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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在胸臆笔墨著竹帛”是李焕之老师20世纪80年代送给我的他亲笔书写的一个条幅。这一行书条幅，笔墨凝劲、飘逸灵动、厚朴雄秀，深蕴书法功底。条幅的内容是说：实诚在胸，形诸文章。这个条幅对我一生的影响极深极巨，成为我的座右铭之一。
2018年是焕之老师诞生一百周年，我对他充满了感恩之情。我想通过印象最深的四件事情——一部著作、一件小事、一首作品、一篇论文，来表达我对“实诚”二字的理解和对焕之老师的怀念与感激。
焕之老师并没有亲授过我，但是从80年代以来，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和他在一起，他的言传身教无形中感染了我，我逐渐习惯地称他为“焕之老师”，即传统所称的“私淑”。
焕之老师长我二十多岁，是从延安过来的老干部、老领导，以前我们只有坐在下面听他作报告的机会。而从“改革开放”开始，我有了直接和他接触的机缘，这个机缘是从我对他的采访开始的。
1980年秋，我正式从天津音乐学院调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史教研室“工作，同年我接受了上海文艺出版社音乐编辑组（即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前身）的邀请，为他们编辑的《音乐欣赏手册》写作中国音乐家小传条目，开始试着将当代音乐家写进这本“手册”。这给了我一个难得的契机，使我有机会和条件与诸多的中国当代音乐家建立了直接联系，并通过采访和通信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那年我就开始采访了李焕之。翌年，《音乐欣赏手册》（第一编）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有许多中国当代音乐家的名字和小传在书中出现，实际上为打破此前的“活人不能上书”这个禁忌作出了努力。1980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和焕之老师的直接联系是和“改革开放”同步的。
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史教研室”为了开展中国当代音乐的研究，责成我分工主攻中国当代音乐史。这是教研室（汪毓和教授时任教研室主任）的安排，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所以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安排。1986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正式开设了“中国当代音乐”课程并着手编写《中国当代音乐》教材。在教学中必然涉及到李焕之的管弦乐《春节组曲》等代表作品，为此又专门采访过他。此课在开了多轮后，教材于1993年出版，这就是《中国当代音乐（1949-1989）》一书。
这一时期的李焕之也经过了十年沉寂，重返他繁忙的音乐社会活动和音乐创作。1979年他当选为中国音协副主席及创作委员会主任，兼任《音乐创作》主编，同年出版《音乐创作散论》。1979年谱写了代表作古筝协奏曲《汩罗江幻想曲》。1983年创作民族管弦乐《乡音寄怀》。1984年改编合唱套曲《胡笳吟》。1985年5月，李焕之在中国音协第四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就在焕之老师工作和创作最为活跃的时候，我和他的接触也更加深入了。
一部著作
“一部著作”具体是指大型丛书“《当代中国》丛书”中的一卷——《当代中国音乐》。
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了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决定。这是一套包括约二百卷的大型丛书，《当代中国音乐》是其中的一卷。文化、藝术类的各卷部署给了“中国文联”，文联又将《当代中国音乐》的编辑、写作任务下达给了中国音协。中国音协于1986年组织了《当代中国音乐》编辑委员会，由时任音协主席李焕之任主编，由居其宏任编辑部主任，王安国和我担任副主任。从此我们开始了与李焕之老师长达十年的密切合作，直到《当代中国音乐》于1997年正式出版。由于工作的需要，焕之老师经常把我们三人一起召到他的家里开会，有时也根据我们分工的不同，分别召集我们之中的一人、二人到他那里汇报和商议：有时听取他对书稿的修改意见。这十年是他音乐工作极其繁忙的时期，后期仍带病坚持工作。对于书稿的每个章节的细读和修改意见都说明了他对《当代中国音乐》的工作极尽心力，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正是从他的认真负责的勤奋工作精神中，接受了毕生难忘的教导。
《当代中国音乐》书写的是1949-1989年间的中国音乐发展历史，这段历史辉煌曲折，极其复杂，给写作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1986年正是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最为活跃的时期，各式各样的思潮都涌现了出来，经常产生不同意见和观点的争论。我们每个人都心系其中，投身其里。在复杂的思潮面前，我们几个往往知识不够，智慧不足，而焕之老师则以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充足的政治智慧来指导我们。
焕之老师跟我们说得最多的话是：必须要实事求是地编写中国当代音乐史。要充分总结三十多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成就要加以科学的总结也不要回避错误和挫折。
