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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字，就是个很好的自我介绍。
几段工作经历，都对“善学”这个名字做了很好的诠释，这不仅表现在他颇有见地的文章中，也表现在他对政策的精准把握，以及累积政绩的路径选择上。他以“聪明”在官场闻名。
他所做的事，往往在获得官方认可的同时，在民间激起巨大争议。多位与他打过交道的受访官员说，此人做事有时候过于“眼睛向上，导致上下失衡”。
他是杜善学，58岁，山西省省委常委、副省长。在8位落马的山西省部级官员中，他是最为“沉默”的一个，除了间或传出的自残的传闻外，媒体上有关他的信息依然寥寥。
浓眉、 厚唇，天庭饱满，杜善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长得有福气。他总是面带微笑，露出上面一排洁白的牙齿，让人感觉很亲切。
1978年3月，杜善学从运城老家来到太原，开始自己在山西财经学院的4年求学路，专业是会计。这一年，杜善学22岁。
上大学之前，他已在临猗县财政局工作了两年。他在大学选择了会计专业，也与此有关。
这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学生们对知识充满了渴求。杜善学悟性很高，加上此前两年的工作经历，让他在学习中更容易融会贯通。大学四年，他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毕业后，杜善学被分配到山西省财政金融贸易委员会工作。这是山西省宏观经济的管理部门，发改委的前身。在这里，杜善学展示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一身的机灵劲儿，被同事们称为“眼里有活的小伙子”。他的一些同事当时就认为，这个有着亲切笑容、专业知识扎实又头脑灵活的小伙子，日后定会有发展。
1983年6月，杜善学迎来了自己第一次工作变动，被调至山西省政府办公厅第三办公室，负责为省政府领导起草文件。在很多人看来，这表明杜善学已经得到领导的关注。
在此期间，他结合十二大的精神和山西的情况，写了一篇《管理预算外资金探讨》的文章，发表在山西财经学院的学报上。文章依据十二大“全国一盘棋”的财政理念，提出要对预算外资金进行管理，但同时又要避免“一统就死”的老路子。他提出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并提出了几条具体的建议。
这篇文章，是杜善学第一次在政策性论文上小试牛刀，充分展现了其对政策的敏感，以及利用自己的专业联系实际的能力。在以后的从政生涯中，他多次展现了这方面的能力，并收获颇丰。
1985年3月，杜善学调任尚在筹备阶段的山西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任副总经理。这是一家山西省财政厅下属的企业，主要从事信托、证券等业务。4年后，这家公司更名为山西省信托投资公司，是该省唯一的地方金融控股集团。
从此，杜善学正式进入山西省财政厅系统，直到18年后赴任长治。在这期间，他用了8年时间，从副处升至副厅。升任财政厅副厅长时，他只有37岁。
从26岁大学毕业到官拜副厅，杜善学用了11年时间。在这期间，他跨越了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5个级别，每升一个级别的平均等待时间只有2.2年。
他多年前表现出的善于抓政策并与实际相联系的特点，在他的升迁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每逢中央重大的政策出台，他都会有一篇紧扣政策脉搏的论文问世，这让他保持着比其他官员更高的曝光度。有人分析，这一行为模式，与他日后热衷的城市建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容易被外界尤其是领导看到。
这个手法颇为奏效，在先后主政长治和吕梁之后，杜善学得到了进一步升迁，进入了山西省委班子，成为省委秘书长，仅一年后又升任副省长。
2003年2月，杜善学离开工作了18年的财政厅，前往长治，1个月后任该市市长。他在这个人文之风甚浓的城市待了近8年，其中前5年是市长，后3年是书记。
对杜善学来说，这是一次跨度很大的职位调整：从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条”的岗位，到了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块”的岗位。对于一个从相对封闭的财政领域走出的官员来说，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于是，他选择了一个切入难度不大又容易见效的领域：城市建设。
