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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迪·辛蒂站在水坑边，指着脚下脏污的黑水说：“我们要先把水抽上来，再铺上大块的石砖。”
辛蒂此刻身处孟买贫民窟，当地的居民组织要在这里盖一间有20个厕所的公厕。这对贫民窟2500位居民真是一大喜讯，因为政府建的公厕早已不敷使用，大多数人都只能在户外解决。
正午的烈日使人身体粘腻湿热，39岁的辛蒂却很有耐心地解释这栋两层楼公厕的建造方式，完全看不出是目不识丁的贫民。他说：“这都要感谢先生。”
辛蒂口中的“先生”——乔肯·亚普谭(Jockin Arputham)身材矮小，穿着淡蓝色长袖衬衫与深色长裤，正盘腿坐在达拉维贫民窟的办公室地板上，屋里挤满了贫民窟的居民。
亚普谭游走世界各地，任务只有一个：帮助贫民窟居民发展个人与社区力量，争取象样的住所、卫生设备与生计。过去25年来，他独力或与他人合作建立了许多组织，帮助印度及30多个国家许许多多的人追求更好的生活。
丢垃圾争权益
63岁的亚普谭大半生都在孟买的贫民窟度过，其实他出身富裕人家，小时候上学还有仆人帮他拿书本与点心。后因父亲酗酒，一家沦为贫户。亚普谭16岁辍学离家，在邦加罗尔受雇于木匠，勉强糊口；一度因绝望而服毒自杀，幸好最终吐了出来。
1963年，一个看似生活优渥的舅舅要他到孟买同住。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舅舅做的是走私勾当，住在一处叫吉纳达的大贫民窟里，于是亚普谭再度离家。但他仍留在贫民窟，晚上席地而睡，在公用水龙头下洗澡。
和孟买所有的贫民窟一样，吉纳达是个熙来攘往的城镇。亚普谭靠建造与修缮房屋开始自食其力，并关心起这个有7万人居住的老社区。他不但組织儿童歌唱班，更开办非正式的学校。
学校旁边有座垃圾山，一直没人去清理，因为市政府清洁队的服务范围不包括吉纳达贫民窟。亚普谭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迫使当局不得不负起责任。
某个周一清晨6点，数百名学童在垃圾山前集合。每个孩子各用报纸包起1公斤左右的垃圾，一行人一路歌唱喧哗，步行到还未开门办公的市府前，将一包包发臭的垃圾丢在门外。
市府官员对亚普谭的作为大感愤怒，但终究同意派一辆卡车，定期去吉纳达贫民窟清理垃圾。
成立贫民联
亚普谭回忆说：“那起事件改变了我的一生。”体会到社区组织的力量，亚普谭很快成为吉纳达贫民窟知名的青年领袖之一，曾组织不少社区活动，包括清理公厕、违法接水等等。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市政府宣称某公家机关要为员工盖700间公寓，需要这块地，命令吉纳达贫民窟的居民搬到几公里外的地方。居民群起抗议，指出孟买多数贫民窟是盖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但吉纳达不同，这是20年前由市政府兴建的。然而，当局的态度十分强硬。
漫长的抗争从此展开，亚普谭全心投入。他发起设路障、集会与示威，游说全国性的政治领袖，并到法院控告政府，前后被捕数十次。
亚普谭带头的抗争引起了国际注意，但终究徒劳无功。1976年5月，推土机夷平吉纳达贫民窟，亚普谭和其他居民不得不搬离。
其后数年，在其他为穷人争取权益的基督教组织协助下，亚普谭走遍印度许多城市，与当地的贫民窟领导人及主张居住权的运动人士会面。每个人都为了阻止官方的拆迁行动而伤透脑筋，最后决定联合起来组成全国贫民窟居民联盟(National Slum Dwellers Federation，下称贫民联)，由亚普谭担任主席。现在，贫民联在印度72座城市约有会员200万人。
其间，亚普谭的观念逐渐改变。他得出一项结论：城市贫民的生活若要大幅改善，一定要靠强而有力的社区组织与政府合作。这并不表示，政府说什么穷人都得接受，事实上，这正是许多大型开发计划失败的原因。规划与执行这类计划时，穷人的发言一定要受到重视。此外，他们必须向当局证明，他们虽然贫穷、没受过正式教育，但有能力监督和自己切身相关的计划。
与促进会联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亚普谭得知孟买刚成立一个特殊组织，名为地区资源中心促进会(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Area Resource Centers，下称促进会)。是由一群对传统社会工作不满意的专业妇女组成；她们和亚普谭一样，相信穷人应该要组织起来。
