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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多音是汉语中的一种特有现象,无论是在古代汉语中,还是在现代汉语中都普遍存在,而且数量繁多,情况复杂,难读难记难分辨,给汉字应用和普通话推广带来不少麻烦。但是,由于一个字形可以代表多个音节,抑制了书写符号数量的膨胀,使有限的汉字在丰富多彩的社会中发挥着无限的交际功能。因此,对于异读现象,既不能任其发展,也不能将其消灭,而是要查清来源,分清情况,采取措施加以规范和限制。
一、异读现象的来源
多音字究竟有多少?我们先来看几个数据: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3500)中有405个,占总字数的11.6%;《辞海》(1979年版)中有2641个,约占总字数的22%。这么多的异读字是哪里来的呢?我们先来查一查异读字的来源。
(一)古已有之
古时字少,新的事物新的概念产生以后马上为之造字恐有不及,为了避免一音造一字导至书写符号无限增加,便采取了把一个现成的字改变读音以区别词性或词义的做法。在古代汉语中,这种做法叫做“改读”,又可以分为“破读”与“变读”。“破读”是读音改变不大,在词义上还有一些联系的改读,如:“从弟子女十人所,皆衣(yì)缯单衣(yī)”(《西门豹治邺》),其中后一个“衣”字用的是本义,名词,指衣服,破读为yì则成为动词,即穿着,词义上的联系比较紧密。“变读”的读音改变较大,词义的联系也不明显,有的甚至成为毫无联系的同形词,如:“贲”字在“贲若草木”(《尚书·汤诰》)句中读bì;在“虎贲三千人”(《尚书·牧誓》)句中读bēn;在“贲鼓为镛”(《大雅·灵台》)句中读fēn;另外,古代作姓氏时读féi(现已改读bēn),其中①②双声,②③叠韵,③④双声,然而,①③④就毫无联系了。
(二)字义引申
随着社会的进步,字义也在发展,绝大多数单义字变成了多义字。字义的发展途径主要是引申,经过引申产生新义,新义与本义的读音一般保持不变,一旦改变了读音,就产生了异读多义字。例如“传”字,本义是一方交给另一方,动词读chuán;后引申为解释经文的著作,词性变为名词,读音也跟着破读为“zhuàn”,解释为“贤人之书曰传,又记载事迹以传于世曰传,诸史列传是也”。这类异读多义字在现代口语中更为常见,例如:“数数”,前者读shǔ,动词,查点义,后者读shù,名词,即数目数字,二者构成动宾结构短语。
(三)方音并存
我国古代“诸候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序》),再加上山水阻隔,交通不便,分邦而治,各行其事,就形成了“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的局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逐渐形成了各种系统的八大方言区,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方言区,或声母不同或韵母不同或声调不同,甚至有的声韵调全然迥异。在这种情况下编成的字典辞书只好兼收并蓄,方音并存。例如“百”字,有的地方读bó,有的地方读mò,有的地方读běi,有的地方读bǎi,有的地方读bāi。
(四)在记写外来词时产生
外来文化对汉字内容的扩展和丰富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吸收外来词当然无异议,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记写。如果采用另造新字的音译法,虽然不至于在语音上产生混乱,但是却增加了汉字的数量,如:骆驼、苜蓿、葡萄、玻璃等,当时都是新造的字。为了避免字量的增加,还是在现成的字中找同音字代替方便些,如:沙发、迪斯科、克隆、蒙太奇等。可是,汉字又具有一定的表义功能,为了防止字义的混乱,有时就要寻找音近的字来代替,甚至改变现成字的读音来记写,这就产生了异读现象。例如,佛教用语中表示“智慧”的音是bōrě,却使用了“般若”(bān ruò)。
(五)同源分化字后来又归并为一个字形,有的字就成了异读字
