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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在不同时期，外交政策的内容和侧重点却有所变化。从求生存到求发展，从小舞台到大舞台，由立异转向求同，由斗争转向合作——从1959年进入外交部开始，吴建民亲历和见证了共和国外交的发展变化。
建国之初是新中国“求生存”的阶段，中国外交突破西方孤立，团结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支持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那时中国外交主要是政治外交。从1965年到1971年，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吴建民，
曾多次给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做过翻译。在他的记忆里，当时中国的外交舞台小，外交领域也比较狭窄，主要强调的是“斗”。很长时间内，我们与美国人斗、与苏联人斗，当时外交中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打痛对方”。
为求生存,“联合”与“斗”的目的很清楚
新中国成立初，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很少，1955年，与中国建交的有23个国家，到1971年才有62个国家，1979年发展到116个国家，而现在是174个国家。现在中国的外交舞台扩展到了全世界，这在60年前无法想象。当初，周恩来总理只能去亚非国家，欧洲、美国都不可能去，而现在我们的总理和外长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
我给毛泽东主席做过两次翻译。第一次是1965年11月，刚果（布）的总统夫人马桑巴-代巴来访，第二次是在1968年10月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来访。当时我们的态度很清楚：中国为自己的独立解放而斗争，同时也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相互支持，形成一个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
我是法文翻译，给周恩来总理做翻译主要也是在这段时间。当时来访的主要是非洲、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法国也有个别官员来访。
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9月，刚果（布）总理阿尔弗雷德·拉乌尔率领政府代表团来访。毛泽东会见后，周恩来同代表团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从晚上11点开始，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5点，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谈中，为周总理做翻译。当时，拉乌尔向总理介绍了中部非洲的政治形势，美国和法国在这一地区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刚果（布）四面受敌的处境。他说刚果（布）政府准备在1969年底把法国控制的铁路、港口收归国有，与法对抗，就此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认为恩古瓦比当下的主要任务是抓军队，巩固政权，如果马上将铁路、港口收归国有，会遭到法国和周围国家的反对。周恩来告诫说：不要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必须警惕刚果河对岸有一个更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
拉乌尔感到周恩来的意见很中肯，表示在对法国的态度上将尊重中国的意见。随后还谈了中国对刚果（布）的财政贷款、军事援助、经济技术合作等问题。当时刚果（布）方面希望从中国获取更多的经济支持，周恩来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中国不可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主张更多地还是要通过贸易的方式，互利互惠。周恩来讲了民族独立和发展经济，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谚语，“远水解不了近渴。”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工作中，我们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大家在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或大家都具很强的独立性，亚洲非洲的寻求独立的国家或独立之后要维护自己独立的国家，大家联手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1971年,在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32岁的吴建民作为第一批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亲身经历了中国重返国际大舞台之初的喜悦、新奇和拘谨，之后，他先后在联合国工作过13年。1996年，联合国第52届人权委员会开幕在即，吴建民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当时，一些西方国家第六次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了反华提案。这次人权会议对于中国来说，又是一场恶战，这一段也成为吴建民最难的外交经历。
刚刚走到世界面前,中国显得有些拘谨
我在联合国时间比较长，前后13年，在纽约10年，在日内瓦3年。我记得1971年我去联合国，当时中国还处于封闭的环境中,接到出国通知,我特地去翻找关于联合国的资料,最后只在一本法国字典上找到一个火柴盒大的联合国大楼的图片，当时我想:噢,原来这就是联合国。
那时北京到纽约没有直通航线，我们是从北京先到上海，在上海坐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巴黎，再从巴黎飞纽约。代表团都穿着中山服，因为除了这个好像也没有别的正装可穿。那时出国人员都会到指定的地点去订做服装，我们的中山装是在北京“红都”服装店定做的。我记得后来在巴黎见到了一批援助非洲的中国专家，倒是穿了西服，但他们也不大会穿，衬衫的领口都没系好，可以伸三个指头进去，每个人都在西服外面套一件风衣，系的领带也都是一个颜色。
当乘坐的飞机准备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时,机组人员说，机场上有500多名记者正在等候我们。当时国内还比较封闭，那一天，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机场念完事先准备的一篇稿就走了,记者接着提问,我们也不回答。
联合国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当时，联合国大会还专门开了个会议，欢迎中国代表团,各国代表的发言非常热烈。美国当时是反对恢复中国席位的,但看到这种气氛也坐不住了。当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是老布什，他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发表了讲话,他很坦率,说:我们是反对你们来这里的,但你们还是来了,welcome!