他也常和我们提到，“《当代中国》丛书总编辑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是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虚美，不掩过，用可靠的事实资料，如实地写出新中国三十多年的建设史，为世人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我们必须遵循，从我们手上，不能给后人留下一本假史或伪史。
当我们的意见不能统一时，他就郑重、严肃地提醒我们：我们编写的是一本“官史”，是官方给了我们经费资助，这和个人的学术研究是不一样的。既然是官史，就不能和官方的意见相左。在焕之老师睿智而全面的指导之下，我们克服、解决了许多困难，在二十多位撰稿人的辛勤努力之下，终于把这本六十多万字的中国当代第一本音乐正史，基本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编写出来。
在编写《当代中国音乐》的过程进行中，1990年前后，国内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我们三人（居、王、梁）在音乐界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冲击。而在这时，焕之老师对我们三人表现出了特别的宽容和关爱，像以往一样地信任我们、爱护我们、依靠我们，放手让我们在工作中锻炼成长，没有任何的歧视和批判。
焕之老师的实事求是之心和关怀爱护之情，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当代中国音乐》一书的第一编是《新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1949年到1989年间四十年的历史，分成了“1949-1966”“1966-1976”和“1976-1989”这三段，即自然分为前十七年、中间十年、改革开放后十三年这样三个历史阶段。编委会把这三个阶段的写作任务分给了居其宏、我、王安国三人来撰稿，分给我的任务是撰写“1966-1976”这十年的音乐发展。当我写完草稿之后，送呈焕之主编审阅。他审改得非常细致，提出了需要修改和增加的内容。在谈完了他的意见之后，还专门鼓励了我几句：“你这一篇写得相当完整，史料也相当充实。这是一段非常值得专门研究的特殊的音乐历史。你可以下大功夫深入研究。” 这是焕之老师给我的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建议，我牢记在心。
一件小事
这是一件对我来说比较私密的事情，即焕之老师对我们儿子梁雷的关心，事情发生在1988年。
这年梁雷15岁，在周广仁老师创办的“星海钢琴学校”随周老师学习钢琴。因为梁雷喜爱音乐创作，几年来在学琴过程中创作了五十多首钢琴小曲。在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1988年3月12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举办了一次“梁雷钢琴小曲音乐会”，由星海钢琴学校的十余位琴童参与演奏，5岁的小孩演奏梁雷5岁时的作品，10岁的孩子演奏梁雷10岁时的创作，最后是由梁雷演奏他新近创作的钢琴曲。
这时我与焕之老师已经相当熟悉了，事先我把将要举办“梁雷钢琴小曲音乐会”的通知和节目单寄给了他，同时也给时任中国音协名誉主席的吕骥同志寄了一份。让我们和周老师都感到非常惊喜的是：不仅焕之老师和李群老师准时来到了音乐会现场，而且吕骥同志和他的夫人关立人还带着他们的小孙女来到小礼堂。这四位音乐界老前辈的出席，给这一场音乐会带来了意外的惊喜，真的是“蓬荜生辉”。音乐会结束之后，他们全都上台合影留念，对梁雷说了许多热情鼓励的话。
音协主席和名誉主席同时出席了这一场小小的音乐会，充分说明了他们对群众音乐活动和儿童音乐创作的亲切关怀和爱心。
焕之老师还在音乐会之后不久和我谈过一次话，在他家里，李群老师亦在座，他们说，“梁雷钢琴小曲音乐会”听后让我们感到兴奋，这孩子的音乐想象力真的非常丰富，很多想法是从他的童心里跳出来的，是大人难以想到的。他们还说，我们俩商量了一下，想提出几点意见：一是梁雷的音乐语言中明显的西方风格的偏多，建议让他学习一点民间音乐;二是要加强他的中国文化的学习，这是他以后音乐创作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基础。他们再三表示：“我们对小梁雷的音乐才能和将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非常感谢焕之、李群老师对梁雷的热情鼓励，更要感激他们的长远而深刻的建议，感谢他们真诚地为我们孩子的操心。他们的真诚鼓励也让我们——梁雷的家长——充满了信心。自那之后，我就加强了对梁雷民歌方面的教育，我们父子俩每天晚上有20分钟跑步锻炼的时间，我把这个时间和背唱民歌结合了起来，一边跑步，一边让梁雷背唱各地的民间歌曲。他对民族音调越来越喜欢。只是对梁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还没有来得及抓，他17岁时（1990年）就出国了。出国之后他有机缘住到了赵如兰老师家里，是赵如兰老师帮助梁雷打下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
一部作品
“一部作品”是指李焕之1999年底完成的民族管弦乐《大地之诗》。当时他80高龄，在重病中，双耳已经失聪，完全是靠精神支撑，靠内心听觉和音乐想象力完成的。2000年3月中旬作品由香港中乐团首演之后，3月19日焕之老师就与世长辞了。《大地之诗》是他的“天鹅之歌”。作为作曲家的李焕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为大地母亲谱写诚挚的颂歌。
对这部焕之老师的绝笔之作，我曾经跟踪、记录了完整的创作過程，事情经过十分感人。
