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到

　　马天阳从长春坐火车赶到了哈尔滨。
　　上火车时，雪一直在下。坐在火车上，车窗被霜封死了，外面什么也看不到。车厢里人不多，稀稀落落几个，其他车厢也大抵如此。而且冷得出奇，自己哈出的气，一团一缕的。
　　几个小时的车程有些难耐，他伸出手掌在车窗上使劲擦，手掌的温度融化了巴掌大的一片霜。他扭着脖子向外面看，目光所及之处，田野白茫茫的一片，一个人影也见不到。不一会儿，融化开的那一小块又被霜封死了，他索性不看了，跺着脚。他发现，其他人也跟着在跺脚。
　　他的目光很快被角落里的一个青年女子吸引了，那女子穿灰格子呢大衣，身上背着个小包，样子像个大学生。
　　女孩儿似乎注意到了他的注视，抬眼向他这里看了一眼，很快就收回了目光，专心地在窗霜上画着图案。
　　这姑娘长得悦心悦目。他恋恋不舍地扭过头，不过，因为发现了这个姑娘，几个小时的时间，变得不再那么难熬了。
　　那姑娘也是在哈尔滨车站下的火车，一下车就被另外一个女人接走了，两人小声地说着什么，走得很快，连头也没回一下。
　　他站在出站口，看到一个穿警察制服的小伙子手里举了一块硬纸壳，上面写着他的名字：马天阳。他想，接的就是他了。他向小伙子走过去，路滑差点儿跌倒。他背着行李卷，手里提着包，这是他全部的家当了。
　　小警察咧了下嘴，吸了吸鼻子问：“你就是长春……哦，新京来的马天阳？”
　　他点点头：“我是，辛苦你了。”
　　小警察没搭他的茬儿，转身就走，走了两步才说：“跟我来。”
　　他跟在他身后，路面都结了冰，他走得分外小心。
　　不远处停着一辆三轮车，小警察把写着他名字的纸壳扔到三轮车上，冲他说：“上车吧。”
　　他把行李和提包放到三轮车上，小警察从兜里掏出钥匙，蹲下身。这时他才发现，车轮被一条铁链锁到树上了。打开锁，小警察骑上去。他犹豫一下，还是坐到车上。小警察弓起身子用力蹬车。
　　他心里有些不忍，不知说什么好，半晌，他冲小警察的背影问：“贵姓？”
　　“姓张，以后你就叫我小张好了。”小警察头也不回。
　　骑了有一会儿，从大街上下来，又钻过两条小巷子，最后骑进一个灰色大门，门上有牌子：哈尔滨市经纬警署。
　　小张把车停好，帮他拿过车上的东西。他去抢，小张没理他，拎着他的行李向一扇门走去。这扇门比院子里其他的门要宽大许多，门楣上有牌子：署长办公室。
　　“报告。”小张喊了一声。话音未落，就用膀子把门挤开了。
　　他赶忙跟在后面。一进屋，立刻温暖起来，一只很旺的火炉在屋中央燃着，铁皮烟囱呼呼有声。小张冲坐在桌后的人说：“署长，人我已经接回来了。”
　　被叫作署长的人“嗯”了一声。小张把马天阳的行李和提包放在墙角的沙发上，走到门边，又回过头说：“署长，有事您就喊我。”
　　署长挥了下手，小张出去了，顺手把门带上。
　　马天阳立正站好，打量着眼前的署长。署长四十多岁的样子，身子有些胖，穿着警服，一只皮帽子放在桌角。桌上放着几份文件，还有纸笔，榆木墩子做的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像一座小山似的矗在署长面前。
　　署长伸手拿过烟，烟是“哈德门”，点上吸一口，眯眼看他：“中央警校毕业的？”
　　他忙伸手从怀里掏出证明信，这是中央警校开具的，上面有他的名字，还有毕业的专業等介绍。他把盖有“满洲国”中央警察学校印章的证明端正地摆放在署长面前。
　　署长没看，把吸了半截的烟戳在小山似的烟灰缸里：“那你应该会说日本话喽？”
　　他立正站好：“报告署长，学校里学过。”
　　署长用一双粗手在脸上撸了两把：“妈了个巴子，不会说日本话，老被日本人糊弄，这下好了。你以后给我当副官兼翻译官……哦，你叫什么来着？”
　　“马天阳，证明信里写着呢。”他忙把放到桌上的警校证明拿起来举到署长面前。
　　“我不认字，你不用给我看。”署长一手把证明又按在桌子上，“对了，我姓魏，赵钱孙李那个魏。”
　　马天阳吃惊地看着魏署长。
　　魏署长冲外面喊：“小张，小张……”
　　小张应声而入，就是刚才接他来的那个小警察。
