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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深入，作为后发展地区的民族地区农村人口不断转移到城市，农村发展的主体大量流失，导致了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农村“空心化”的具体表征主要有人口流失、文化消逝、村落凋零等。要治理农村“空心化”问题，一是要积极推进城乡融合，激发农村生气与活力;二是要强化村落保护与开发，建构农民生存发展的空间场域;三是激活乡愁，铸牢乡村的“根”与“魂”。
【关键词】 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路径
【作 者】李玉雄，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何惠虹，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1-0057-0008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推进，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动，作为后发展地区，民族地区的农村人口大量离乡涌入城市谋生或定居，“老家”与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土生土长”这一传统的熟人关系在城市化背景下已逐渐消逝，民族地区农村人口流失、农村文化消逝、物态文化与村落凋零等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
国内学界关于农村“空心化”问题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步兴起，形成了许多有益的成果。通过梳理发现，学界对农村“空心化”问题的研究最早从地理学科视角进行，如刘彦随、刘玉（2010）[1]等基于农村的空间布局、乡村地域系统对农村“空心化”的概念、现状特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结合新农村建设针对性地提出空心化村庄的治理对策。随着农村“空心化”问题的日益凸显，引起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和学者的关注，他们基于学科视角对农村“空心化”问题进行研究。如黄开腾（2019）[2]等以城乡二元体制为逻辑起点，探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对农村“空心化”形成的影响，提出治理农村“空心化”就要消除城乡分割，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张志胜（2009）[3]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经营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角度解读农村“空心化”的形成机制和治理路径;易文彬（2018）[4]从具体表征和治理逻辑方面解读农村“空心化”问题，提出应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框架和政策指引下，遵循治理主体的多重制度逻辑，构建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的政策治理体系。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农村“空心化”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现有成果的研究逻辑基本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基于特定的学科视角进行分析和研究;二是遵循现状审视、演进逻辑、治理路径的研究思路。虽然近年来关于农村“空心化”问题的研究多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背景来展开，但也基本遵循了以上两种研究逻辑。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研究农村“空心化”的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框架，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但经过分析不难发现，现有成果的学科归属明确，学科结构较为单一，学科交叉性研究有待加强;现有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论分析，实证型、应用型研究存在较大发展空间;聚焦于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鲜见，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可拓展的空间。本研究以壮族村落——广西平果市布尧村的个案为基础，通过剖析布尧村的“空心化”具体表征与演进机制，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治理路径，为治理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调查点的基本情况
布尧村位于广西平果市果化镇南部，是典型的壮族村落，下辖龙何、布尧、龙尧、龙力、龙花、龙盎、龙怀、龙午8个自然屯，全村面积约17.5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为3208人，约95%以上人口为壮族。布尧村属于喀斯特地貌，多溶岩丛峰洼地，各屯建筑在由高低错落的山峰及其形成的封闭型洼地（当地土话称为“弄”或“陇”）中。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布尧村耕地面积少且多为山地，“耕地分布在峰丛洼地的各个弄场中，洼地、山腰以及山顶的‘马鞍山’等地都被当地群众称之为耕地，由于交通不便，每天劳动须翻山越岭，且耕地严重不足，农业作物单一”[5]。布尧人在当地壮语中一般被称作“布弄”“布陇”“布砻”。“布尧”音译成普通话有“瑶族人”的含义。在1953年下半年至1954年上半年，由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广西民族事务委员会对广西未确认民族成分的族群开展调查识别工作之前，包括布尧村在内的平果地区的陇人被认为是瑶族人，布尧村的村名由此而来。1945年2月至5月，语言学家严学窘教授和历史学家张景宁教授带领调查组对平果县的陇人群体进行了调查识别，最终将陇人由瑶族确认为壮族。[6]因甘肃简称“陇”，为避免混淆，学术界又称壮族“布陇”为“洼地壮人”或把“陇”改为“砻”，[7]书面表达为“布砻”。
2000年之前布尧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农业。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布尧村的水资源和耕地资源贫乏，可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单一，主要以种植玉米、黄豆等旱地作物为主，加之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机械化程度低，传统的农业生产难以使布尧村群众脱贫致富。2000年之后布尧村外出务工的村民数量不断增加。现今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仅小部分青壮年留在村里继续从事农业。在村民大量外出的情况下，留守村里的多是老弱病残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布尧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干栏、瓦房等典型建筑已被一栋栋小楼房取代，在村里已经很难找到保存完好的干栏和瓦房，作为具有壮族特色的娱乐活动和交际方式的嘹歌也已经很少有人传唱。
三、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具体表征
（一）人口流失
和其他農村地区相类，源自农业文明的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具有封闭性和稳定性。长期以来人口的流动性小，社会结构固定化，人际关系比较狭小。由于处于边缘地位，民族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经济高度依赖于土地，土地就是农民最大的资本，农民“身陷”土地之中，离不开土地。在古代，在民族不平等政策和民族地区文化保守、教育落后的双重因素影响下，民族地区的农民普遍目不识丁，很少有人能通过科举制度改变身份和地位，加之在“士农工商”传统社会结构的约束和规范下，也很少有人走上经商道路，因而长期以来民族地区传统农村社会人口身份单一化、固定化。近代由于社会的动荡，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封闭和稳定逐渐被打破，出现人口流动和迁徙现象，但其本质上没有引起农村社会结构的大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城乡二元结构仍没有被破除，民族地区农村人口流动性仍不大。 城乡之间就业和收入上的差别化是促使民族地区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原始动因。改革开放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加快了城乡融合进程。起初，农民向城市流动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他们在城里工作所得报酬回流到农村，用于建造房屋改善生活条件。“由于传统农村房屋布局缺少规划，原有旧住宅环境较差、面积偏小等固有缺陷，促使农户住房投资区位的明显改变。”[8]出于生产生活便捷的考虑，村庄外围邻近交通线、地势开阔、便于建筑等区位优势成为影响农村形态布局的主要因素，村庄建筑物逐渐向外围扩展。由于农村新建住房的空间布局由村庄中心向外围转移，村庄中心地带出现“空心化”，形成了地理空间性质的农村“空心化”问题。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深入发展，民族地区农村的“空心化”由村庄空间布局“空心化”发展到农村人口“空心化”。据布尧村委统计，全村3208人中，2076人有劳动能力，长期外出务工为1621人，全村长期外出流动人口有2414人，占总人口的75%。伴随城市基础设施和福利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城市具有農村无法比拟的资源优势，城市生活的便利性和舒适度以及工作机遇将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吸引住，留在城市定居，回流到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减少，并且举家迁入城市居住的现象非常普遍。“离乡”“离土”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安家，农村常住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农村“人气”稀薄，导致了农村人口“空心化”。为了解布尧村人口外流的情况，我们对龙怀屯的群众及布尧村村干进行了采访 1：
