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被叛徒出卖，于成都家中被捕，随后被押解到重庆渣滓洞监狱，关押在“楼七室”。“楼七室”是一间隔离牢房，专门关押“态度顽固、不守监规”的犯人，管理严苛，平时不准犯人放风。同时，“楼七室”里还关押着一名与罗广斌互相认识的囚犯张国维。张国维是湖北汉川人，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1939年入党，被捕前任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工作。
　　在狱中，张国维十分冷静地分析了罗广斌的情况：罗广斌出身于一个有特殊背景的权贵之家，其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时任第七编练区司令官，手握重兵，是当时四川境内最大的武装集团首领，并与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有交情。基于此，张国维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离开渣滓洞监狱。于是，张国维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向同志们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从此，罗广斌肩负起了这项特殊的任务。他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也留心观察，设法和同志们交流，积累资料。狱中同志们对他也推心置腹，提供了充分的情况和意见。
　　烈士们最后的嘱托
　　1949年1月17日，是江姐（即江竹筠，被捕前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丈夫彭咏梧牺牲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监狱各囚室的难友纷纷采用各种形式慰问江姐。江姐的回报是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内容分为三部分：被捕前的总结、被捕后的案情应付、狱中的学习。各囚室先后分别依照大纲进行了讨论，这对提高狱中同志的斗争意志和思想认识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成为日后“狱中八条”形成的基础。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关押在“楼下平二室”。在这里，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被捕前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王朴（被捕前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陈然（被捕前任《挺进报》特支委员）等结成生死患难之交，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罗广斌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丰富的精神养料。
　　从10月底到“11·27”大屠杀之夜，在公开和秘密的大屠杀中，两座监狱的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11月27日子夜，当渣滓洞的屠杀火焰还在燃烧之际，被关押在白公馆的罗广斌带领十多位难友，趁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突围，冲出牢笼，蛰伏乡间。3天之后，重庆迎来解放，罗广斌终于有机会向党报告烈士们的最后嘱托。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日，“脱险同志联络处”成立，负责接待从各个监狱脱险的和其他遭受迫害的同志。罗广斌前往报到，并参加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
　　在这期间，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罗广斌每天晚间趴在宿舍的地铺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后来，住宿条件改善，罗广斌才有了办公桌可供写作。12月25日，大屠杀后的第28天，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写成了《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并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
　　沉甸甸的党性教材——《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如今只剩残件15页，有2万多字。按原报告所分小标题，报告共有七个部分，现在只存第一、二、三、七等四个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第五、六两部分则已完全丢失，估计全件字数在3万字以上。现在可以读到的部分，已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
　　报告七个部分的小标题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案情发展”。该部分讲的是由《挺进报》改变发行方式引发的川东党组织被大破坏的经过。《挺进报》是当时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报，1947年7月创刊，起初主要在党内和进步群众中发行。1948年初春以后，作为“政策攻心”的手段之一，《挺进报》开始重点发向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等部门和有关社会单位，引起敌人警觉。敌人派特务接近进步人士和进步社团，侦察到《挺进报》的发行线索和地下党领导人的行踪，并抓捕了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市委副书记冉益智，随后，两人相继叛变。此次事件造成了川东党组织的一次大破坏，导致135人（另有宁沪杭地区8人）被捕，其中县级以上干部40人。除8人叛变、少数人经营救和突围脱险外，绝大多数同志壮烈牺牲，损失十分惨重。