长治市城建系统的一位处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杜善学选择城建作为突破口的聪明之处在于：有吕日周重视城建的底子，切入起来不会太难；在一“煤”独秀的山西省，以煤来谋取GDP增长的路子已没有新意，而城建的思路独此一家，更容易引发各方关注；而环境的改善，又为招商引资创造了条件，从而为经济发展独辟了一条蹊径。而对杜善学来说，这则是一条政绩积累的捷径。
杜善学赴任长治时，该市刚刚送走了上一任市委书记吕日周。这个颇具争议色彩的主政者，给长治流下了太多的个人烙印。继任者要想在这座城市立足，必须有更好的角度和更大的力度。
2005年，杜善学在《经济问题》上撰文《用实力构建“魅力城市”的和谐与发展》，正式提出了“绿色长治”的目标。他将这一目标放在“中部崛起”和“循环经济”两个大背景下进行论述，让这一目标看起来更像是大势所趋——将自己要做的事情与国家的发展战略联系起来，也是杜善学谋求正当性的一种惯用手法。
此后，“绿色长治”成为杜善学着力经营的一个方向。它达到高潮的标志，是2008年10万棵大树进城。这些以国槐、杨柳和法桐为主的大树，胸径都在10厘米以上，价格每棵在500元上下。这些树栽下去之后，长治在一夜之间变得“绿树成荫”。
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里，杜善学曾经为大树进城算过一笔账：从2006年至2010年，长治市在绿化方面筹集了18.7亿元，其中政府投资16.6亿元，其余来自煤炭企业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
這笔投入，在长治市节节升高的财政背景下，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并不高，还不到5%。但长治市教育系统的一位官员提醒记者注意：到2013年，长治市教育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还不到4亿元。 杜善学种树，对一些特殊路段会有特殊的关照，比如在广场、市区的主要街道以及领导视察时常走的路线，他都要求在品种和规格上向高标准看齐。
“我市对外展示形象的主要窗口，种植时既要考虑品种、规格、数量，更要注重整体景观效果，尤其是广场所种树木要彰显出珍贵，彰显出气势。”
杜善学似乎对城市的“气势”有特殊的偏好。他说，自己希望通过大树进城，达到“连片成林、举目皆树、震撼人心”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他还说过“整齐划一”“气势恢宏”等体现视觉震撼力的词。曾有专家把这些词串在一起分析，得出了杜善学爱面子工程多过脚踏实地的结论。
对杜善学主政长治的评价，有各种说法。
早在大树进城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山西省委党校的一位教授，应杜善学之邀到长治作讲座，却不给主人面子，在会上公開对这一做法提出批评，说大树进城是劳民伤财之举，让坐在台下的杜善学非常尴尬。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参加了两个以评价杜善学为主题的饭局，席间，官员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争执。其中政法系统的两位副处级干部，分别代表了反对派和支持派。反对他的人认为，杜善学除了搞面子工程外，8年时间里对长治几无贡献；但包括长治日报社一位前社长在内的支持派认为，杜善学对长治至少有三方面的贡献：一、在任期间经济发展较快；二、为该市赢得了一些城建方面的荣誉；三、在煤炭安全上局面良好。
杜善学在长治的8年，是该市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GDP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最高增速达到15%，最低时也有10%。8年下来的平均增长率近13%。正是因为有雄厚的财政支撑，杜善学的大树进城，才没有造成很大的财力负担。
但反对派认为，长治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主要应该归功于煤价的大幅上涨，杜善学只是搭了一个高速发展的便车而已，这一功绩不应该记在他的头上。
杜善学任长治市长期间，该市获得了3个城建方面的荣誉称号，分别是“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中国魅力城市”。这些在山西省内难得一见的称号，为长治市的招商引资加分不少。
但反对者认为，上述三个称号获得时，杜善学都是该市的“二把手”，他应该在其中分功几何，见仁见智。
杜善学的第三个政绩，是其当政期间，煤矿安全事故率较低。其中的证据包括：从2003年到2007年中旬，没有发生一起伤亡9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连续两年没有发生瓦斯事故。煤炭生产百万吨的死亡率为0.76%，不到山西省给长治限定指标的一半。