“促进会”辅导过人行道女住民(指印度贱民，他们只能住在人行道上、马路旁边，被称为人行道住民——编者注)，深信穷人在争取合理生活条件时，应由女性担任前锋。妇女远比男性更清楚家庭的需要，也更有决心争取权益。
1985年7月，印度高等法院判决，孟买市政府可以从11月开始拆迁所有的人行道住屋。这项判决引发恐慌，一些政治人物与激进分子主张抗争，但人行道女住民不赞同，她们知道任何抗争都注定失败。
那要如何应对呢?为了让社会大众关注此一危机，“促进会”进行详细调查，显示在孟买的穷人中，人行道住民是最为贫穷也最为弱势的一群；亚普谭也很关心，便与“促进会”会长舒娜·帕特尔(Sheela Patel)见面，建议两个组织携手。这确实是很特别之事，一方是熟知街头生存之道的贫民窟领袖，一方是中上阶层的社运人士；事后证明成果异常丰硕。
贫民联大发展
亚普谭在贫民联的同僚均为男性，但直觉告诉他，贫民联未来的领袖将以促进会的人行道女住民为主。不过，首先要做好一些准备。
在亚普谭的鼓励下，人行道女住民开始讨论她们想要的住宅类型，学习基本建筑技巧，并开始储蓄。由于那些妇女目不识丁，亚普谭教她们测量长度时，就使用纱丽(印度妇女身上的纱服)及已婚妇女所戴的项链为单位。
人行道住民向孟买及其他城市的贫民窟居民解释她们的做法及成果。几年下来，全印度6万名妇女——她们自称为“妇女团结组织”(Mahila Milan)——合共存了7000多万卢比(约152万美元)，并在银行及其他机构的协助下，贷款将近1亿卢比(约217万美元)。
亚普谭深信穷人必须互相学习，他开始将这些观念传播到海外。1989年，一群亚洲贫穷妇女到孟买参加妇女团结组织研讨会；两年后，贫民联发起一项计划，定期与南非贫民窟社区领袖聚会交换意见。现在，国际贫民窟居民组织已成功串连34国的贫穷社区。
贫民窟居民也十分关切卫生问题。贫民联与印度多处地方政府合作，在贫民窟规划、兴建了800多栋公厕，造福数10万人。这些工程的承包商多数是当地妇女。由于成效卓著，2001年，贫民联与合作单位还受邀建造一座与实物大小相同的公厕模型，摆设在纽约联合国大楼的大厅内。
如今，亚普谭已经63岁，患有糖尿病，做过冠状动脉绕道手术，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连银行账户也没有。他说：“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乐在其中。我唯一所求，是希望在会议中、或在贫民窟里，或像在这样的聚会中去世。”
辛蒂此刻身处孟买贫民窟，当地的居民组织要在这里盖一间有20个厕所的公厕。这对贫民窟2500位居民真是一大喜讯，因为政府建的公厕早已不敷使用，大多数人都只能在户外解决。
正午的烈日使人身体粘腻湿热，39岁的辛蒂却很有耐心地解释这栋两层楼公厕的建造方式，完全看不出是目不识丁的贫民。他说：“这都要感谢先生。”
辛蒂口中的“先生”——乔肯·亚普谭(Jockin Arputham)身材矮小，穿着淡蓝色长袖衬衫与深色长裤，正盘腿坐在达拉维贫民窟的办公室地板上，屋里挤满了贫民窟的居民。
亚普谭游走世界各地，任务只有一个：帮助贫民窟居民发展个人与社区力量，争取象样的住所、卫生设备与生计。过去25年来，他独力或与他人合作建立了许多组织，帮助印度及30多个国家许许多多的人追求更好的生活。
丢垃圾争权益
63岁的亚普谭大半生都在孟买的贫民窟度过，其实他出身富裕人家，小时候上学还有仆人帮他拿书本与点心。后因父亲酗酒，一家沦为贫户。亚普谭16岁辍学离家，在邦加罗尔受雇于木匠，勉强糊口；一度因绝望而服毒自杀，幸好最终吐了出来。
1963年，一个看似生活优渥的舅舅要他到孟买同住。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舅舅做的是走私勾当，住在一处叫吉纳达的大贫民窟里，于是亚普谭再度离家。但他仍留在贫民窟，晚上席地而睡，在公用水龙头下洗澡。
和孟买所有的贫民窟一样，吉纳达是个熙来攘往的城镇。亚普谭靠建造与修缮房屋开始自食其力，并关心起这个有7万人居住的老社区。他不但組织儿童歌唱班，更开办非正式的学校。
学校旁边有座垃圾山，一直没人去清理，因为市政府清洁队的服务范围不包括吉纳达贫民窟。亚普谭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迫使当局不得不负起责任。
某个周一清晨6点，数百名学童在垃圾山前集合。每个孩子各用报纸包起1公斤左右的垃圾，一行人一路歌唱喧哗，步行到还未开门办公的市府前，将一包包发臭的垃圾丢在门外。
市府官员对亚普谭的作为大感愤怒，但终究同意派一辆卡车，定期去吉纳达贫民窟清理垃圾。
成立贫民联