　　魏署长交代：“带他去那间收拾好的宿舍。再跟大伙儿说一下，这是新来的副官，兼我的翻译官。”
　　“是，署长。”小张走到沙发旁提起马天阳的行李，再看马天阳的时候，目光中多了几分敬畏，为马天阳拉开门，“副官请。”
　　马天阳跟着小张刚走出门，身后署长冲外喊：“他姓马……”
　　署长办公室在前院，过一个月亮门就是后院。后院是一排宿舍，马天阳被安排在一个把角的宿舍里，有床，一桌一椅，靠墙还有个木柜子。
　　小张把东西放下：“马副官，就是这间了。我就住在你隔壁，以后有事你吩咐。”
　　马天阳说：“谢谢小张。”
　　“你是副官，我应该的。”说罢，小张退了出去。
　　屋子里就剩下马天阳一个人。他坐在椅子上，伸手抹了一下桌上的灰，心想今后这里就是我的家了。隔着窗子，他看到外面的雪又大了起来。

任务

　　前几日还是中央警校的一名学生，几天后，马天阳便成了哈尔滨经纬警署的一名副官兼翻译官。
　　中央警校毕业前夕，中共长春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老三找到了他，把他带到离学校不远的一家杀猪菜馆里。以前组织有活动，他经常和老三见面，老三自然是代号，他的真实姓名和历史没人知道。对马天阳来说，老三就是地下党的代表，代表着组织，老三的话就是命令。
　　中央警校经常闹学生运动，反对建立“满洲国”，反对日本人占领东北。中央警校虽然培养的是“满洲国”的警察，入学前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但这些学生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很多同学都觉得，当警察是维护社会治安，而不是为日本人和“满洲国”服务。 　　马天阳和其他进步学生就是那会儿认识的老三。每次学生运动老三都会给他们出主意，一来二去接触多了，他们发现老三不是一般角色。
　　有一天老三找到马天阳，也是在这家杀猪菜小店里。老三小声对他说：“天阳，想加入共产党吗？”
　　老三说这话时，马天阳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他以前就猜测过老三的身份。许多学生都知道，他们学校还有其他学校都有共产党，但究竟谁是共产党，他们并不清楚。既然老三这么说，无疑他就是共产党了。
　　那会儿老三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大哥，他亲人般地信任老三。眼前发生的一切，似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他没怎么犹豫，就冲老三点点头。老三伸过一双大手，两双手握在一起，他觉得老三的手有力温暖。
　　那次之后，他写了入党申请书。过了不久，一天晚上，老三悄悄找到他，把他带到一个胡同里，进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外间屋里有两个陌生人，老三介绍：“这是组织上的人，李书记，葛区长。”
　　李书记冲他笑笑，有力地握住了他的手：“马天阳同志，你的入党申请组织批准了。”
　　他们一起进了里间。屋里，两盏马灯亮着，他看见墙上挂着一面党旗。李书记把他带到党旗下，示意马天阳举起右手，宣读入党誓词。李书记说一句，马天阳学一句。每说一句，马天阳都觉得有一把火把自己点燃了，不由得热血沸腾。
　　宣誓完毕，葛区长走过来，把一只大手搭在他的肩上：“天阳同志，从今以后，你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马天阳的腰一点点挺起来，一瞬间，似乎自己高大了许多。
　　临走时，葛区长嘱咐他：“以后老三就是你的联络员，有什么事他会和你联系。”
　　李书记、葛区长离开了，党旗撤掉了，屋里恢复了原来的模样。看着空荡荡的屋子，马天阳觉得这一切就像一场梦，只有面前的老三是真实的。
