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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实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大团结和中国工人运动在组织上的统一。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背后，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刘宁一，遵照党的指示，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与中国劳动协会（简称“劳协”）负责人朱学范，并肩携手、通力合作，肝胆相照、同舟共济，做了大量深入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并结下一段珍贵的工运友谊。
莫斯科之行，奠定合作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以团体会员的形式加入劳协，并取得参加世界工联大会席位。1945年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劳协负责人朱学范当选世界工联副主席、执行委员，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邓发当选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候补执委、理事会理事，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刘宁一当选为世界工联候补理事。此后，朱学范和邓发组成中国代表团多次参加世界工联相关会议，刘宁一则在延安从事解放区工会工作。
1946年4月8日，邓发在震惊中外的“四八空难”中遇难。同月下旬，朱学范接到世界工联将在莫斯科召开委员会会议的通知后，便到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会见周恩来，询问由谁接替邓发在世界工联的位置。周恩来表示：“这个会议很重要，解放区工会一定派人参加，我立即请示中央，会很快派人到上海与你联系的，你放心好了。”
4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中央派刘宁一赴重庆接替邓发工作。4月19日，刘宁一飞抵重庆。当晚周恩来与刘宁一谈话，嘱咐刘宁一“要争取出国，通过世界工联，广交朋友，宣传解放区，揭露蒋介石，赢得世界爱好和平人员的同情和声援，争取国内国际工运的
统一”。
谈话中，周恩来告诉刘宁一：“这个人（指朱学范）有一定的见识，他看到国内进步力量的发展，广大工人的要求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他倾向于爱国，举办过一些进步事业，赞成民族统一战线、工人统一运动。”对于今后的工作任务及策略，周恩来也细致地向刘宁一作了说明：“中国工运的统一，世界工运的统一，现在你的工作就是这个。”“我们一方面要帮助他（指朱学范）本人进步，另一方面帮助劳协的干部和他所影响的群众进步，内推外拉，逐步推动他前进，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工运统一的前途
问题。”
在此之前，刘宁一对朱学范有一定的了解，但从未直接与之共过事。在见到周恩来之前，刘宁一对怎样与朱学范合作是有顾虑的。经过此次谈话，刘宁一明确了工作思路，但与做解放区工运工作相比仍有许多新的内容需要学习。刘宁一最后谦逊地向周恩来表示：“我先作小学生，学起来吧。”5月16日，刘宁一与董必武、李维汉、宋黎由重庆飞抵南京。不久，周恩来明确安排刘宁一到上海周公馆，负责和工人群众以及各界人士的联络工作。同时，为便于开展工作，任命刘宁一担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兼任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到上海不久，刘宁一便到劳协总部找到朱学范。据朱学范后來回忆，两人相见时，刘宁一“身穿西服，神态沉着”，“谈话中听出他（指刘宁一）对上海的情况也很熟悉，有时夹一两句上海话，虽然我们初次见面，但没有陌生之感。”
在办理出国护照过程中，刘宁一与朱学范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百般刁难，外交部推给社会部，社会部又推给外交部，最终在内外压力之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为二人发放护照。但只给本人发护照，不准带翻译。6月22日，刘宁一与朱学范从重庆乘飞机到新疆迪化，受到迪化市邮务工会热烈欢迎，爱国将领、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设宴招待了二人。6月23日，二人由迪化乘机经阿拉木图飞往莫斯科。6月26日，二人抵达莫斯科，出席职工联盟代表招待会。此时，距离大会闭幕只有两天时间。
6月27日，刘宁一在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议上发言，他代表中国工人提出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独立、民主的正义主张，要求世界工联注意远东局势，注意中国工人目前遭受的灾难，受到与会代表们的高度重视。同日，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召开群众大会，邀请朱学范在大会上讲话，朱学范号召：“中苏两国工人要更进一步的亲密合作;共同努力铲除法西斯的残余势力;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为人类的永久和平及民主自由而共同奋斗;努力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准。”
