大的世界资本市场，而IMF则是一个如此之小的机构，它不可能承担所有的援助任务。IMF对遭受危机打击的亚洲国家的贷款大约相当于某长期资本的总和。当危机发生时，它参与进来，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多数是好的，有些则不怎么样。于是有人就说：“瞧，IMF失败了。它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我想我们也许应当呼吁IMF少做点事，不要扮演那样重要的角色，这样我们就不会那样失望了。
至于世界银行，任何一个成功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都可以使它相形见绌，任何一个发生资本外逃的国家都会使它提供的资本显得微不足道。世界银行应当重新将它的注意力放在最贫穷国家身上，“第四国家”身上，这样它的作用才会真正发挥出来。在富人身上打转转是没有前途的。
□近几个月来，美国经济比较乐观，这对世界经济是个推动，可您对此却仍然悲观?
○我们的GDP虽然没有下降，但失业率却在向两位数发展。
□很多人认为，我们目前正处于萧条时期，难道您不这样认为吗?
○从市场来看，肯定无法与几年前的繁荣相比。美国人一度过于乐观。当我们获得一些好的讯息后，就把它看作是“第二次繁荣”的到来，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尽管我们的经济状况很好，但我们不能肩负世界的重任。毕竟，现在不是1948年。当时我们实施了马歇尔计划，美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达50％。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美国只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港口，它抵抗风暴的能力比其他多数国家要强。我们可能偶尔会受到一些伤害，但我认为，那些非西方小国遭受风暴袭击的可能性更大。
从长期观点看，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和资本市场对第三世界国家开放了。从那以后，我们经历的更多的是国际金融危机，所以说，这个世界是动荡的。从1973年开始，直到拉美债务危机，我们大约经历了9年的资本流动时期。债务危机于80年代末解除，5年以后我们又遇到了墨西哥的所谓“龙舌兰危机”。1996年，我们稍微平静了一些。但没多久，亚洲金融危机又向我们扑来。
□在您所描述的动荡世界中，我们最应关注的是什么?
○经济学善于先讲故事，然后看看这些故事是否符合事实。我要讲的故事是，世界上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甚至包括美国在内，可能会遭受有点类似30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但也许不会那么严重。这些故事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日本已经出了问题，这是最令我担忧的。
日本应当说是一个十分看好的国家：稳定的政府，没有债务，物价平稳。它怎么会陷入不可救药的境地呢?如果这样的国家能够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也会发生。从根本上说，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得到了一些教训，格林斯潘或者他的继承人不会犯导致30年代大危机发生的那种错误。但与几年前相比，我的这种乐观的断言要无力得多。
□您认为日本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想日本会徘徊一段时间。日本至少要渡过几年的滞胀期，也许最糟糕的日子还在后头。原因在于，日本还没有果断地处理它遇到的问题。日本认为，它的问题出在银行身上，所以希望通过银行重组来振兴经济。我认为这样做法是错误的。在我看来，问题的根子在于，两年以前，银行不应该大量放款，但它们却放了，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故事。
你可以发现，日本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在经济方面，而在人口方面。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人口出生率很低，劳动人口十分短缺，我认为日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拿出足够灵活的政策，以应付人口问题所带来的经济后果。
□您有什么建议吗?
○我的建议可能与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有些出入。当你认真分析这一问题时，这一念头就会冒出来，不过它不太驯服，所以至今没列到政治家的日程表中，不过我想迟早会列入的，这就是，日本需要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也不会大量动用储蓄去进行投资活动，即使利率为零。这意味着，要启动投资，利率就必须是负的。所以，日本在未来的十年左右，确实需要搞一点通货膨胀。我说的通货膨胀不是恶性的，只要每年百分之四就够了，日本非常需要推动这件事情，并应当抓住每一个机会。
□难道百分之四的通货膨胀率就不会触发政治灾难了吗?
○不会的。美国从1986年至1987年的通货膨胀率是百分之四，我不记得人们把它视为是一场灾难。事实上，我记得人们把这种状况看作是繁荣的象征。
□那么亚洲其他国家怎么样?