　　这天之后，老三从他的大哥变成了他的上级，有什么任务都是老三传达给他。临近毕业前，老三找到他：“组织决定让你去哈尔滨工作。”
　　警察学校是没有权力分配学员的，只有各地的警察局到学校里来挑人。“满洲国”刚成立不久，他们是第一届中央警察学校的学员，很吃香，不愁找不到工作。但他没想到组织会派他去哈尔滨。
　　老三对他说：“到了哈尔滨有人会联络你。”
　　从长春到哈尔滨报到那天，老三送他上火车，把一张小纸条交给他，纸条上写着：三天后，中午十二点，中央大街76号。
　　他看了眼纸条便把内容记住了，然后把纸条撕碎，这是老三告诉他的规矩，身上不留任何证据，把有用的都记在脑子里。
　　“你去了之后问，你这儿有姓宋的吗？对方会说，你要鸽子吗？你说，要。这人就是你的接头人。”说完，老三死死盯住他，“记住了吗？”
　　马天阳认真地把老三的话记在脑子里，冲老三点点头。
　　开车的预备铃已经响起，站台上送行的人大呼小叫着和车上的人告别，老三推了他一把：“上车吧。”
　　他登上列车，回过头冲老三挥手：“咱们何时还能见面？”
　　“天阳，忘掉我吧。”
　　老三的身影连同他的声音一起消失在人流里。
　　在警署安顿好之后，马天阳让小张陪着在中央大街转了转。从警署住地到中央大街走路也就是一袋烟的工夫，他买了些日用品，又买了盒“哈德门”香烟。魏署长抽的就是这个牌子，他发现小张也抽烟，就把这盒烟塞给小张。小张谦让了一下，还是收下了，一口一个马副官叫得更亲热了：“马副官，以后有跑腿的事你尽管吩咐。”
　　他拍拍小张的肩：“我初来乍到，你多關照。”
　　小张点燃支烟，深吸一口，烟雾浓重地在空气里飘散着：“你客气了，马副官。”
　　那次在中央大街转了一圈，他记住了中央大街76号的位置，门前挂了块牌子，白底黑字：东亚商贸公司。他又把接头暗号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第三天中午，十一点五十分他就来到了中央大街76号附近，隐在一个角落里，观察着四周。中午时分，街上人流密集，有进城赶集的农民，也有商人，还有不少俄国人穿着毛皮大衣在街上走过。
　　中央大街是哈尔滨最热闹的地方了，他听见不远处索菲亚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他向76号走去。
　　76号门脸不大，进门是一间会客厅，墙上挂着俄罗斯风情的油画，有一排沙发和茶几，正中有一个接待前台，前台后站着一个穿西装的小伙子。小伙子热情地招呼他：“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业务？”
　　他说：“我找一位姓宋的。”
　　小伙子认真地看了他一眼：“你要鸽子吗？”
　　“要。”
　　小伙子冲他笑笑：“你稍等。”
　　说罢，小伙子转身进了里间，马上又出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年轻女人。女人的打扮很时尚，呢子裙装，上身套了一件坎肩。
　　女人站在他面前，眨着眼睛看着他。他也吃惊地看着对方。第一眼就觉得眼熟，仔细打量，他想起来了，她就是在长春到哈尔滨的火车上坐在他斜对面的那个姑娘。太巧了，他不由得张口结舌。
　　姑娘落落大方伸出手：“我叫宋鸽。”
　　他半晌才反应过来，伸出手握了下姑娘的手，宋鸽的手圆润细腻，他口干舌燥地说：“马天阳……”
　　姑娘莞尔一笑，轻声道：“跟我来。”
　　他有点儿恍惚地跟着她进了里间屋。房间布置得有点儿像办公室，有桌有椅，还有两人坐的沙发，一个小茶几摆在沙发前。宋鸽说：“坐吧。”随手给他倒了杯茶放在茶几上。
　　茉莉花茶的芬芳和女人的香水气息同时包裹了他。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粘在她身上。她落落大方地坐在桌后的椅子上，椅子上搭了一条披巾，她随手把披巾披在肩上，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组织安排，以后我就是你的联络人。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咱们见面的接头地点我会随时通知你，你要有急事，可以到这儿来找我。”
