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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至今已经10年，但是这10年，中国的卷烟产量增加了近50%，已经超过了全球另外九个烟草生产大国产量的总和。
控烟成为每个城市逃脱不了的公共卫生话题。
结束了“要办会、才控烟”的模式后，《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几经讨论和修改，力争于2014年年底通过审议。这将取代举办奥运会时期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
北京：控烟尺度争夺战
“这些年来，很多城市都在做无烟立法，也都在互相学习。但是因为各地的监管措施和系统不同，进展和效果也有差异。”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所长助理王帆博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修改稿）》在2014年9月末进入市人大二审环节。“各个城市的控烟立法中禁烟的范围都越来越靠近框架公约，这是值得肯定的一点。”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对本刊记者说。
但在北京的控烟立法过程中，最大的争议在于哪类场所属于禁烟范围，而北京城市的控烟尺度仍在不停摇摆。
据悉，在《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一审过程中，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意见中有一条，将草案中的“工作场所”限定为“共用的工作场所”。
“也就是说个人办公室是非公共场所，如果一个人一间办公室，就可以正当地吸烟。”吴宜群解释说，“虽然是独立的办公场所，你的办公室别人也会进去，吸烟依旧会对他人造成影响。”
最终，《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修改稿）》在市人大二审时，并没有给“单独办公室可以吸烟”留出法规空间。
但争执依旧存在。
比如，“酒店客房、机场等一些特殊场所，是否应当允许划定吸烟区”。
“设独立排风系统既不科学也不可行，几乎没有什么可操作的现实意义。国内几乎所有机场吸烟室的门都是敞开的，吸烟室内烟雾浓度极大，不可能做到独立排风，不让二手烟外泄。根据建筑情况，宾馆、旅店也几乎不存在具备独立排风系统的客房，空调、新风系统或者卫生间排风，总有一样是共用的。这样的情况如果允许吸烟，那其他的空间也会有二手烟。在深圳、哈尔滨的立法中，都没规定宾馆酒店房间可以设吸烟客房，也没规定机场可以设吸烟室，俄罗斯也没有。”吴宜群解释。
“为什么立法时要寸步不让，就是为了以后可以有一个明确的法规能够依法控烟，我们希望北京作为首都能够在控烟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立法不能越立越滞后。”吴宜群说。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6月至2014年5月，仅地方控烟立法就有13部。然而，控烟立法却在中国国家层面遇到滞阻。
令人欣喜的是，各个城市的控烟立法也将促进和推动国家层面的突破。
中国目前修订中的《广告法》（修订草案）明确禁止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和形式发布或者变相发布烟草广告，以及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场所以及医院和学校的建筑控制地带、公共交通工具设置烟草广告，并禁止设置户外烟草广告。
深圳模式
北京市的控烟立法并不是先例，到2014年5月为止，银川、上海、杭州、广州、天津、哈尔滨、青岛、兰州、深圳、长春等城市先后通过控烟条例。其中执法效果最好的是深圳。
截至2014年9月末，《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已经半年有余。深圳市控烟办交出“期中考试”成绩单令城市控烟者大受鼓舞。
根据深圳市控烟办的统计，从2014年3月1日开始，截至9月30日，六大执法部门出动执法人员127699人次，检查场所77356处，处罚个人5512人次，个人罚款276050元；处罚场所两处，场所罚款40000元，总计罚款316050元。
“深圳城市控烟立法比较新，所以控烟范围比较明确。”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副主任杨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深圳控烟条例》规定，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托儿所、幼儿园等主要为未成年人提供教育、教学、活动服务的教育或活动场所的室内外区域等；主要为孕妇、儿童提供服务的公园、医疗卫生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的室内外区域等16类场所为禁止吸烟场所。
而酒吧、歌舞厅等歌舞娱乐场所以及茶艺馆、按摩、洗浴等休闲服务场所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为限制吸烟场所。
“法律的制订重要，执法更重要。”杨杰介绍，“深圳的控烟条例中，对执法主体的要求非常明确，执行方案和计划也非常详细，执法力度够大。”在深圳因为公共场所吸烟被罚，现场收缴罚款的同时，会给吸烟者开发票。
云南：控烟条例“后无下文”