各国代表团和当地人对我们很好奇。很多记者每天守在我们的楼下,要问旅馆的工作人员这些中国人今天吃了些什么。我们被当作外星人似的，一举一动都是新闻。
我们很快就进入状态，熟悉了联合国的工作方式，这一点让其他国家挺佩服。到联合国不久,安理会就讨论印巴问题,讨论非常激烈。当时我们的方针很明确，一是维护自身利益；二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边，支持非殖民化；三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所以发言挺踊跃的，其他成员国的评价也不错。
我们对联合国的认识大体分为几个阶段,这个过程其实与国内的情况密切相关。第一个阶段是应付,这段时间是从1971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这5年期间,由于受到“左的”干扰,我们只把精力集中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反美苏“两霸”,其他我们不管,美其名曰“超脱”。很多事情我们都不参与，觉得跟我们没关系，所以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发明了一个新东西，在赞成、反对、弃权三种选择的后面加了一个选择，就是“不参加投票”。在维和行动上，我们也不赞成。现在我们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参与维和，这个转变过程是很大的。
改革开放之后,从1978年到1992年期间，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开始多起来。过去我们对裁军不感兴趣,后来慢慢参与了。还有人权问题,我们认为是西方的价值观念,但现在我们参加了人权委员会,这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1992年到现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外交政策调整的幅度很大,我们积极参与维和行动、裁军、不扩散武器条约和人权事务等等。
当然，也免不了“吵架”，比如在人权问题上。美国从1989年后开始搞反华提案，尽管每年都失败。1996年我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到任后我问美国代表：你们还搞不搞反华提案？他说还要搞。西方以人权作为工具来对发展中国家施压，大家很反感。于是，我们和观点相同的国家统一了意见，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等很多国家。人权会议开幕的第二天，在讨论这个会议怎么开时，十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大使一个接一个发言，提出要反对对抗，主张对话，认为人权委员会对抗气氛太浓，无助于推动人权。发达国家的代表面面相觑：造反了？我们一下子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最后以7票优势打败了美国的反华提案。1997年会场斗争依然很激烈，我们又一次以10票优势打败了他们。人权会议的最后一天，美国代表团团长南希·鲁宾约见我，他见面第一句话说：“吴大使，我注意观察你了。我看你这届人权会议每一分钟都用得很好。”跟美国人打了多年交道，我知道这个话他是佩服，不是恶意。然后他说，咱们老这么对抗下去也不是办法，我说，对抗是你们挑起的，如果放弃对抗我们当然欢迎。他说我回去讲一讲，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对话。结果1998年，美国没再搞反华提案。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阶段。邓小平同志指出，外交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为现代化服务。中国的外交，也由政治外交到全面外交。依照惯例，中国驻外大使在离任前均须提交一份“工作总结”式的报告，但2003年卸任驻法大使前，吴建民的离任报告却只字未提中法关系，而是主要阐述新形势下他所理解的“外交资源”，并提出，“中国外交早应该转化成经济发展的资源”。
从政治外交到全面外交，外交与百姓越来越密切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交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它越来越多地涉及普通民众的利益。过去，国际交往主要靠外交官和政府之间的联系，民众通过民间团体虽也有一些来往，但是，从1949年到1978年，差不多30年时间，中国累计走出国门的人28万，平均每年不到1万人。而现在一年出国的人有多少？4000万！同时还有5600万外国人来到中国，这种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和过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外交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经济是基础，国家间经济合作发展了，相互依存度增加了，双方关系的基础更加牢固了，才会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关系的发展。1989年以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一度进入低谷。在走出低谷的过程中，西方经济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既说明中国的政策，也推动自己的政府做工作。这就是经济合作推动政治关系改善的例子。我在法国当大使的时候，用60%的时间来处理经济事宜。外交不仅仅是化解危机的重要手段，更是寻找机遇、寻求合作的桥梁。比如当时民航总局要向法国一家公司购买三套设备，对方要价1.3亿多美元。谈了几天，对方都不肯将价格降至1亿美元以下。于是民航总局找中国驻法使馆帮忙，仅半个小时的会谈就成功地给中国节省了几千万美元。我记得当时有人讲，如果50年前驻法国大使讲经济问题，会成为人们的笑柄，而今天，驻法国大使不懂经济，也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回过头来看，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外交做得有声有色，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共赢，找到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在汇合点的基础上发展合作。