　　他的思绪终于被扯了回来。听着宋鸽的吩咐，他点点头。他想起长春老三的话：“组织安排你到哈尔滨工作，和组织接上头后，会有任务派给你。”那么，宋鸽会派给他什么任务呢？ 　　宋鸽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组织让你摸清李姐的情况。”
　　“李姐？”
　　“是我们的一位同志，她被捕一个多月了，一直关在警署。”
　　此时已是1936年的元月，这个“李姐”是去年十一月份被捕的，这么长时间了，敌人还没有对这位“李姐”下手，看来这位“李姐”一定不是一般的人物。
　　刚来到哈尔滨的第三天，组织就交给他这么重要的任务，马天阳有些紧张，也有些兴奋。宋鸽望着他说：“时间紧迫，尽快了解情况。”
　　马天阳从76号走出来，冷风让他打了个哆嗦。
　　“李姐”
　　两天后，魏署长带着他见到了“李姐”。
　　那是一天早饭后，魏署长让小张把他叫到办公室。魏署长正在吸烟，深一口浅一口的，弄得办公室里烟雾缭绕。
　　他站在魏署长面前：“署长，你叫我？”
　　魏署长不抬头，把烟蒂摁到老榆木做成的烟缸里，嘬了一下牙花子：“妈了个巴子，日本人抓到个共产党，让咱们审。”
　　他没说话，紧张地盯着魏署长，他预感到魏署长说的共产党就是“李姐”。他觉得嗓子发干，使劲咽了口唾沫。
　　“日本人三天两头地催，可这个共产党啥都不招，滚刀肉一个，我有球办法？”魏署长靠在椅子上一脸愁容，“这都审了这么长时间了，啥法子都招呼上了，就只知道这个李姐的代号。妈了个巴子，这活儿不是人干的……”说着，魏署长抓过桌子上的皮帽子。
　　马天阳就是那天早晨跟随魏署长来到警署地下室的。地下室的灯昏黄地亮着，一排房子都被铁栅栏隔开。在一间审讯室里，一个女人被绑在柱子上，头低着，半长的头发落下来，遮住了半边脸，衣服上结着血痂，血已变成深褐色。女人面前站着几个打手，有人手里拿着鞭子，有的拿木棍。
　　对面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小张站在一旁。魏署长把皮帽子摘下来摆到桌子上，冲马天阳示意，让他坐下，又把桌子上的审讯记录推给他。他看见了上面的一行字：代号李姐，女，北满抗日联军团政委。
　　除此之外，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他正疑惑，一旁的小张凑过来，附在他耳边说：“以前审问是我做记录，就这些了，别的她啥也不招。就这些也不是她招的，是咱们的人打听到的。”
　　他抬起头望着这个“李姐”，她身材不高，也谈不上结实，裸露在衣服外的皮肤有些苍白。
　　魏署长划火点了支烟，把火柴盒啪地又拍在桌子上，清清嗓子：“大妹子，那啥，咱们都是中国人，不是我跟你过不去，是日本人不饶你，对吧？你好歹也招点儿，少受皮肉之苦，你啥也不招，死人一个，这就是给我姓魏的找麻烦对不？”
　　“李姐”没反应，低着头，似乎睡着了。
　　魏署长吸了口烟，歪了一下嘴：“那啥，那就对不住了。”说完挥了一下手。
　　两个行刑的警察动手了，皮鞭、木棍轮流抽打着女人的身体，“李姐”不停地抽搐着，不一会儿，就失去了知觉。魏署长又挥下手，两人停了下来，站在一旁大口喘息。
　　马天陽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行刑，身子早就僵直了，握笔的手不停地抖。他把笔放下，手拿到桌子下，左手摁着右手，不让身子发抖。
　　有人用凉水泼在“李姐”的头上，“李姐”醒过来，头发一绺一绺地贴在额前。
　　魏署长又点支烟：“你这是何苦哇……身子是爹妈给的，受这个罪，你说你值吗？不要你啥，只要你把知道的说出来就没事了不是？”
　　“李姐”呸了一口：“汉奸！”
　　魏署长抓过皮帽，站起身，又把烟和火柴装在兜里，冲马天阳说：“马副官，你盯着点儿，我去解个大手。”
　　说完，魏署长走了。