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议后，刘宁一与朱学范在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干部陪同下，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工厂参观访问。7月22日，二人从莫斯科乘火车到海参崴，坐船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后，刘宁一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了此次莫斯科之行的情况，周恩来安排刘宁一留在周公馆做组织工作，继续争取劳协，促进中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同时寻找机会再作出国的
努力。
此次莫斯科之行，成为刘宁一与朱学范为中国工人运动统一而合作的开端。朱学范曾回忆，此次会议后“（刘宁一）成为我和周恩来、中共中央的联系人。在劳协与国民党政府斗争激烈的时刻，在劳协的发展处于危急的关头，刘宁一给了我许多帮助，使我能够摆脱困难，走上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
肝胆相照，与反动势力坚决斗争
刘宁一与朱学范返回上海时，国内局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当局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劳协积极推进爱国民主运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恨。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利用朱学范出国参加世界工联会议的时机，于1946年6月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通过议案，以煽动工潮、危害治安、侵占美国捐款为由，要求国民党重庆市政府对劳协“迅作紧急处置”。8月2日，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又以紧急决议呈报国民党重庆市政府，获批准“接收”劳协在重庆的机构设施。
1946年8月6日，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分五路在警察局刑警队的配合下“接收”重庆工人福利社、劳协分会以及小龙坎、猫儿石和化猫区的工人福利社，福利社干部和工人会员38人被逮捕。迫于舆论影响，第三天经过审查刑警队释放16人，将其余22人移送重庆地方法院看守所关押。这就是震动全国的重庆“八六事件”，也称“劳协事件”。 消息传到上海后，朱学范于8月8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事件经过，公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项要求：释放该会被捕人员;查办此次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政府保障人权，保障职员的安全，保障今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强占此等机构者即行退出。朱学范还邀请了美国工界援华基金监理会秘书章元善出席作证，说明“劳协”一切账目都经过会计事务所审核后报监理会核销。另一边，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负责人谭泽森却声称，此次“接收”系应重庆30万工人要求，并有充分的法律根据，朱学范等人污蔑中伤，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及重庆30万工人，当不惜一切，与之周旋到底。
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组织大量的声援活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海《群众》杂志及其他进步报刊及时进行报道，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暴行。
身在上海的刘宁一，通过《新华日报》发表谈话，积极声援朱学范及劳协。刘宁一高度评价劳协在抗日战争中以及为争取和平民主作出的巨大贡献，指出：“劳协在抗战时期即领导工人从事抗战工作，日寇投降之后，它又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工人的福利和中国的工业建设，制定了严正的二十三条主张，在重庆举办了工人福利社、劳工医院、工人学校、工人服务站、托儿所等事业，并救济了不少的失业工人，在其他城市也在艰苦的进行工作。”
他还严厉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行径，指出：“只有中国法西斯独裁好战分子，为了扩大内战，维持他们对于工人的奴役与内战资产的剥削，加紧破坏工人的团结、工人的和平民主运动……只有他们的压迫工人是‘合法’的，此外，一切对于工人有利的事业，都认为有罪，都应该‘接收’。”对朱学范及劳协的合理要求，刘宁一表示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与和平民主人士更不能不紧紧团结，为实现四项要求而斗争”。
国民党制造“八六事件”，受到国际上的严厉谴责。国际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应，大大超出国民党政府的意料。在多方斡旋之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退还被“接收”的机构，释放被捕人士。但国民党重庆市地方法院仍保留对朱学范等人的“公诉”，意图使朱学范及劳协在国民党意图之下行事。
转折时刻，毅然跟着共产党走