深圳模式并不是一蹴而就。深圳于1998年在内地率先出台控烟条例，尽管有“在公共场所吸烟将处以50元罚款”的规定，但十几年来，却从未开出过一张罚单。同那时的深圳一样，很多城市的控烟条例依旧是“一纸空文”。
云南是烟草大省，但云南省的城市控烟多以“后无下文”结束。
据昆明日报发布的某控烟机构的一份 《云南领导干部控烟意愿调查及影响分析》调查显示，云南领导干部吸烟戒烟意愿不高，吸烟者中26%没有戒烟意愿，40%虽然有戒烟意愿但没有作过戒烟尝试，仅有35.2%的受访者认为吸烟对健康有很大影响。
205名云南干部中，吸烟者占42.9%，其中八成是男性，处级、科级干部占大多数，年龄集中在40岁至50岁之间。这些吸烟者在过去一周平均每天吸11支至20支烟的占比近一半，76.7%的吸烟者有11年以上烟龄。
调查显示，吸烟者吸烟的场所主要是办公场所，占比达51.7%；88.1%的受访者对别人在自己面前抽烟表示无所谓，或是反感但不劝阻。
迄今为止，云南省还没有任何一部地方性的控烟法规。2010年8月底，云南省昆明市卫生局曾就《昆明市公共场所控烟办法（征求意见稿）》举行听证，可最终被暂缓。
虽然如此，据云南超轶控烟中心主任、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晓亮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云南省昆明市在全国医疗卫生单位创建无烟环境中排名一直靠前。”
上海：志愿者队伍的尝试
世博会的举办加快了上海控烟立法的进程。
“客观来讲，上海的控烟条例距离《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八条及实施准则还是有差距的。”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唐琼告诉本刊记者，“但对上海的评价应该是执法有亮点。”
从2011年至今连续四年发布上海控烟白皮书，公布上年度控烟监督、执法、监测数据和典型案例。“从历年的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出，人们的控烟意识不断增强。除了控烟监管执法部门和各区县的实名制控烟志愿者，越来越多的投诉源于公众。”
唐琼介绍，从2010年至2013年，上海共受理投诉588次，而从条例实施到2014年8月份，共收到电话举报1530件。
上海正在着手建立新一批志愿者队伍。“在社交网络上经常会有粉丝跟我们互动，也会有一些意见反馈和举报，所以在筹划如何建立这样一支互联网上的实名志愿者队伍。”唐琼说。
志愿者队伍多来自社区街道，而“随时随地”成为志愿者最大的优势，在控烟情况交流会上，劝阻的技巧、经典案例都会被拿来分享和讨论。
“监督控烟情况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罚款，而是希望人人都能提高控烟意识。”唐琼说。
2013年上海法定禁烟场所的吸烟率均较2012年有所下降。但唐琼坦言，“控烟是个长期的工作，所以我们还无法说明控烟行动已经使上海的所有人口吸烟率降低。”
控烟成为每个城市逃脱不了的公共卫生话题。
结束了“要办会、才控烟”的模式后，《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几经讨论和修改，力争于2014年年底通过审议。这将取代举办奥运会时期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
北京：控烟尺度争夺战
“这些年来，很多城市都在做无烟立法，也都在互相学习。但是因为各地的监管措施和系统不同，进展和效果也有差异。”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所长助理王帆博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修改稿）》在2014年9月末进入市人大二审环节。“各个城市的控烟立法中禁烟的范围都越来越靠近框架公约，这是值得肯定的一点。”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对本刊记者说。
但在北京的控烟立法过程中，最大的争议在于哪类场所属于禁烟范围，而北京城市的控烟尺度仍在不停摇摆。
据悉，在《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一审过程中，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意见中有一条，将草案中的“工作场所”限定为“共用的工作场所”。
“也就是说个人办公室是非公共场所，如果一个人一间办公室，就可以正当地吸烟。”吴宜群解释说，“虽然是独立的办公场所，你的办公室别人也会进去，吸烟依旧会对他人造成影响。”
最终，《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修改稿）》在市人大二审时，并没有给“单独办公室可以吸烟”留出法规空间。
但争执依旧存在。
比如，“酒店客房、机场等一些特殊场所，是否应当允许划定吸烟区”。
“设独立排风系统既不科学也不可行，几乎没有什么可操作的现实意义。国内几乎所有机场吸烟室的门都是敞开的，吸烟室内烟雾浓度极大，不可能做到独立排风，不让二手烟外泄。根据建筑情况，宾馆、旅店也几乎不存在具备独立排风系统的客房，空调、新风系统或者卫生间排风，总有一样是共用的。这样的情况如果允许吸烟，那其他的空间也会有二手烟。在深圳、哈尔滨的立法中，都没规定宾馆酒店房间可以设吸烟客房，也没规定机场可以设吸烟室，俄罗斯也没有。”吴宜群解释。
“为什么立法时要寸步不让，就是为了以后可以有一个明确的法规能够依法控烟，我们希望北京作为首都能够在控烟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立法不能越立越滞后。”吴宜群说。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6月至2014年5月，仅地方控烟立法就有13部。然而，控烟立法却在中国国家层面遇到滞阻。