　　面前是自己的同志，已经被折磨得没了人样，几个如狼似虎的大汉围着她。可自己呢，只有无能为力地看着。马天阳也想走，但他动不了地方。耳边是女人的惨叫声，马天阳闭上了眼睛。
　　同窗
　　审问终于暂告一段落。那个叫“李姐”的女人又晕死过去几次，行刑的警察累了，把她拖回了小号里。
　　马天阳浑身冰冷地从地下室里出来，望着快到中午的太阳，他打了个激灵，刚才的一切似乎是一场梦。他梦游似的向前院走去。
　　院内多了两辆日本军车，车上插着日本国旗。两个日本宪兵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立在车旁，见马天阳从他们身边走过，都斜着眼睛。马天阳木然地向署长室走去，轻敲一下门，门没关严，开了，他看见一个日本军官坐在沙发上，一旁还站着一个穿便装的人。
　　马天阳把审讯记录放到署长桌上，打算退出去。突然，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马天阳，怎么是你？”
　　他一时没反应过来，怔怔地望着那个穿便装的人。
　　“我是侯天喜，这才几天呐，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果然是侯天喜，中央警校时的同班同学。他看眼署长，又看眼日本军官，最后把目光落在侯天喜身上：“你怎么在这儿？”
　　侯天喜握住了他的手，小声说：“我现在给中村太君当翻译官，中村太君是宪兵队长。”
　　那个中村应该就是沙发上的日本军官了，一个年近五十的中佐。中村似乎气色不太好，一张脸发灰发皱，眼神倒并不凶恶，甚至显得有点儿呆滞。中村抬起眼皮看了他们一眼。侯天喜忙用日语冲中村解释：“太君，这是我的同学，叫马天阳。”
　　中村冲马天阳微微点头，似乎还笑了一下，但只是咧开嘴角，瞬间笑容就消失了。
　　很快中村就告辞了，魏署长跑到门外给中村送行。等中村上了车，侯天喜拍了一下马天阳的肩膀：“没想到在这儿会见到你，咱们又在一起了，你说这不是缘分吗？过两天请你喝酒。”
　　说罢，侯天喜坐上车，一溜烟儿地走了。
　　魏署长把笑挂在脸上，等日本人的车走远了，他转身朝办公室走去，马天阳尾随着进了门。一进屋，魏署长就急三火四地从炉火里往外扒东西，两块烤糊的红薯被他扒拉出来。
　　“妈了个巴子……”魏署长一脸沮丧，骂骂咧咧地把地瓜又扔到炉火里，走到桌后坐下。 　　马天阳凑过去：“署长，这女人还是什么也没招。”
　　魏署长点上烟，眯上眼睛说：“这就对了，和共产党打交道没那么容易。”想了想又补充，“小日本也不好对付，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那个中村黑着呢……”
　　马天阳望着魏署长，等他说那个中村怎么个黑法儿，魏署长却转了话题：“那个侯翻译官是你同学？”
　　“是。”马天阳回答。
　　魏署长的眉眼舒展了一些：“你以后和侯翻译官搞好关系，有用。”
　　关于侯天喜，马天阳谈不上喜欢。据侯天喜自己说，他是通化人，从小没了父母，到处流浪，去过好多地方，还在奉天混过事，一副闯荡社会的派头。这个人看上去整天乐呵呵的，心里没有愁事，遇到事总爱刨根问底，在同学中似乎跟谁关系都不错，但又没真正的朋友。说是孤儿，花钱却大手大脚，没人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马天阳没料到，侯天喜居然成了日本宪兵队长中村的翻译官。但这会儿他没心思去想侯天喜的事，他要尽快见到宋鸽，把“李姐”的消息告诉她。

宋鸽

　　这次见宋鸽是在马迭尔旅馆的咖啡厅。从警署到马迭尔步行大概需要十五分钟。他早就听说过马迭尔，这还是他第一次走进来。
　　冬日的午后，太阳暖烘烘地照进咖啡厅。马天阳走进来时，只看见背对着他的宋鸽的半个肩，他就认出了她。他坐在宋鸽对面，台面上两杯咖啡已经摆好。他冲她笑一下，她也冲他微微颔首。
　　环顾四周，有几个俄国人坐在不远处的座位上，操着本国语言谈天说地。他有些欣赏宋鸽把见面的地点定到这儿了。