但也有人认为，长治煤炭事故死亡率较低，功劳也不能全算在杜善学头上。事实上，这一结果还与该市的一个背景有关：与吕梁的煤矿大多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同，长治的大部分煤矿，掌握在潞安集团和三元煤业集团手上。而大型国有企业的技术水平和风险控制，都明显要好于小型私人企业。
在长治调查时，一位与当地官员互动较多的企业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杜善学落马后，长治市一家与其走得很近的大型煤企负责人也被调查。
另外，长治市的多位官员和商人，还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两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一个是杜善学的弟弟在当地承包工程，并与长治市下属的某县县委书记结成了利益同盟。此县委书记将该县的街道护栏、隔离带工程以及商铺的广告牌制作，高价承包给杜善学的弟弟，利益均分。在杜善学被查后，该县委书记也曾传出被查的消息。
第二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来自某位副处级官员：杜善学曾与一位长治文宣系统的女性有过不正当关系，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此人从一名普通职员火速提拔成处级干部。
2011年1月，杜善学结束自己在长治的8年任期，接替升任省委常委的聂春玉，担任吕梁市委书记。
多位消息源向《中国新闻周刊》披露，杜善学对于自己被调任吕梁，而不是像聂春玉一样进入省委常委，或者像任润厚一样提拔为副省长，心有不爽。这两位被提拔的官员，前者与杜善学有着相似的从政经历，都是从省直机关到地市任职8年，互相视对方为强劲的竞争对手；后者则是山西省管企业潞安集团的掌门人，而这家公司的总部就在长治。
据上述信息源透露，杜善学曾经就此向省里抱怨，说与聂春玉相比，自己不管在年龄上还是能力上都占有优势，为何不选我？得到的答复是：你在吕梁做出点成绩来，就给你机会。
到吕梁一个多月后，杜善学搬出自己在长治运用娴熟的一套做法，在吕梁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三项整治”。整治的范围包括环境卫生、街道装饰和交通秩序。这三项整治的共同特点，是都能在视觉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且呈现出的变化包括城市环境和人文环境，全面且层次分明。
吕梁市一位前县委书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杜善学对整治内容的选择，包含了两层考虑：一是他想呈现给外人什么东西，二是这些东西是否能在短期内“焕然一新”。
经过了在长治8年的演练，杜善学在这件事情上手段更加娴熟。他明白，这件事情要取得成功，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二是怎样让整治对象给予配合。
对第一个问题，杜善学采取的办法是将整治与考核挂钩，并对各个单位的整治效果进行排名，排名靠后者会被点名批评、诫勉谈话甚至被免职。习惯了聂春玉温和风格的吕梁官员，对杜善学的强势很不适应，有些人的排斥情绪一直延续至今。一位政法系统的处级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谈及杜善学，还时不时会爆粗口。
对于整治对象，杜善学则祭出了“查三代”的招数。若整治对象不予配合，杜善学就让有关部门翻历史旧账，看这块地是怎么来的，有没有手续上的纰漏，查来查去，总能查出点问题来。这时候，杜善学就让整治对象选择：要么配合，有钱给；要么不配合，就强拆。拆迁的时候，杜善学会召集税务、城建、公安、法院等多个执法部门的人员来到现场，以成威慑之势。
经过两个月的整治，吕梁的面貌“焕然一新”：街道两旁的标识牌整齐划一，主干道两旁的墙壁粉刷一新，新铺的柏油路油光发亮。山西省委有关负责人对杜善学的做法欣赏有加，将全省11个市的现场会放在吕梁举行。
与在长治一样，杜善学在吕梁也获得了两极的评价。支持者认为其为吕梁的市容带来了很大变化，反对者则认为，这些变化都是杜善学的面子工程，花吕梁的钱，成自己的事。吕梁市委一位前副秘书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杜善学做“三项整治”时，欠了很多工程队的款，在杜善学走后，很多工程队都要债无门。
前文提到，吕梁私人煤矿众多，煤老板与官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位权威信息源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正是在吕梁期间，杜善学养成了一个习惯：他将每个人送来的礼品，一个一个地标上送礼者的姓名，然后分批运送到太原的家里。基于杜善学的火暴脾气，这些礼品通常不会直接送给他本人，而是先送给他老婆，再由惧内的杜善学进行整理。
在山西有种说法，说“吕梁的官场就是煤老板用钱堆出来的”。杜善学就在这样的官场里脱颖而出，步步高升，进入省委班子，而终究在两年后落马下来。