“八六事件”的初步解决，使朱学范认识到国际舆论的重要作用，便同英文秘书俞志英商量，计划把劳协的情况编辑成册，进行国际宣传。编辑完成后，朱学范专门嘱咐俞志英将书稿送给刘宁一审阅后，于1946年11月出版，书名为《中国劳动协会面临的危机》。俞志英为中共地下党员，在1946年6月被选为劳协工人福利部主任，随后接替李佩担任朱学范的英文秘书。俞志英利用在劳协的特殊身份，随时了解朱学范的思想动态，及时向刘宁一汇报，为刘宁一的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1946年10月，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劳工参赞弗里德曼到上海，朱学范同俞志英前去看望，并举办外国记者招待会。朱学范特地让俞志英通知刘宁一务必出席招待会。招待会上，朱学范先向大家介绍刘宁一：“这位就是同我一起出席莫斯科世界工联理事会议的理事，中国解放区工会的代表，刘宁一先生。”这样，刘宁一公开以解放区工会代表的身份在社会上开展活动。
同月，周恩来在离开上海时，向刘宁一交代两项任务：一是争取出国;二是如不能出国，留下继续领导职工运动。
1946年10月，国民党占领张家口后，擅自决定召开“国民大会”，遭到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在劳工界，国民党方面不断逼迫朱学范发表公开声明，图谋把解放区工会挤出劳协，遭到朱学范拒绝。作为劳工界选出的“国大”代表，国民党方面也极力拉拢朱学范参加“国民大会”。
处在十字路口的朱学范，对自己及劳协何去何从必须作出选择。美国劳工参赞弗里德曼不建议其参加“国民大会”，俞志英也把香港《解放周刊》上刊登的中国共产党不参加“国民大会”的内容转告朱学范。朱学范经过认真思考，决定不参加“国民大会”。
对于下一步如何走，朱学范通过俞志英联系刘宁一，想听听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第一次会面，只有刘宁一、朱学范、俞志英三人参加，但只谈到军事、政治形势等有关内容，没有涉及参加“国民大会”的问题。二次会面时，刘宁一直奔主题对朱学范说：“你不打算参加‘国民大会’，这想法很好。我们支持你，全国工人阶级都会支持。下一步棋怎么走？我们希望你发表一个声明，说明你不参加‘国民大会’的理由。这个声明发表以后，国民党政府一定找你的麻烦，你在上海待不下去了，我们意见你到香港去。”朱学范表示再考虑考虑。
经过认真考虑，11月10日晚，朱学范约刘宁一第三次会面，表示已下定决心，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并共同商量声明的具体内容，决定待朱学范安全抵达香港后，声明中文稿由刘宁一通过新华社和其他进步报纸发表，英文稿通过上海外文报纸和国外报纸发表。
11月11日，朱学范乘机前往香港。抵达香港后，朱学范与劳协书记易礼容见面，商量今后如何开展工作，易礼容建议朱学范再回上海找刘宁一详细谈一谈。朱学范返回上海找到刘宁一后，刘宁一告知朱学范，鉴于目前形势，劳协总会在上海比较危险，建议把劳协总会迁往香港。朱学范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反对排斥解放区工会出劳协和反對伪国民大会的声明》中文本和英文本上签名，交给刘宁一。朱学范再度平安抵达香港后，11月18日，上海《联合晚报》发表了朱学范的声明。
11月25日，朱学范自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家中出来时，突遭汽车撞伤住院。消息传来，全国各界纷纷致电慰问，《解放日报》发表时评慰问朱学范，解放区职工联合筹备会陕甘宁边区职工会也致电对朱学范表示关切，希望其早日康复，继续奋斗，争取最后胜利，解放区百万职工誓作后盾。然而，国民党宣传部门却声称此次事件纯属意外。周恩来在得知朱学范遭遇车祸后，立即通知刘宁一前往香港看望。11月28日，刘宁一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抵达香港后，刘宁一和俞志英一同到医院看望朱学范，转达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慰问，带来解放区工会缴纳劳协的会费以支持劳协在香港继续开展工作。朱学范还同刘宁一商量赴巴黎参加世界工联会议的有关问题。 在刘宁一和中共香港分局的帮助下，劳协在香港很快重新建立起总部，在上海的部分劳协干部也通过中国共产党安排来到香港，劳协主办的刊物《中国工人》改为32开小册子以丛刊形式恢复出版。从此，朱学范走上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在新的革命征途上，为维护中国工人运动的团结统一，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而继续奋斗。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启新的篇章
1946年12月20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方方、林平并转刘宁一、章汉夫、许涤新电：“宁一赴法国，工作方针即按在沪与周（指周恩来）所定，争取在外久留，进行国际活动。望更着重于联络欧美工人，反对美、蒋合作在中国进行内战与法西斯独裁，并动员世界职工组织支援朱学范与解放区工联合作之劳协，不承认上海改组的伪劳协。”
1947年初，刘宁一赴法国开展工作。朱学范伤愈之后，继续与刘宁一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议，开展中国工会的国际活动。同年11月，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在巴黎召开。执行局会议由世界工联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参加，朱学范作为副主席参加了会议，刘宁一未能参加。此次会议，有一个临时动议，即讨论下次执行局会议是否把“马歇尔计划”列为议题。“马歇尔计划”的实质是美国推行对外扩张侵略政策。朱学范由于对“马歇尔计划”认识不清，在美英工会代表的游说影响下，投了关键一票，表示赞成，使会议通过了这项动议。
此时，刘宁一刚刚回到巴黎，得到消息后，他立即找到朱学范，询问缘由，研究善后解决办法。经过几日讨论，并向党中央请示汇报，最终确定请朱学范发表一份声明，然后前往解放区。刘宁一告诉朱学范：“我的意见，你是否发表一个反对‘马歇尔计划’的声明，这样做，你就变被动为主动。声明发表后就去东北的哈尔滨，我陪同你去。你的工作到哈尔滨再安排。这是经过党中央同意的。”朱学范听了刘宁一的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几天来苦闷心情顿时消除，高兴地说：“有你这个解放区的主人陪我前去，事情就好办啦。”