汉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为了区别一词多义,往往加形符另造新字,王筠先生把这类字叫做“分别字”,其实就是以某一概念为中心分化出来的同源字。到了汉字简化时期,为了减少字数,又把一些分别字归并成一个字形。如果被归并的分别字原本同音,归并的结果只能是形成多义词,例如,“饭館”的“館”和“旅舘”的“舘”归并为“馆”,“馆”字就成了多义词。如果被归并的分别字原来读音不相同,归并之后就形成了多义异读字。例如,把“捨”字简化归入“舍”,“舍”字就成了不但兼有shě和shè两个读音而且兼有“舍弃”和“房舍”两类含义的多义异读字了。这种归并减少了字形数量,虽然增加了异读现象,但读音上区别的难度不大,是汉字使用中既经济又科学的一种做法。
除了上述来源之外,在地名、姓氏、动植物名称以及科技用字等领域中还有一些与通用读音不同的异读字。
二、异读现象的类型
(一)单义异读字
同一个字形在书面语(简称“文”)中有一种读法,在口语(简称“白”)中另有一种读法,两种读法并存,意义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又称“文白两读”。
区别文白两读,一种方法是从韵母部分的元音数量上看,文读的韵母一般是单纯式,白读的韵母一般是复杂式。具体地说,韵母部分如果没有韵头,那么,文读为单元音,白读为复合元音,如,“露”字的文读音是lù,白读音是lòu;韵头部分如果有韵头,那么,文读为二合元音,白读为三合元音,如,“削”字的文读音是xuē,白读音是xiāo。另一种方法是从构词的方式上看,文读一般组合在复音词里,白读一般以单音词的形式出现。这是因为,从汉语的发展角度分析,古代汉语单音词占绝对优势,随着表达复杂语义的需要,书面语的构词逐渐发展为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而口语读音的发展比较缓慢,许多单音节的口语读音依然保留着。例如“熟”字,在成熟、熟练、深思熟虑等复音词里读shú,在“果子熟了”句中以单音节词出现时读shóu。
一个字形两种读音,口语一样读法,书面语又一样读法,而字义却没有什么差别,这种现象是汉语发展史造成的,无疑是一种麻烦。不过,从感情色彩上看,书面语读音庄重严肃,口语读音灵活随意,二者并存,分场合而用,有时还是必要的。所以,根据语义、语用的要求,《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在大量对文白两读音实行统读的同时,还是慎重地保留了31个。
(二)多义异读字
一个字形,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读音,同时又相应地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义、语用功能的字,叫做多义异读字。
1.只改变声调的
“吐”字有“tǔ”和“tù”两个读音,都是动作义,都表示东西从口中出来,其区别仅在于:读tǔ是主动地使东西从口中出来,如吐痰、谈吐、吐字等,而读tù则是口中的东西不自主地、难以控制地涌出来,如呕吐、吐血等。
2.改变声母或韵母的
“期”字有jī和qī两个读音,韵母部分完全相同,声母是把舌面前音中的不送气清塞擦音j换成了送气的q,从词义上看,都是与时间有点关系。
3.声、韵、调全不同的
如果异读字的几个音项的音节成分全不一样,它们在语义上一般不会有什么关联。一般情况下,其中的一个音项是只能用于地名、姓氏、动植物名称等特殊领域的罕读音;如果不是罕读音,那就一定是语义上毫无关联的形同字而已。例如:“句”字有jù和gōu两个读音,jù是常读音,gōu是只用于古国名“高句丽”和古人名“句践”的罕读音,语义上并无半点关联。
如果异读字的音节成分差别并不大,可是都看不出它们在字义上的联系,这种特殊情况可能是在字形归并时产生的。如“发”是由“發”和“髪”两个字归并简化成一形的,原本就毫无字义上的关联。
三、异读现象的规范和限制
为了促进语音规范化,推广普及普通话,必须对异读现象加以规范和限制。规范异读现象,就单义异读字而言,主要是从中确定一个读音为规范(必要的情况下慎重地保留少量文白两读的字),其他读音作为异读停止使用;就多义异读字而言,则要明确每个音项所承担的责任,限制其音项的增加,二者的目的都是采取积极措施尽量减少异读字。
(一)通过审音的程序,把没必要异读的字变为单音字
1985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广播电视部正式公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政府行为对语音进行的规范,以“统读”(表示此字不论用于任何词语中只读一音)的方式使586个单义异读字实现了单音化。当然,语音规范化不但必须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还要经历一个“共时变异”(即新旧音并存)的过程。例如“从”字,在1950年出版的《增注中华新韵》中尚维持cōng(从容),cóng(听从)和zòng(主从)三个音项;到了1979年修订重排的《新华字典》中就成了cōng(从容)和cóng(听从,主从)两个音项;后来,许多人已经习惯把“从容”读成cóng,所以正式公布《审音表》时才完全统读为cóng。