HHH：“龙怀屯一共有多少人？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HCY：“我们屯是一个小屯，人数不多，全屯一共有60人。现在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
HHH：“外出务工的人多不多？留在屯里的主要是那些人呢？外出的人常不常回老家呢？”
HCY：“多。我们屯里所有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或上学，留守的全部是老年人。学生在假期的时候才会回来。外出务工的人一年到头也就在春节、三月三、七月十四、打斋或家族里有红白事的时候才回老家，其他时间段没有大事一般不会轻易回老家。其他屯的情况也是一样的，留守老人占多数。”
HHH：“村委有没有对村里外出务工的人数进行过统计？现在常住在村里的是哪些人？”
HHC：“有进行过相关的统计，长期外出打工的大概有1600人左右。村里有劳动能力的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年轻人很少在老家，学生也出去上学了，留守在村里的大多数是不用照顾孙子孙女也没有条件跟随子女进城生活的老年人和病残者。”
HHH：“布尧村有没有学校？留守儿童的数量大概有多少？”
HHC：“布尧村现在已经没有学校了。在市里还未实施并校计划之前，我们镇的学生大部分在镇小学和镇初中学习，少部分在村小学就读，那段时间村里留守人口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市里实施并校计划之后，村里的小学就合并到镇小学，家远的学生住校学习和生活，周末才回家。再后来镇初中被合并，初中生源流向市里，镇上只有幼儿园和小学。在并校过程中，留守在村里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首先，因为村里离镇上较远，许多家长在镇上租房以方便孩子上学;其次，一些家庭在市里或其他城市工作，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和教育，就会把孩子接到身边，而且有些家庭也把父母接到城里一起生活，以方便照顾孩子。”
HHH：“外出打工的人经常回老家吗？”
HHC：“一般没有大事是不经常回来的。在春节、三月三、七月十四等传统的节日大家都会回来过节，或者是家族里有请道公的大事发生的时候，家族里的青壮年基本会回来，这是我们本地的一个习惯和传统。其他时间段不会经常回来，回来一趟不仅要花时间，还可能会耽误工作。那些全家都在城市里工作的家庭，回老家的次数就更少了。”
HHH：“在平果或者其他城市买房的人多不多？”
HHC：“村委还没有对这个情况进行相关的统计。但据我了解，有小部分人已经在城里买房了，大部分还没有这个条件，但以后在城里买房的人应该会越来越多的。”
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失的情况下，民族地区农村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失衡。在“空心化”的初期阶段，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谋生，其家人则留守在农村，家庭生活的重心还倾向于农村，在节假日或重大的民族节日等节点会返回家乡参与乡村活动和建设，处于“离乡不离土”的生活状态，与农村的亲密关系还未破裂。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在城市工作的部分农村外流人口出于就业收入和发展前景的考量、城市的资源优势等综合因素，不断地适应、融入城市，通过购买房产的方式在城市里扎根。在此趋势下，回流到农村、坚守在农村的人数在不断减少。现今民族地区留守在农村的多为老人和病残者，多数农村儿童随家长进城学习和生活，妇女也实现了就业转移，农村留守人员构成和年龄结构出现“空心化”。
（二）农村文化消逝
农村人口外流引发的农村“空心化”问题不仅是显性的看得见的“空心化”，其造成的隐性“空心化”即思想和文化层面的“空心化”问题也日益凸显。农村“空心化”给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一定风险。首先，传统农村社会，其话语权掌握在乡绅、乡贤等精英手中，他们对乡村的治理具有权威性和话语权，是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现今由于乡绅、乡贤等农村精英及人才的流失，“乡村社会治理面临主体虚化、弱化的风险，年老体衰的农村当家人已经越发不能胜任治理农村的重任，又苦于难于找到中意的接班人”[9]。农村社会建设主体的流失不仅使乡村治理工作难以展开，而且容易使部分乡村治理工作失却内容、流于形式，走形、变味。精英和领导者等人才资源的流失、农村党支部组织软弱涣散以及基层组织权威性弱化等现状困扰着民族地区农村的社会治理和政治文化建设。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务公开和管理等因人才缺乏而面临虚化和异化的风险。其次，因为农村人口的“空心化”，村委会的权威性弱化，管理乏力，领导层出现老化、固化的困境。人口的流失使得村委会的后备补充力量不足，缺少新鲜血液，难以吸收有出色本领的年轻力量和有丰富经验的精英人士进入村委会，也难以在新时代环境下找到解决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新出路、新方法。虽然许多迁入城市居住的农村人口还属于农业户口，还必须参加村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但因这部分人已经与农村传统社会渐行渐远，农村的社会建设和治理工作对他们的利害相关性微小，又因为时间、空间距离、思想观念等原因，他们参与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多采取电话转达投票意愿或委托他人投票或放弃投票权等方式进行参与，使得村委会选举缺少监督，选举结果的信度受到影响，其最终结果是导致村委的权威性弱化。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对布尧村村委干部进行了采访1： HHH：“我们想了解布尧村的党建情况，如党员数量、党员的年龄结构、学历层次等，您能否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LGX：“可以啊。布尧村共有42名党员，其中女性党员12名，男性党员30名，45岁以下党员有19名，45-59岁的有7名，60岁以上党员有16名，党员的平均年龄约为50岁。高中及以上学历有19人，其中大学本科学历5人。总体而言，学历水平是比较低的。”
HHH：“村里在发展党员方面主要面临什么困难呢？”
HHC：“因为村里青壮年大量外出，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发展。本村8个屯中大学生的数量也比较少，很多青少年在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之后，大部分没有继续接受学校教育，能读到大学、研究生阶段的就更少了。主要的困难就是难以吸收到新的、有能力的人才加入党员队伍。”
HHH：“您当村干有多长时间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布尧村委的具体情况？”
LGX：“大概十年了。我们布尧村委一共有5名成员，加上监委，总共有10人。”
HHH：“你们10个人管理全村3200多个人，难度应该很大吧？”
HHC：“是的，管理的难度挺大的。首先，村委缺少年轻力量，10人当中只有3人年纪较轻，其他成员的年纪都比较大了。其次，虽然各屯屯长也发挥着管理作用，但因为他们没能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没有工资和补贴，为了生活需要经常外出务工，在管理屯里事务方面精力有限。最困难的就是村里的留守人员对村委工作的参与和配合度较低，群众的不理解和消极参与使村委工作效果不佳。”
HHH：“在村里青壮年大量外出的情况下，村委是怎样开展换届选举的工作的？”
HHC：“我们会事先通知村民，如果村民不方便回来参加选举，我们会指导他们通过电话授权的方式来参与，或者趁着重大节假日时间提前开展选举工作，让村民们尽量参加到選举中。”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10]传统农业社会的“乡土”本质涵养了农村社会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引发的“空心化”问题直接威胁着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民族地区农村传统文化因缺少传承主体、创新乏力、文化氛围式微等原因而面临断代。在城市与农村的对比中，长期以来农村带有落后、封建、迷信等负面形象，农村人在城市人面前难免会出现自卑心理。为了融入城市的环境，许多进城工作的农民努力接触和学习城市的文化生活。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得长期以来稳定和封闭的农村社会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逐渐消解了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在与城市文化的互动过程中，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逐渐着迷于个性鲜明、多姿多彩的城市文化，甚至错误地认为城市文化是时尚、先进、科学的，而乡村文化是保守的、落后的、愚昧的，随之便趋之若鹜吹捧城市文化，逐渐疏远和冷落城市文化。”[11]农民对于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错误认识，使农村文化被一棍子“打死”。农村传统文化在城市的生存空间本就狭窄，现在更无立足空间。在农村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也不断被挤压和缩小。现今农村的环境、生活条件、交往方式也在不断地现代化，群众的观念也不断更新，出于经济性、便利性的考虑，许多农村重大传统节日出现了内容简化、形式现代化的现象，有些本是一年一办的节日，因为人数、时间、组织等因素，不得不改成两年或三年一办，甚至不办。此外，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消极的有害的城市文化和生活习惯，如“黄、赌、毒”风气、享乐主义、奢侈风气等带入了乡村，严重影响农民的价值观念。在调查过程中，接受采访的年轻学生HHZ谈了她对壮族传统优秀文化式微、没落的思考1：