1948年1月8日，朱学范在伦敦发表《朱学范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随后前往解放区。2月27日，刘宁一与朱学范、俞志英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奥德堡到达满洲里。2月28日，到达哈尔滨。
2月29日晚，东北行政委员会及东北总工会筹备处为刘宁一、朱学范设宴洗尘。朱学范即席发表演说，表示：“全国工人们应联合起来，在毛主席领导下，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行土地改革，肃清封建势力，为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同日，朱学范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称已和刘宁一抵达哈尔滨，表示：“范（指朱学范自己）深知这一行动，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更相信还有不少真正孙中山信徒和广大爱国人士，都要向这一方向前进，并肩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下，斗争到底，获得最后胜利。”
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信朱学范：“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朱学范在接受《东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坚持反蒋反美斗争，愿在中共领导下完成全国解放，他说：“我之所以毅然来到解放区，即是要竭尽所能，投身此一伟大的革命事业，今后愿在毛主席指导之下，与解放区军民一道，为粉碎蒋政权，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到底。”为快速熟悉解放区的情况，朱学范向李立三提出想到农村、工厂、煤矿参观学习。经过40多天的参观考察，朱学范更加坚定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决心。
由刘宁一任主任的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原定于1948年6月在哈尔滨召开全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朱学范认为在工人阶级和工会方面，面临着成立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构的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统一领导，成为坚强的阶级力量，才能获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朱学范及时把这个建议告诉李立三和大会筹备委员会，大会筹备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指示，同意由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劳协共同发起召开此次会议。7月31日，大会筹备会议作出决议，把这次大会定名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由大会产生的全国工会组织恢复历史上的名称，定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李立三致开幕词。8月6日，全体代表分组讨论陈云等同志的报告，朱学范在发言中表示，完全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8月10日，朱学范作《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以其亲身经历及无数具体实例，说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团结一致英勇斗争的情景。8月12日，刘宁一报告国际职工运动，阐述中国工会在国际主义精神下，为全世界和平民主工运统一而斗争的情况。8月22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圆满完成预定议事日程，朱学范代表大会主席团致闭幕词。朱学范在一个半小时的致辞中，概括了大会的主要成就，指出这次大会是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的空前大团结和空前的勝利。大会通过《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报告的决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恢复并重建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陈云为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为副主席。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恢复重建，实现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和全国工人运动在组织上的统一，对于充分发挥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和担负起新中国的建设任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纵观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实现中国工人运动统一历史进程中，刘宁一与朱学范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坚持中国工运统一战线，顽强斗争、努力奋斗，作出巨大贡献，为中国工人运动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责任编辑 杨琳）
