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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代是一个民族文化交融和发展的时代，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族人，多举并施，十分重视汉文学习。致使元代蒙古族作家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中，成绩斐然，作家队伍构成多样化，创作体裁不拘一格。元初期、元后期代表诗人创作观念、创作风格各异，诸多作品在展现本民族特质的同时，还体现了儒家文化与其民族文化交融的特质。
关键词：元代；民族交融；蒙汉文学；诗文创作
浩瀚历史长河中，元朝是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疆域广袤，民族众多。元朝时期，女真人、契丹人、唐兀人及部分蒙古人，相继融入到汉人族群，于是各个族群的成分更为兼容多样，就推进了新的民族融合。民族文化交融的深入，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表现，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绩更为亮眼。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族人，初入汉地，十分重视汉文学习，为此多举并施。致使元代蒙古族作家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中，取得了較好的文学创作成就。纵观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元代初期诗文的创作主体主要是皇权贵族，风格多不事雕琢，气魄浑大；到了后期，创作主体趋向多元化，作家着重表达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自我观感。
元代初期诗文创作以帝王将相、达官贵族为主，因元初民族融合程度低，只有上层人士才有机会学习中原文化，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最突出的代表是伯颜（1236—1295），蒙古八邻部人，长于西域。至元初，伯颜奉使至大都（今北京市）奏事，世祖忽必烈见其貌伟，听其言厉，遂将他留用宫中。……至元二年（1265）伯颜官拜中书左丞相，四年（1267）改中书右丞。七年（1270），迁同知枢密院事。此后步步高升。《元史》本传称其“深略善断”“廉谨自持”。伯颜有文才，能诗能曲，（清）顾嗣立、席世臣编《元诗选·癸集》（上）存诗《克李家市新城》《奉使收江南》《军回过梅岭冈留题》《鞭》四首。另附评论曰：“诗文乃其余事。”正如所评，这些诗歌都是其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所作，虽然数目不多，但堪称佳作，语言上简洁明快、不事雕琢，风格上豪迈雄浑、颇有大将之风。其《克李家市新城》诗云：“小戏轻提百万兵，大元丞相镇南征。舟行汉水波涛息，马践吴郊草木平。千里阵云时复暗，万山萤火夜深明。皇天有意亡残宋，五日连珠破两城。”这是诗人率军南征时所作，胜利后的喜悦溢于言表。再如《奉使收江南》的“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几句，前两句将“我方”的强大军威展示出来，营造出无惧一切的气势，后两句却笔锋一转，写元兵虽气势傲人却不杀生灵，富有一定的上升意义。《军回过梅岭冈留题》是这四首诗作中别具一格的一篇，诗云：“马首经从庾岭归，王师到处悉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诗作表露作者在战胜南宋后不取江南任何一物，只留一两朵梅花的忠贞廉洁在心间，诗人的高洁形象顿时跃然纸上，胜过万语千言。
到了元后期，创作主体趋向多元化，除了帝王将相和达官贵族，诸多状元进士、普通文士也都参与到了创作的队伍中来，其中不乏女性诗人的身影，如阿盖、凝香儿等。作家身份的多元化，也给蒙古族诗文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全新的营养，在创作题材上和书写内容上有了全新的变化。最突出的莫过于进士萨都剌和状元泰不华，诗歌数量多且内容丰富；以阿盖和凝香儿为代表的女性诗人表明了诗歌创作的深入程度和弹性延伸；诗歌表达方式不再是以皇权贵族为首的上层文人的特权，普通文士包括小官吏甚至不仕者，都成为了创作的一员，平等地表达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自我观感。
萨都剌和泰不华是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成绩最突出的两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萨都剌（1308—1355），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授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为官清正。萨都剌作品富于生活实感，描写细腻，贴切入微。著有《上京杂咏》《上京即事》《雁门集》八卷、《西湖十景词》一卷。今存别集一部，名曰：《雁门集》，藏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萨都剌的诗作是元代蒙古族作家中数量最多，题材最丰富的。泰不华（1304—1352），至治元年（1321），赐右榜进士第一，授集贤修撰，累转监察御史。顺帝初，兴修宋、辽、金三史，擢礼部尚书。著有《顾北集》，存诗32首。就其流传下来的汉文诗歌看，无论是五言还是七言，古体还是近体，水平完全不亚于同时代的汉族优秀诗人。