几段工作经历，都对“善学”这个名字做了很好的诠释，这不仅表现在他颇有见地的文章中，也表现在他对政策的精准把握，以及累积政绩的路径选择上。他以“聪明”在官场闻名。
他所做的事，往往在获得官方认可的同时，在民间激起巨大争议。多位与他打过交道的受访官员说，此人做事有时候过于“眼睛向上，导致上下失衡”。
他是杜善学，58岁，山西省省委常委、副省长。在8位落马的山西省部级官员中，他是最为“沉默”的一个，除了间或传出的自残的传闻外，媒体上有关他的信息依然寥寥。
升迁里的文章
浓眉、 厚唇，天庭饱满，杜善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长得有福气。他总是面带微笑，露出上面一排洁白的牙齿，让人感觉很亲切。
1978年3月，杜善学从运城老家来到太原，开始自己在山西财经学院的4年求学路，专业是会计。这一年，杜善学22岁。
上大学之前，他已在临猗县财政局工作了两年。他在大学选择了会计专业，也与此有关。
这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学生们对知识充满了渴求。杜善学悟性很高，加上此前两年的工作经历，让他在学习中更容易融会贯通。大学四年，他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毕业后，杜善学被分配到山西省财政金融贸易委员会工作。这是山西省宏观经济的管理部门，发改委的前身。在这里，杜善学展示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一身的机灵劲儿，被同事们称为“眼里有活的小伙子”。他的一些同事当时就认为，这个有着亲切笑容、专业知识扎实又头脑灵活的小伙子，日后定会有发展。
1983年6月，杜善学迎来了自己第一次工作变动，被调至山西省政府办公厅第三办公室，负责为省政府领导起草文件。在很多人看来，这表明杜善学已经得到领导的关注。
在此期间，他结合十二大的精神和山西的情况，写了一篇《管理预算外资金探讨》的文章，发表在山西财经学院的学报上。文章依据十二大“全国一盘棋”的财政理念，提出要对预算外资金进行管理，但同时又要避免“一统就死”的老路子。他提出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并提出了几条具体的建议。
这篇文章，是杜善学第一次在政策性论文上小试牛刀，充分展现了其对政策的敏感，以及利用自己的专业联系实际的能力。在以后的从政生涯中，他多次展现了这方面的能力，并收获颇丰。
1985年3月，杜善学调任尚在筹备阶段的山西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任副总经理。这是一家山西省财政厅下属的企业，主要从事信托、证券等业务。4年后，这家公司更名为山西省信托投资公司，是该省唯一的地方金融控股集团。
从此，杜善学正式进入山西省财政厅系统，直到18年后赴任长治。在这期间，他用了8年时间，从副处升至副厅。升任财政厅副厅长时，他只有37岁。
从26岁大学毕业到官拜副厅，杜善学用了11年时间。在这期间，他跨越了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5个级别，每升一个级别的平均等待时间只有2.2年。
他多年前表现出的善于抓政策并与实际相联系的特点，在他的升迁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每逢中央重大的政策出台，他都会有一篇紧扣政策脉搏的论文问世，这让他保持着比其他官员更高的曝光度。有人分析，这一行为模式，与他日后热衷的城市建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容易被外界尤其是领导看到。
这个手法颇为奏效，在先后主政长治和吕梁之后，杜善学得到了进一步升迁，进入了山西省委班子，成为省委秘书长，仅一年后又升任副省长。
大树进城
2003年2月，杜善学离开工作了18年的财政厅，前往长治，1个月后任该市市长。他在这个人文之风甚浓的城市待了近8年，其中前5年是市长，后3年是书记。
对杜善学来说，这是一次跨度很大的职位调整：从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条”的岗位，到了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块”的岗位。对于一个从相对封闭的财政领域走出的官员来说，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于是，他选择了一个切入难度不大又容易见效的领域：城市建设。
长治市城建系统的一位处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杜善学选择城建作为突破口的聪明之处在于：有吕日周重视城建的底子，切入起来不会太难；在一“煤”独秀的山西省，以煤来谋取GDP增长的路子已没有新意，而城建的思路独此一家，更容易引发各方关注；而环境的改善，又为招商引资创造了条件，从而为经济发展独辟了一条蹊径。而对杜善学来说，这则是一条政绩积累的捷径。