作者：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人员
莫斯科之行，奠定合作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以团体会员的形式加入劳协，并取得参加世界工联大会席位。1945年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劳协负责人朱学范当选世界工联副主席、执行委员，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邓发当选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候补执委、理事会理事，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刘宁一当选为世界工联候补理事。此后，朱学范和邓发组成中国代表团多次参加世界工联相关会议，刘宁一则在延安从事解放区工会工作。
1946年4月8日，邓发在震惊中外的“四八空难”中遇难。同月下旬，朱学范接到世界工联将在莫斯科召开委员会会议的通知后，便到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会见周恩来，询问由谁接替邓发在世界工联的位置。周恩来表示：“这个会议很重要，解放区工会一定派人参加，我立即请示中央，会很快派人到上海与你联系的，你放心好了。”
4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中央派刘宁一赴重庆接替邓发工作。4月19日，刘宁一飞抵重庆。当晚周恩来与刘宁一谈话，嘱咐刘宁一“要争取出国，通过世界工联，广交朋友，宣传解放区，揭露蒋介石，赢得世界爱好和平人员的同情和声援，争取国内国际工运的
统一”。
谈话中，周恩来告诉刘宁一：“这个人（指朱学范）有一定的见识，他看到国内进步力量的发展，广大工人的要求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他倾向于爱国，举办过一些进步事业，赞成民族统一战线、工人统一运动。”对于今后的工作任务及策略，周恩来也细致地向刘宁一作了说明：“中国工运的统一，世界工运的统一，现在你的工作就是这个。”“我们一方面要帮助他（指朱学范）本人进步，另一方面帮助劳协的干部和他所影响的群众进步，内推外拉，逐步推动他前进，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工运统一的前途
问题。”
在此之前，刘宁一对朱学范有一定的了解，但从未直接与之共过事。在见到周恩来之前，刘宁一对怎样与朱学范合作是有顾虑的。经过此次谈话，刘宁一明确了工作思路，但与做解放区工运工作相比仍有许多新的内容需要学习。刘宁一最后谦逊地向周恩来表示：“我先作小学生，学起来吧。”5月16日，刘宁一与董必武、李维汉、宋黎由重庆飞抵南京。不久，周恩来明确安排刘宁一到上海周公馆，负责和工人群众以及各界人士的联络工作。同时，为便于开展工作，任命刘宁一担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兼任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到上海不久，刘宁一便到劳协总部找到朱学范。据朱学范后來回忆，两人相见时，刘宁一“身穿西服，神态沉着”，“谈话中听出他（指刘宁一）对上海的情况也很熟悉，有时夹一两句上海话，虽然我们初次见面，但没有陌生之感。”
在办理出国护照过程中，刘宁一与朱学范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百般刁难，外交部推给社会部，社会部又推给外交部，最终在内外压力之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为二人发放护照。但只给本人发护照，不准带翻译。6月22日，刘宁一与朱学范从重庆乘飞机到新疆迪化，受到迪化市邮务工会热烈欢迎，爱国将领、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设宴招待了二人。6月23日，二人由迪化乘机经阿拉木图飞往莫斯科。6月26日，二人抵达莫斯科，出席职工联盟代表招待会。此时，距离大会闭幕只有两天时间。
6月27日，刘宁一在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议上发言，他代表中国工人提出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独立、民主的正义主张，要求世界工联注意远东局势，注意中国工人目前遭受的灾难，受到与会代表们的高度重视。同日，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召开群众大会，邀请朱学范在大会上讲话，朱学范号召：“中苏两国工人要更进一步的亲密合作;共同努力铲除法西斯的残余势力;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为人类的永久和平及民主自由而共同奋斗;努力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准。”
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议后，刘宁一与朱学范在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干部陪同下，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工厂参观访问。7月22日，二人从莫斯科乘火车到海参崴，坐船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后，刘宁一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了此次莫斯科之行的情况，周恩来安排刘宁一留在周公馆做组织工作，继续争取劳协，促进中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同时寻找机会再作出国的