彼时的焕之老师已经与病魔鏊战了十多年，身体极度的虚弱，他仍然在抓紧一切时间构思和谱写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第二交响曲——土地》。1999年3月完成了第一乐章《路》，5月在为庆祝他80寿辰的“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首演，新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创作激情和创作活力都很震撼人心，作品中带着青春活力，表现出作曲家的一颗永远年轻的心。能够感觉到焕之老师在创作中用力至巨，用情至深。第一乐章的音乐相当完整，能够独立成篇，我听了之后深受感动。听这部作品时，我的脑海中反复映现出这样几句诗词：屈原的“路幽昧以险隘”，晏殊的“望尽天涯路”，王光祈的“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而后，当年7月我拜访焕之老师时，请他详细谈了他的创作构思和创作意图。焕之老师告诉我：“第一乐章《路》写的是我参加革命之后所走的道路，有时艰难曲折，有时大路朝天。所表达的都是我在生活的真情实感。”他具体地给我分析了这一乐章的起承转合，甚至介绍了所采用的技法和音乐素材。那天焕之老师还兴致勃勃地对我说：“《第二交响曲》的整体构思共三个乐章。第二乐章是《诉》，慢板乐章;第三乐章标题《赋》，速度是快板和广板。准备在身体再好一些的情况下就完成它。”他的语气中充满了信心，而我则充满了期待。临走时我借走了他的《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的手稿，后来我写了一篇《直行终有路》的评论文章。
非常遗憾的是，从那之后焕之老师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不断住院，致使《第二交响曲》的创作设想最终未能完成。我相信焕之老师本人的心情更加着急，更是无奈。11月我收到焕之老师从协和医院写给我的信件，信中让我尽快将《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路》的总谱送到医院，说他有急用。后来我才知道，他预感到他的体力难以完成《第二交响曲》的宏大结构，于是想利用近期身体稍有好转、可以回家调养的短暂时间，将第二乐章整理、修改成一首独立的民族管弦乐《大地之诗》。这个设想他终于完成了，是他在重病之中于1999年底最后完成的。他在和死神争分夺秒，他要把他最后想说的话留在作品中。
2000年3月中旬，香港中乐团由阎惠昌指挥，首演了这首《大地之诗》，而当时焕之老师已在病危中。演奏产生了轰动效应。3月18日大康（焕之老师的大儿子）把《大地之诗》的演奏实况录音CD带到医院播放给他听，他在耳机中听到了《大地之诗》的音响，舒心地笑了。他对大康说：“我听见了，不过声音不太清楚。回家以后用大喇叭听！”这是焕之老师去世前一天的事情，第二天（2000年3月19日），焕之老师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焕之老师去世之后的第二天，我就接到李群老师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说：“焕之同志走了，我们马上需要发一个‘讣告’，附带一个他的生平。音协已经安排人写了，但是我信得过你，因为你掌握的焕之同志的资料最丰富。希望你能够尽快写一个焕之同志的简明扼要的生平，真实、公允地给他一个历史评价。麻烦你了！”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她的要求，赶写出了《人民音乐家李焕之同志生平》的初稿，约五千字，并在第二天把稿子交给了李群老师。她认真地读了全稿后说：“谢谢你！你写得很全面。用‘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中国当代优秀的音乐理论家’‘优秀的合唱指挥家’和‘优秀的音乐活动家’这四个方面来概括焕之同志的一生的历史成就，是很实在也很周全的。我来交给音协，让他们和讣告一起印发。” 数天后，我和蔡良玉一起去李群老师家里看望她，正巧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倪和文也在。李群老师把焕之老师的创作室布置成了庄重、朴素的灵堂，满室都是鲜花，办公桌上铺着五线谱纸，放着焕之老师生前使用的笔、眼镜和助听器，好像是准备等待焕之老师回来后继续谱曲。李群老师又播放了《大地之诗》的实况音响给我们听，音乐寄托了我们对焕之老师的思念。
民族管弦乐《大地之诗》是一首火热的生命之歌，是对生他养他的祖国大地感恩之诗，是他毕生对生活的真实感受的外化，是他对生活和音乐蓄极积久的创作喷发，是他用生命留给大家的音乐珍品，作品中蕴含着极其珍贵的超越时空的人性真实。欣赏这部作品，就像是在品尝一壶由岁月酿造出来的醇酒。
离开李群老师的时候，她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写的焕之同志的生平，寫得非常全面。我一个字都没有改，就交给音协和‘讣告’一起印发给大家了。”
一篇论文
一篇论文是指蔡梦的博士论文《李焕之的音乐生涯及其历史贡献》。
蔡梦是2002年考进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班的，随我攻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博士学位。
蔡梦对研究李焕之的音乐作品很感兴趣，我们在2002年底就初步商定以李焕之的音乐创作活动作为她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焕之老师刚刚去世不久，而研究这一题目又必须得到李群老师的配合与帮助，需要她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的焕之老师的资料。我有点担心这会让李群老师睹物伤情，所以我想先和她沟通、商量一下。
