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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FDI对我国经济的显性影响，主要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基于此，依据我国《2018年统计年鉴》中1985—2017年的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对FDI、经济增长、就业进行计量分析。研究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呈波动状态。但从总体上看，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促进作用，同时经济增长对FDI的流入具有一定影响。我国应理性吸引外商投资，提高FDI的利用效率，健全投资相关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关键词：FDI;经济增长;就业;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3-0001-03
引言
联合国大会常设机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公布的年度《全球投资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流入FDI较2016年增长20亿美元，增幅1.5%，达到创纪录的1 360亿美元，流入量仅次于美国。但同时也指出，2017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明显下滑，凸显国际贸易关系持续紧张。联合国报告认为，这种趋势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令人不安的风险，警告贸易局势可能导致全球化进一步放缓。本文力图对FDI与经济增长和就业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为推动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一、相关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国内外很多学者广泛关注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问题，并且探讨FDI与经济之间的关系。FDI对经济的影响既表现在经济增长方面，也表现在就业方面。
关于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Marta Beng（2003）认为，东道国经济增长与FDI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FDI对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1]。随洪光等（2014）利用PCA方法研究发现，FDI显著提升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质量[2]。关于FDI与东道国就业的关系问题，Tomasz等人（2000）研究发现，FDI不仅对劳动需求显著相关[3]，而且投资结构与就业结构有显著相关性。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建立单方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只能单方向地解释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而不能反映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VAR模型则能弥补这一不足。本文通过构建VAR模型，对FDI、经济增长、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实证检验
（一）指标的选取
考虑到第一产业我国FDI数额、比重非常小，若不加区分地选择三大产业的GDP总量和就业人数，可能在分析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就业的影响时不够准确，造成低估。因此，本文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GDP仅包含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JYRS也只选取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1984—2017年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8）》。
（三）VAR模型的构建
首先对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进行取对数处理可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对FDI、GDP、JYRS取对数后分别记为LNF、LNG、LNJ。
由于VAR模型的运用需平稳数据，因此首先对三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其平稳性。指标LNF、LNG、LNJ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分别进行一阶差分之后的DF、DG、DJ为在5%的显著水平下的平稳序列。
因此，本部分内容分析可以采用序列DF、DG、DJ的数据建立VAR模型。根据AIC和SC值最小准则，经过多次尝试确定滞后期数为六阶。回归估计结果如下：
此回歸模型所估计系数的t统计量值大部分是显著的，尽管有部分系数不显著，但我们仍选取滞后期数为6的模型。部分系数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在同一个方程中有同样变量的多个滞后值产生多重共线性造成的。
下面需要对估计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若模型不稳定，结果将无效。本文利用AR根进行检验，模型中单位根都落于圆内，因此是稳定模型，选取的3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进一步分析。下面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脉冲响应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给FDI一个单位的冲击后，第一期经济增长有微弱的负向变动，到达第二期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达到负向最大值，负向响应从第三期开始逐渐减小，第四期到第九期，均为正向效应，第七期正向效应达到最大，第九期之后，经济增长对于FDI的响应逐渐减小，直到0左右。这表明，给FDI一个正向的冲击，经济增长呈现波动性，开始会产生一定负向效应，随着期数增加变为正向效应。总的来说，经济增长对FDI的正向响应更明显。
从图2可以看出，给FDI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就业人数在第一期到第四期为微弱的负向效应，第二期左右，达最大的负向效应，从第四期到第十期均为正向效应，到第九期正向效应达到最大。从整体上来说，FDI对我国就业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正向效应大于负向效应。因此，总的来说，FDI对我国就业有正向影响。
