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受益，本有很多种，有的书给人以启发，有的书叙述事情的原委，有的书示人以可用的材料，有的书则直接告诉我们：书不可以这样写。吴天墀先生的书，属于第一种，不分专业，皆开卷有益。其言传亦然，不论何人，有缘即有所悟。
　　先生后来得名，似乎多靠那本《西夏史稿》。其实先生的学术视野一向广阔，西夏史仅是他在特殊环境下的“业余写作”，不过小试牛刀而已。盖先生虽从少年时就关注西藏，又曾身往西康，西夏史却非其所素习，真正用心用力的时间，也就几年而已。正如其高足刘复生兄所说，“在先生的治史生涯中，‘西夏史’并不是最主要内容”。以先生的学力，若治学环境稍顺，不知会写出多少超过《西夏史稿》的鸿篇巨制。
　　以我外行的陋见，吴先生最关注的，是在釐清中国中古时代宏观演变的基础上，再现宋代和四川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然因其在抗战时一度从政，后来便成了“历史反革命”，故一直坎坷，难以出其所学。复因家世贫寒，不能不从小加倍用工，致眼睛深度近视，视力越来越差。晚年虽境遇稍好，看书则较他人远更费力。史学不比其他，论述必须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目疾导致的困难，也使先生的著述，未能达其素志。
　　吴先生治学，非常强调“目光四射”。他常对学生说：“如果研究宋代历史，而对其前的汉唐，以及其后的元明全无了解，则宋代历史是研究不好的；如果研究宋代的某一专题，而对宋代的整体历史缺乏了解，那么这一专题你也就难以研究深透。”这大体就是他老师蒙文通先生所说的上下左右读书。而先生的目光，更远射及欧美。他晚年编写五代学术文化系年，便拟在“附录”里纳入世界学术文化方面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包括“某年某月牛津大学成立”一类，以便读者知所参照。这样开阔的视野，是研究中国所必须的，却也是很多中国史研究者所缺乏的。
　　且吴先生目光所及，又不仅限于书面史料的领域。他自己阅历丰富，故对史学有着特别的体认，如其《治学小议》所云，搞社会科学，“不当忘忽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先生引张居正所说“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一段话，强调“一个人懂得当前的实际越多，对古代和外国进行研究也将增多了解、大有助益”；史家“若知古而不知今，务外而遗内”，便做不好学问。这是真正士大夫的通达识见，非一般不出书斋者所能喻能言，没有自身的经验，体会很难亲切。而其著述，也能常表现出这方面的特色。
　　从已发表的成果看，先生之学，早年睿智，中年厚重，晚年博大，彰显出大师风范。然若结合先生未曾发表的遗作考察，这看法就要修正。吴先生的大学毕业论文，是蒙文通老师指导的，后来文章写长了，一时难以结束，遂经蒙先生同意，以其大二时修明史所撰的《明代三吴水利考》一文代之。然而其原本毕业论文的题目，先生自己和他人似都未曾提及。
　　据我猜想，现存尚未完稿的《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就是先生那篇没来得及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这是一篇气象宏阔的大文字（仅成其半，约五六万字）。从其使用的表述方式（略带文言味道的白话文）、所引用的材料和对话的论著看，此文撰写颇早。在他一度从政中断后，到一九四六年回归学术后又重拾修改（从引用材料可知），大致完成上篇，便身逢巨变，再次搁置。
　　如果这个猜想不错，先生之学就不是晚年博大，而是大器早成。其广博的眼光、雄伟的气魄和通达的识见，在大学读书期间便已初步形成，并贯通其一生。文章开篇云：
　　“中唐以下之三百年间，为吾国社会之一剧烈锐变时期。于时，旧文化体系由动摇以趋崩溃，而新文化之端绪，亦崭然露以头角。”在长期酝酿发育之中，虽不无波折回流，到宋仁宗庆历之世，全面的文化更新遂如瓜熟蒂落，臻于功成。“自是世局改观，形质焕变，无异为中世、近世历史画一明朗之大界。”
　　此文之作，“乃就此期中平民社会崛兴之事实，考察其于庆历时代之全面文化更新，究有何种渊源与影响？并藉窥此一伟大变革之意义与价值，以明中国近世文化之趋向”。故文章的核心，是这一时段平民社会之崛兴。主要通过科举之影响、经济之演变（含兼并激烈、商业活跃和都市发达三节）以及南方的开发三方面来论证。