我的电话一打过去，李群老师非常痛快和高兴地答应了我们的选题。她说：“我们想到一处去了。说实话，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是希望你能够带一个研究生，来研究一下焕之同志的生活和创作。”
我说：“焕之老师刚走两年，而做这个课题我们会不断来采访您，这会不会触碰您的痛处，引起您的伤心，会不会影响您的情绪？”
她回答说：“不会！不会的！我告诉你，我已经在着手整理焕之同志的手稿、资料了，因为音协和人民音乐出版社为纪念焕之同志诞生85周年，正准备出版他的文集，要我做主编。我翻阅他的手稿、笔记。开始时也伤心过，流过泪，现在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看着他的文稿和作品，就好像他仍和我在一起。你们完全不必担心我。真的！”
她还强调说：“真诚地欢迎你们做焕之同志的这个题目，我会尽最大努力来配合你们。为了写出一个真实的、客观的、全面的李焕之，我手上的全部原始资料都可以提供给你们。”
这样，蔡梦很快就和李群老师直接联系了。原来，为了纪念李焕之85周年诞辰（2004年），她已经开始在编辑《李焕之音乐文论集》，正在翻箱倒柜地寻找和整理焕之老师的手稿、笔记等材料。很快，蔡梦就成了李群老师的得力助手。蔡梦真的非常幸运，一开始准备写作就能够直接接触、阅读到焕之老师的全部珍贵手稿。
蔡梦是一位踏实勤奋的学生，她朴实忠厚的工作态度很快就获得了李群老师的信任和喜爱。在协助李群老师工作的一段时间中，她认认真真地做了许多工作。《李焕之音乐文论集》是由李群老师选编的，她坚持让蔡梦担任了该书的“特约编辑”。当2003年秋《李焕之音乐文论集》编成时，李群老师在后记中特别感谢了蔡梦。她写道：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蔡梦“参与了编辑过程中的一系列工作并独立完成《李焕之音乐年谱》、编辑了附录《李焕之主要著述》和《李焕之主要音乐作品》，对于她的帮助我表示真挚的谢意。”。
这里我想提一句：2000年李群老师让我撰写《人民音乐家李焕之同志生平》时，我是代表音协来写的，因此没有想过署名的问题。到2003年她编辑《李焕之音乐文集》时，她坚持要写上“梁茂春执笔”这五个字，并将此文放在《李焕之音乐文集》的最前面。仅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到李群老师的版权意识是多么的明确。
蔡梦通过和李群老师一起编辑《李焕之音乐文集》的一年多时间，和李群、大康老师等建立了彼此的深刻信任。李群老师他们确确实实做到了“毫无保留地将资料全部提供”的承诺，就连焕之老师的日记、笔记、书信等也完全提供给她阅读。这使蔡梦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她撰写博士论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勤奋好学的蔡梦在2005年就完成了《李焕之的音乐生涯及其历史贡献》这篇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中央音乐学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博士学位。这里，不能不真诚感谢李群、李大康老师对蔡梦的全力的、无私的支持。
真可惜！天有不测之风云，李群老师没有看到蔡梦博士论文的最后完稿，就于2003年12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而离逝。我在悲痛中给李群老师献上了一幅挽联：
延河答影，十三岁投身抗日烽火战场，迎采陕乐的节日;
长城夕照，半世纪灌溉儿童音乐园地，培育雷锋式少年。
我从李群老师身上，体会到了真诚、热情地对待年轻学生的态度。
蔡梦的博士论文《李焕之的音乐生涯及其历史贡献》于2008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此后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刘再生教授曾热情地评论说：“‘蔡著’无论在史料商采、文本解析、结构布局、历史定位等方面，均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著者以多维学术视角研究和解读李焕之的音乐人生，尤其成为本书一大亮点。”
结语
最后回到焕之老师送给我的墨宝上面来。“实诚在胸臆笔墨著竹帛”这十个闪光的字，原来是出白于汉代大学者王充的一篇散文，即他的思想巨著《论衡》的第十三卷《超奇篇》中。《超奇篇》中的原是“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这和焕之老师给我书写的条幅仅有一字之差。《超奇篇》全文以“实”字为中心，认为真实是区分真假的天平，王充著文的最终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闪烁着光辉的古代唯物主义思想，体现着古代文人高贵的独立精神。
在王充眼里，实为历史之本，实为文墨之根。至此，我才明白焕之老师送我的条幅所蕴含的深刻含意。原来他是在运用传统文化来教导我们：写实诚文，办实诚事，做实诚人。
回想上面所提到的“四件事情”，焕之、李群老师始终贯穿着一个思想：在写作中要贯穿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教育孩子时强调打好实实在在的传统文化基础;在音乐创作中强调表达作曲家的真情实感;在指导学生写作时，再三强调要写出“真实全面的人物”。以上这些教导中，总也离不开一个“实”字。
王充在《超奇篇》中还写道：“有根株於下，有荣叶於上;有实核於内，有皮壳於外。”他认为“实”就是事物的“根株”和“内核”。只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超奇篇》既是教人写“实诚”文章的好教材，更是教人塑”实诚”人格的高标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与文人的操守。