除了“统读”之外,《审音表》还对一些异读字的音项限制了使用范围。例如“估”字下注“除‘～衣’读gù外,都读gū,“结”字下注“除‘～了个果子’、‘开花～果’、‘～巴’、‘～实’念jiē之外,其他都念jié”等等。
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审音,现时的语音状况基本与现代汉语相适应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审音的工作就此停止了,以后还可能对某个异读字个音项作调整,不过,在未作调整前我们必须按现时的规范去读,以保持语音的相对稳定。
(二)通过异形词整理,可以减少一些异读字
异形词是指“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并存并用的同音、同义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异形词的存在,给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使用增加了负担,造成了混乱,给汉语教学、新闻出版、辞书编纂和中文信息处理带来了困难,影响了语言文字交际功能的发挥,因此,国家语委2001年公布了《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草案)》。在这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中,有一些词形中有异读字,如果这个词形被淘汰,异读字就减少了一个读音,成为单音字了。例如:把“徜徉”确定为规范词形,将“倘佯”淘汰,其中“倘”字原来是异读字,有cháng和tǎng两个读音,读cháng时只用于“倘佯”一词,这个词形被淘汰了,它也就只读tǎng了。
(三)对一些音义有交叉的异读词另行分式,也能减少一些异读
以“荫”字为例,读yìn时有荫庇、荫凉义,读yīn时指树荫,这后一个音项的字义与“阴”的字义重合。对于这种情况,《审音表》采取了改换词形,另行分工的措施,把“荫”字统读为yìn,而把读yīn时的义项转交给“阴”,用括号注明“树yīn”、“林yīn道”应作“树阴”、“林阴道”,经过调整字形和语素的关系,使“荫”字变成了单音字。
《审音表》对音义有交叉的异读词另行分工的调整方式是一种可贵的尝试。效法这种尝试,我们还可以对一些类似的异读字做这样的调整。例如,“挟”字原有xié和jiā两个音项,读xié时有“用胳膊夹住”、“挟制”、“心里怀着(怨恨)”等义,读jiā时字义同“夹”,这就可以把“挟”字读jiā时的音项和义项移交给“夹”字,从而成为单音字。
(四)强化规范意识,堵塞异读字再生的渠道
措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强化人们的规范意识。一方面要加大规范读音的宣传力度,使履行规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营造全社会都按规范发音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要采取有效措施限制异读现象,堵塞异读字再生的渠道。就拿方言词语来说,让我们的影视字幕制作人员很伤脑筋,当一部富有乡土气息的电视剧搬上屏幕,演员说出来的方言词却没有现成的字去记写,另造新字当然不好,就找同音字来代替,例如“埋汰”、“忽悠”、“秃噜”、“麻溜”之类,虽然表义不很理想,但是好歹记音符号的表达效果还算到位;难的是有些词语在现成字中找不到同音字来代替,就去找近音的字,于是就产生了“膈应”、“糊弄”、“触溜”、“得瑟”之类。这是在现代文明社会通过现代媒体再生异读字的渠道之一,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限制。
其实像chūliu、dèse这类找不到同音字代替的方言词语只要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汉语拼音可以“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就能方便的使用了,既表音准确,又不增加异读字。
