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午，王往逐兕。小臣赞车马硪（wo）迫王车子央亦坠。”
　　这是《甲骨文合集》第10405号甲骨中的一小段卜辞，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则车祸记录。
　　甲骨文“车”为象形字，文中用车轴断裂、两轮错位的车形表示出事故的车，而用车厢、车轮、车轴完整的车形表示王车，非常生动。
　　甲骨文的存在，最初是为了预测未来。当时的殷商王室将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主要是为了占卜。
　　怎么占卜呢？
　　一般来说，先是商王提出自己想预测的事件，背面经过钻凿的甲骨在暗火灼烧后开裂，甲骨正面显现出不同的纹路。经过专门的解读，凶、吉得以昭显。像刚才的那场车祸，就是商王武丁要去田猎，亲自占卜，卜辞显示将有灾祸。次日出猎，果然出了车祸。
　　中国的文字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死亡”的古老文字，而甲骨文就是它最早的已知开端。所以，不同于古埃及文字历经数百年才得以破译，甲骨文出土即可被部分识读。像日、月、山、水之类的字，大都一眼可以看出，像车、龙、虎、鹿之类的字，稍作提示，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被发现到现在，分布在全世界的甲骨文收藏估计在13万到15万片之间，总共记载的字数达到4500余个。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认识的甲骨文大概有1300多个字，也就是说，还有3000多个字仍没有被破译。2015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向全国发布过一个悬赏公告，破译一个未释读的甲骨文，可以获得10万元奖励。
　　破解甲骨文为什么这么难？
　　除了时间久远，文字的形态和使用情况发生不少变化之外，破解甲骨文的难点还在于，作为整体的文字遗物，不同卜辞之间本来存在密切联系，可甲骨的大量出土刚好赶上清末国运衰弱，战乱频仍，这些甲骨一经出土，往往就四处流散，甚至有的甲骨被碎为数块售卖，内容之间的关系也完全被打乱，留下了许多难解的谜团。
　　但就像福尔摩斯探案，有时候一个字的破解，会撬动各种典籍中看似不相干的碎片，构成一个完整的拼图，从而揭示某些重大的历史谜团。
　　比如《山海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夏商之际，有一个叫 “王亥”的人，双手操鸟，善于“服牛”，常赶着牛群从事贸易活动。他是商人的始祖。不过，王亥这个名字在其他典籍中几乎没有出现过。所以，长久以来，人们只把这当作一个传说而已。
　　但根据这条线索，当时的大学者王国维考证出，甲骨卜辞中经常提及的“高祖亥”，就是《山海经》中的王亥，而且在其他典籍中其实出现过多次，只不过名字已经讹传成了核、该、胲等。一向被认为古奥难解的《楚辞·天问》中有“该秉季德”一节，前人一直认为完全无法理解，但有了甲骨文的提示，王国维把这一节贯通了，那个“该”字就是“亥”，全文讲的是王亥被害和族人报仇之事。
　　早期的商族畜牧业相对发达，作为部落首领，王亥要和其他氏族沟通，用牛羊做贸易，可在这过程中王亥遭遇不测，他的弟弟王恒继承领袖职务，接受了血债的偿金，并为自己谋求私利。亥的儿子微却坚持追讨血债，伐灭了仇敌，并在亲属间展开一场权力之争，打破了部落推举领袖的传统方式，商族国家由此建立。若干年后逐渐壮大的商族推翻了夏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
　　再比如，甲骨卜辞中常有“××卜×贞”这样的结构，却一直无解。例如一条讲述商王武丁做噩夢而后奴隶逃跑的卜辞是这样开头的：“癸丑卜， 争贞，旬无祸。”“癸丑”是日期，“旬无祸” 是问下旬（十天为一旬）是否有灾祸，“贞”前面的那个字代表什么呢？
　　这个谜题，直到“大龟四版”的发现才迎来转机。“大龟四版”是1929年第三次殷墟（甲骨文的出土地）发掘期间，从村北大连坑南段的一个长方形坑内发现的四块比较完整的刻有卜辞的龟腹甲，四版之上全是占卜的记录。
　　“大龟四版”的特殊价值在于，上面记载了对同一件事的反复占卜，“××卜×贞”多次出现，然而“贞”字之前的一字却各不相同。
　　到底什么意思呢？这里显然可以排除对事物的分类名称，也不会是地名，因为同一件事要放到不同地方占卜并不符合情理。
　　由此，当时参与殷墟考古挖掘的学者董作宾恍悟，“贞”字前面一字其实是人名，指的是负责本次占卜的巫师！这一发现不断得到后续考古成果的证实。2009年，殷墟考古队甚至发现了贞人墓葬，随葬青铜器上的名字正可与甲骨卜辞中的一位贞人名对应。