行文至此，我自己感到十分的惭愧，我既未学到做人的“根株”，也未掌握为文的“内核”。但是我还要继续努力，就像焕之老师那样：活一天，学一天。
实诚在胸臆，笔墨著书帛。
2018年是焕之老师诞生一百周年，我对他充满了感恩之情。我想通过印象最深的四件事情——一部著作、一件小事、一首作品、一篇论文，来表达我对“实诚”二字的理解和对焕之老师的怀念与感激。
焕之老师并没有亲授过我，但是从80年代以来，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和他在一起，他的言传身教无形中感染了我，我逐渐习惯地称他为“焕之老师”，即传统所称的“私淑”。
焕之老师长我二十多岁，是从延安过来的老干部、老领导，以前我们只有坐在下面听他作报告的机会。而从“改革开放”开始，我有了直接和他接触的机缘，这个机缘是从我对他的采访开始的。
1980年秋，我正式从天津音乐学院调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史教研室“工作，同年我接受了上海文艺出版社音乐编辑组（即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前身）的邀请，为他们编辑的《音乐欣赏手册》写作中国音乐家小传条目，开始试着将当代音乐家写进这本“手册”。这给了我一个难得的契机，使我有机会和条件与诸多的中国当代音乐家建立了直接联系，并通过采访和通信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那年我就开始采访了李焕之。翌年，《音乐欣赏手册》（第一编）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有许多中国当代音乐家的名字和小传在书中出现，实际上为打破此前的“活人不能上书”这个禁忌作出了努力。1980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和焕之老师的直接联系是和“改革开放”同步的。
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史教研室”为了开展中国当代音乐的研究，责成我分工主攻中国当代音乐史。这是教研室（汪毓和教授时任教研室主任）的安排，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所以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安排。1986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正式开设了“中国当代音乐”课程并着手编写《中国当代音乐》教材。在教学中必然涉及到李焕之的管弦乐《春节组曲》等代表作品，为此又专门采访过他。此课在开了多轮后，教材于1993年出版，这就是《中国当代音乐（1949-1989）》一书。
这一时期的李焕之也经过了十年沉寂，重返他繁忙的音乐社会活动和音乐创作。1979年他当选为中国音协副主席及创作委员会主任，兼任《音乐创作》主编，同年出版《音乐创作散论》。1979年谱写了代表作古筝协奏曲《汩罗江幻想曲》。1983年创作民族管弦乐《乡音寄怀》。1984年改编合唱套曲《胡笳吟》。1985年5月，李焕之在中国音协第四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就在焕之老师工作和创作最为活跃的时候，我和他的接触也更加深入了。
一部著作
“一部著作”具体是指大型丛书“《当代中国》丛书”中的一卷——《当代中国音乐》。
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了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决定。这是一套包括约二百卷的大型丛书，《当代中国音乐》是其中的一卷。文化、藝术类的各卷部署给了“中国文联”，文联又将《当代中国音乐》的编辑、写作任务下达给了中国音协。中国音协于1986年组织了《当代中国音乐》编辑委员会，由时任音协主席李焕之任主编，由居其宏任编辑部主任，王安国和我担任副主任。从此我们开始了与李焕之老师长达十年的密切合作，直到《当代中国音乐》于1997年正式出版。由于工作的需要，焕之老师经常把我们三人一起召到他的家里开会，有时也根据我们分工的不同，分别召集我们之中的一人、二人到他那里汇报和商议：有时听取他对书稿的修改意见。这十年是他音乐工作极其繁忙的时期，后期仍带病坚持工作。对于书稿的每个章节的细读和修改意见都说明了他对《当代中国音乐》的工作极尽心力，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正是从他的认真负责的勤奋工作精神中，接受了毕生难忘的教导。
《当代中国音乐》书写的是1949-1989年间的中国音乐发展历史，这段历史辉煌曲折，极其复杂，给写作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1986年正是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最为活跃的时期，各式各样的思潮都涌现了出来，经常产生不同意见和观点的争论。我们每个人都心系其中，投身其里。在复杂的思潮面前，我们几个往往知识不够，智慧不足，而焕之老师则以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充足的政治智慧来指导我们。
焕之老师跟我们说得最多的话是：必须要实事求是地编写中国当代音乐史。要充分总结三十多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成就要加以科学的总结也不要回避错误和挫折。
他也常和我们提到，“《当代中国》丛书总编辑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是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虚美，不掩过，用可靠的事实资料，如实地写出新中国三十多年的建设史，为世人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我们必须遵循，从我们手上，不能给后人留下一本假史或伪史。