令人欣喜的是，各个城市的控烟立法也将促进和推动国家层面的突破。
中国目前修订中的《广告法》（修订草案）明确禁止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和形式发布或者变相发布烟草广告，以及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场所以及医院和学校的建筑控制地带、公共交通工具设置烟草广告，并禁止设置户外烟草广告。
深圳模式
北京市的控烟立法并不是先例，到2014年5月为止，银川、上海、杭州、广州、天津、哈尔滨、青岛、兰州、深圳、长春等城市先后通过控烟条例。其中执法效果最好的是深圳。
截至2014年9月末，《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已经半年有余。深圳市控烟办交出“期中考试”成绩单令城市控烟者大受鼓舞。
根据深圳市控烟办的统计，从2014年3月1日开始，截至9月30日，六大执法部门出动执法人员127699人次，检查场所77356处，处罚个人5512人次，个人罚款276050元；处罚场所两处，场所罚款40000元，总计罚款316050元。
“深圳城市控烟立法比较新，所以控烟范围比较明确。”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副主任杨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深圳控烟条例》规定，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托儿所、幼儿园等主要为未成年人提供教育、教学、活动服务的教育或活动场所的室内外区域等；主要为孕妇、儿童提供服务的公园、医疗卫生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的室内外区域等16类场所为禁止吸烟场所。
而酒吧、歌舞厅等歌舞娱乐场所以及茶艺馆、按摩、洗浴等休闲服务场所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为限制吸烟场所。
“法律的制订重要，执法更重要。”杨杰介绍，“深圳的控烟条例中，对执法主体的要求非常明确，执行方案和计划也非常详细，执法力度够大。”在深圳因为公共场所吸烟被罚，现场收缴罚款的同时，会给吸烟者开发票。
云南：控烟条例“后无下文”
深圳模式并不是一蹴而就。深圳于1998年在内地率先出台控烟条例，尽管有“在公共场所吸烟将处以50元罚款”的规定，但十几年来，却从未开出过一张罚单。同那时的深圳一样，很多城市的控烟条例依旧是“一纸空文”。
云南是烟草大省，但云南省的城市控烟多以“后无下文”结束。
据昆明日报发布的某控烟机构的一份 《云南领导干部控烟意愿调查及影响分析》调查显示，云南领导干部吸烟戒烟意愿不高，吸烟者中26%没有戒烟意愿，40%虽然有戒烟意愿但没有作过戒烟尝试，仅有35.2%的受访者认为吸烟对健康有很大影响。
205名云南干部中，吸烟者占42.9%，其中八成是男性，处级、科级干部占大多数，年龄集中在40岁至50岁之间。这些吸烟者在过去一周平均每天吸11支至20支烟的占比近一半，76.7%的吸烟者有11年以上烟龄。
调查显示，吸烟者吸烟的场所主要是办公场所，占比达51.7%；88.1%的受访者对别人在自己面前抽烟表示无所谓，或是反感但不劝阻。
迄今为止，云南省还没有任何一部地方性的控烟法规。2010年8月底，云南省昆明市卫生局曾就《昆明市公共场所控烟办法（征求意见稿）》举行听证，可最终被暂缓。
虽然如此，据云南超轶控烟中心主任、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晓亮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云南省昆明市在全国医疗卫生单位创建无烟环境中排名一直靠前。”
上海：志愿者队伍的尝试
世博会的举办加快了上海控烟立法的进程。
“客观来讲，上海的控烟条例距离《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八条及实施准则还是有差距的。”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唐琼告诉本刊记者，“但对上海的评价应该是执法有亮点。”
从2011年至今连续四年发布上海控烟白皮书，公布上年度控烟监督、执法、监测数据和典型案例。“从历年的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出，人们的控烟意识不断增强。除了控烟监管执法部门和各区县的实名制控烟志愿者，越来越多的投诉源于公众。”
唐琼介绍，从2010年至2013年，上海共受理投诉588次，而从条例实施到2014年8月份，共收到电话举报1530件。
上海正在着手建立新一批志愿者队伍。“在社交网络上经常会有粉丝跟我们互动，也会有一些意见反馈和举报，所以在筹划如何建立这样一支互联网上的实名志愿者队伍。”唐琼说。
志愿者队伍多来自社区街道，而“随时随地”成为志愿者最大的优势，在控烟情况交流会上，劝阻的技巧、经典案例都会被拿来分享和讨论。
“监督控烟情况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罚款，而是希望人人都能提高控烟意识。”唐琼说。
2013年上海法定禁烟场所的吸烟率均较2012年有所下降。但唐琼坦言，“控烟是个长期的工作，所以我们还无法说明控烟行动已经使上海的所有人口吸烟率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