而文化外交的力量也不可低估，它的作用是“润物细无声”。在法国5年，除了完成各种外交使命，我平均每年演讲、会谈50场以上。先后策划了1999年的“中国文化周”、2000年的“中国文化季”，2003年我们又办了“中国文化年”。
我的一个秘书，他上过法国的国立行政学院，曾在希拉克的故乡实习过。他建议到希拉克的故乡科雷兹省去看看。我去了后，受到非常好的接待，住在省长官邸里面，省长把我带进客房，是一个很古老的房子。他说，这个房子，戴高乐总统夫妇住过，希拉克总统在这儿住过。如果江泽民1999年访问法国的时候去科雷兹省，那么2000年希拉克访华的时候就去江泽民的故乡扬州。这很好啊，我就把这个事情向国内传达，并得到江泽民主席赞成。1999年10月，江泽民访问法国便造访了希拉克的故乡科雷兹省，并在其城堡内赴家宴。一年后，希拉克回访江泽民的故乡扬州。这也是外交史上第一次两国元首互访故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之大，影响之深远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从“怀疑论”到“崩溃论”，再到“威胁论”，现在是“责任论”，这种变化的根源就在于这30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
中国在发展，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角度在发生变化
从1978年到1989年，冷战还没有结束，西方世界看待中国，更多地是从东西方对峙的角度去看。他们不大相信中国现代化能搞成。所以，在这段时间，对中国的看法大体上可以归结为“怀疑论”，从1978年到1989年的12年间，进入中国的外资总量大约为150亿美元，这个数字同今天近8000亿美元的数字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从1989年到1996年。认为中国要垮台的“崩溃论”代替了“怀疑论”，在西方世界居主导地位。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此后，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当时，东欧也正在发生剧变，苏联走向解体。西方舆论的主流认为，中国顶不住这股世界剧变的浪潮，必定会垮台。
1989年1月到1990年12月，我在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和欧共体使团担任二把手。1989年1月，我到布鲁塞尔赴任时，拜会了比利时和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官，他们的大门是对我敞开的。但是，政治风波之后，情况大变，我当时只能见到比利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和欧共体委员会对外关系总司中国处处长，再高的官员我见不到了。1990年初，我担任驻比利时使馆和驻欧共体使团代办有半年时间。有一次，欧共体委员会负责对外关系的副主席要与亚洲使节共进午餐，算是他们“开恩”，也邀请我参加。午餐会前，有一个简短的酒会，这位副主席同亚洲使节一一握手，也同我握了手。在同我握手的瞬间，我感到他不想与我多讲话，只是应酬一下而已。
酒会期间，这位副主席的办公厅主任同我攀谈起来，问了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我见他对中国有兴趣，于是我就向他提出，今后如果他有时间的话，我愿意请他共进午餐，向他进一步介绍中国的情况。我完全是一番好意，不料这位洋大人脸一沉，斜眼看了我一下，冒出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过三个月，贵国政府是否存在！”一句话使我怒不可遏。外交毕竟是外交，你不能打他，也不能骂他，我脑子转了一下，回了他一句：“你们欧洲不是有一句谚语吗，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咱们走着瞧吧！”
1997年7月2日，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对人民币贬值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政府毅然决然地向世界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中国政府说到做到，亚洲货币贬值的大潮冲到中国被止住了，亚洲国家避免了货币第二次贬值的噩运，为他们走出困境赢得了时间。中国政府还出台了刺激内需的有力措施。中国经济不仅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而且带动了亚洲经济的复苏。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世界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势头不可阻挡，于是，“威胁论”取代了“崩溃论”，这种论调在西方世界还是颇有市场的。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当时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强大起来就去侵略扩张，中国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强大起来也会重蹈苏联的覆辙。
2005年9月21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立克在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讲话，提出中国应当成为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篇讲话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在往前走。“责任论”与“怀疑论”、“崩溃论”和“威胁论”不同，后三者都认为中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责任论”却是认为中国好像还可以做一点“正事”，这是一个变化。当然，如何界定“责任”，我们的看法与西方世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我们所讲的责任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与中国地位相符的责任，而不是西方说什么就是什么。