当我们的意见不能统一时，他就郑重、严肃地提醒我们：我们编写的是一本“官史”，是官方给了我们经费资助，这和个人的学术研究是不一样的。既然是官史，就不能和官方的意见相左。在焕之老师睿智而全面的指导之下，我们克服、解决了许多困难，在二十多位撰稿人的辛勤努力之下，终于把这本六十多万字的中国当代第一本音乐正史，基本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编写出来。
在编写《当代中国音乐》的过程进行中，1990年前后，国内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我们三人（居、王、梁）在音乐界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冲击。而在这时，焕之老师对我们三人表现出了特别的宽容和关爱，像以往一样地信任我们、爱护我们、依靠我们，放手让我们在工作中锻炼成长，没有任何的歧视和批判。
焕之老师的实事求是之心和关怀爱护之情，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当代中国音乐》一书的第一编是《新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1949年到1989年间四十年的历史，分成了“1949-1966”“1966-1976”和“1976-1989”这三段，即自然分为前十七年、中间十年、改革开放后十三年这样三个历史阶段。编委会把这三个阶段的写作任务分给了居其宏、我、王安国三人来撰稿，分给我的任务是撰写“1966-1976”这十年的音乐发展。当我写完草稿之后，送呈焕之主编审阅。他审改得非常细致，提出了需要修改和增加的内容。在谈完了他的意见之后，还专门鼓励了我几句：“你这一篇写得相当完整，史料也相当充实。这是一段非常值得专门研究的特殊的音乐历史。你可以下大功夫深入研究。” 这是焕之老师给我的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建议，我牢记在心。
一件小事
这是一件对我来说比较私密的事情，即焕之老师对我们儿子梁雷的关心，事情发生在1988年。
这年梁雷15岁，在周广仁老师创办的“星海钢琴学校”随周老师学习钢琴。因为梁雷喜爱音乐创作，几年来在学琴过程中创作了五十多首钢琴小曲。在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1988年3月12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举办了一次“梁雷钢琴小曲音乐会”，由星海钢琴学校的十余位琴童参与演奏，5岁的小孩演奏梁雷5岁时的作品，10岁的孩子演奏梁雷10岁时的创作，最后是由梁雷演奏他新近创作的钢琴曲。
这时我与焕之老师已经相当熟悉了，事先我把将要举办“梁雷钢琴小曲音乐会”的通知和节目单寄给了他，同时也给时任中国音协名誉主席的吕骥同志寄了一份。让我们和周老师都感到非常惊喜的是：不仅焕之老师和李群老师准时来到了音乐会现场，而且吕骥同志和他的夫人关立人还带着他们的小孙女来到小礼堂。这四位音乐界老前辈的出席，给这一场音乐会带来了意外的惊喜，真的是“蓬荜生辉”。音乐会结束之后，他们全都上台合影留念，对梁雷说了许多热情鼓励的话。
音协主席和名誉主席同时出席了这一场小小的音乐会，充分说明了他们对群众音乐活动和儿童音乐创作的亲切关怀和爱心。
焕之老师还在音乐会之后不久和我谈过一次话，在他家里，李群老师亦在座，他们说，“梁雷钢琴小曲音乐会”听后让我们感到兴奋，这孩子的音乐想象力真的非常丰富，很多想法是从他的童心里跳出来的，是大人难以想到的。他们还说，我们俩商量了一下，想提出几点意见：一是梁雷的音乐语言中明显的西方风格的偏多，建议让他学习一点民间音乐;二是要加强他的中国文化的学习，这是他以后音乐创作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基础。他们再三表示：“我们对小梁雷的音乐才能和将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非常感谢焕之、李群老师对梁雷的热情鼓励，更要感激他们的长远而深刻的建议，感谢他们真诚地为我们孩子的操心。他们的真诚鼓励也让我们——梁雷的家长——充满了信心。自那之后，我就加强了对梁雷民歌方面的教育，我们父子俩每天晚上有20分钟跑步锻炼的时间，我把这个时间和背唱民歌结合了起来，一边跑步，一边让梁雷背唱各地的民间歌曲。他对民族音调越来越喜欢。只是对梁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还没有来得及抓，他17岁时（1990年）就出国了。出国之后他有机缘住到了赵如兰老师家里，是赵如兰老师帮助梁雷打下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
一部作品
“一部作品”是指李焕之1999年底完成的民族管弦乐《大地之诗》。当时他80高龄，在重病中，双耳已经失聪，完全是靠精神支撑，靠内心听觉和音乐想象力完成的。2000年3月中旬作品由香港中乐团首演之后，3月19日焕之老师就与世长辞了。《大地之诗》是他的“天鹅之歌”。作为作曲家的李焕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为大地母亲谱写诚挚的颂歌。
对这部焕之老师的绝笔之作，我曾经跟踪、记录了完整的创作過程，事情经过十分感人。