HHH：“您作为年轻人有了解过本地的文化和传统吗？”
HHZ：“有，但是不多。”
HHH：“比如？”
HHZ：“嘹歌和民间宗教信仰。现在保存的比较好的是民间宗教信仰。我认为本地土话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HHH：“您是怎样看待农村传统文化的现实境遇的呢？”
HHZ：“我认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式微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时代推动的。农村传统文化的原生环境和现在的大不相同，环境改变了，它肯定会受到影响。以嘹歌为例，我小的时候，在街日还能见到赶圩的老人唱嘹歌，我祖爷爷、外婆也会唱嘹歌。我太爷爷唱嘹歌的水平不错，在春节的时候还被其他村请去参加嘹歌比赛。但现在我们这儿听嘹歌唱嘹歌的人很少了。”
HHH：“为什么传唱嘹歌的人变少了呢？”
HHZ：“现在的娱乐方式以手机为主，听的是流行音乐。年轻人认为嘹歌曲调老旧，听感不美，更重要的是听不懂内容。理解不了含义，吸引力和关注度自然就减弱了。现在的娱乐方式和娱乐资源五花八门，嘹歌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说到农村文化变迁的问题，我还觉得壮话的生存形势严峻。现在村里的小孩不论在家还是在学校基本用普通话交流，普通话的流利程度大大超过壮话。我的同龄人虽然也会讲壮话，但基本上也是用普通话来交流，在公众场合里说壮话感觉有点别扭和怪异，即使在村里我们也常说普通话，壮话在和长辈交流的时候才用得比较多。我现在担忧本地壮话像嘹歌那样没有人来传承和使用，将来某一天就消失了。”
（三）村落凋零
“空心化”的显性表征还体现在农村传统物态文化的凋零。根据文化结构论的观点，物态文化层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物态文化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把握、运用、改造的深入程度，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12]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能够直接反映在物态上，和其他地区一样，民族地区农村的“空心化”，物态的变迁是最直接和显著的。以布尧村为例，其物态文化的最显著的凋零就是传统建筑——干栏建筑的消逝。干栏建筑是壮族的代表性建筑，是壮族独特的文化标识，蕴涵着壮族优秀的文化基因和记忆，“壮族的干栏建筑不仅是壮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而且凝聚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壮族人民勤奋进取的精神，体现着壮族别具一格的文化成就，寄托着壮族人民深厚的情感，是壮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3]在2000年前后，布尧村的建筑开始显现物态文化“空心化”的趋向。村民外出务工所得收入最主要的用途是建新房，改善居住环境。在村民住宅的现代化过程中，壮族传统干栏建筑不断遭到毁坏。因为村庄地形环境的限制，布尧村的新建住宅要么在建筑在旧址上，要么另选地址新建。新建的房屋若在旧址上新建，就要彻底推倒干栏建筑，部分干栏建筑在此情境下遭到摧毁。虽然近几年部分新建房屋选择新址建造，保存了旧址上的干栏建筑，但由于居民已不再生活于其中，缺少修缮维护，部分干栏建筑已经坍塌毁坏，保存完好的比较鲜见。现今布尧村的村容村貌虽有了显著提高，其背后却是传统物态文化的牺牲和消逝。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5年和201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分析显示，全国村委会数量从60多万减少到58万，这意味着农村生存的空间场域不断缩小。村落既是农民生活的空间载体和维系农民情感以及农村社会秩序的物质载体，又是传统乡土文化的滋养地和源泉，承载着传统农村社会的价值观。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转移从空间和情感拉开了离乡人口与乡村的距离，对老家的关注、投资和建设日渐减少，造成了农村“人气”的稀薄，产生了人口“空心化”。人口的“空心化”不仅引发农村社会建设主体流失问题，也造成农村财产的转移，加之农村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农村的管理方式和思维模式也相应地调整。民族地区农村人口的“空心化”、村民财产转移以及农村经济来源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带来精神文化领域的弱化和衰退。在人口、物质和文化多重“空心化”的基础上，农村不再是村民安居樂业的首选之地，有条件的人家全家甚至整个家族都选择在城市生活，虽然在农村老家还保留祖屋、祠堂等建筑，但很少回村居住，而留守在农村的多为老、病、残等弱势群体。在“空心化”压力下，农村人口要么主动迁移，要么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搬迁，合并成新型村庄，最终造成传统村庄的消逝和毁灭。
四、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治理路径
（一）推进城乡融合，激发农村生气与活力
农村的“空心化”问题追根究底是由经济原因造成的，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历史文化等条件使其发展长期落后于非少数民族地区，所以追求经济改善这一动因在民族地区农村更为明显。事实是，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拉大了城乡之间的距离，加之户籍制度改革打破了城乡分裂的制度壁垒、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村人口基于经济动因不断地涌入城市就业和生活。要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必须解决农村“人气”稀薄问题，要留得住人，才能激发农村的生气和活力，而人要在农村活得了、活得幸福才能留得下。首先，要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要突破对农村地位的传统认知，协调城乡关系，把农村与城市放在平等的地位，重视农村的发展和治理，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趋势下，农民的收入逐渐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村老家的土地大多抛荒或给留守农村的亲戚等耕种，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尚未发挥应有的价值。面对“空心村”的土地资源闲置和流转困难问题，应要“破除城市要素资源流向农村的阻碍，尤其是城乡土地要素资源配置制度，要充分赋予农村建设用地权利，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用于非农生产，以及赋予相应的出租、转让、抵押等权力”[14]。激活农村土地要素资源可从土地流转经营入手，将土地承包给农业公司进行开发，实现规模化经营，不仅能够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催生新兴产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而且也能够为村民提供新的就近就业的机会，既能够实现农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也能够让农民留在家乡就近就业。其次，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体系，让农民能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解决农村群众最迫切的民生问题;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村道路交通、生活用水、房屋建设、医疗保障设施、建设公共活动场所等基本的民生需要，不断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三，要重视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加快农村文化场所建设，拓展农村文化展示的平台和空间。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如举办“村晚”、戏曲下乡等文娱活动活跃农村的文化氛围，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营造乡村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和习惯。只有在经济上能够使农民活得下去、活得体面，在制度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让他们精神上得到愉悦，农民才能活得满足，农村才能吸引村民回流且留住人，村庄才有生气和活力。
（二）强化村落保护与开发，建构农民生存的空间场域