“责任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与中国崛起的势头增强密切相关的。在瑞士达沃斯每年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是一个触摸世界脉搏的地方。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出现了一场题为“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的讨论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中方的成思危副委员长和美欧的著名人士都参加了讨论。我搞了几十年的外交，参加过许多国际会议，但从来没有参加过以“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为题的会议。这个题目的出现绝非偶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里，世界什么时候问过中国：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从来没有过！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是被宰割的对象，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不需要征求中国的意见。然而，今天世界要问一问中国人的意见了。
目前，世界的格局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力量对比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国家在崛起，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而现在的金融危机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危机之后，世界会逐渐出现一个新的格局，这个格局将是更加多边的、发展中国家有更多发言权的、不是完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格局。现在胡锦涛主席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离不开中国。”奥巴马总统也说，美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美国。这说明什么呢？历史潮流不能违背。
建国之初是新中国“求生存”的阶段，中国外交突破西方孤立，团结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支持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那时中国外交主要是政治外交。从1965年到1971年，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吴建民，
曾多次给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做过翻译。在他的记忆里，当时中国的外交舞台小，外交领域也比较狭窄，主要强调的是“斗”。很长时间内，我们与美国人斗、与苏联人斗，当时外交中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打痛对方”。
为求生存,“联合”与“斗”的目的很清楚
新中国成立初，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很少，1955年，与中国建交的有23个国家，到1971年才有62个国家，1979年发展到116个国家，而现在是174个国家。现在中国的外交舞台扩展到了全世界，这在60年前无法想象。当初，周恩来总理只能去亚非国家，欧洲、美国都不可能去，而现在我们的总理和外长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
我给毛泽东主席做过两次翻译。第一次是1965年11月，刚果（布）的总统夫人马桑巴-代巴来访，第二次是在1968年10月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来访。当时我们的态度很清楚：中国为自己的独立解放而斗争，同时也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相互支持，形成一个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
我是法文翻译，给周恩来总理做翻译主要也是在这段时间。当时来访的主要是非洲、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法国也有个别官员来访。
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9月，刚果（布）总理阿尔弗雷德·拉乌尔率领政府代表团来访。毛泽东会见后，周恩来同代表团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从晚上11点开始，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5点，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谈中，为周总理做翻译。当时，拉乌尔向总理介绍了中部非洲的政治形势，美国和法国在这一地区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刚果（布）四面受敌的处境。他说刚果（布）政府准备在1969年底把法国控制的铁路、港口收归国有，与法对抗，就此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认为恩古瓦比当下的主要任务是抓军队，巩固政权，如果马上将铁路、港口收归国有，会遭到法国和周围国家的反对。周恩来告诫说：不要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必须警惕刚果河对岸有一个更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