努力。
此次莫斯科之行，成为刘宁一与朱学范为中国工人运动统一而合作的开端。朱学范曾回忆，此次会议后“（刘宁一）成为我和周恩来、中共中央的联系人。在劳协与国民党政府斗争激烈的时刻，在劳协的发展处于危急的关头，刘宁一给了我许多帮助，使我能够摆脱困难，走上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
肝胆相照，与反动势力坚决斗争
刘宁一与朱学范返回上海时，国内局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当局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劳协积极推进爱国民主运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恨。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利用朱学范出国参加世界工联会议的时机，于1946年6月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通过议案，以煽动工潮、危害治安、侵占美国捐款为由，要求国民党重庆市政府对劳协“迅作紧急处置”。8月2日，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又以紧急决议呈报国民党重庆市政府，获批准“接收”劳协在重庆的机构设施。
1946年8月6日，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分五路在警察局刑警队的配合下“接收”重庆工人福利社、劳协分会以及小龙坎、猫儿石和化猫区的工人福利社，福利社干部和工人会员38人被逮捕。迫于舆论影响，第三天经过审查刑警队释放16人，将其余22人移送重庆地方法院看守所关押。这就是震动全国的重庆“八六事件”，也称“劳协事件”。 消息传到上海后，朱学范于8月8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事件经过，公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项要求：释放该会被捕人员;查办此次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政府保障人权，保障职员的安全，保障今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强占此等机构者即行退出。朱学范还邀请了美国工界援华基金监理会秘书章元善出席作证，说明“劳协”一切账目都经过会计事务所审核后报监理会核销。另一边，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负责人谭泽森却声称，此次“接收”系应重庆30万工人要求，并有充分的法律根据，朱学范等人污蔑中伤，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及重庆30万工人，当不惜一切，与之周旋到底。
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组织大量的声援活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海《群众》杂志及其他进步报刊及时进行报道，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暴行。
身在上海的刘宁一，通过《新华日报》发表谈话，积极声援朱学范及劳协。刘宁一高度评价劳协在抗日战争中以及为争取和平民主作出的巨大贡献，指出：“劳协在抗战时期即领导工人从事抗战工作，日寇投降之后，它又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工人的福利和中国的工业建设，制定了严正的二十三条主张，在重庆举办了工人福利社、劳工医院、工人学校、工人服务站、托儿所等事业，并救济了不少的失业工人，在其他城市也在艰苦的进行工作。”
他还严厉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行径，指出：“只有中国法西斯独裁好战分子，为了扩大内战，维持他们对于工人的奴役与内战资产的剥削，加紧破坏工人的团结、工人的和平民主运动……只有他们的压迫工人是‘合法’的，此外，一切对于工人有利的事业，都认为有罪，都应该‘接收’。”对朱学范及劳协的合理要求，刘宁一表示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与和平民主人士更不能不紧紧团结，为实现四项要求而斗争”。
国民党制造“八六事件”，受到国际上的严厉谴责。国际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应，大大超出国民党政府的意料。在多方斡旋之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退还被“接收”的机构，释放被捕人士。但国民党重庆市地方法院仍保留对朱学范等人的“公诉”，意图使朱学范及劳协在国民党意图之下行事。
转折时刻，毅然跟着共产党走
“八六事件”的初步解决，使朱学范认识到国际舆论的重要作用，便同英文秘书俞志英商量，计划把劳协的情况编辑成册，进行国际宣传。编辑完成后，朱学范专门嘱咐俞志英将书稿送给刘宁一审阅后，于1946年11月出版，书名为《中国劳动协会面临的危机》。俞志英为中共地下党员，在1946年6月被选为劳协工人福利部主任，随后接替李佩担任朱学范的英文秘书。俞志英利用在劳协的特殊身份，随时了解朱学范的思想动态，及时向刘宁一汇报，为刘宁一的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1946年10月，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劳工参赞弗里德曼到上海，朱学范同俞志英前去看望，并举办外国记者招待会。朱学范特地让俞志英通知刘宁一务必出席招待会。招待会上，朱学范先向大家介绍刘宁一：“这位就是同我一起出席莫斯科世界工联理事会议的理事，中国解放区工会的代表，刘宁一先生。”这样，刘宁一公开以解放区工会代表的身份在社会上开展活动。