从下页图3可以看出，当给经济增长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FDI呈现轻微波动，第一期到第四期FDI为正向响应，第四期到第八期为微弱的负向响应，第八期到第十期FDI的响应几乎为0。FDI的上下波动，说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提高FDI，影响FDI的因素既有宏观方面也有微观方面，比较复杂，如政治、经济、外交环境、汇率波动、市场环境等都会对FDI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2.方差分解模型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VAR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要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并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则需建立预测方差分解模型。方差分解可以描述冲击在FDI、就业人数与经济增长动态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 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FDI在第一期只受自身影响，第二期开始，经济增长和就业对FDI的影响才凸显出来，但影响微弱，此后影响逐渐增加。由图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FDI的影响比较微弱，就业对FDI的影响随期数的增加逐渐增大。经济增长从第一期起就受到FDI和自身波动的影响，在第一期，受自身波动影响最强，从第二期到第十期受FDI影响逐渐增大并保持最强，最终稳定在70%左右，受自身冲击逐渐减少最终稳定在20%左右。受就业的冲击影响一直很小，随着期数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仅有微弱的增加。由此表明，FDI对我国经济有较强的影响作用。就业从第一期受FDI、经济增长和自身的冲击影响，并且受自身冲击较大。在第一期FDI波动对就业的冲擊较小，这可能与我国人力资本要素结构有直接关系，即短时间内不太可能有较大改善。但随着时间的延续，本期的就业人数对以后各期就业的影响会减弱。第一期，FDI波动的冲击对就业影响很小，是因为FDI有一定滞后性。FDI 波动冲击的影响逐渐增大，基本稳定在50%左右。由此说明，FDI对我国就业有重要的影响。
三、结论与建议
基于1984—2017年我国经济发展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即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呈现波动状态。但从总体上看，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促进作用，并且我国经济增长对FDI的流入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我国应采取有力措施，理性吸收外商投资，争取发挥其对我国经济与就业的促进作用;提高FDI的利用效率，不能单纯引进外资，要有长期的战略规划;考虑我国经济安全，健全投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相关部门应构建FDI国家产业安全防范机制和风险管理制度，维持我国吸引外资的巨大优势，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1] Marta Beng.“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economic Freedom and growth：new evidence from Lartin America”，European Joum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3，（19）：529-545.
[2] 随洪光，刘廷华.FDI是否提升了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来自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验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11）：3.
[3] Most S.J.，Berg H.V.D.Growth in Africa Does the Source of Inversment Financing Matter？[J].Applied Economics，1996，（28）：1427-1433.
关键词：FDI;经济增长;就业;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3-0001-03
引言
联合国大会常设机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公布的年度《全球投资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流入FDI较2016年增长20亿美元，增幅1.5%，达到创纪录的1 360亿美元，流入量仅次于美国。但同时也指出，2017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明显下滑，凸显国际贸易关系持续紧张。联合国报告认为，这种趋势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令人不安的风险，警告贸易局势可能导致全球化进一步放缓。本文力图对FDI与经济增长和就业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为推动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一、相关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国内外很多学者广泛关注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问题，并且探讨FDI与经济之间的关系。FDI对经济的影响既表现在经济增长方面，也表现在就业方面。
关于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Marta Beng（2003）认为，东道国经济增长与FDI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FDI对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1]。随洪光等（2014）利用PCA方法研究发现，FDI显著提升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质量[2]。关于FDI与东道国就业的关系问题，Tomasz等人（2000）研究发现，FDI不仅对劳动需求显著相关[3]，而且投资结构与就业结构有显著相关性。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建立单方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只能单方向地解释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而不能反映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VAR模型则能弥补这一不足。本文通过构建VAR模型，对FDI、经济增长、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实证检验
（一）指标的选取
考虑到第一产业我国FDI数额、比重非常小，若不加区分地选择三大产业的GDP总量和就业人数，可能在分析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就业的影响时不够准确，造成低估。因此，本文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GDP仅包含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JYRS也只选取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1984—2017年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8）》。
