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汪曾祺研究会会长。曾任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杂文学会副会长等职。退休前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有著作多种，新时期汪曾祺文坛复出后，作者充分抓住与汪曾祺同乡的有利条件，从一开始就对汪曾祺进行跟踪研究，著有《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另有汪研论文多篇，最近发表在8月5日《文学报》上的《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汪曾祺著作长期畅销的启示》，亦为其中之一（此文8月27日《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亦己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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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九月，泰州市文联联手《文艺报》在泰州主办“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以下简称“九月泰州会议”），从那以后，“里下河文学流派”成为一个渐趋热络的话题。虽然在花木葱笼、众声喧哗的当代中国文坛，有关里下河文学流派议论的声音，一时不是十分响亮，还没有成为主流议题，但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这个话题，这无论如何总是好事。作为土生土长的里下河人之一，我为此感到欣喜与欣慰，对积极倡导里下河文学流派、热情探讨和宣传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泰州市宣传文化部门领导和广大文学界的朋友表示由衷地敬佩和谢意。
　　有关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个命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坦陈了自己的看法。其要点是：一、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当代看，都还没有形成公认的真正的“里下河文学流派”。二、当前里下河地区的文学繁荣景象，预示着在未来的岁月里有了进一步形成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可能，但不能由此断定里下河文学流派已经诞生。三、构建里下河文学流派需要时间、毅力和韧劲，任重道远，没有任何捷径可走。（见拙文《汪曾祺对创建当代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价值意义》，《泰州日报》2013年9月28日）
　　以上看法我至今未变。但随着我阅读了愈来愈多的相关资料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以后，在对创建里下河文学流派增加了信心的同時，坦率地说，对已经听到和见到的有关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某些论点，实在难以苟同，故特撰写这篇短文进一步阐明我的看法。说的全是大白话，大实话，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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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0月16日的《中华读书报》在一篇关于“九月泰州会议”的报道中说：“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范小青说：‘通过文化和文学现象的研讨，可以提高一个地方的社会影响力，让外部地区对泰州及里下河文学产生新的认识’。”小青的这番话有明显的“官方色彩”，我理解她在这里以“作协党组书记”的身份讲话。作为一名著作等身的全国著名作家，她比谁都懂得，深入开展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讨，有助于让文学回归文学，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促进与推动里下河文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走向更大的繁荣。我以为，这个根本目的比之提高一个地方的社会影响力和增加外部地区对泰州和里下河文学新的认识更直接、更重要，也更有意义。
　　我的阅读范围和社会接触面都比较狭窄，就已经了解的情况看，当下对“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一特定命题最为关注的，除发起者泰州宣传文化部门外，主要是部分理论家和文化记者，这其中，部分理论家也只是在“九月泰州会议”上的即席发言，一些声名卓著的理论家更似乎还停留在临场随意发挥的阶段。以他们厚实的学识修养和老到的文学阅历，他们对任何文学命题谈上半天都不会困难。比较起来，记者们的热情更高一些。他们在有关“九月泰州会议”和此后数量不多的后续报道中，除了记述、报道专家们即席式论述的主要内容外，还不可避免地掺进了许多自己的看法。这些报道和文章，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理论家们和记者们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热切期望，增强我们对早日构建好“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信心，但值得商榷的地方也随之出现了，主要是两个方面——
　　其一，过早地宣布“里下河文学流派”已经存在，已然诞生，甚至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究刚刚起步，连这个流派的来龙去脉还没有梳理清爽的情况下，就又忙着挑起新的话题，试图展开一个新的讨论：《里下河文学流派能否进入中国文学史？》，尽管其心可鉴、其情可嘉，但毕竟显得草率、匆忙了些。
　　其二，较多的是把文学成果、文学现象与文学流派混为一谈。一个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中国当代文学在越来越摆脱多年来“左”的桎梏以后，文学不再是政治的附属物，并逐渐加快步伐回归文学。这样，不仅全国文学事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各省、市、自治区和包括里下河地区在内的众多地区的文学事业都程度不同地有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文学新人，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取得喜人的成绩。可是，如果就此将文学新人及其创作成果视为文学流派，那文学流派就成了地区特点的代名词，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在看待地方文学成果和研讨下一步的更大发展时，我们什么时候都要持客观、冷静、科学的态度，这不只是为了记住“谦虚使人进步”的真理，还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稍一头脑发热，就可能滑入认识的误区，就不能对全局的和未来的发展有准确的把握、判断，并进而作出合乎实际的决策。有一篇公开的报道，叙述一位兴化籍的作家在某一日晚上九点钟向一位北京的朋友介绍，“此时此刻，最起码有两百个兴化人趴在桌子上写作”，当天晚上，这位作家就受到地方文化官员的批评：“两百个？你不了解情况，还瞎说！——两千个都不止！”