　　他喝了一口咖啡。在长春警校读书时，有些同学经常去咖啡馆，他从没去过。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咖啡，说实话，他并不喜欢这种味道。他的目光一边望着别处，一边在说“李姐”的事，直到确定没有人注意他们，他的思绪才连贯起来，把看到的都告诉了宋鸽。
　　宋鸽刚才还红润着的脸已经白了，是苍白，仿佛受刑的不是“李姐”，而是她自己。她端起咖啡的手有些颤抖，等他说完，她低下头，垂着眼，他看到了她长长的睫毛。她小声说：“咱们走吧。”
　　他随她站起身朝咖啡馆外面走去。有几个人在马迭尔西餐部的窗口买雪糕，他在长春时，有同学就说过马迭尔的雪糕很著名。有风吹来，他夹紧手臂，把双手插到裤兜里。两个小伙子肩扛着冰糖葫芦在叫卖，山楂很红，挂在山楂上的糖霜晶莹剔透，在阳光下鲜艳诱人。
　　她低下头，故意放慢步子，等他走到自己身边，她低声说：“你说的情况很重要，我要马上向上级汇报。”
　　他嘴里“嗯”了一声。
　　“回头见。”
　　她头也不抬，快速走远。风掀起她呢子大衣的一角，头发也被风吹得有些凌乱。他望着她的背影，她的芬芳仍包裹着他。
　　突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他悚然回头，原来是侯天喜。侯天喜咧着嘴冲他笑，又扭头望一眼远去的宋鸽：“女朋友？啥时搞上的？”
　　马天阳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岔开话题：“这么巧，你也來喝咖啡？”
　　侯天喜仿佛刚经历了一场喜事，情绪很高：“这俄国姑娘舞跳得就是好，人长得也漂亮，真不是中国人能比的。”
　　原来侯天喜刚看完一场俄罗斯姑娘的舞蹈，此时两眼放光，依旧兴奋着。他又用力拍了一下马天阳的后背：“哥们儿，咱们来哈尔滨就算对了，这东方小巴黎就是不一样。你看你，这么快就勾搭上一个哈尔滨姑娘。我跟你说，在‘满洲国’，哈尔滨姑娘是最漂亮的。”
　　马天阳不想在大街上议论这些，只好说：“我回警署还有事，先告辞了。”走了两步又站住，“天喜，我们署长想请你坐坐，啥时有空儿告诉我。”
　　侯天喜的表情就夸张起来：“你们署长想见我？我有这么大面子？”
　　“到时我约你呀。”马天阳冲他摆摆手，迈开大步向警署走去。
　　宋鸽又一次和马天阳见面是在南岗的一家茶楼里，天已傍晚。
　　一楼拐角就是个单间，他走进去，不仅看到了宋鸽，还看到了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宋鸽介绍：“这是马天阳，这是区里的陈书记。”
　　陈书记握住了他的手。陈书记人很瘦，手上却很有力道，说话也言简意赅。落座后，陈书记说：“你们刚来哈尔滨工作就取得了这么大成绩，祝贺你们！”不等两人搭话，马上又说，“被捕的李姐对我们很重要，上级指示，我们要全力展开营救。”说到这儿，他的目光盯紧马天阳，“宋鸽跟我汇报了，李姐被关在警署的地下室，日本人很重视她，希望从她身上得到抗联的情报。目前看，营救的困难很大，但我们还是要全力以赴。”
　　说着，陈书记把一个小包递过来。马天阳打开一看，是一沓老头儿票（伪满货币的俗称）。
　　陈书记说：“这是组织筹集到的一些经费，你拿着，该用时就用。”
　　马天阳接过钱，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也没有领受过这么艰巨的任务。他想起警署阴森的地下室，还有那些刑具，不由打了个哆嗦。
　　陈书记似乎看出了他的担忧：“营救李姐要讲策略，不能蛮干，更不能暴露自己，组织会周密计划的。”看了看腕上的表，陈书记站起身，“我先走了，你们再坐一会儿。”
　　说完，他推开门出去了，随手又把门关上。屋里挤进一缕冷气。
　　陈书记走了，就剩下马天阳和宋鸽。
　　屋内地上有一盆炭火，马天阳用火钳子翻动了一下，炭火旺了，室内温度也上来了。宋鸽的脸色变得红润了一些。
　　“你还没说火车上的那个人是不是你呢。”他看着她，又补充，“如果是秘密，你就不用说了。”
　　她抿着嘴笑了，笑得很好看，有些大家闺秀的样子。