解决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问题，还要保护好农民生产生活的实践载体和空间场域，即保护村落。目前能够查到的胡彬彬、李向军等学者关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调查报告显示，在2004～2010年这6年间，长江、黄河流域的传统村落减少了约3900个，2010年他们调研的1000多个村落，在4年之后回访时大约有400个已经消失。[15]历年的《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2010年》等资料也显示了村落数量减少的严峻形势。“传统村落是中华农耕文化的命脉，承载着人们的“乡愁”记忆，是树立文化自信、建设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切入点。”[16]面对乡村消逝的严峻形势，国家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对乡村的关注和投资不断增加，如通过设立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和专项资金、出台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等方式保护和振兴乡村。村落的保护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首先，要加强对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力度，保护好村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保护和抢救为先、合理规划和开发”的理念，加强对村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和抢救，建立村落传统文化档案;加强对村落的政策支持力度，既要做好保护村落传统文化的规划，也要加大资金投入，逐步完善村落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做到村落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存;将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文化资源，以乡村特色旅游助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振兴。其次，发挥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推动村落持续发展。村民是村落的主人，是村落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村民对村落事务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是村落保护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村落的保护和建设离不开村民的参与，应唤醒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激发他们参与村落保护和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使村民在保护和建设村落的过程中充分享受建设成果。其三，要传承和创新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对村落的情感共识。乡村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乡村是乡村文化的物质载体，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社会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没有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乡村社会将会失去灵魂和活力，只剩一副“空壳”，传承、保护和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对保护村落至关重要。要注重保护乡村传统的物态文化如村落祠堂、古树、古建筑、传统农具，等，以构建文化空间，发挥物态文化传承和教化功能，凝聚起村民对村庄的情感和认同。乡村的非物质优秀文化如传统仪式、宗教信仰，等，能够激发村民的情感共鸣，强化凝聚力。可以有规律地开展传统节日活动、举行传统仪式，唤起村民对乡村的“亲密感”和历史记忆，重塑村民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激活乡愁，铸牢乡村的“根”与“魂”
破解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农村“空心化”问题，还要激活乡愁，重振乡村文化，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中国文化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文化”，本质上是乡土文化，而乡土文化就是在广大农村、在农民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蕴涵着丰富内涵，并深植于民族地区农村的广袤土地上。“乡土文化既是一方水土独特的精神创造和审美创造，又是人们乡土情感、亲和力和自豪感的凭借，更是永不过时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17]乡愁是游离在外的游子对家深沉的思念之情，饱含对故土的眷恋和深情，其核心是乡土文化和特色人文。激活乡愁就要传承和发展好乡土的优秀传统文化，守护好游子们的情感源泉。首先，民族地区的农村群众必须转变对本地乡村文化的认知和观念，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感。文化要得以延续必须通过生活于其中的主体来主动地传承和发展，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文化振兴要激活各民族主体的文化自觉，使农村群众主动接受乡村传统文化，了解它们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价值内涵等，明白自身的“来路”，充分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重拾文化自信与乡土情怀，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振兴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具有乡土气息的传统节日和仪式活动是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增强乡土情感、体现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的重要载体。通过定期举办各种文化活动，能够唤醒农村群众乡土记忆和情感，增进村民间的交流与互动，激发集体意识，增强凝聚力，重拾对乡村的历史文化记忆，增进农村人口对家乡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依赖感。其次，建设农村现代化文化环境，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文化场所，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焕发农村文化新风貌。通过QQ、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手段拓展农村居民获取和交流文化信息的渠道，拓展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公共平台，通过多元化路径满足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和社交需求，丰富农村文化资源。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具有农村特色、内容接地气的文化活动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激情，因而因地制宜，举办具有乡土特色、民族特色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如农村“村晚”、广场舞比赛、戏曲展演、篮球赛等文体活动比纯粹书香活动更能激活乡村的文化气氛。最后，要健全乡村文化振兴的协同治理体系。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遵循乡村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文化振兴制度及实施方案，在政策、资金和宣传上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农村群众作为乡村文化的建设主体和成果直接受益者，应积极主动参与到乡村文化振兴活动中，自觉地了解、学习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要提高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力，发挥社会组织在人才资源、资金力量、管理模式和治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为农村文化振兴注入新鲜力量，拓展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要发挥学校的教育优势，推进中华民族和各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活动，从小培养年轻一代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培育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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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HOLLOWING"OF
RURAL AREA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ITS GOVERNANCE PATH：Based on The Case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f Zhuang Nationality Village Buyao in Pingguo
City of Guangxi Province
Li Yuxiong， He Huihong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rural population in the post-development ethnic areas is constantly moved to cities， and the main body of rural development has been lost， which has leads to the "hollowing" problem of the rural area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the "hollowing" of rural areas mainly include population loss， culture disappearance and village wither. To tackle the "hollowing" problem in rural areas， one i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rural areas. The second i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and construct the spatial field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farmers; the third is to activate homesickness and forge the "root" and "soul" of the village.