（三）VAR模型的构建
首先对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进行取对数处理可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对FDI、GDP、JYRS取对数后分别记为LNF、LNG、LNJ。
由于VAR模型的运用需平稳数据，因此首先对三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其平稳性。指标LNF、LNG、LNJ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分别进行一阶差分之后的DF、DG、DJ为在5%的显著水平下的平稳序列。
因此，本部分内容分析可以采用序列DF、DG、DJ的数据建立VAR模型。根据AIC和SC值最小准则，经过多次尝试确定滞后期数为六阶。回归估计结果如下：
此回歸模型所估计系数的t统计量值大部分是显著的，尽管有部分系数不显著，但我们仍选取滞后期数为6的模型。部分系数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在同一个方程中有同样变量的多个滞后值产生多重共线性造成的。
下面需要对估计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若模型不稳定，结果将无效。本文利用AR根进行检验，模型中单位根都落于圆内，因此是稳定模型，选取的3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进一步分析。下面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脉冲响应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给FDI一个单位的冲击后，第一期经济增长有微弱的负向变动，到达第二期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达到负向最大值，负向响应从第三期开始逐渐减小，第四期到第九期，均为正向效应，第七期正向效应达到最大，第九期之后，经济增长对于FDI的响应逐渐减小，直到0左右。这表明，给FDI一个正向的冲击，经济增长呈现波动性，开始会产生一定负向效应，随着期数增加变为正向效应。总的来说，经济增长对FDI的正向响应更明显。
从图2可以看出，给FDI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就业人数在第一期到第四期为微弱的负向效应，第二期左右，达最大的负向效应，从第四期到第十期均为正向效应，到第九期正向效应达到最大。从整体上来说，FDI对我国就业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正向效应大于负向效应。因此，总的来说，FDI对我国就业有正向影响。
从下页图3可以看出，当给经济增长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FDI呈现轻微波动，第一期到第四期FDI为正向响应，第四期到第八期为微弱的负向响应，第八期到第十期FDI的响应几乎为0。FDI的上下波动，说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提高FDI，影响FDI的因素既有宏观方面也有微观方面，比较复杂，如政治、经济、外交环境、汇率波动、市场环境等都会对FDI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2.方差分解模型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VAR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要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并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则需建立预测方差分解模型。方差分解可以描述冲击在FDI、就业人数与经济增长动态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 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FDI在第一期只受自身影响，第二期开始，经济增长和就业对FDI的影响才凸显出来，但影响微弱，此后影响逐渐增加。由图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FDI的影响比较微弱，就业对FDI的影响随期数的增加逐渐增大。经济增长从第一期起就受到FDI和自身波动的影响，在第一期，受自身波动影响最强，从第二期到第十期受FDI影响逐渐增大并保持最强，最终稳定在70%左右，受自身冲击逐渐减少最终稳定在20%左右。受就业的冲击影响一直很小，随着期数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仅有微弱的增加。由此表明，FDI对我国经济有较强的影响作用。就业从第一期受FDI、经济增长和自身的冲击影响，并且受自身冲击较大。在第一期FDI波动对就业的冲擊较小，这可能与我国人力资本要素结构有直接关系，即短时间内不太可能有较大改善。但随着时间的延续，本期的就业人数对以后各期就业的影响会减弱。第一期，FDI波动的冲击对就业影响很小，是因为FDI有一定滞后性。FDI 波动冲击的影响逐渐增大，基本稳定在50%左右。由此说明，FDI对我国就业有重要的影响。
三、结论与建议
基于1984—2017年我国经济发展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即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呈现波动状态。但从总体上看，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促进作用，并且我国经济增长对FDI的流入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我国应采取有力措施，理性吸收外商投资，争取发挥其对我国经济与就业的促进作用;提高FDI的利用效率，不能单纯引进外资，要有长期的战略规划;考虑我国经济安全，健全投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相关部门应构建FDI国家产业安全防范机制和风险管理制度，维持我国吸引外资的巨大优势，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1] Marta Beng.“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economic Freedom and growth：new evidence from Lartin America”，European Joum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3，（19）：529-545.
[2] 随洪光，刘廷华.FDI是否提升了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来自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验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11）：3.
[3] Most S.J.，Berg H.V.D.Growth in Africa Does the Source of Inversment Financing Matter？[J].Applied Economics，1996，（28）：1427-1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