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棚中的“鬼打墙”
　　也许有些观众朋友以为我们配音演员的工作不过是站在话筒前“说说话”，用不着费多大的劲儿。殊不知我们在配音的时候，实际是个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有时候一个演员由于精神高度紧张，突然会像中了邪一样，一个字念错了竟怎么也改不过来，或者为了某件可笑的事笑起来竟怎么也控制不住……我觉得这种情况真像从前老人们说的碰到“鬼打墙”，怎么也转不出来了。
　　机灵如邱岳峰者，竟然也曾陷入了一场“鬼打墙”之中。那好像是一部纪录片，由老邱解说，台词中有一句说：“得克萨斯州……”“得克萨斯州”的“州”应该念平声，可老邱却把它念成了去声。这样就成了一句天津话。他虽然在天津生活过，可平时却从无天津口音。可是那天怎么也改不过来了，以致录成的也还有天津味儿。还有一件事，是在录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的锁链》时，发生在大名鼎鼎的《国际瞭望》节目主持人晨光身上。晨光和丁建华在戏中配一对小夫妻。小丁台词中有一句“妈妈如何如何”的话，剧务小冯跟她开玩笑说，“还是大演员呢，连妈妈两个字都念不准，都念成‘骂骂’了”。晨光在一旁也凑趣地嘟囔着“骂骂、罵骂”。过了一会儿，晨光台词中也有妈妈这两个字了，他却真的念成了“骂骂”，而且改也改不过来。见此情景，小丁忍不住捧腹大笑，到后来，还没等晨光开口，她就先哈哈笑了起来，这一来，晨光就更要说错，弄得戏也录不下去了。我只好板起脸来说，“你们俩再这样下去，今天的录音计划也完不成了”。小丁拼命咬着嘴唇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老苏”。可还不等晨光开口，她就又忍不住笑弯了腰。不得已，只好提前休息。第二天再录这场戏的时候，尽管晨光念的“妈妈”还介乎“妈妈”与“骂骂”之间，我也不敢要求他纠正了，因为我看到小丁还在那里努力强忍着笑呢。他们好容易从“鬼”打的墙中转出来了一只脚，可不能让他们再转回去。
　　恍恍惚惚的一群人
　　也许是背台词太费脑子，也许是那时候工作就那么投入，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恍恍惚惚，心不在焉，做出很多可笑的事。
　　那些年，每年春节，一家才有两斤鸡蛋。戴学庐一大早就洗好菜篮子，把鸡蛋买好了放进篮子里往回走。忽然，菜篮子滴下了一滴水，他想，早晨已经把菜篮子晾过了，它怎么还滴水？一面想，一面把菜篮子翻过来看看。当然，两斤鸡蛋全碎了，无一幸免。
　　杨成纯一大早起来，手表就找不到了。可今天要录音，导演得掌握好时间，没表怎么行？他于是枕头底下、褥子底下、写字台上四处翻寻，怎么找也没有。忽然想到，昨天晚上到壁橱找过东西，会不会落在壁橱里了？他一面打开壁橱一面想，找了这么半天手表，可能要迟到了，下意识地抬起手，手表就戴在手上。
　　大概是录制《罗马之战》的时候吧，天特别热，李梓抽个空当去洗澡。她一向做事快，当年没有洗衣机，人家一个礼拜天能拆洗三条被子。我总说她“这小娘们可能干了”。那天也是，洗澡之前，三下五除二，她先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好了，可洗完澡一看，这可坏了，干净衣服没带来，只好把湿衣服再穿上。
　　施融早起下楼去推脚踏车，可脚踏车不见了。他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昨天没骑脚踏车回家？”既然没骑回来，就坐车去上班吧。到了厂里就开始工作，也没去看脚踏车到底在不在。直到派出所打电话来问：“你们厂有个施融吗？他的脚踏车在我们这里。”他这才想起，昨天他下了班，顺路去买菜，然后拎着菜就回家了。是菜场把他的车送到派出所去的。有一次，我想给朋友寄两张电影票，正好施融要出去，我就把信交给他了。我还打电话告诉朋友：“我送你两张电影票，已经寄出了。”一个礼拜后，朋友打电话来问：“我怎么还没收到？”我赶紧问小施，他打开书包一看，我的信还在他书包里。票早就过期了。
　　我一生工作绝少出错。偶尔出一次错，竟让金琳高兴得手舞足蹈，幸灾乐祸地说：“你也会出错。”可我在电影票问题上却屡屡出错，而且是屡错屡犯，不可救药。有一次，我拿到一张非常难得的内参片的票，赶快打电话给我儿媳，叫她赶快请假回家，拿了票去看电影，还告诉她我把票放在写字台上。她匆匆赶回家，在台子上抓起票就走。到新光电影院一看，根本没有人，仔细看了看票，原来是第二天的。旁边还有两个小青年调侃道：“阿姐，侬明朝中班没空来看，送把阿拉算了。”
　　有一年五一节前夕，上海人艺请我们看话剧，有三十号晚上的票，也有一号的。李梓问大家要哪一天的，我说：“三十号干脆吃了晚饭去看戏，一号放假就不再出来了。”好几个人都说“对对，我们都要三十号的”。李梓拿回来票以后，先把三十号的给了我们，又把一号的票给了另一些人。当天晚上，我们五六个人都准时到了长江剧场，包括李梓本人。居然没有一个人看一眼手里的票是哪天的。其实，根本没有三十号的票，所有的票都是一号的。
　　摘自《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