　　第二部分“叛徒群像”。该部分着重揭露原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原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原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原重庆城中心区委书记李文祥等几个领导干部的叛变罪行，剖析他们平时言行中反映出的人生观问题和叛变时的心理状态。
　　第三部分“狱中情形”。该部分简略叙述了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的由来和狱中斗争的情况。渣滓洞方面，报告重点汇报了“狱中追悼会”（全体囚犯公祭在狱中被迫害致死的原新四军战士龙光章）、“新年大联欢”、“慰问江姐”等几场斗争;白公馆方面，则重点汇报了“狱中学习”、“编写‘《挺进报》白宫版’”、“争取特务看守”和“准备暴动突围”等几场斗争。报告中写道：“到最后（指暴动计划未成，大屠杀开始），（革命志士们）已经面临死亡的考验了。老谭（谭沈明，共产党员，革命烈士）提出以前罗世文（原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革命烈士）死的时候脸色都没有变。于是（领导小组）要求（共产党员）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结果，每一个人临死都是倔强的，没有求饶。国歌和口号声一直不停地在枪声弹雨下响着。牢狱锻炼得每个同志——党员和非党员成为坚強的战士。”
　　这几场惊心动魄的狱中斗争，充分显示了在监狱这个特殊环境里，革命志士的坚强意志和战斗精神，在监狱斗争史上放射出别样的光彩，占有突出的地位。
　　第四部分“脱险人物”。该部分主要介绍两座监狱在大屠杀中突围脱险和在此之前经过各种渠道被营救出狱的部分人士。报告以严格审视的眼光，有分析地介绍他们的情况和在监狱中的表现，对有的同志给予了高度赞扬，并建议对脱险的党外人士根据情况分别给予安排。此外，报告也介绍了几个被特务主动释放的特殊“犯人”，其中突出的一个叫刘厚总。 　　刘国定被捕叛变后，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与特务头子徐远举讨价还价，说自己是“省委兼市委”，要求被授予少将军衔，任特务处长。对此，徐远举只答应给了中校军衔、专员职务。后来，刘国定进一步出卖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并亲自带特务到上海抓人。钱瑛事先收到警报，已撤到香港，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也已转移，但刘国定又出卖了他所知道的宁沪杭地区的共产党员8人。因此，刘国定受到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嘉奖和接见，并正式升为上校。
　　在特务机关，刘国定也是趾高气扬，除了对徐远举毕恭毕敬以外，根本不把其他特务分子放在眼里。他自以为有“本钱”，还可以继续出卖原先的同志，出卖党组织，为特务立功。为此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共产党的组织和策略》，作为特务机關破坏地下党组织的教材。
　　“狱中意见”还提出领导机构（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狱中同志认为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在武装起义中牺牲）的人品是好的，但在发现刘国定的生活作风问题后，却拿他没有办法，投鼠忌器，一直迁就。王璞每次与刘国定会面，两人意见稍有不合，便发生争吵，不欢而散，无法讨论问题。后来，王璞要调刘国定到乡下工作，避开城市环境，刘国定却嫌农村条件艰苦不愿去。王璞对此无可奈何，只好买了一套《三国演义》，回乡看小说、生闷气去了。对此，“狱中意见”尖锐地指出，这种软弱无能，听任自流也是领导机构的一种腐败。
　　“狱中意见”认为，之所以会出现领导干部腐化的现象，除了个人品质上的问题以外，还由于在地下环境中，党员干部长期隐蔽，相对平静安全，缺乏激烈斗争的锻炼，少数人脱离党和党员的监督，容易滋长消极和腐化。
　　勿忘血泪的嘱托
　　“狱中八条”自面世以来，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屡屡引起强烈的反响。“狱中八条”之所以如此震撼人心，是因为党心、民心和烈士的心灵犀相通，紧密相连。
　　第一，“狱中八条”具有生动的形象性。“狱中八条”是数百名烈士用鲜血和泪水凝铸出来的。“狱中八条”中透映着烈士群体血肉模糊的身影，熔铸着烈士群体无私奉献和崇高人格的形象，因此特别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第二，“狱中八条”具有深邃的哲理性。“狱中八条”朴实无华，明白简洁，却内涵丰富，揭示了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规律，所以才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发人深思，促人猛省。
　　第三，“狱中八条”具有现实的针对性。烈士留下的遗嘱，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地下斗争时期，考验共产党员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敌人收买关。叛徒们过不了这几关，出卖的是革命，是党的组织，是党员的生命。
　　如今，考验共产党员的是名利关、色情关、权力关。腐败分子们过不了这几关，出卖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党的形象，是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腐败分子就是新时期共产党的叛徒。
　　今天，再读“狱中八条”，人们仿佛听见，烈士们发出的长啸，要当今的人们切莫将这血泪的嘱托化作了过眼烟云，随风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