　　“是我，我和你是同时来到哈尔滨的。组织安排我来当你的上线，陈书记把你的情况都介绍给我了。你是吉林市人，父亲当过前清的警察，母亲开过裁缝店，你是‘满洲国’中央警察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对吧？还有，你今年二十五岁，生日是十一月五号。”
　　她俏皮地看着他。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为了公平，我把我的情况也告诉你。名字你知道了，我是长春人……哦，现在应该叫新京了，建国大学预科班毕业。我父亲在北京皇宫里做过事，回到新京，又被召到新京的宫里做事……我是满族人。”
　　他一直被她的气质所陶醉，果然，她的身世不一般。他开玩笑地一俯身：“格格，小马在这里给你请安了。”
　　她捂着嘴，笑弯了腰。在他眼里，她更加可爱了。
　　在哈尔滨能有这么一位搭档，马天阳暗自庆幸。她是他的上线，他们不可避免地要经常见面。这么想着，他的心情愉快起来。

魏署长

　　魏署长办公室的抽屉里藏着一把镶银酒壶，还是沙俄时代的，上面有一个大胡子俄国人的头像。屋里没人的时候，魏署长就拿出酒壶抿上几口，像品菜一样，品完了把盖子又慢慢拧上，恋恋不舍地放回抽屉里。
　　喝了几口酒的魏署长，菜色的脸飘起少许的红晕，人也显得精神了一些，坐在桌后想想警署的事。桌子上放着几份文件，但他从来不看，因为看了也白看，他不识字。
　　在“满洲国”之前，魏署长就是这儿的署长了。别看他不识字，但有人脉，警署的人没有人说过他的坏话。虽然他是署长，却从不对手下吆五喝六，说什么事都是心平气和的样子，甚至是未语先笑。不论大小场合，给手下分派完任务，他都会拱拱手说：“有劳各位了，谢谢大家伙儿。”如果碰上大事，他还会摘下帽子，冲大家深深鞠上一躬，弄得众人都有些不好意思。
　　魏署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不贪，有点儿好处都明面摆出来，征求完大家意见后，一二三地处理。众人都说魏署长这人公平。至于水平，啥又叫水平，当官这活儿顶个脑袋就能干，官越大越省心，难受费力的是下面跑腿的人。
　　因为魏署长这人做事厚道，从不难为大家，所以一直安安稳稳地当着他的署长。日本人来了，成立了“满洲国”，警察还是警察，魏署长还是魏署长，大伙儿都没二话。为这，魏署长没少冲大家伙儿作揖鞠躬。
　　从魏署长做人就能看出来，他不是官迷，但他需要当这个官，原因大家伙儿也都知道——他家里困难，他是真困难。
　　早些年间，他娶了一个俄罗斯女人。这事说来话长。魏署长有三个兄弟，他排行老三，人称魏老三。魏老三是闯关东到的东北，两个哥哥在路上一个饿死了，另一个走散了。走到河北地界时，母亲得了一场病，开始还跟着走，最后只能爬了。父亲把母亲背上，没走两天，母亲死在了路上。
　　到了东北，只剩下他和父亲。在哈尔滨江边搭个窝棚，父子俩靠打鱼为生。对付了几年，就跑到城里干各种零活儿，夏天卖菜，冬天帮人劈柴。那会儿哈尔滨的各种势力很复杂，有中国人的绺子，也有俄国人的帮派，后来又多了一伙日本人。有人就拉他入伙了，一帮穷小子，被人指挥着干一些打打杀杀的勾当。
　　有一次，他在大街上救了一个俄罗斯姑娘，后来他才知道，这姑娘本来要去天津，被小偷窃了钱财，身无分文，只能在大街上流浪。姑娘叫琳娜，只会说几句简单的中国话：你好，谢谢，我饿了。
　　魏老三见姑娘可怜见的，便领回自己的住处，煮了一锅玉米碴子粥，还买了几个列巴。没料到的是，姑娘赖着不走了。魏老三赶她，她就說：“我饿。”吃完了还说饿，弄得魏老三直挠头。
　　那会儿魏老三父亲还在，腿脚已经不利索了，平时在家门口捡点儿煤核烂菜帮子贴补家用。父亲就说：“老三哪，这是天意呀，你就娶了她吧，要正出正入的，好人家的姑娘谁跟咱呢？”
　　魏老三想了两天下了决心，娶了琳娜。娶不娶的，琳娜是听不懂的，魏老三用手比画半天，琳娜仍然一脸茫然。魏老三急得后脖颈子直流汗，后来他干脆一把抱住琳娜，说了句：“我饿。”
　　琳娜这回懂了，名正言顺地成了魏老三的女人。