　　在吴先生看来，门阀衰落和平民解放是这一时段基本的阶级升降，“颇似晚周社会现象之复演”。尤其平民解放使原本静凝的社会转趋活络，同时也因已定型的社会结构被毁坏，“组织解体，无多拘束之力；由是个性发展，思想趋于自由，人人务于表现才能，生活竞争转激烈，则社会之动进不宁，自有必然之势”。因此，文章也以较大篇幅论述了“平民社会之病态”，表现为“政治理想之卑”、“国计民生之困”和“社会风俗之陋”三部分。文章最后说，新的社会中“文人无行，蔑弃绳检，世风污陋，实堪可惊”。盖因“平民社会之出现，无领导之阶级以明示型范，无中心思想以提携人生，林林总总，蠢然而动；熙熙攘攘，惟利是竞。浊波混流，正复弥漫。庆历变革之伟大文化运动，盖即志士仁人，不安于污秽凡陋，遂乃致其精诚，趋赴理想，矫时变俗，而崭然开出另一光焕之新景者也”。
　　一个社会到了读书人也“无行”的时候，世风的污陋，乃是自然的结果。而“无领导之阶级以明示型范，无中心思想以提携人生”，是最基本的原因。类似场景，或许是社会“转型”时的常态，吾人或不无似曾相识之感。而是否能有不安于污秽凡陋的志士仁人，“趋赴理想，矫时变俗”，开出另一光焕之新景，恐怕也是所有“转型”社会能否产生一伟大文化运动的关键所在。
　　从先生文章的脉络看，大概是先有侧重平民社会的初稿，后又根据新出版的论著进一步修订。初稿中一些观察和思考的面相，隐约可见日本学者的影响（吴先生在一九三六年曾翻译桑原骘藏的《晋室南渡与南方开发》，文中明显可见此文思路的影响）。增补的修订中，则多引证陈寅恪发表于吴先生毕业后的意见，盖因陈先生向来重视社会演变时的新旧异动也。
　　而对一些时贤的看法，则有所商榷。如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说，中唐以下兼并剧烈，民生困苦，故平民地位低落。吴先生指出，“地位高低，乃基于阶级制度之判分。宋以下由于特权世袭阶级之取消，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故平民地位实在上升。而钱穆先生说，隋唐习见官吏以经商致富，自唐中叶以后此风不扬，官吏兼务货殖者少，商贾在政治社会方面活动力亦渐绌（《国史大纲》）。吴先生则认为：中唐以下社会的平等化，“应指贵贱阶级之混泯言，而非可语于经济上之贫富”。 　　先生中年的代表作，就是那本享誉中外的《西夏史稿》。那也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品。在先生以吴浦帆之名拉车度日之时，一九五四年某日，徐中舒先生忽到访，不遇，嘱先生往见。后谒见于徐府，告知已与蒙文通先生议，不能坐看先生废其学，决定由二先生每月资助三十元（那时此数略可养家），让这位已不年轻的学生回归学问（后来王恩洋先生闻知，也参与资助）。在那个时代，这不仅是经费的问题，出资者还要承担相当的政治风险。有这样的老师，宁非幸事！人生有时真是需要贵人援手的，先生无此转折，或许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旅途了。
　　且徐、蒙二老连研究的题目也替吴先生想好了，就是西夏史。这是老先生们体贴入微而又深思熟虑的选择，一方面照顾了吴先生从中学时代开始关注西部边疆的治学心路，历史时段又在先生用功较多的中古，同时也有回避当时学问“主流”、不与他人争锋的意思。盖以吴先生当时的身份，无业而兼“历史反革命”，若所做题目太“预流”，难保不生枝节。而西夏史又确是一块需要填补的空白，其自身的价值不言而喻。
　　与一般民族史、区域史的研究不同，吴先生的西夏史立意高远。各族环绕之中的西夏，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实体，常以诸“蕃族”的代表自居，在很长的时间里维持了西域的局部统一。从后来的中国版图看，当时的宋、辽以及后来的金，也都是局部统一而已。各政权虽分疆而治，政治上对立（对立也是一种关联），而经济文化等则有合作互补的一面。先生延续其关于中世、近世社会构建的思路，特别注意考证道路、商路、市场的情况。即在政治空间分裂之时，文化空间和经济空间却从未断绝，仍相联贯。正是文化、经济网络对国家的维系作用，将“中国”确立在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层次。
　　天墀先生是胸怀天下的士人，又有明显的四川地方特色。他素负经世之志，在国难时曾投笔从政，服务乡邦。这些经历给他带来很多生活的坎坷，也使他的学问更为通透。其论著的共性在于，既重视广土众民的国家里各区域、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及其独自特性，更强调基层社会构建，以及民间的文化、经济网络对维系国家的重要作用。这众多面相的关联互动，凸显出多民族中国那多元丰富的内涵。
　　在刘咸炘的《推十书》影印再版时，吴先生追述其学术，曾引释迦牟尼“一指入水，四大海水皆动”的话，以为该书的再版“是值得高兴的善因，必会招来善果”。如今《吴天墀文史存稿》将出增补本，借先生自己的话，相信这一善因也必会招来善果。
　　（《吴天墀文史存稿》〔增补本〕，吴天墀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