拉乌尔感到周恩来的意见很中肯，表示在对法国的态度上将尊重中国的意见。随后还谈了中国对刚果（布）的财政贷款、军事援助、经济技术合作等问题。当时刚果（布）方面希望从中国获取更多的经济支持，周恩来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中国不可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主张更多地还是要通过贸易的方式，互利互惠。周恩来讲了民族独立和发展经济，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谚语，“远水解不了近渴。”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工作中，我们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大家在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或大家都具很强的独立性，亚洲非洲的寻求独立的国家或独立之后要维护自己独立的国家，大家联手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1971年,在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32岁的吴建民作为第一批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亲身经历了中国重返国际大舞台之初的喜悦、新奇和拘谨，之后，他先后在联合国工作过13年。1996年，联合国第52届人权委员会开幕在即，吴建民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当时，一些西方国家第六次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了反华提案。这次人权会议对于中国来说，又是一场恶战，这一段也成为吴建民最难的外交经历。
刚刚走到世界面前,中国显得有些拘谨
我在联合国时间比较长，前后13年，在纽约10年，在日内瓦3年。我记得1971年我去联合国，当时中国还处于封闭的环境中,接到出国通知,我特地去翻找关于联合国的资料,最后只在一本法国字典上找到一个火柴盒大的联合国大楼的图片，当时我想:噢,原来这就是联合国。
那时北京到纽约没有直通航线，我们是从北京先到上海，在上海坐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巴黎，再从巴黎飞纽约。代表团都穿着中山服，因为除了这个好像也没有别的正装可穿。那时出国人员都会到指定的地点去订做服装，我们的中山装是在北京“红都”服装店定做的。我记得后来在巴黎见到了一批援助非洲的中国专家，倒是穿了西服，但他们也不大会穿，衬衫的领口都没系好，可以伸三个指头进去，每个人都在西服外面套一件风衣，系的领带也都是一个颜色。
当乘坐的飞机准备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时,机组人员说，机场上有500多名记者正在等候我们。当时国内还比较封闭，那一天，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机场念完事先准备的一篇稿就走了,记者接着提问,我们也不回答。
联合国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当时，联合国大会还专门开了个会议，欢迎中国代表团,各国代表的发言非常热烈。美国当时是反对恢复中国席位的,但看到这种气氛也坐不住了。当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是老布什，他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发表了讲话,他很坦率,说:我们是反对你们来这里的,但你们还是来了,welcome!
各国代表团和当地人对我们很好奇。很多记者每天守在我们的楼下,要问旅馆的工作人员这些中国人今天吃了些什么。我们被当作外星人似的，一举一动都是新闻。
我们很快就进入状态，熟悉了联合国的工作方式，这一点让其他国家挺佩服。到联合国不久,安理会就讨论印巴问题,讨论非常激烈。当时我们的方针很明确，一是维护自身利益；二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边，支持非殖民化；三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所以发言挺踊跃的，其他成员国的评价也不错。
我们对联合国的认识大体分为几个阶段,这个过程其实与国内的情况密切相关。第一个阶段是应付,这段时间是从1971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这5年期间,由于受到“左的”干扰,我们只把精力集中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反美苏“两霸”,其他我们不管,美其名曰“超脱”。很多事情我们都不参与，觉得跟我们没关系，所以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发明了一个新东西，在赞成、反对、弃权三种选择的后面加了一个选择，就是“不参加投票”。在维和行动上，我们也不赞成。现在我们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参与维和，这个转变过程是很大的。
改革开放之后,从1978年到1992年期间，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开始多起来。过去我们对裁军不感兴趣,后来慢慢参与了。还有人权问题,我们认为是西方的价值观念,但现在我们参加了人权委员会,这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1992年到现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外交政策调整的幅度很大,我们积极参与维和行动、裁军、不扩散武器条约和人权事务等等。
