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矛盾和腐敗，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两大痼疾。没有哪个部族国家能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以至于后来愈演愈烈。
　　北朝承继十六国之余绪，鲜卑宇文氏和鲜卑化的汉人高氏分立两国后，面对这一历史性的问题，走出了两条颇不相同的路，如镜子一般映照出部族国家的命运。
　　高欢的纵腐奇谈
　　北齐神武帝高欢扶立东魏，儿子高洋又篡魏代齐，皇族和统治者的高层，都属鲜卑化的汉人或其他不同族的胡人。这些人大多是来自六个军镇的伧荒武夫，对物质的渴望变态到令人发指。
　　贪污是北齐高层的常态。宗室、外戚、元勋宿将，以及后来归附高欢的河北汉人豪强，也都沾染上这一风气。对此，高欢并没有约束腐败行为，而是把纵容贪腐当成笼络人心的特殊手段。他把“天下浊乱”定性为司空见惯的历史遗留问题，并认为如果过于峻急地惩治腐败，会逼得功臣宿将们都去投奔宇文泰和南朝梁武帝萧衍。
　　这番思路“清奇”的理论，莫名其妙地把人心向背、物质欲望与政治纲纪强行糅合起来。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此番言论显得高欢境界不高，以及基本政治素养缺失。纵容腐败的长远消极影响无法估量。
　　腐败首先严重阻挠了政治改革。高欢晚年似乎意识到腐败向政治领域的蔓延，并让长子高澄主推新政。高澄抛开一干勋贵，专一任用河北汉人名士，从整治腐败、整顿吏治入手，进行政治改革，惩治了一大批贪腐之徒。
　　然而，高欢的决心并不坚定。高澄的改革触及晋阳勋贵的利益后，迅速引起极大反弹。高澄遇刺身亡后，高洋不得不对晋阳勋贵表示一定的妥协，反腐问题又被搁置。
　　崇儒对北周政治风气的塑造
　　相比北齐对贪腐的纵容，西魏北周立国之始，就鲜有腐败的风气。
　　宇文泰以身作则。公元534年，宇文泰率军消灭北魏将领侯莫陈悦于上邦城，把缴获的大量财物全部分给了部下。得知其左右侍从私自留了一口银镂瓮，宇文泰直接把银镂瓮剖开都分予将士。
　　宇文泰推崇儒术。他所信用的名士苏绰起草颁行的六条诏书中，将近一半的篇幅都在强调官德修养，从理论层面为清明的政治风气打下了基础。
　　与《北齐书》诸多纪传中触目惊心的贪腐记录不同，《周书》中所载西魏北周的贵臣大将，扑面而来的则是一股清俭之风。
　　位列十二大将军的达奚武与李穆的前后变化发人深省。达奚武少年时颇好奢侈，因军功升为大将后反而非常爱惜名声，出入不施仪卫，尽量保持朴素的作风。
　　李穆在西魏北周时比较低调，担任并州总管要职时，他为政亦能“镇之以静”。但入隋之后，国家不再刻意强调保持崇廉尚俭的政治风气，李穆满门儿孙便放松了自律要求，甚至发生夺爵命案。
　　一朝政风一朝人，于此足见宇文氏保持政风的成果。
　　宇文氏能维持这样的风气，一方面靠推崇儒术对官员的品德进行重塑和维护，另一方面还通过严厉的奖惩措施来维持吏治的严肃性。
　　公元535年，宇文泰的舅兄、秦州刺史王超世因为贪污被宇文泰直接处死。宇文邕进一步巩固了对贪腐的严惩政策。据《周书·武帝纪下》记载，按当时刑律，监临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小盗及伪请官物三十匹以上等，处以死刑。法条虽过于严酷，但客观上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
　　北周在惩罚的同时，也极其注重对事功的奖励，根据功绩大小对立战功的将军进行赏赐。公元554年，北周名将于谨平江陵、擒杀梁元帝，将俘获之宝物尽数上交。宇文泰赏赐其俘获的宝物，赐予奴婢1000人，加封郡公。
　　齐周皇族迥然相异的家风
　　宇文泰与高欢对腐败的不同认知和政治格局，也映射到宗室子弟的综合素质上。
　　高欢一共有15个儿子，除高澄、高洋、高演外，其余或是平庸，或是暴戾，有作为的不多见。武成帝高湛诸子尤不成器，后主既爱享乐又庸懦，所宠信臣子贪婪成性，朝局一片乌烟瘴气。
　　宇文氏家族则完全相反。宇文泰非常重视对儿子们的教育，其十三子完全按照汉家皇室子弟的培养方式，从小学习儒经。学习儒经对宇文氏诸子的心志起到很大规范和约束作用，除六子宇文直因对权力的渴望稍显有些暴戾外，其余诸子的表现都称得上良好。对于腐败，他们基本都能抵制。
　　对腐败，高氏纵容，宇文氏约束，最终使国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这个教训远不止对这两个国家或是那个特定历史阶段具有镜鉴意义，于不同历史时期和国家，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寓意。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华声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