Keywords：ethnic minority areas; rural; hollowing; governance path
〔責任编辑：陆 露〕
【关键词】 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路径
【作 者】李玉雄，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何惠虹，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1-0057-0008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推进，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动，作为后发展地区，民族地区的农村人口大量离乡涌入城市谋生或定居，“老家”与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土生土长”这一传统的熟人关系在城市化背景下已逐渐消逝，民族地区农村人口流失、农村文化消逝、物态文化与村落凋零等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
国内学界关于农村“空心化”问题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步兴起，形成了许多有益的成果。通过梳理发现，学界对农村“空心化”问题的研究最早从地理学科视角进行，如刘彦随、刘玉（2010）[1]等基于农村的空间布局、乡村地域系统对农村“空心化”的概念、现状特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结合新农村建设针对性地提出空心化村庄的治理对策。随着农村“空心化”问题的日益凸显，引起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和学者的关注，他们基于学科视角对农村“空心化”问题进行研究。如黄开腾（2019）[2]等以城乡二元体制为逻辑起点，探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对农村“空心化”形成的影响，提出治理农村“空心化”就要消除城乡分割，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张志胜（2009）[3]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经营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角度解读农村“空心化”的形成机制和治理路径;易文彬（2018）[4]从具体表征和治理逻辑方面解读农村“空心化”问题，提出应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框架和政策指引下，遵循治理主体的多重制度逻辑，构建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的政策治理体系。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农村“空心化”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现有成果的研究逻辑基本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基于特定的学科视角进行分析和研究;二是遵循现状审视、演进逻辑、治理路径的研究思路。虽然近年来关于农村“空心化”问题的研究多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背景来展开，但也基本遵循了以上两种研究逻辑。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研究农村“空心化”的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框架，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但经过分析不难发现，现有成果的学科归属明确，学科结构较为单一，学科交叉性研究有待加强;现有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论分析，实证型、应用型研究存在较大发展空间;聚焦于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鲜见，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可拓展的空间。本研究以壮族村落——广西平果市布尧村的个案为基础，通过剖析布尧村的“空心化”具体表征与演进机制，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治理路径，为治理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调查点的基本情况
布尧村位于广西平果市果化镇南部，是典型的壮族村落，下辖龙何、布尧、龙尧、龙力、龙花、龙盎、龙怀、龙午8个自然屯，全村面积约17.5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为3208人，约95%以上人口为壮族。布尧村属于喀斯特地貌，多溶岩丛峰洼地，各屯建筑在由高低错落的山峰及其形成的封闭型洼地（当地土话称为“弄”或“陇”）中。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布尧村耕地面积少且多为山地，“耕地分布在峰丛洼地的各个弄场中，洼地、山腰以及山顶的‘马鞍山’等地都被当地群众称之为耕地，由于交通不便，每天劳动须翻山越岭，且耕地严重不足，农业作物单一”[5]。布尧人在当地壮语中一般被称作“布弄”“布陇”“布砻”。“布尧”音译成普通话有“瑶族人”的含义。在1953年下半年至1954年上半年，由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广西民族事务委员会对广西未确认民族成分的族群开展调查识别工作之前，包括布尧村在内的平果地区的陇人被认为是瑶族人，布尧村的村名由此而来。1945年2月至5月，语言学家严学窘教授和历史学家张景宁教授带领调查组对平果县的陇人群体进行了调查识别，最终将陇人由瑶族确认为壮族。[6]因甘肃简称“陇”，为避免混淆，学术界又称壮族“布陇”为“洼地壮人”或把“陇”改为“砻”，[7]书面表达为“布砻”。
2000年之前布尧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农业。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布尧村的水资源和耕地资源贫乏，可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单一，主要以种植玉米、黄豆等旱地作物为主，加之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机械化程度低，传统的农业生产难以使布尧村群众脱贫致富。2000年之后布尧村外出务工的村民数量不断增加。现今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仅小部分青壮年留在村里继续从事农业。在村民大量外出的情况下，留守村里的多是老弱病残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布尧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干栏、瓦房等典型建筑已被一栋栋小楼房取代，在村里已经很难找到保存完好的干栏和瓦房，作为具有壮族特色的娱乐活动和交际方式的嘹歌也已经很少有人传唱。
三、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具体表征
（一）人口流失
和其他農村地区相类，源自农业文明的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具有封闭性和稳定性。长期以来人口的流动性小，社会结构固定化，人际关系比较狭小。由于处于边缘地位，民族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经济高度依赖于土地，土地就是农民最大的资本，农民“身陷”土地之中，离不开土地。在古代，在民族不平等政策和民族地区文化保守、教育落后的双重因素影响下，民族地区的农民普遍目不识丁，很少有人能通过科举制度改变身份和地位，加之在“士农工商”传统社会结构的约束和规范下，也很少有人走上经商道路，因而长期以来民族地区传统农村社会人口身份单一化、固定化。近代由于社会的动荡，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封闭和稳定逐渐被打破，出现人口流动和迁徙现象，但其本质上没有引起农村社会结构的大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城乡二元结构仍没有被破除，民族地区农村人口流动性仍不大。 城乡之间就业和收入上的差别化是促使民族地区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原始动因。改革开放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加快了城乡融合进程。起初，农民向城市流动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他们在城里工作所得报酬回流到农村，用于建造房屋改善生活条件。“由于传统农村房屋布局缺少规划，原有旧住宅环境较差、面积偏小等固有缺陷，促使农户住房投资区位的明显改变。”[8]出于生产生活便捷的考虑，村庄外围邻近交通线、地势开阔、便于建筑等区位优势成为影响农村形态布局的主要因素，村庄建筑物逐渐向外围扩展。由于农村新建住房的空间布局由村庄中心向外围转移，村庄中心地带出现“空心化”，形成了地理空间性质的农村“空心化”问题。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深入发展，民族地区农村的“空心化”由村庄空间布局“空心化”发展到农村人口“空心化”。据布尧村委统计，全村3208人中，2076人有劳动能力，长期外出务工为1621人，全村长期外出流动人口有2414人，占总人口的75%。伴随城市基础设施和福利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城市具有農村无法比拟的资源优势，城市生活的便利性和舒适度以及工作机遇将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吸引住，留在城市定居，回流到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减少，并且举家迁入城市居住的现象非常普遍。“离乡”“离土”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安家，农村常住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农村“人气”稀薄，导致了农村人口“空心化”。为了解布尧村人口外流的情况，我们对龙怀屯的群众及布尧村村干进行了采访 1：