杜善学赴任长治时，该市刚刚送走了上一任市委书记吕日周。这个颇具争议色彩的主政者，给长治流下了太多的个人烙印。继任者要想在这座城市立足，必须有更好的角度和更大的力度。
2005年，杜善学在《经济问题》上撰文《用实力构建“魅力城市”的和谐与发展》，正式提出了“绿色长治”的目标。他将这一目标放在“中部崛起”和“循环经济”两个大背景下进行论述，让这一目标看起来更像是大势所趋——将自己要做的事情与国家的发展战略联系起来，也是杜善学谋求正当性的一种惯用手法。
此后，“绿色长治”成为杜善学着力经营的一个方向。它达到高潮的标志，是2008年10万棵大树进城。这些以国槐、杨柳和法桐为主的大树，胸径都在10厘米以上，价格每棵在500元上下。这些树栽下去之后，长治在一夜之间变得“绿树成荫”。
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里，杜善学曾经为大树进城算过一笔账：从2006年至2010年，长治市在绿化方面筹集了18.7亿元，其中政府投资16.6亿元，其余来自煤炭企业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
這笔投入，在长治市节节升高的财政背景下，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并不高，还不到5%。但长治市教育系统的一位官员提醒记者注意：到2013年，长治市教育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还不到4亿元。 杜善学种树，对一些特殊路段会有特殊的关照，比如在广场、市区的主要街道以及领导视察时常走的路线，他都要求在品种和规格上向高标准看齐。
“我市对外展示形象的主要窗口，种植时既要考虑品种、规格、数量，更要注重整体景观效果，尤其是广场所种树木要彰显出珍贵，彰显出气势。”
杜善学似乎对城市的“气势”有特殊的偏好。他说，自己希望通过大树进城，达到“连片成林、举目皆树、震撼人心”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他还说过“整齐划一”“气势恢宏”等体现视觉震撼力的词。曾有专家把这些词串在一起分析，得出了杜善学爱面子工程多过脚踏实地的结论。
政绩争议
对杜善学主政长治的评价，有各种说法。
早在大树进城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山西省委党校的一位教授，应杜善学之邀到长治作讲座，却不给主人面子，在会上公開对这一做法提出批评，说大树进城是劳民伤财之举，让坐在台下的杜善学非常尴尬。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参加了两个以评价杜善学为主题的饭局，席间，官员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争执。其中政法系统的两位副处级干部，分别代表了反对派和支持派。反对他的人认为，杜善学除了搞面子工程外，8年时间里对长治几无贡献；但包括长治日报社一位前社长在内的支持派认为，杜善学对长治至少有三方面的贡献：一、在任期间经济发展较快；二、为该市赢得了一些城建方面的荣誉；三、在煤炭安全上局面良好。
杜善学在长治的8年，是该市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GDP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最高增速达到15%，最低时也有10%。8年下来的平均增长率近13%。正是因为有雄厚的财政支撑，杜善学的大树进城，才没有造成很大的财力负担。
但反对派认为，长治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主要应该归功于煤价的大幅上涨，杜善学只是搭了一个高速发展的便车而已，这一功绩不应该记在他的头上。
杜善学对于自己被调任吕梁，而不是像聂春玉一样进入省委常委班子，或者像任润厚一样提拔为副省长，心有不爽。
杜善学任长治市长期间，该市获得了3个城建方面的荣誉称号，分别是“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中国魅力城市”。这些在山西省内难得一见的称号，为长治市的招商引资加分不少。
但反对者认为，上述三个称号获得时，杜善学都是该市的“二把手”，他应该在其中分功几何，见仁见智。
杜善学的第三个政绩，是其当政期间，煤矿安全事故率较低。其中的证据包括：从2003年到2007年中旬，没有发生一起伤亡9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连续两年没有发生瓦斯事故。煤炭生产百万吨的死亡率为0.76%，不到山西省给长治限定指标的一半。
但也有人认为，长治煤炭事故死亡率较低，功劳也不能全算在杜善学头上。事实上，这一结果还与该市的一个背景有关：与吕梁的煤矿大多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同，长治的大部分煤矿，掌握在潞安集团和三元煤业集团手上。而大型国有企业的技术水平和风险控制，都明显要好于小型私人企业。