当然，也免不了“吵架”，比如在人权问题上。美国从1989年后开始搞反华提案，尽管每年都失败。1996年我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到任后我问美国代表：你们还搞不搞反华提案？他说还要搞。西方以人权作为工具来对发展中国家施压，大家很反感。于是，我们和观点相同的国家统一了意见，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等很多国家。人权会议开幕的第二天，在讨论这个会议怎么开时，十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大使一个接一个发言，提出要反对对抗，主张对话，认为人权委员会对抗气氛太浓，无助于推动人权。发达国家的代表面面相觑：造反了？我们一下子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最后以7票优势打败了美国的反华提案。1997年会场斗争依然很激烈，我们又一次以10票优势打败了他们。人权会议的最后一天，美国代表团团长南希·鲁宾约见我，他见面第一句话说：“吴大使，我注意观察你了。我看你这届人权会议每一分钟都用得很好。”跟美国人打了多年交道，我知道这个话他是佩服，不是恶意。然后他说，咱们老这么对抗下去也不是办法，我说，对抗是你们挑起的，如果放弃对抗我们当然欢迎。他说我回去讲一讲，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对话。结果1998年，美国没再搞反华提案。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阶段。邓小平同志指出，外交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为现代化服务。中国的外交，也由政治外交到全面外交。依照惯例，中国驻外大使在离任前均须提交一份“工作总结”式的报告，但2003年卸任驻法大使前，吴建民的离任报告却只字未提中法关系，而是主要阐述新形势下他所理解的“外交资源”，并提出，“中国外交早应该转化成经济发展的资源”。
从政治外交到全面外交，外交与百姓越来越密切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交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它越来越多地涉及普通民众的利益。过去，国际交往主要靠外交官和政府之间的联系，民众通过民间团体虽也有一些来往，但是，从1949年到1978年，差不多30年时间，中国累计走出国门的人28万，平均每年不到1万人。而现在一年出国的人有多少？4000万！同时还有5600万外国人来到中国，这种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和过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外交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经济是基础，国家间经济合作发展了，相互依存度增加了，双方关系的基础更加牢固了，才会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关系的发展。1989年以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一度进入低谷。在走出低谷的过程中，西方经济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既说明中国的政策，也推动自己的政府做工作。这就是经济合作推动政治关系改善的例子。我在法国当大使的时候，用60%的时间来处理经济事宜。外交不仅仅是化解危机的重要手段，更是寻找机遇、寻求合作的桥梁。比如当时民航总局要向法国一家公司购买三套设备，对方要价1.3亿多美元。谈了几天，对方都不肯将价格降至1亿美元以下。于是民航总局找中国驻法使馆帮忙，仅半个小时的会谈就成功地给中国节省了几千万美元。我记得当时有人讲，如果50年前驻法国大使讲经济问题，会成为人们的笑柄，而今天，驻法国大使不懂经济，也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回过头来看，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外交做得有声有色，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共赢，找到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在汇合点的基础上发展合作。
而文化外交的力量也不可低估，它的作用是“润物细无声”。在法国5年，除了完成各种外交使命，我平均每年演讲、会谈50场以上。先后策划了1999年的“中国文化周”、2000年的“中国文化季”，2003年我们又办了“中国文化年”。
我的一个秘书，他上过法国的国立行政学院，曾在希拉克的故乡实习过。他建议到希拉克的故乡科雷兹省去看看。我去了后，受到非常好的接待，住在省长官邸里面，省长把我带进客房，是一个很古老的房子。他说，这个房子，戴高乐总统夫妇住过，希拉克总统在这儿住过。如果江泽民1999年访问法国的时候去科雷兹省，那么2000年希拉克访华的时候就去江泽民的故乡扬州。这很好啊，我就把这个事情向国内传达，并得到江泽民主席赞成。1999年10月，江泽民访问法国便造访了希拉克的故乡科雷兹省，并在其城堡内赴家宴。一年后，希拉克回访江泽民的故乡扬州。这也是外交史上第一次两国元首互访故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之大，影响之深远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从“怀疑论”到“崩溃论”，再到“威胁论”，现在是“责任论”，这种变化的根源就在于这30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
中国在发展，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角度在发生变化
从1978年到1989年，冷战还没有结束，西方世界看待中国，更多地是从东西方对峙的角度去看。他们不大相信中国现代化能搞成。所以，在这段时间，对中国的看法大体上可以归结为“怀疑论”，从1978年到1989年的12年间，进入中国的外资总量大约为150亿美元，这个数字同今天近8000亿美元的数字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从1989年到1996年。认为中国要垮台的“崩溃论”代替了“怀疑论”，在西方世界居主导地位。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此后，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当时，东欧也正在发生剧变，苏联走向解体。西方舆论的主流认为，中国顶不住这股世界剧变的浪潮，必定会垮台。