HHH：“龙怀屯一共有多少人？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HCY：“我们屯是一个小屯，人数不多，全屯一共有60人。现在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
HHH：“外出务工的人多不多？留在屯里的主要是那些人呢？外出的人常不常回老家呢？”
HCY：“多。我们屯里所有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或上学，留守的全部是老年人。学生在假期的时候才会回来。外出务工的人一年到头也就在春节、三月三、七月十四、打斋或家族里有红白事的时候才回老家，其他时间段没有大事一般不会轻易回老家。其他屯的情况也是一样的，留守老人占多数。”
HHH：“村委有没有对村里外出务工的人数进行过统计？现在常住在村里的是哪些人？”
HHC：“有进行过相关的统计，长期外出打工的大概有1600人左右。村里有劳动能力的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年轻人很少在老家，学生也出去上学了，留守在村里的大多数是不用照顾孙子孙女也没有条件跟随子女进城生活的老年人和病残者。”
HHH：“布尧村有没有学校？留守儿童的数量大概有多少？”
HHC：“布尧村现在已经没有学校了。在市里还未实施并校计划之前，我们镇的学生大部分在镇小学和镇初中学习，少部分在村小学就读，那段时间村里留守人口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市里实施并校计划之后，村里的小学就合并到镇小学，家远的学生住校学习和生活，周末才回家。再后来镇初中被合并，初中生源流向市里，镇上只有幼儿园和小学。在并校过程中，留守在村里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首先，因为村里离镇上较远，许多家长在镇上租房以方便孩子上学;其次，一些家庭在市里或其他城市工作，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和教育，就会把孩子接到身边，而且有些家庭也把父母接到城里一起生活，以方便照顾孩子。”
HHH：“外出打工的人经常回老家吗？”
HHC：“一般没有大事是不经常回来的。在春节、三月三、七月十四等传统的节日大家都会回来过节，或者是家族里有请道公的大事发生的时候，家族里的青壮年基本会回来，这是我们本地的一个习惯和传统。其他时间段不会经常回来，回来一趟不仅要花时间，还可能会耽误工作。那些全家都在城市里工作的家庭，回老家的次数就更少了。”
HHH：“在平果或者其他城市买房的人多不多？”
HHC：“村委还没有对这个情况进行相关的统计。但据我了解，有小部分人已经在城里买房了，大部分还没有这个条件，但以后在城里买房的人应该会越来越多的。”
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失的情况下，民族地区农村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失衡。在“空心化”的初期阶段，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谋生，其家人则留守在农村，家庭生活的重心还倾向于农村，在节假日或重大的民族节日等节点会返回家乡参与乡村活动和建设，处于“离乡不离土”的生活状态，与农村的亲密关系还未破裂。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在城市工作的部分农村外流人口出于就业收入和发展前景的考量、城市的资源优势等综合因素，不断地适应、融入城市，通过购买房产的方式在城市里扎根。在此趋势下，回流到农村、坚守在农村的人数在不断减少。现今民族地区留守在农村的多为老人和病残者，多数农村儿童随家长进城学习和生活，妇女也实现了就业转移，农村留守人员构成和年龄结构出现“空心化”。
（二）农村文化消逝
农村人口外流引发的农村“空心化”问题不仅是显性的看得见的“空心化”，其造成的隐性“空心化”即思想和文化层面的“空心化”问题也日益凸显。农村“空心化”给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一定风险。首先，传统农村社会，其话语权掌握在乡绅、乡贤等精英手中，他们对乡村的治理具有权威性和话语权，是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现今由于乡绅、乡贤等农村精英及人才的流失，“乡村社会治理面临主体虚化、弱化的风险，年老体衰的农村当家人已经越发不能胜任治理农村的重任，又苦于难于找到中意的接班人”[9]。农村社会建设主体的流失不仅使乡村治理工作难以展开，而且容易使部分乡村治理工作失却内容、流于形式，走形、变味。精英和领导者等人才资源的流失、农村党支部组织软弱涣散以及基层组织权威性弱化等现状困扰着民族地区农村的社会治理和政治文化建设。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务公开和管理等因人才缺乏而面临虚化和异化的风险。其次，因为农村人口的“空心化”，村委会的权威性弱化，管理乏力，领导层出现老化、固化的困境。人口的流失使得村委会的后备补充力量不足，缺少新鲜血液，难以吸收有出色本领的年轻力量和有丰富经验的精英人士进入村委会，也难以在新时代环境下找到解决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新出路、新方法。虽然许多迁入城市居住的农村人口还属于农业户口，还必须参加村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但因这部分人已经与农村传统社会渐行渐远，农村的社会建设和治理工作对他们的利害相关性微小，又因为时间、空间距离、思想观念等原因，他们参与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多采取电话转达投票意愿或委托他人投票或放弃投票权等方式进行参与，使得村委会选举缺少监督，选举结果的信度受到影响，其最终结果是导致村委的权威性弱化。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对布尧村村委干部进行了采访1： HHH：“我们想了解布尧村的党建情况，如党员数量、党员的年龄结构、学历层次等，您能否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LGX：“可以啊。布尧村共有42名党员，其中女性党员12名，男性党员30名，45岁以下党员有19名，45-59岁的有7名，60岁以上党员有16名，党员的平均年龄约为50岁。高中及以上学历有19人，其中大学本科学历5人。总体而言，学历水平是比较低的。”
HHH：“村里在发展党员方面主要面临什么困难呢？”
HHC：“因为村里青壮年大量外出，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发展。本村8个屯中大学生的数量也比较少，很多青少年在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之后，大部分没有继续接受学校教育，能读到大学、研究生阶段的就更少了。主要的困难就是难以吸收到新的、有能力的人才加入党员队伍。”
HHH：“您当村干有多长时间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布尧村委的具体情况？”
LGX：“大概十年了。我们布尧村委一共有5名成员，加上监委，总共有10人。”
HHH：“你们10个人管理全村3200多个人，难度应该很大吧？”
HHC：“是的，管理的难度挺大的。首先，村委缺少年轻力量，10人当中只有3人年纪较轻，其他成员的年纪都比较大了。其次，虽然各屯屯长也发挥着管理作用，但因为他们没能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没有工资和补贴，为了生活需要经常外出务工，在管理屯里事务方面精力有限。最困难的就是村里的留守人员对村委工作的参与和配合度较低，群众的不理解和消极参与使村委工作效果不佳。”
HHH：“在村里青壮年大量外出的情况下，村委是怎样开展换届选举的工作的？”
HHC：“我们会事先通知村民，如果村民不方便回来参加选举，我们会指导他们通过电话授权的方式来参与，或者趁着重大节假日时间提前开展选举工作，让村民们尽量参加到選举中。”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10]传统农业社会的“乡土”本质涵养了农村社会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引发的“空心化”问题直接威胁着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民族地区农村传统文化因缺少传承主体、创新乏力、文化氛围式微等原因而面临断代。在城市与农村的对比中，长期以来农村带有落后、封建、迷信等负面形象，农村人在城市人面前难免会出现自卑心理。为了融入城市的环境，许多进城工作的农民努力接触和学习城市的文化生活。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得长期以来稳定和封闭的农村社会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逐渐消解了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在与城市文化的互动过程中，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逐渐着迷于个性鲜明、多姿多彩的城市文化，甚至错误地认为城市文化是时尚、先进、科学的，而乡村文化是保守的、落后的、愚昧的，随之便趋之若鹜吹捧城市文化，逐渐疏远和冷落城市文化。”[11]农民对于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错误认识，使农村文化被一棍子“打死”。农村传统文化在城市的生存空间本就狭窄，现在更无立足空间。在农村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也不断被挤压和缩小。现今农村的环境、生活条件、交往方式也在不断地现代化，群众的观念也不断更新，出于经济性、便利性的考虑，许多农村重大传统节日出现了内容简化、形式现代化的现象，有些本是一年一办的节日，因为人数、时间、组织等因素，不得不改成两年或三年一办，甚至不办。此外，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消极的有害的城市文化和生活习惯，如“黄、赌、毒”风气、享乐主义、奢侈风气等带入了乡村，严重影响农民的价值观念。在调查过程中，接受采访的年轻学生HHZ谈了她对壮族传统优秀文化式微、没落的思考1：
HHH：“您作为年轻人有了解过本地的文化和传统吗？”
HHZ：“有，但是不多。”
HHH：“比如？”
HHZ：“嘹歌和民间宗教信仰。现在保存的比较好的是民间宗教信仰。我认为本地土话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HHH：“您是怎样看待农村传统文化的现实境遇的呢？”