亚普谭回忆说：“那起事件改变了我的一生。”体会到社区组织的力量，亚普谭很快成为吉纳达贫民窟知名的青年领袖之一，曾组织不少社区活动，包括清理公厕、违法接水等等。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市政府宣称某公家机关要为员工盖700间公寓，需要这块地，命令吉纳达贫民窟的居民搬到几公里外的地方。居民群起抗议，指出孟买多数贫民窟是盖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但吉纳达不同，这是20年前由市政府兴建的。然而，当局的态度十分强硬。
漫长的抗争从此展开，亚普谭全心投入。他发起设路障、集会与示威，游说全国性的政治领袖，并到法院控告政府，前后被捕数十次。
亚普谭带头的抗争引起了国际注意，但终究徒劳无功。1976年5月，推土机夷平吉纳达贫民窟，亚普谭和其他居民不得不搬离。
其后数年，在其他为穷人争取权益的基督教组织协助下，亚普谭走遍印度许多城市，与当地的贫民窟领导人及主张居住权的运动人士会面。每个人都为了阻止官方的拆迁行动而伤透脑筋，最后决定联合起来组成全国贫民窟居民联盟(National Slum Dwellers Federation，下称贫民联)，由亚普谭担任主席。现在，贫民联在印度72座城市约有会员200万人。
其间，亚普谭的观念逐渐改变。他得出一项结论：城市贫民的生活若要大幅改善，一定要靠强而有力的社区组织与政府合作。这并不表示，政府说什么穷人都得接受，事实上，这正是许多大型开发计划失败的原因。规划与执行这类计划时，穷人的发言一定要受到重视。此外，他们必须向当局证明，他们虽然贫穷、没受过正式教育，但有能力监督和自己切身相关的计划。
与促进会联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亚普谭得知孟买刚成立一个特殊组织，名为地区资源中心促进会(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Area Resource Centers，下称促进会)。是由一群对传统社会工作不满意的专业妇女组成；她们和亚普谭一样，相信穷人应该要组织起来。
“促进会”辅导过人行道女住民(指印度贱民，他们只能住在人行道上、马路旁边，被称为人行道住民——编者注)，深信穷人在争取合理生活条件时，应由女性担任前锋。妇女远比男性更清楚家庭的需要，也更有决心争取权益。
1985年7月，印度高等法院判决，孟买市政府可以从11月开始拆迁所有的人行道住屋。这项判决引发恐慌，一些政治人物与激进分子主张抗争，但人行道女住民不赞同，她们知道任何抗争都注定失败。
那要如何应对呢?为了让社会大众关注此一危机，“促进会”进行详细调查，显示在孟买的穷人中，人行道住民是最为贫穷也最为弱势的一群；亚普谭也很关心，便与“促进会”会长舒娜·帕特尔(Sheela Patel)见面，建议两个组织携手。这确实是很特别之事，一方是熟知街头生存之道的贫民窟领袖，一方是中上阶层的社运人士；事后证明成果异常丰硕。
贫民联大发展
亚普谭在贫民联的同僚均为男性，但直觉告诉他，贫民联未来的领袖将以促进会的人行道女住民为主。不过，首先要做好一些准备。
在亚普谭的鼓励下，人行道女住民开始讨论她们想要的住宅类型，学习基本建筑技巧，并开始储蓄。由于那些妇女目不识丁，亚普谭教她们测量长度时，就使用纱丽(印度妇女身上的纱服)及已婚妇女所戴的项链为单位。
人行道住民向孟买及其他城市的贫民窟居民解释她们的做法及成果。几年下来，全印度6万名妇女——她们自称为“妇女团结组织”(Mahila Milan)——合共存了7000多万卢比(约152万美元)，并在银行及其他机构的协助下，贷款将近1亿卢比(约217万美元)。
亚普谭深信穷人必须互相学习，他开始将这些观念传播到海外。1989年，一群亚洲贫穷妇女到孟买参加妇女团结组织研讨会；两年后，贫民联发起一项计划，定期与南非贫民窟社区领袖聚会交换意见。现在，国际贫民窟居民组织已成功串连34国的贫穷社区。
贫民窟居民也十分关切卫生问题。贫民联与印度多处地方政府合作，在贫民窟规划、兴建了800多栋公厕，造福数10万人。这些工程的承包商多数是当地妇女。由于成效卓著，2001年，贫民联与合作单位还受邀建造一座与实物大小相同的公厕模型，摆设在纽约联合国大楼的大厅内。
如今，亚普谭已经63岁，患有糖尿病，做过冠状动脉绕道手术，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连银行账户也没有。他说：“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乐在其中。我唯一所求，是希望在会议中、或在贫民窟里，或像在这样的聚会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