　　殷墟甲骨文跨越了长达近300年共11位商王——就像几本分属不同主人的日记被撕碎了混在一起。现在，每条卜辞中的贞人名字成为关键线索，出现在同一片甲骨上的贞人之间自然是“同事”，属于同一个王的时期，再结合卜辞的称谓、坑位、字形等信息，就可以理出不同组的甲骨的先后顺序——甲骨文可以按时代分期了。
　　此前数万片甲骨混沌一团，如同咒语般不断卜问梦境、病疾、天象，如今成为前后有序的系统史料，这就把通过甲骨文研究商代历史变化建立在了一个相对可靠的基础之上。更神奇的是，学者们发现，甲骨文上的商王世系与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竟然可以互相对照，而这就是甲骨文最大的秘密。
　　股墟时代11位商王中，有一位王的卜辞超过了一半以上。学界认为，在他之前而没有疑义的甲骨数目是零;而在他之后，晚期甲骨卜辞数量骤减，内容的丰富性也大为下降，大多是例行祭祀记录，一切有条不紊却很少个人色彩。
　　他就是商王武丁，也就是之前那场车祸的主角。
　　有推测说，武丁可能是第一个决定把文字刻在甲骨之上的人，是他有意地进行了某种文字改革并加以推广。甚至有学者提出更大胆的假说，认为武丁可能患有某种语言功能障碍——就如同著名的有口吃症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以至于他对文字交流表现出独特的兴趣，并在最开始不得不借助文字沟通来治理王室事务与国家。而一旦开启文字的“潘多拉魔盒”，书写在王室的推动下迅速发展，统治也发生连锁反应。这些猜想，因为缺少确凿的考古学证据，不能被证明，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 　　根据卜辞所见，武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王呢？
　　武丁很“诚恳”，询问了许多真实的困惑。据甲骨卜辞的统计，在武丁时期，至少有16个贞人家族为其服务。借助这个庞大的宗教机构，武丁几乎无事不卜：收成、抓捕囚犯、生育、梦、洪水、军事战略、发布命令、天气、巡狩、遣使、建宅、纳贡等。自己身体的疾痛，也会占卜求助于上天。头痛、龋齿、鼻塞、肩痛、耳鸣，都曾进行过卜问。出兵打仗之前也非常仔细地询问祖先的意见，一直问到究竟是派三千人还是五千人、从东路包抄还是从西路包抄。
　　武丁寻求答案的对象，除了被称作“帝”的主神与自然神外，更多是自己的祖先。商人相信，大大小小的福运或灾祸，与祖先们脱不了干系。一条卜辞中，武丁患上了龋齿——世界上最早的龋齿记录，反复占卜的结果最终显示，是其伯父盘庚在天之灵的不满导致了牙痛，于是武于献上了一只狗和一只羊作为祭祀。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说：“在商人的世界观里，神的世界与祖先的世界之间的差别，几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虔信之外，武丁又有点“狡猾”。在一条卜辞中，武丁与祖先谈判，首先提出三个人牲作为献祭，卜兆的结果显示祖先不满，于是增至五个人牲。另一次祭祀中，武丁献上了三个人牲，卜辞中说后续还将会献上三十个——如果神的指示应验的话。这样“付定金”的例子频频出现。更有大量关于征战的卜辞显示，武丁最终还是决定按照自己的想法排兵布阵，不遵照祖先的指示。一些学者也怀疑，之所以甲骨上常出现一事多卜的情况，可能是想要卜出满意的结果为止。
　　这样的信仰方式，如果以亚伯拉罕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神是全知全能的观念来看，简直不可理喻，逻辑也不自洽——武丁究竟是信还是不信呢？
　　哲学家李泽厚“一个世界”的理论或许能对我们有所启发。李泽厚认为，不同于西方此岸、彼岸“两个世界”的区隔，中国人是世俗与神圣同处“一个世界”，二者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即使有“另一个世界”也是模糊的，并不比这个世界更真实、更重要。
　　如果把武丁对众神的态度看作对生活中父亲的态度，也许就可以理解了。父辈有权威，能给我们指导，但我们并不总是听他们的，他们偶尔预测不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武丁看来，神很大程度上也就等于父辈，和他们保持着亲近而不只是臣服。
　　早期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尽管商朝达到了迷信鬼神的巅峰，但这位信仰世界的奠基者武丁王，还是拒绝了一个完全超验的世界，选择让所有可知不可知的力量都与我们存在于“一个世界”，也就间接实现了某種意义上的世俗性，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分道扬镳或许在此时已经能够看出端倪。
　　（陶静摘自《三联生活周刊·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