元后期女性诗人的代表非阿盖莫属，阿盖是云南行省梁王巴匝拉瓦尔密之女，大理总管、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段功之妻。阿盖与段功彼此敬重，倾心相爱，美满欢乐的生活激发了诗人的诗情。于是在段功击败明玉珍起义军之后，阿盖创作了《金指环歌》：“将星挺生扶宝阙，宝阙金枝接玉叶。灵辉彻南北东西，皎皎中天光映月。玉文金印大如斗，犹唐贵主结配偶。父王永寿同碧鸡，豪杰长作擎天手。”诗中主要赞颂了段功英勇出战，荣立战功，受到嘉奖及其忠贞不渝的精神，并表示出自己对段功爱情的真诚及其高兴的心情。对段功的盛赞，对夫君的爱慕，溢于言表。段功后来蒙受不白之冤屈死，阿盖心如刀绞，悲愤欲绝，乃作《愁愤诗》：“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悮我一生踏里彩。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云片波粼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风潇洒。”以悼之，殉情而死。这首《愁愤诗》的风格与众不同，突出表现在语言使用上，混合使用了汉语、蒙语、僰语等，富于浓厚的民族特色，感情真挚凄婉，是我国诗歌史上一首有名的忠于爱情的悲歌。阿盖的诗作中对于爱情的真实表达，对于夫君逝去的哀悼和心痛，皆是淋漓尽致的，一个敢于抒发喜怒哀乐的女诗人形象跃然纸上，谁能不叹！
聂镛是元后期蒙古族诗人中普通文士的代表，他虽一生未仕，但是通经术，善诗歌，与当时著名文士郯韶、顾瑛、杨维桢等均有酬唱。聂镛诗歌创作丰富，惜多散佚，留传较少。今只存下《可诗斋》《和西湖竹枝词》《宫词》等八首。《和西湖竹枝词》诗云：“郎马青骢新凿蹄，临行更赠锦障泥。劝郎莫系苏堤柳，好踏新沙宰相堤。”这首诗作风格意气纵横，铺陈排比，清幽婉丽，刻画细腻，是聂镛工于宫词、竹枝词的代表作，也是他学习萨都剌的创作风格，长于抒情的展现。
纵观元代蒙古族诗文创作，诸多作品在展现本民族豪迈慷慨、率真坦荡等特质的同时，还体现了儒家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交融的特质，如思想观念的转变、艺术风格趋向温婉等。他们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各自的审美情趣、政治立场乃至自身民族身份的标榜，以期达到对自身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发扬，对其它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研究生项目“蒙汉文学交融视镜下的元代蒙古族诗文作品汇辑整理与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xm2017046）。
参考文献
[1] 云峰.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漫谈[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03）：98～101.
[2] 顾世宝.蒙元时代的蒙古族文学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
[3] 云峰.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
[4] 多洛肯.元明清少数民族汉语文创作诗文叙录（元明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孟静，江苏连云港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关键词：元代；民族交融；蒙汉文学；诗文创作
浩瀚历史长河中，元朝是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疆域广袤，民族众多。元朝时期，女真人、契丹人、唐兀人及部分蒙古人，相继融入到汉人族群，于是各个族群的成分更为兼容多样，就推进了新的民族融合。民族文化交融的深入，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表现，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绩更为亮眼。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族人，初入汉地，十分重视汉文学习，为此多举并施。致使元代蒙古族作家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中，取得了較好的文学创作成就。纵观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元代初期诗文的创作主体主要是皇权贵族，风格多不事雕琢，气魄浑大；到了后期，创作主体趋向多元化，作家着重表达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自我观感。
元代初期诗文创作以帝王将相、达官贵族为主，因元初民族融合程度低，只有上层人士才有机会学习中原文化，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最突出的代表是伯颜（1236—1295），蒙古八邻部人，长于西域。至元初，伯颜奉使至大都（今北京市）奏事，世祖忽必烈见其貌伟，听其言厉，遂将他留用宫中。……至元二年（1265）伯颜官拜中书左丞相，四年（1267）改中书右丞。七年（1270），迁同知枢密院事。此后步步高升。《元史》本传称其“深略善断”“廉谨自持”。伯颜有文才，能诗能曲，（清）顾嗣立、席世臣编《元诗选·癸集》（上）存诗《克李家市新城》《奉使收江南》《军回过梅岭冈留题》《鞭》四首。另附评论曰：“诗文乃其余事。”正如所评，这些诗歌都是其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所作，虽然数目不多，但堪称佳作，语言上简洁明快、不事雕琢，风格上豪迈雄浑、颇有大将之风。其《克李家市新城》诗云：“小戏轻提百万兵，大元丞相镇南征。舟行汉水波涛息，马践吴郊草木平。千里阵云时复暗，万山萤火夜深明。皇天有意亡残宋，五日连珠破两城。”这是诗人率军南征时所作，胜利后的喜悦溢于言表。再如《奉使收江南》的“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几句，前两句将“我方”的强大军威展示出来，营造出无惧一切的气势，后两句却笔锋一转，写元兵虽气势傲人却不杀生灵，富有一定的上升意义。《军回过梅岭冈留题》是这四首诗作中别具一格的一篇，诗云：“马首经从庾岭归，王师到处悉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诗作表露作者在战胜南宋后不取江南任何一物，只留一两朵梅花的忠贞廉洁在心间，诗人的高洁形象顿时跃然纸上，胜过万语千言。