○其他亚洲国家的情况当然是更糟。我说日本使我感到害怕，是因为日本同美国一样，是一个发达的国家。但日本发生的问题还称不上是人类的灾难，因为到目前为止，日本除了金钱以外，没有损失其他东西。但亚洲其他国家的情况恐怕就不同了，目前它们正处于灾难性的经济崩溃之中。
听起来我有点像长了三个脑袋的经济学家，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我的预感。在目前的游戏规则下，亚洲不可能保持持续增长，亚洲国家急需拿出行动，创造就业机会。这些国家需要抛弃正规的教科书，做一点看似疯狂的举动，这些举动可能有违传统，但这是启动经济的聪明之举。
事实上，按照IMF和美国财政部的观点，曙光已经出现，复苏即在眼前。尽管有这种可能性，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同样可能的是，亚洲国家在今后的几年内停滞不前，既不增长，也不衰退。在我看来，目前需要而且可能会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亚洲国家将实行某种非常激进的政策，如货币管制。
□类似中国那样?
○中国尽管没有强制实行这一政策，但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有些混乱，管理制度十分糟糕。可以称道的是，由于中国没有对资本流动敞开大门，他们躲过了这场危机。所以我认为，控制资本流动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可以彻底拧紧国内经济的发条，像中国一样避免危机的侵害。当然，中国的麻烦也不少，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它更类似于日本。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国家，即马来西亚，有效地实施了货币管制。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幸运的。按照我的理解，当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正渐进地开放资本项目。如果金融危机晚发生3年，中国肯定会成为危机的受害者，因为那时中国就会像泰国和印尼一样，门户大开了。尽管如此，中国也犯了很多错误，目前中国也出现了银行偿付危机。尽管他们能够控制住这一问题，但中国仍是一个易受伤害的经济。
我相信香港的银行仍然具有偿付能力，但香港经济和中国经济是不同的。问题在于，最终，香港会走中国的路子，还是中国会走香港的路子?遗憾的是，我现在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您眼下对拉美是如何看的?
○在我看来，拉美已经陷入了同亚洲一样的境地：它们试图进行经济改革，但它们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它们在改革过程中非常害怕出现资本外逃，因而使改革变得异常的困难。眼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巴西，该国目前最急迫的事就是消灭预算赤字。但消灭预算赤字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负作用。所以在我看来，那里的情况是非常不稳定的。
我认为在拉美国家应当进行一些急剧的改革。让我们这样看这个问题：如果5年之后我们看到墨西哥放弃本国货币而采用美元，那是毫不奇怪的。与此同时，巴西也许会在某些方面拒绝向世界开放，对资本流动重新实行某种程度的管制。
这些天来，我好像思考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必须强迫自己这样做。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界，很多事情我们认为不可能发生，但却发生了。所以我们在制定计划时，需要在脑子里和计算机里费一番功夫。这些计划可能超出人们的正常标准，但传统的方法应付不了这个疯狂的世界。
□您认为是否还会出现第二个日本?
○我非常担心欧洲会变成第二个日本。很多人忽视欧洲，而欧洲人自己又热衷于欧洲货币联盟(EMU)，对外界不太关注。还有一些人对欧洲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只是简单地认为欧洲不同于其他国家。
关于日本经济，有两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一个就是我说提到的人口问题，包括出生率低、劳动人口下降和人口老化。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银行家过于保守，他们只关心价格稳定，经济发生动荡时不能及时做出反映。可以说，欧洲这两种特征都具备了，例如意大利的人口问题同日本是一样的。(我非常希望能有人对此做出解释!)欧洲单一货币的计划表明，欧洲货币政策将在更大程度上属于日尔曼民族，而不是德国。而这也许正是我们需要格林斯潘这样的中央银行家的时候，他的信条是：宁可冒通货膨胀的危险，也要遏制经济衰退。如果说欧洲存在危险，那就是单一货币区的危险。欧洲是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之一，它出现日本式长期衰退的可能性最大。
□您对国际化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s)和其他领导人有什么建议?他们应当如何行动?他们应当买入吗?