彼时的焕之老师已经与病魔鏊战了十多年，身体极度的虚弱，他仍然在抓紧一切时间构思和谱写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第二交响曲——土地》。1999年3月完成了第一乐章《路》，5月在为庆祝他80寿辰的“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首演，新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创作激情和创作活力都很震撼人心，作品中带着青春活力，表现出作曲家的一颗永远年轻的心。能够感觉到焕之老师在创作中用力至巨，用情至深。第一乐章的音乐相当完整，能够独立成篇，我听了之后深受感动。听这部作品时，我的脑海中反复映现出这样几句诗词：屈原的“路幽昧以险隘”，晏殊的“望尽天涯路”，王光祈的“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而后，当年7月我拜访焕之老师时，请他详细谈了他的创作构思和创作意图。焕之老师告诉我：“第一乐章《路》写的是我参加革命之后所走的道路，有时艰难曲折，有时大路朝天。所表达的都是我在生活的真情实感。”他具体地给我分析了这一乐章的起承转合，甚至介绍了所采用的技法和音乐素材。那天焕之老师还兴致勃勃地对我说：“《第二交响曲》的整体构思共三个乐章。第二乐章是《诉》，慢板乐章;第三乐章标题《赋》，速度是快板和广板。准备在身体再好一些的情况下就完成它。”他的语气中充满了信心，而我则充满了期待。临走时我借走了他的《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的手稿，后来我写了一篇《直行终有路》的评论文章。
非常遗憾的是，从那之后焕之老师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不断住院，致使《第二交响曲》的创作设想最终未能完成。我相信焕之老师本人的心情更加着急，更是无奈。11月我收到焕之老师从协和医院写给我的信件，信中让我尽快将《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路》的总谱送到医院，说他有急用。后来我才知道，他预感到他的体力难以完成《第二交响曲》的宏大结构，于是想利用近期身体稍有好转、可以回家调养的短暂时间，将第二乐章整理、修改成一首独立的民族管弦乐《大地之诗》。这个设想他终于完成了，是他在重病之中于1999年底最后完成的。他在和死神争分夺秒，他要把他最后想说的话留在作品中。
2000年3月中旬，香港中乐团由阎惠昌指挥，首演了这首《大地之诗》，而当时焕之老师已在病危中。演奏产生了轰动效应。3月18日大康（焕之老师的大儿子）把《大地之诗》的演奏实况录音CD带到医院播放给他听，他在耳机中听到了《大地之诗》的音响，舒心地笑了。他对大康说：“我听见了，不过声音不太清楚。回家以后用大喇叭听！”这是焕之老师去世前一天的事情，第二天（2000年3月19日），焕之老师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焕之老师去世之后的第二天，我就接到李群老师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说：“焕之同志走了，我们马上需要发一个‘讣告’，附带一个他的生平。音协已经安排人写了，但是我信得过你，因为你掌握的焕之同志的资料最丰富。希望你能够尽快写一个焕之同志的简明扼要的生平，真实、公允地给他一个历史评价。麻烦你了！”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她的要求，赶写出了《人民音乐家李焕之同志生平》的初稿，约五千字，并在第二天把稿子交给了李群老师。她认真地读了全稿后说：“谢谢你！你写得很全面。用‘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中国当代优秀的音乐理论家’‘优秀的合唱指挥家’和‘优秀的音乐活动家’这四个方面来概括焕之同志的一生的历史成就，是很实在也很周全的。我来交给音协，让他们和讣告一起印发。” 数天后，我和蔡良玉一起去李群老师家里看望她，正巧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倪和文也在。李群老师把焕之老师的创作室布置成了庄重、朴素的灵堂，满室都是鲜花，办公桌上铺着五线谱纸，放着焕之老师生前使用的笔、眼镜和助听器，好像是准备等待焕之老师回来后继续谱曲。李群老师又播放了《大地之诗》的实况音响给我们听，音乐寄托了我们对焕之老师的思念。
民族管弦乐《大地之诗》是一首火热的生命之歌，是对生他养他的祖国大地感恩之诗，是他毕生对生活的真实感受的外化，是他对生活和音乐蓄极积久的创作喷发，是他用生命留给大家的音乐珍品，作品中蕴含着极其珍贵的超越时空的人性真实。欣赏这部作品，就像是在品尝一壶由岁月酿造出来的醇酒。
离开李群老师的时候，她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写的焕之同志的生平，寫得非常全面。我一个字都没有改，就交给音协和‘讣告’一起印发给大家了。”
一篇论文
一篇论文是指蔡梦的博士论文《李焕之的音乐生涯及其历史贡献》。
蔡梦是2002年考进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班的，随我攻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博士学位。
蔡梦对研究李焕之的音乐作品很感兴趣，我们在2002年底就初步商定以李焕之的音乐创作活动作为她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焕之老师刚刚去世不久，而研究这一题目又必须得到李群老师的配合与帮助，需要她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的焕之老师的资料。我有点担心这会让李群老师睹物伤情，所以我想先和她沟通、商量一下。
我的电话一打过去，李群老师非常痛快和高兴地答应了我们的选题。她说：“我们想到一处去了。说实话，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是希望你能够带一个研究生，来研究一下焕之同志的生活和创作。”