同月，周恩来在离开上海时，向刘宁一交代两项任务：一是争取出国;二是如不能出国，留下继续领导职工运动。
1946年10月，国民党占领张家口后，擅自决定召开“国民大会”，遭到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在劳工界，国民党方面不断逼迫朱学范发表公开声明，图谋把解放区工会挤出劳协，遭到朱学范拒绝。作为劳工界选出的“国大”代表，国民党方面也极力拉拢朱学范参加“国民大会”。
处在十字路口的朱学范，对自己及劳协何去何从必须作出选择。美国劳工参赞弗里德曼不建议其参加“国民大会”，俞志英也把香港《解放周刊》上刊登的中国共产党不参加“国民大会”的内容转告朱学范。朱学范经过认真思考，决定不参加“国民大会”。
对于下一步如何走，朱学范通过俞志英联系刘宁一，想听听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第一次会面，只有刘宁一、朱学范、俞志英三人参加，但只谈到军事、政治形势等有关内容，没有涉及参加“国民大会”的问题。二次会面时，刘宁一直奔主题对朱学范说：“你不打算参加‘国民大会’，这想法很好。我们支持你，全国工人阶级都会支持。下一步棋怎么走？我们希望你发表一个声明，说明你不参加‘国民大会’的理由。这个声明发表以后，国民党政府一定找你的麻烦，你在上海待不下去了，我们意见你到香港去。”朱学范表示再考虑考虑。
经过认真考虑，11月10日晚，朱学范约刘宁一第三次会面，表示已下定决心，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并共同商量声明的具体内容，决定待朱学范安全抵达香港后，声明中文稿由刘宁一通过新华社和其他进步报纸发表，英文稿通过上海外文报纸和国外报纸发表。
11月11日，朱学范乘机前往香港。抵达香港后，朱学范与劳协书记易礼容见面，商量今后如何开展工作，易礼容建议朱学范再回上海找刘宁一详细谈一谈。朱学范返回上海找到刘宁一后，刘宁一告知朱学范，鉴于目前形势，劳协总会在上海比较危险，建议把劳协总会迁往香港。朱学范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反对排斥解放区工会出劳协和反對伪国民大会的声明》中文本和英文本上签名，交给刘宁一。朱学范再度平安抵达香港后，11月18日，上海《联合晚报》发表了朱学范的声明。
11月25日，朱学范自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家中出来时，突遭汽车撞伤住院。消息传来，全国各界纷纷致电慰问，《解放日报》发表时评慰问朱学范，解放区职工联合筹备会陕甘宁边区职工会也致电对朱学范表示关切，希望其早日康复，继续奋斗，争取最后胜利，解放区百万职工誓作后盾。然而，国民党宣传部门却声称此次事件纯属意外。周恩来在得知朱学范遭遇车祸后，立即通知刘宁一前往香港看望。11月28日，刘宁一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抵达香港后，刘宁一和俞志英一同到医院看望朱学范，转达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慰问，带来解放区工会缴纳劳协的会费以支持劳协在香港继续开展工作。朱学范还同刘宁一商量赴巴黎参加世界工联会议的有关问题。 在刘宁一和中共香港分局的帮助下，劳协在香港很快重新建立起总部，在上海的部分劳协干部也通过中国共产党安排来到香港，劳协主办的刊物《中国工人》改为32开小册子以丛刊形式恢复出版。从此，朱学范走上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在新的革命征途上，为维护中国工人运动的团结统一，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而继续奋斗。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启新的篇章
1946年12月20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方方、林平并转刘宁一、章汉夫、许涤新电：“宁一赴法国，工作方针即按在沪与周（指周恩来）所定，争取在外久留，进行国际活动。望更着重于联络欧美工人，反对美、蒋合作在中国进行内战与法西斯独裁，并动员世界职工组织支援朱学范与解放区工联合作之劳协，不承认上海改组的伪劳协。”
1947年初，刘宁一赴法国开展工作。朱学范伤愈之后，继续与刘宁一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议，开展中国工会的国际活动。同年11月，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在巴黎召开。执行局会议由世界工联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参加，朱学范作为副主席参加了会议，刘宁一未能参加。此次会议，有一个临时动议，即讨论下次执行局会议是否把“马歇尔计划”列为议题。“马歇尔计划”的实质是美国推行对外扩张侵略政策。朱学范由于对“马歇尔计划”认识不清，在美英工会代表的游说影响下，投了关键一票，表示赞成，使会议通过了这项动议。
此时，刘宁一刚刚回到巴黎，得到消息后，他立即找到朱学范，询问缘由，研究善后解决办法。经过几日讨论，并向党中央请示汇报，最终确定请朱学范发表一份声明，然后前往解放区。刘宁一告诉朱学范：“我的意见，你是否发表一个反对‘马歇尔计划’的声明，这样做，你就变被动为主动。声明发表后就去东北的哈尔滨，我陪同你去。你的工作到哈尔滨再安排。这是经过党中央同意的。”朱学范听了刘宁一的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几天来苦闷心情顿时消除，高兴地说：“有你这个解放区的主人陪我前去，事情就好办啦。”
1948年1月8日，朱学范在伦敦发表《朱学范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随后前往解放区。2月27日，刘宁一与朱学范、俞志英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奥德堡到达满洲里。2月28日，到达哈尔滨。