○正如你所看到的，我有一点危机癖。我第一篇比较严肃的论文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写的，题目就是关于国际收支危机的，所以我一直非常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我想我就是干这个的。
我们知道，危机包括两件事，一是对危机进行预测，但是你永远也不要认为你会真正发现危机。每一轮危机都会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正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次危机的原因时，另一轮危机就会从完全相反的方向冒了出来。所以对企业首席执行官来说，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安全问题；不要幻想你能够料事如神；不要过度投机，因为它对普通的企业来说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一旦你从事了投机活动，当危机到来时，你的预言比掷硬币赌输赢强不了多少。
对企业来说，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跨国公司大多表现良好。这些公司有毅力、有耐心，由一群奉行沃伦·巴菲特(WarrenBuffet)投资战略的人组成。我认为，从长期看，那些坚守在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的跨国公司会发现，它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危机是周而复始出现的。从短期看，事情可能会比你想象的更糟，但从长期看，可能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
□您认为目前人们应当把钱投到哪里?
○我不会急于在任何地方投资，但对不同投资层次的人来说，应有不同的答案。对个人来说，我认为目前投资于债券比较好一些，至少从理智上说是这样。考虑到未来的形势和利率下降的可能性，债券的实际利率是相当高的。一般说来，我不太喜欢股票，不过每个公司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至于公司投资，我认为全球化的力量仍然存在。目前我们处在一个很糟糕的时期，但从长期看，企业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进行投资的势头不会改变。两年以前，在印尼生产旅游鞋，在菲律宾生产计算机芯片，或在印度生产软件产品，不会使人感到乐观或安全，但目前它正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从您的话里，似乎可以看出您对前景依然保持乐观?
○从长期看，我是个乐观派，但从短期看，我是个悲观派，或者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有危机癖。我有点像那些喜欢追风的研究人员，整天被这些观念所缠绕。尽管趋势向好，但在这种趋势周围却不时出现不稳定因素，人们总认为能够更好地控制这些不稳定因素，但结果常常失败。
□大家为什么会相信您?
○我以往的表现比较好，当多数人都在犯错误的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就显出价值来了。也就是说，当事情一帆风顺的时候，当世界经济平稳运行的时候，能够告诉你未来发展方向的最佳指路人，就是那些踏踏实实、探究事物本质的人。所以，当事情处于平稳状态的时候，我不准备给它增加色彩。但当事情变得疯狂时，在揭示未来前景方面，那些敢于挑战传统观念、把问题看得更为严重的人，要胜于其他任何人。
□您没有固定的阵地，但又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原因何在?
○我想我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和优秀的作家———尽管不是最好的经济学家和最好的作家，但我能够将这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我想我做了两件具有开拓性的工作，这些工作以前没有任何其他经济学家真正做过。一件是将严肃的经济学普及化，没有任何政治意图，但不一定没有意识形态因素。所以我非常认真地进行写作。
我所开创的另一个领域是利用因特网（Internet）。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件很偶然的事，不过我确实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即在亚洲经济危机发生前，利用因特网发表自己的见解。所以，到建立了一个网页，使人们在危机发生前能了解我的观点，结果证明效果是惊人的。
□问一个个人问题，为什么教授总爱留胡子?
○这很容易回答。当我1977年开始在耶鲁大学执教时，我24岁，人们常常把我当成是一名研究生。所以，我在26岁时就开始蓄起了小胡子，以证明我不是一名学生。如果我现在把胡子刮掉，就没人认识我了。再有，我妻子喜欢我的胡子。
□您被称为“预言天才”和“国际经济学大师”，这么多美丽的光环围绕着您，可您为什么没有富起来?
○我的周围很热闹，但是正如你所说的，我没有富起来。我知道有很多十分富有和十分精明的人，他们善于抓住能够飞黄腾达的机会。但他们并不总是能够看到大的前景。不管什么原因吧，我看重的是发展趋势，而不是摆在面前的机会。我想尽管我喜欢金钱，但百万美金不会将我移动半步，而我宁愿将世界移动几英寸。
□控制资本流动是否就能扭转经济衰退现象？
○你就祈祷上苍吧。
刘文军摘译自《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