HHZ：“我认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式微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时代推动的。农村传统文化的原生环境和现在的大不相同，环境改变了，它肯定会受到影响。以嘹歌为例，我小的时候，在街日还能见到赶圩的老人唱嘹歌，我祖爷爷、外婆也会唱嘹歌。我太爷爷唱嘹歌的水平不错，在春节的时候还被其他村请去参加嘹歌比赛。但现在我们这儿听嘹歌唱嘹歌的人很少了。”
HHH：“为什么传唱嘹歌的人变少了呢？”
HHZ：“现在的娱乐方式以手机为主，听的是流行音乐。年轻人认为嘹歌曲调老旧，听感不美，更重要的是听不懂内容。理解不了含义，吸引力和关注度自然就减弱了。现在的娱乐方式和娱乐资源五花八门，嘹歌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说到农村文化变迁的问题，我还觉得壮话的生存形势严峻。现在村里的小孩不论在家还是在学校基本用普通话交流，普通话的流利程度大大超过壮话。我的同龄人虽然也会讲壮话，但基本上也是用普通话来交流，在公众场合里说壮话感觉有点别扭和怪异，即使在村里我们也常说普通话，壮话在和长辈交流的时候才用得比较多。我现在担忧本地壮话像嘹歌那样没有人来传承和使用，将来某一天就消失了。”
（三）村落凋零
“空心化”的显性表征还体现在农村传统物态文化的凋零。根据文化结构论的观点，物态文化层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物态文化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把握、运用、改造的深入程度，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12]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能够直接反映在物态上，和其他地区一样，民族地区农村的“空心化”，物态的变迁是最直接和显著的。以布尧村为例，其物态文化的最显著的凋零就是传统建筑——干栏建筑的消逝。干栏建筑是壮族的代表性建筑，是壮族独特的文化标识，蕴涵着壮族优秀的文化基因和记忆，“壮族的干栏建筑不仅是壮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而且凝聚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壮族人民勤奋进取的精神，体现着壮族别具一格的文化成就，寄托着壮族人民深厚的情感，是壮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3]在2000年前后，布尧村的建筑开始显现物态文化“空心化”的趋向。村民外出务工所得收入最主要的用途是建新房，改善居住环境。在村民住宅的现代化过程中，壮族传统干栏建筑不断遭到毁坏。因为村庄地形环境的限制，布尧村的新建住宅要么在建筑在旧址上，要么另选地址新建。新建的房屋若在旧址上新建，就要彻底推倒干栏建筑，部分干栏建筑在此情境下遭到摧毁。虽然近几年部分新建房屋选择新址建造，保存了旧址上的干栏建筑，但由于居民已不再生活于其中，缺少修缮维护，部分干栏建筑已经坍塌毁坏，保存完好的比较鲜见。现今布尧村的村容村貌虽有了显著提高，其背后却是传统物态文化的牺牲和消逝。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5年和201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分析显示，全国村委会数量从60多万减少到58万，这意味着农村生存的空间场域不断缩小。村落既是农民生活的空间载体和维系农民情感以及农村社会秩序的物质载体，又是传统乡土文化的滋养地和源泉，承载着传统农村社会的价值观。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转移从空间和情感拉开了离乡人口与乡村的距离，对老家的关注、投资和建设日渐减少，造成了农村“人气”的稀薄，产生了人口“空心化”。人口的“空心化”不仅引发农村社会建设主体流失问题，也造成农村财产的转移，加之农村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农村的管理方式和思维模式也相应地调整。民族地区农村人口的“空心化”、村民财产转移以及农村经济来源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带来精神文化领域的弱化和衰退。在人口、物质和文化多重“空心化”的基础上，农村不再是村民安居樂业的首选之地，有条件的人家全家甚至整个家族都选择在城市生活，虽然在农村老家还保留祖屋、祠堂等建筑，但很少回村居住，而留守在农村的多为老、病、残等弱势群体。在“空心化”压力下，农村人口要么主动迁移，要么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搬迁，合并成新型村庄，最终造成传统村庄的消逝和毁灭。
四、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治理路径
（一）推进城乡融合，激发农村生气与活力
农村的“空心化”问题追根究底是由经济原因造成的，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历史文化等条件使其发展长期落后于非少数民族地区，所以追求经济改善这一动因在民族地区农村更为明显。事实是，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拉大了城乡之间的距离，加之户籍制度改革打破了城乡分裂的制度壁垒、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村人口基于经济动因不断地涌入城市就业和生活。要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必须解决农村“人气”稀薄问题，要留得住人，才能激发农村的生气和活力，而人要在农村活得了、活得幸福才能留得下。首先，要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要突破对农村地位的传统认知，协调城乡关系，把农村与城市放在平等的地位，重视农村的发展和治理，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趋势下，农民的收入逐渐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村老家的土地大多抛荒或给留守农村的亲戚等耕种，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尚未发挥应有的价值。面对“空心村”的土地资源闲置和流转困难问题，应要“破除城市要素资源流向农村的阻碍，尤其是城乡土地要素资源配置制度，要充分赋予农村建设用地权利，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用于非农生产，以及赋予相应的出租、转让、抵押等权力”[14]。激活农村土地要素资源可从土地流转经营入手，将土地承包给农业公司进行开发，实现规模化经营，不仅能够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催生新兴产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而且也能够为村民提供新的就近就业的机会，既能够实现农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也能够让农民留在家乡就近就业。其次，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体系，让农民能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解决农村群众最迫切的民生问题;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村道路交通、生活用水、房屋建设、医疗保障设施、建设公共活动场所等基本的民生需要，不断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三，要重视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加快农村文化场所建设，拓展农村文化展示的平台和空间。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如举办“村晚”、戏曲下乡等文娱活动活跃农村的文化氛围，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营造乡村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和习惯。只有在经济上能够使农民活得下去、活得体面，在制度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让他们精神上得到愉悦，农民才能活得满足，农村才能吸引村民回流且留住人，村庄才有生气和活力。
（二）强化村落保护与开发，建构农民生存的空间场域
解决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问题，还要保护好农民生产生活的实践载体和空间场域，即保护村落。目前能够查到的胡彬彬、李向军等学者关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调查报告显示，在2004～2010年这6年间，长江、黄河流域的传统村落减少了约3900个，2010年他们调研的1000多个村落，在4年之后回访时大约有400个已经消失。[15]历年的《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2010年》等资料也显示了村落数量减少的严峻形势。“传统村落是中华农耕文化的命脉，承载着人们的“乡愁”记忆，是树立文化自信、建设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切入点。”[16]面对乡村消逝的严峻形势，国家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对乡村的关注和投资不断增加，如通过设立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和专项资金、出台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等方式保护和振兴乡村。