2月29日晚，东北行政委员会及东北总工会筹备处为刘宁一、朱学范设宴洗尘。朱学范即席发表演说，表示：“全国工人们应联合起来，在毛主席领导下，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行土地改革，肃清封建势力，为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同日，朱学范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称已和刘宁一抵达哈尔滨，表示：“范（指朱学范自己）深知这一行动，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更相信还有不少真正孙中山信徒和广大爱国人士，都要向这一方向前进，并肩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下，斗争到底，获得最后胜利。”
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信朱学范：“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朱学范在接受《东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坚持反蒋反美斗争，愿在中共领导下完成全国解放，他说：“我之所以毅然来到解放区，即是要竭尽所能，投身此一伟大的革命事业，今后愿在毛主席指导之下，与解放区军民一道，为粉碎蒋政权，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到底。”为快速熟悉解放区的情况，朱学范向李立三提出想到农村、工厂、煤矿参观学习。经过40多天的参观考察，朱学范更加坚定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决心。
由刘宁一任主任的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原定于1948年6月在哈尔滨召开全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朱学范认为在工人阶级和工会方面，面临着成立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构的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统一领导，成为坚强的阶级力量，才能获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朱学范及时把这个建议告诉李立三和大会筹备委员会，大会筹备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指示，同意由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劳协共同发起召开此次会议。7月31日，大会筹备会议作出决议，把这次大会定名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由大会产生的全国工会组织恢复历史上的名称，定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李立三致开幕词。8月6日，全体代表分组讨论陈云等同志的报告，朱学范在发言中表示，完全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8月10日，朱学范作《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以其亲身经历及无数具体实例，说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团结一致英勇斗争的情景。8月12日，刘宁一报告国际职工运动，阐述中国工会在国际主义精神下，为全世界和平民主工运统一而斗争的情况。8月22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圆满完成预定议事日程，朱学范代表大会主席团致闭幕词。朱学范在一个半小时的致辞中，概括了大会的主要成就，指出这次大会是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的空前大团结和空前的勝利。大会通过《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报告的决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恢复并重建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陈云为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为副主席。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恢复重建，实现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和全国工人运动在组织上的统一，对于充分发挥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和担负起新中国的建设任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纵观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实现中国工人运动统一历史进程中，刘宁一与朱学范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坚持中国工运统一战线，顽强斗争、努力奋斗，作出巨大贡献，为中国工人运动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责任编辑 杨琳）
作者：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