另外,记写外来词用字也一定要慎重,尽量避免产生异读。假如当初把Bìlǔ写成“毕鲁”或“必鲁”,那么,“秘”就不至于有现在的这种异读问题了。
异读现象虽然不能消灭,但还是不要膨胀为好。让我们都来做促进语音规范化的工作,从而构建一个便于交际的和谐的言语环境,把我国建设成为语言强国。
一、异读现象的来源
多音字究竟有多少?我们先来看几个数据: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3500)中有405个,占总字数的11.6%;《辞海》(1979年版)中有2641个,约占总字数的22%。这么多的异读字是哪里来的呢?我们先来查一查异读字的来源。
(一)古已有之
古时字少,新的事物新的概念产生以后马上为之造字恐有不及,为了避免一音造一字导至书写符号无限增加,便采取了把一个现成的字改变读音以区别词性或词义的做法。在古代汉语中,这种做法叫做“改读”,又可以分为“破读”与“变读”。“破读”是读音改变不大,在词义上还有一些联系的改读,如:“从弟子女十人所,皆衣(yì)缯单衣(yī)”(《西门豹治邺》),其中后一个“衣”字用的是本义,名词,指衣服,破读为yì则成为动词,即穿着,词义上的联系比较紧密。“变读”的读音改变较大,词义的联系也不明显,有的甚至成为毫无联系的同形词,如:“贲”字在“贲若草木”(《尚书·汤诰》)句中读bì;在“虎贲三千人”(《尚书·牧誓》)句中读bēn;在“贲鼓为镛”(《大雅·灵台》)句中读fēn;另外,古代作姓氏时读féi(现已改读bēn),其中①②双声,②③叠韵,③④双声,然而,①③④就毫无联系了。
(二)字义引申
随着社会的进步,字义也在发展,绝大多数单义字变成了多义字。字义的发展途径主要是引申,经过引申产生新义,新义与本义的读音一般保持不变,一旦改变了读音,就产生了异读多义字。例如“传”字,本义是一方交给另一方,动词读chuán;后引申为解释经文的著作,词性变为名词,读音也跟着破读为“zhuàn”,解释为“贤人之书曰传,又记载事迹以传于世曰传,诸史列传是也”。这类异读多义字在现代口语中更为常见,例如:“数数”,前者读shǔ,动词,查点义,后者读shù,名词,即数目数字,二者构成动宾结构短语。
(三)方音并存
我国古代“诸候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序》),再加上山水阻隔,交通不便,分邦而治,各行其事,就形成了“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的局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逐渐形成了各种系统的八大方言区,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方言区,或声母不同或韵母不同或声调不同,甚至有的声韵调全然迥异。在这种情况下编成的字典辞书只好兼收并蓄,方音并存。例如“百”字,有的地方读bó,有的地方读mò,有的地方读běi,有的地方读bǎi,有的地方读bāi。
(四)在记写外来词时产生
外来文化对汉字内容的扩展和丰富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吸收外来词当然无异议,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记写。如果采用另造新字的音译法,虽然不至于在语音上产生混乱,但是却增加了汉字的数量,如:骆驼、苜蓿、葡萄、玻璃等,当时都是新造的字。为了避免字量的增加,还是在现成的字中找同音字代替方便些,如:沙发、迪斯科、克隆、蒙太奇等。可是,汉字又具有一定的表义功能,为了防止字义的混乱,有时就要寻找音近的字来代替,甚至改变现成字的读音来记写,这就产生了异读现象。例如,佛教用语中表示“智慧”的音是bōrě,却使用了“般若”(bān ruò)。
(五)同源分化字后来又归并为一个字形,有的字就成了异读字
汉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为了区别一词多义,往往加形符另造新字,王筠先生把这类字叫做“分别字”,其实就是以某一概念为中心分化出来的同源字。到了汉字简化时期,为了减少字数,又把一些分别字归并成一个字形。如果被归并的分别字原本同音,归并的结果只能是形成多义词,例如,“饭館”的“館”和“旅舘”的“舘”归并为“馆”,“馆”字就成了多义词。如果被归并的分别字原来读音不相同,归并之后就形成了多义异读字。例如,把“捨”字简化归入“舍”,“舍”字就成了不但兼有shě和shè两个读音而且兼有“舍弃”和“房舍”两类含义的多义异读字了。这种归并减少了字形数量,虽然增加了异读现象,但读音上区别的难度不大,是汉字使用中既经济又科学的一种做法。