村落的保护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首先，要加强对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力度，保护好村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保护和抢救为先、合理规划和开发”的理念，加强对村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和抢救，建立村落传统文化档案;加强对村落的政策支持力度，既要做好保护村落传统文化的规划，也要加大资金投入，逐步完善村落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做到村落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存;将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文化资源，以乡村特色旅游助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振兴。其次，发挥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推动村落持续发展。村民是村落的主人，是村落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村民对村落事务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是村落保护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村落的保护和建设离不开村民的参与，应唤醒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激发他们参与村落保护和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使村民在保护和建设村落的过程中充分享受建设成果。其三，要传承和创新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对村落的情感共识。乡村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乡村是乡村文化的物质载体，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社会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没有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乡村社会将会失去灵魂和活力，只剩一副“空壳”，传承、保护和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对保护村落至关重要。要注重保护乡村传统的物态文化如村落祠堂、古树、古建筑、传统农具，等，以构建文化空间，发挥物态文化传承和教化功能，凝聚起村民对村庄的情感和认同。乡村的非物质优秀文化如传统仪式、宗教信仰，等，能够激发村民的情感共鸣，强化凝聚力。可以有规律地开展传统节日活动、举行传统仪式，唤起村民对乡村的“亲密感”和历史记忆，重塑村民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激活乡愁，铸牢乡村的“根”与“魂”
破解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农村“空心化”问题，还要激活乡愁，重振乡村文化，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中国文化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文化”，本质上是乡土文化，而乡土文化就是在广大农村、在农民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蕴涵着丰富内涵，并深植于民族地区农村的广袤土地上。“乡土文化既是一方水土独特的精神创造和审美创造，又是人们乡土情感、亲和力和自豪感的凭借，更是永不过时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17]乡愁是游离在外的游子对家深沉的思念之情，饱含对故土的眷恋和深情，其核心是乡土文化和特色人文。激活乡愁就要传承和发展好乡土的优秀传统文化，守护好游子们的情感源泉。首先，民族地区的农村群众必须转变对本地乡村文化的认知和观念，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感。文化要得以延续必须通过生活于其中的主体来主动地传承和发展，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文化振兴要激活各民族主体的文化自觉，使农村群众主动接受乡村传统文化，了解它们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价值内涵等，明白自身的“来路”，充分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重拾文化自信与乡土情怀，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振兴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具有乡土气息的传统节日和仪式活动是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增强乡土情感、体现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的重要载体。通过定期举办各种文化活动，能够唤醒农村群众乡土记忆和情感，增进村民间的交流与互动，激发集体意识，增强凝聚力，重拾对乡村的历史文化记忆，增进农村人口对家乡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依赖感。其次，建设农村现代化文化环境，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文化场所，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焕发农村文化新风貌。通过QQ、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手段拓展农村居民获取和交流文化信息的渠道，拓展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公共平台，通过多元化路径满足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和社交需求，丰富农村文化资源。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具有农村特色、内容接地气的文化活动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激情，因而因地制宜，举办具有乡土特色、民族特色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如农村“村晚”、广场舞比赛、戏曲展演、篮球赛等文体活动比纯粹书香活动更能激活乡村的文化气氛。最后，要健全乡村文化振兴的协同治理体系。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遵循乡村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文化振兴制度及实施方案，在政策、资金和宣传上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农村群众作为乡村文化的建设主体和成果直接受益者，应积极主动参与到乡村文化振兴活动中，自觉地了解、学习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要提高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力，发挥社会组织在人才资源、资金力量、管理模式和治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为农村文化振兴注入新鲜力量，拓展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要发挥学校的教育优势，推进中华民族和各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活动，从小培养年轻一代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培育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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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HOLLOWING"OF
RURAL AREA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ITS GOVERNANCE PATH：Based on The Case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f Zhuang Nationality Village Buyao in Pingguo
City of Guangxi Province
Li Yuxiong， He Huihong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rural population in the post-development ethnic areas is constantly moved to cities， and the main body of rural development has been lost， which has leads to the "hollowing" problem of the rural area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the "hollowing" of rural areas mainly include population loss， culture disappearance and village wither. To tackle the "hollowing" problem in rural areas， one i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rural areas. The second i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and construct the spatial field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farmers; the third is to activate homesickness and forge the "root" and "soul" of the village.
Keywords：ethnic minority areas; rural; hollowing; governance path
〔責任编辑：陆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