我说：“焕之老师刚走两年，而做这个课题我们会不断来采访您，这会不会触碰您的痛处，引起您的伤心，会不会影响您的情绪？”
她回答说：“不会！不会的！我告诉你，我已经在着手整理焕之同志的手稿、资料了，因为音协和人民音乐出版社为纪念焕之同志诞生85周年，正准备出版他的文集，要我做主编。我翻阅他的手稿、笔记。开始时也伤心过，流过泪，现在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看着他的文稿和作品，就好像他仍和我在一起。你们完全不必担心我。真的！”
她还强调说：“真诚地欢迎你们做焕之同志的这个题目，我会尽最大努力来配合你们。为了写出一个真实的、客观的、全面的李焕之，我手上的全部原始资料都可以提供给你们。”
这样，蔡梦很快就和李群老师直接联系了。原来，为了纪念李焕之85周年诞辰（2004年），她已经开始在编辑《李焕之音乐文论集》，正在翻箱倒柜地寻找和整理焕之老师的手稿、笔记等材料。很快，蔡梦就成了李群老师的得力助手。蔡梦真的非常幸运，一开始准备写作就能够直接接触、阅读到焕之老师的全部珍贵手稿。
蔡梦是一位踏实勤奋的学生，她朴实忠厚的工作态度很快就获得了李群老师的信任和喜爱。在协助李群老师工作的一段时间中，她认认真真地做了许多工作。《李焕之音乐文论集》是由李群老师选编的，她坚持让蔡梦担任了该书的“特约编辑”。当2003年秋《李焕之音乐文论集》编成时，李群老师在后记中特别感谢了蔡梦。她写道：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蔡梦“参与了编辑过程中的一系列工作并独立完成《李焕之音乐年谱》、编辑了附录《李焕之主要著述》和《李焕之主要音乐作品》，对于她的帮助我表示真挚的谢意。”。
这里我想提一句：2000年李群老师让我撰写《人民音乐家李焕之同志生平》时，我是代表音协来写的，因此没有想过署名的问题。到2003年她编辑《李焕之音乐文集》时，她坚持要写上“梁茂春执笔”这五个字，并将此文放在《李焕之音乐文集》的最前面。仅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到李群老师的版权意识是多么的明确。
蔡梦通过和李群老师一起编辑《李焕之音乐文集》的一年多时间，和李群、大康老师等建立了彼此的深刻信任。李群老师他们确确实实做到了“毫无保留地将资料全部提供”的承诺，就连焕之老师的日记、笔记、书信等也完全提供给她阅读。这使蔡梦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她撰写博士论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勤奋好学的蔡梦在2005年就完成了《李焕之的音乐生涯及其历史贡献》这篇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中央音乐学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博士学位。这里，不能不真诚感谢李群、李大康老师对蔡梦的全力的、无私的支持。
真可惜！天有不测之风云，李群老师没有看到蔡梦博士论文的最后完稿，就于2003年12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而离逝。我在悲痛中给李群老师献上了一幅挽联：
延河答影，十三岁投身抗日烽火战场，迎采陕乐的节日;
长城夕照，半世纪灌溉儿童音乐园地，培育雷锋式少年。
我从李群老师身上，体会到了真诚、热情地对待年轻学生的态度。
蔡梦的博士论文《李焕之的音乐生涯及其历史贡献》于2008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此后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刘再生教授曾热情地评论说：“‘蔡著’无论在史料商采、文本解析、结构布局、历史定位等方面，均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著者以多维学术视角研究和解读李焕之的音乐人生，尤其成为本书一大亮点。”
结语
最后回到焕之老师送给我的墨宝上面来。“实诚在胸臆笔墨著竹帛”这十个闪光的字，原来是出白于汉代大学者王充的一篇散文，即他的思想巨著《论衡》的第十三卷《超奇篇》中。《超奇篇》中的原是“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这和焕之老师给我书写的条幅仅有一字之差。《超奇篇》全文以“实”字为中心，认为真实是区分真假的天平，王充著文的最终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闪烁着光辉的古代唯物主义思想，体现着古代文人高贵的独立精神。
在王充眼里，实为历史之本，实为文墨之根。至此，我才明白焕之老师送我的条幅所蕴含的深刻含意。原来他是在运用传统文化来教导我们：写实诚文，办实诚事，做实诚人。
回想上面所提到的“四件事情”，焕之、李群老师始终贯穿着一个思想：在写作中要贯穿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教育孩子时强调打好实实在在的传统文化基础;在音乐创作中强调表达作曲家的真情实感;在指导学生写作时，再三强调要写出“真实全面的人物”。以上这些教导中，总也离不开一个“实”字。
王充在《超奇篇》中还写道：“有根株於下，有荣叶於上;有实核於内，有皮壳於外。”他认为“实”就是事物的“根株”和“内核”。只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超奇篇》既是教人写“实诚”文章的好教材，更是教人塑”实诚”人格的高标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与文人的操守。
行文至此，我自己感到十分的惭愧，我既未学到做人的“根株”，也未掌握为文的“内核”。但是我还要继续努力，就像焕之老师那样：活一天，学一天。
实诚在胸臆，笔墨著书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