除了上述来源之外,在地名、姓氏、动植物名称以及科技用字等领域中还有一些与通用读音不同的异读字。
二、异读现象的类型
(一)单义异读字
同一个字形在书面语(简称“文”)中有一种读法,在口语(简称“白”)中另有一种读法,两种读法并存,意义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又称“文白两读”。
区别文白两读,一种方法是从韵母部分的元音数量上看,文读的韵母一般是单纯式,白读的韵母一般是复杂式。具体地说,韵母部分如果没有韵头,那么,文读为单元音,白读为复合元音,如,“露”字的文读音是lù,白读音是lòu;韵头部分如果有韵头,那么,文读为二合元音,白读为三合元音,如,“削”字的文读音是xuē,白读音是xiāo。另一种方法是从构词的方式上看,文读一般组合在复音词里,白读一般以单音词的形式出现。这是因为,从汉语的发展角度分析,古代汉语单音词占绝对优势,随着表达复杂语义的需要,书面语的构词逐渐发展为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而口语读音的发展比较缓慢,许多单音节的口语读音依然保留着。例如“熟”字,在成熟、熟练、深思熟虑等复音词里读shú,在“果子熟了”句中以单音节词出现时读shóu。
一个字形两种读音,口语一样读法,书面语又一样读法,而字义却没有什么差别,这种现象是汉语发展史造成的,无疑是一种麻烦。不过,从感情色彩上看,书面语读音庄重严肃,口语读音灵活随意,二者并存,分场合而用,有时还是必要的。所以,根据语义、语用的要求,《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在大量对文白两读音实行统读的同时,还是慎重地保留了31个。
(二)多义异读字
一个字形,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读音,同时又相应地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义、语用功能的字,叫做多义异读字。
1.只改变声调的
“吐”字有“tǔ”和“tù”两个读音,都是动作义,都表示东西从口中出来,其区别仅在于:读tǔ是主动地使东西从口中出来,如吐痰、谈吐、吐字等,而读tù则是口中的东西不自主地、难以控制地涌出来,如呕吐、吐血等。
2.改变声母或韵母的
“期”字有jī和qī两个读音,韵母部分完全相同,声母是把舌面前音中的不送气清塞擦音j换成了送气的q,从词义上看,都是与时间有点关系。
3.声、韵、调全不同的
如果异读字的几个音项的音节成分全不一样,它们在语义上一般不会有什么关联。一般情况下,其中的一个音项是只能用于地名、姓氏、动植物名称等特殊领域的罕读音;如果不是罕读音,那就一定是语义上毫无关联的形同字而已。例如:“句”字有jù和gōu两个读音,jù是常读音,gōu是只用于古国名“高句丽”和古人名“句践”的罕读音,语义上并无半点关联。
如果异读字的音节成分差别并不大,可是都看不出它们在字义上的联系,这种特殊情况可能是在字形归并时产生的。如“发”是由“發”和“髪”两个字归并简化成一形的,原本就毫无字义上的关联。
三、异读现象的规范和限制
为了促进语音规范化,推广普及普通话,必须对异读现象加以规范和限制。规范异读现象,就单义异读字而言,主要是从中确定一个读音为规范(必要的情况下慎重地保留少量文白两读的字),其他读音作为异读停止使用;就多义异读字而言,则要明确每个音项所承担的责任,限制其音项的增加,二者的目的都是采取积极措施尽量减少异读字。
(一)通过审音的程序,把没必要异读的字变为单音字
1985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广播电视部正式公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政府行为对语音进行的规范,以“统读”(表示此字不论用于任何词语中只读一音)的方式使586个单义异读字实现了单音化。当然,语音规范化不但必须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还要经历一个“共时变异”(即新旧音并存)的过程。例如“从”字,在1950年出版的《增注中华新韵》中尚维持cōng(从容),cóng(听从)和zòng(主从)三个音项;到了1979年修订重排的《新华字典》中就成了cōng(从容)和cóng(听从,主从)两个音项;后来,许多人已经习惯把“从容”读成cóng,所以正式公布《审音表》时才完全统读为cóng。