到了元后期，创作主体趋向多元化，除了帝王将相和达官贵族，诸多状元进士、普通文士也都参与到了创作的队伍中来，其中不乏女性诗人的身影，如阿盖、凝香儿等。作家身份的多元化，也给蒙古族诗文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全新的营养，在创作题材上和书写内容上有了全新的变化。最突出的莫过于进士萨都剌和状元泰不华，诗歌数量多且内容丰富；以阿盖和凝香儿为代表的女性诗人表明了诗歌创作的深入程度和弹性延伸；诗歌表达方式不再是以皇权贵族为首的上层文人的特权，普通文士包括小官吏甚至不仕者，都成为了创作的一员，平等地表达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自我观感。
萨都剌和泰不华是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成绩最突出的两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萨都剌（1308—1355），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授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为官清正。萨都剌作品富于生活实感，描写细腻，贴切入微。著有《上京杂咏》《上京即事》《雁门集》八卷、《西湖十景词》一卷。今存别集一部，名曰：《雁门集》，藏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萨都剌的诗作是元代蒙古族作家中数量最多，题材最丰富的。泰不华（1304—1352），至治元年（1321），赐右榜进士第一，授集贤修撰，累转监察御史。顺帝初，兴修宋、辽、金三史，擢礼部尚书。著有《顾北集》，存诗32首。就其流传下来的汉文诗歌看，无论是五言还是七言，古体还是近体，水平完全不亚于同时代的汉族优秀诗人。
元后期女性诗人的代表非阿盖莫属，阿盖是云南行省梁王巴匝拉瓦尔密之女，大理总管、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段功之妻。阿盖与段功彼此敬重，倾心相爱，美满欢乐的生活激发了诗人的诗情。于是在段功击败明玉珍起义军之后，阿盖创作了《金指环歌》：“将星挺生扶宝阙，宝阙金枝接玉叶。灵辉彻南北东西，皎皎中天光映月。玉文金印大如斗，犹唐贵主结配偶。父王永寿同碧鸡，豪杰长作擎天手。”诗中主要赞颂了段功英勇出战，荣立战功，受到嘉奖及其忠贞不渝的精神，并表示出自己对段功爱情的真诚及其高兴的心情。对段功的盛赞，对夫君的爱慕，溢于言表。段功后来蒙受不白之冤屈死，阿盖心如刀绞，悲愤欲绝，乃作《愁愤诗》：“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悮我一生踏里彩。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云片波粼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风潇洒。”以悼之，殉情而死。这首《愁愤诗》的风格与众不同，突出表现在语言使用上，混合使用了汉语、蒙语、僰语等，富于浓厚的民族特色，感情真挚凄婉，是我国诗歌史上一首有名的忠于爱情的悲歌。阿盖的诗作中对于爱情的真实表达，对于夫君逝去的哀悼和心痛，皆是淋漓尽致的，一个敢于抒发喜怒哀乐的女诗人形象跃然纸上，谁能不叹！
聂镛是元后期蒙古族诗人中普通文士的代表，他虽一生未仕，但是通经术，善诗歌，与当时著名文士郯韶、顾瑛、杨维桢等均有酬唱。聂镛诗歌创作丰富，惜多散佚，留传较少。今只存下《可诗斋》《和西湖竹枝词》《宫词》等八首。《和西湖竹枝词》诗云：“郎马青骢新凿蹄，临行更赠锦障泥。劝郎莫系苏堤柳，好踏新沙宰相堤。”这首诗作风格意气纵横，铺陈排比，清幽婉丽，刻画细腻，是聂镛工于宫词、竹枝词的代表作，也是他学习萨都剌的创作风格，长于抒情的展现。
纵观元代蒙古族诗文创作，诸多作品在展现本民族豪迈慷慨、率真坦荡等特质的同时，还体现了儒家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交融的特质，如思想观念的转变、艺术风格趋向温婉等。他们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各自的审美情趣、政治立场乃至自身民族身份的标榜，以期达到对自身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发扬，对其它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研究生项目“蒙汉文学交融视镜下的元代蒙古族诗文作品汇辑整理与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xm2017046）。
参考文献
[1] 云峰.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漫谈[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03）：98～101.
[2] 顾世宝.蒙元时代的蒙古族文学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
[3] 云峰.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
[4] 多洛肯.元明清少数民族汉语文创作诗文叙录（元明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孟静，江苏连云港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