1989年1月到1990年12月，我在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和欧共体使团担任二把手。1989年1月，我到布鲁塞尔赴任时，拜会了比利时和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官，他们的大门是对我敞开的。但是，政治风波之后，情况大变，我当时只能见到比利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和欧共体委员会对外关系总司中国处处长，再高的官员我见不到了。1990年初，我担任驻比利时使馆和驻欧共体使团代办有半年时间。有一次，欧共体委员会负责对外关系的副主席要与亚洲使节共进午餐，算是他们“开恩”，也邀请我参加。午餐会前，有一个简短的酒会，这位副主席同亚洲使节一一握手，也同我握了手。在同我握手的瞬间，我感到他不想与我多讲话，只是应酬一下而已。
酒会期间，这位副主席的办公厅主任同我攀谈起来，问了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我见他对中国有兴趣，于是我就向他提出，今后如果他有时间的话，我愿意请他共进午餐，向他进一步介绍中国的情况。我完全是一番好意，不料这位洋大人脸一沉，斜眼看了我一下，冒出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过三个月，贵国政府是否存在！”一句话使我怒不可遏。外交毕竟是外交，你不能打他，也不能骂他，我脑子转了一下，回了他一句：“你们欧洲不是有一句谚语吗，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咱们走着瞧吧！”
1997年7月2日，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对人民币贬值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政府毅然决然地向世界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中国政府说到做到，亚洲货币贬值的大潮冲到中国被止住了，亚洲国家避免了货币第二次贬值的噩运，为他们走出困境赢得了时间。中国政府还出台了刺激内需的有力措施。中国经济不仅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而且带动了亚洲经济的复苏。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世界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势头不可阻挡，于是，“威胁论”取代了“崩溃论”，这种论调在西方世界还是颇有市场的。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当时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强大起来就去侵略扩张，中国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强大起来也会重蹈苏联的覆辙。
2005年9月21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立克在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讲话，提出中国应当成为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篇讲话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在往前走。“责任论”与“怀疑论”、“崩溃论”和“威胁论”不同，后三者都认为中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责任论”却是认为中国好像还可以做一点“正事”，这是一个变化。当然，如何界定“责任”，我们的看法与西方世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我们所讲的责任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与中国地位相符的责任，而不是西方说什么就是什么。
“责任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与中国崛起的势头增强密切相关的。在瑞士达沃斯每年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是一个触摸世界脉搏的地方。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出现了一场题为“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的讨论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中方的成思危副委员长和美欧的著名人士都参加了讨论。我搞了几十年的外交，参加过许多国际会议，但从来没有参加过以“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为题的会议。这个题目的出现绝非偶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里，世界什么时候问过中国：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从来没有过！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是被宰割的对象，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不需要征求中国的意见。然而，今天世界要问一问中国人的意见了。
目前，世界的格局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力量对比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国家在崛起，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而现在的金融危机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危机之后，世界会逐渐出现一个新的格局，这个格局将是更加多边的、发展中国家有更多发言权的、不是完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格局。现在胡锦涛主席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离不开中国。”奥巴马总统也说，美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美国。这说明什么呢？历史潮流不能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