在长治调查时，一位与当地官员互动较多的企业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杜善学落马后，长治市一家与其走得很近的大型煤企负责人也被调查。
另外，长治市的多位官员和商人，还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两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一个是杜善学的弟弟在当地承包工程，并与长治市下属的某县县委书记结成了利益同盟。此县委书记将该县的街道护栏、隔离带工程以及商铺的广告牌制作，高价承包给杜善学的弟弟，利益均分。在杜善学被查后，该县委书记也曾传出被查的消息。
第二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来自某位副处级官员：杜善学曾与一位长治文宣系统的女性有过不正当关系，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此人从一名普通职员火速提拔成处级干部。
“整治”吕梁
2011年1月，杜善学结束自己在长治的8年任期，接替升任省委常委的聂春玉，担任吕梁市委书记。
多位消息源向《中国新闻周刊》披露，杜善学对于自己被调任吕梁，而不是像聂春玉一样进入省委常委，或者像任润厚一样提拔为副省长，心有不爽。这两位被提拔的官员，前者与杜善学有着相似的从政经历，都是从省直机关到地市任职8年，互相视对方为强劲的竞争对手；后者则是山西省管企业潞安集团的掌门人，而这家公司的总部就在长治。
据上述信息源透露，杜善学曾经就此向省里抱怨，说与聂春玉相比，自己不管在年龄上还是能力上都占有优势，为何不选我？得到的答复是：你在吕梁做出点成绩来，就给你机会。
到吕梁一个多月后，杜善学搬出自己在长治运用娴熟的一套做法，在吕梁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三项整治”。整治的范围包括环境卫生、街道装饰和交通秩序。这三项整治的共同特点，是都能在视觉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且呈现出的变化包括城市环境和人文环境，全面且层次分明。
吕梁市一位前县委书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杜善学对整治内容的选择，包含了两层考虑：一是他想呈现给外人什么东西，二是这些东西是否能在短期内“焕然一新”。
经过了在长治8年的演练，杜善学在这件事情上手段更加娴熟。他明白，这件事情要取得成功，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二是怎样让整治对象给予配合。
对第一个问题，杜善学采取的办法是将整治与考核挂钩，并对各个单位的整治效果进行排名，排名靠后者会被点名批评、诫勉谈话甚至被免职。习惯了聂春玉温和风格的吕梁官员，对杜善学的强势很不适应，有些人的排斥情绪一直延续至今。一位政法系统的处级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谈及杜善学，还时不时会爆粗口。
对于整治对象，杜善学则祭出了“查三代”的招数。若整治对象不予配合，杜善学就让有关部门翻历史旧账，看这块地是怎么来的，有没有手续上的纰漏，查来查去，总能查出点问题来。这时候，杜善学就让整治对象选择：要么配合，有钱给；要么不配合，就强拆。拆迁的时候，杜善学会召集税务、城建、公安、法院等多个执法部门的人员来到现场，以成威慑之势。
经过两个月的整治，吕梁的面貌“焕然一新”：街道两旁的标识牌整齐划一，主干道两旁的墙壁粉刷一新，新铺的柏油路油光发亮。山西省委有关负责人对杜善学的做法欣赏有加，将全省11个市的现场会放在吕梁举行。
与在长治一样，杜善学在吕梁也获得了两极的评价。支持者认为其为吕梁的市容带来了很大变化，反对者则认为，这些变化都是杜善学的面子工程，花吕梁的钱，成自己的事。吕梁市委一位前副秘书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杜善学做“三项整治”时，欠了很多工程队的款，在杜善学走后，很多工程队都要债无门。
前文提到，吕梁私人煤矿众多，煤老板与官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位权威信息源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正是在吕梁期间，杜善学养成了一个习惯：他将每个人送来的礼品，一个一个地标上送礼者的姓名，然后分批运送到太原的家里。基于杜善学的火暴脾气，这些礼品通常不会直接送给他本人，而是先送给他老婆，再由惧内的杜善学进行整理。
在山西有种说法，说“吕梁的官场就是煤老板用钱堆出来的”。杜善学就在这样的官场里脱颖而出，步步高升，进入省委班子，而终究在两年后落马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