除了“统读”之外,《审音表》还对一些异读字的音项限制了使用范围。例如“估”字下注“除‘～衣’读gù外,都读gū,“结”字下注“除‘～了个果子’、‘开花～果’、‘～巴’、‘～实’念jiē之外,其他都念jié”等等。
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审音,现时的语音状况基本与现代汉语相适应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审音的工作就此停止了,以后还可能对某个异读字个音项作调整,不过,在未作调整前我们必须按现时的规范去读,以保持语音的相对稳定。
(二)通过异形词整理,可以减少一些异读字
异形词是指“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并存并用的同音、同义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异形词的存在,给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使用增加了负担,造成了混乱,给汉语教学、新闻出版、辞书编纂和中文信息处理带来了困难,影响了语言文字交际功能的发挥,因此,国家语委2001年公布了《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草案)》。在这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中,有一些词形中有异读字,如果这个词形被淘汰,异读字就减少了一个读音,成为单音字了。例如:把“徜徉”确定为规范词形,将“倘佯”淘汰,其中“倘”字原来是异读字,有cháng和tǎng两个读音,读cháng时只用于“倘佯”一词,这个词形被淘汰了,它也就只读tǎng了。
(三)对一些音义有交叉的异读词另行分式,也能减少一些异读
以“荫”字为例,读yìn时有荫庇、荫凉义,读yīn时指树荫,这后一个音项的字义与“阴”的字义重合。对于这种情况,《审音表》采取了改换词形,另行分工的措施,把“荫”字统读为yìn,而把读yīn时的义项转交给“阴”,用括号注明“树yīn”、“林yīn道”应作“树阴”、“林阴道”,经过调整字形和语素的关系,使“荫”字变成了单音字。
《审音表》对音义有交叉的异读词另行分工的调整方式是一种可贵的尝试。效法这种尝试,我们还可以对一些类似的异读字做这样的调整。例如,“挟”字原有xié和jiā两个音项,读xié时有“用胳膊夹住”、“挟制”、“心里怀着(怨恨)”等义,读jiā时字义同“夹”,这就可以把“挟”字读jiā时的音项和义项移交给“夹”字,从而成为单音字。
(四)强化规范意识,堵塞异读字再生的渠道
措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强化人们的规范意识。一方面要加大规范读音的宣传力度,使履行规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营造全社会都按规范发音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要采取有效措施限制异读现象,堵塞异读字再生的渠道。就拿方言词语来说,让我们的影视字幕制作人员很伤脑筋,当一部富有乡土气息的电视剧搬上屏幕,演员说出来的方言词却没有现成的字去记写,另造新字当然不好,就找同音字来代替,例如“埋汰”、“忽悠”、“秃噜”、“麻溜”之类,虽然表义不很理想,但是好歹记音符号的表达效果还算到位;难的是有些词语在现成字中找不到同音字来代替,就去找近音的字,于是就产生了“膈应”、“糊弄”、“触溜”、“得瑟”之类。这是在现代文明社会通过现代媒体再生异读字的渠道之一,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限制。
其实像chūliu、dèse这类找不到同音字代替的方言词语只要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汉语拼音可以“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就能方便的使用了,既表音准确,又不增加异读字。
另外,记写外来词用字也一定要慎重,尽量避免产生异读。假如当初把Bìlǔ写成“毕鲁”或“必鲁”,那么,“秘”就不至于有现在的这种异读问题了。
异读现象虽然不能消灭,但还是不要膨胀为好。让我们都来做促进语音规范化的工作,从而构建一个便于交际的和谐的言语环境,把我国建设成为语言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