　　看到这篇报道，我陷入了沉思。毫无疑问，在里下河文学大军中，兴化的作家群无疑是一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兴化文学现象”已经引起省内外的文学界的重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特别当我们正在积极构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时候，我尤其希望兴化的地方官员和从兴化成长起来的作家们，在赞扬声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是两百人，还是两千人趴在桌子上写作，大可不必在意，什么时候都要毫不动摇地在出人才和出作品方面下扎实功夫。只有这样，兴化文学现象才能保持长久的活力，并进一步在里下河地区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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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史实告诉我们，所谓文学流派，指的是文学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审美观点一致和创作风格相近或类似，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通常是有一定数量和代表人物的作家群。而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学流派，其基本形态又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自觉集合体，流派诞生伊始就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更多的是半自觉和不自觉的结合体。我们当前正热议中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属于后者。它原本不存在，自然也根本不具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但因新时期汪曾祺文坛复出，其作品的独特风格，吸引了一批模仿者和追随者。这些作家的创作内容和表现方法越来越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汪曾祺的创作风格靠近。当此之时，泰州宣传文化部门不失时机地对这种文学现象，既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予以科学总结，又从组织上给以积极引导，这才有了构建一个崭新的文学流派，即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可能。 　　我以为，当前正处于构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重要时期，有没有正确的合乎里下河文学创作实际的科学理论作指导，不单是当务之急，更是里下河文学流派最终能否确立的关键。“九月泰州会议”已经很好地迈出了第一步，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如同一出大戏的序幕，一项巨大文学工程的开工仪式。作为先行的理论，我们现在应对汪曾祺和已经开始显露出与汪曾祺创作风格相近，并已取得一定创作成绩的作家，把他们都明确定位在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个目标上进行研究和总结，努力从中归纳出系统的、规律性的东西，并以此有针对性地指导今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创作实践健康发展。
　　将汪曾祺定为里下河文学的领军人物，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九月泰州会议”上，来自全国的理论家们对此有难得的一致看法。而在当今里下河文学创作者的心目中，不少作家早已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把汪曾祺视为学习的目标和榜样。以《香河》、《浮城》等作品引起文学界关注的刘仁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己是“汪迷”，他说：“我的写作一开始就打上了‘汪’字印记”。他還说：“在我所获得的诸多奖项中，我十分看重‘汪曾祺文学奖’。”另一位在小说、散文和诗歌方面都已取得不俗成绩的庞余亮更坦言，“他最喜欢的是汪曾祺先生的文字”，他甚至说：“每次读他（汪曾祺），就觉得我的写作是‘有后台’的”。这一切都说明，定汪曾祺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领军人物，是适宜的，是众望所归。即便如此，把汪曾祺的创作实践明确地放置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特定范围内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还需要再下一番切实的功夫。这其中包括：他的“文学要益于世道人心”的文学主张；他的自我风格定位（“我是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是个只会写‘小桥流水’的人”）；他主张的小说创作方法（“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为散文化的结构”），以及他对自己生长过程的描述（“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及，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等等。只有把领军人物汪曾祺研究透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不断深入发展才能建立在学有目标、赶有方向的稳定、牢靠的基础之上。
　　在加强对领军人物汪曾祺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还应该有选择地对里下河地区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的作家，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我相信，这件事办好了，要比劳神费钱把评论家们邀请到一起海阔天空地神聊有效得多。
　　先说针对性的研究。最好是“一对一”。必须从一开始就明确，研究的目的是让被研究者在今后的创作中不断提高写作水平，早日成长为里下河文学流派中的中坚力量，因此，应坚决摒弃只说好话，不指出问题的不良文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我在供职省委宣传部文艺处时，曾在省委及宣传部有关领导支持下，邀请黄毓璜、丁帆、费振钟、王干、汪政、晓华等近30位评论家，对当时正开始走红的赵本夫、范小青、黄蓓佳、苏童、叶兆言、储福金等进行一对一的研究，提倡评论家和作家面对面地进行交流，明确要求评论家要多下功夫找出作家创作方面出现的问题和不足，并尽可能提出解决问题、克服不足的建议和意见。这种有针对性的“一对一”研究，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后将研究成果结集为《江苏青年作家论》，由当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孙家正作序，正式出版。此事不仅当时在全国文学界产生不俗的影响，也受到我省如今已成为“腕”级的作家们的真诚欢迎，至今他们仍不时回忆起这件有价值、有意义的往事。
　　至于我所说的“有选择”，是指在确定重点研究者名单时，范围不宜太宽泛。看到一份材料，几乎把里下河地区发表过作品的作者都作为重点罗列进来了。列入重点创作者名单的对象，一开始严一些，少一些，以后逐步增加，这才能收到实效。定这个名单有点难度，难就难在如今是张扬个性的时代，大家的自我感觉都很好。为了早日构建成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个宏伟目标，我相信作家们能以大局为重，更相信主办者有智慧、有能力，把这个难题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