　　魏老三对琳娜很好，挣到点儿钱就颠颠地拿回来，先给父亲抓药，父亲离不开汤药。父亲总是喘，肺似乎漏风了，一喘就呼呼作响。剩下的钱，今天给琳娜买块布做一条布拉吉，明天又买点儿好吃的。
　　生活稳定下来的琳娜，人就光鲜起来，白净的面孔，高高的鼻梁，灰蓝色的眼睛，这些都不重要，她还有一副高挑的身材，结实饱满。琳娜已经学会一些中国话了，有一天她对魏老三说：“当家的，我有了。”
　　八个月后，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儿。孩子出生不久，父亲倒完最后一口气，告别了这个世界。魏老三可以说是悲喜交加。
　　琳娜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就收不住了，孩子接二连三，一口气生了男男女女五个孩子。此时的琳娜早已不是那个腰身挺拔的俄国少女了，已经变成了大妈，目测少说得有二百斤，腿粗腰粗，奶子像两只面口袋，晃晃悠悠的，似乎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
　　当了警察的魏老三，唯一的想法就是要养活全家老小，那几个二毛子——他经常这样称呼五个孩子，他们可都是饿死鬼托生的。
　　生活拖累得魏老三一点儿心气儿也没有了。现在警署的老人儿，大都是以前和他一起给人当打手的那批人。他们对魏老三知根知底，也有感情，只有魏老三当这个署长他们才服气，魏老三坐稳署长的位置，也少不了他们撑场子。当然，他们的薪水比其他警察也要多几个。
　　现在的魏署长，日子一点儿也不光鲜，有事没事就唉声叹气，抓过酒壶抿几口小酒，抽支烟，这似乎就是魏老三全部的享受了。
　　如果日子一直这样下去也没什么，让他上火闹心的是，前一阵子日本人抓回来一个女抗联，抓回来就抓回来了，不关在宪兵队，却偏偏关在了警署，审问女抗联的活儿也交给了他们警署。
　　女抗联要是招了也好说，他会利利索索地连人带口供交给日本人，怎么处理那是日本人的事。谁让整个“满洲国”都是日本人的天下呢？他们现在是给日本人当差。可让他烦心的是，这个女抗联却一个字也不招。在中村的指示下，各种刑都动了，这女汉子宁死不屈，昏死了活过来，再打，再昏死。
　　刚开始几次，审问女抗联时他还会去现场看看。一个年轻的女人，被一群男人打得皮开肉绽。中村每次来都有审讯的花活儿，剥了女人衣服，用烙铁烧女人奶子……他看不下去，不忍心看。女抗联刚进来的时候，文文静静，端庄漂亮，第一鞭子落在女抗联身上，他就有些不忍心，但还是落下去了。现在，这个代号“李姐”的女抗联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了，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他更不忍心看了，看了难受。 　　女人论年纪也应该是孩子妈了，要是家人知道了能不心疼？他想到了琳娜，还有那几个二毛孩子。
　　抗联女人不招，日本人三天两头地催促，中村有时还会带人来，几个日本人上阵对女抗联动刑。每次看到女人被打成那样，他肚子里翻江倒海的就想吐。他有时就想，中国人也是人呐，上有父母下有孩子，这么想过了，心里就像被撒了盐。
　　每天都有人在审女抗联，他连问都不问，又不好说什么，怕人多眼杂隔墙有耳，传到日本人那里去。但每次日本人来他都要陪着，日本人下手狠，直接抓了盐往女抗联伤口上搓。这时他的目光会躲开，看向别处，最后干脆走到炉火边，拿过警员手中的炉铲生火。炉火里正烧着烙铁，炭火一样红，被一个日本宪兵拿走，烙在女人身上。焦煳味连同女人的惨叫一同传来，让他作呕。他蹲在炉火前，想吐，又忍住。中村走后，他把铲子扔到地上：“妈了个巴子，不是人呐……”
　　关在警署地下室的女抗联，让魏署长很窝心。魏老三从闯关东直到现在，干过不少行当，他认为自己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也不是那种没良心的狗。日本人要审讯女抗联，要动刑，他没办法。他知道自己现在端的饭碗是日本人给的，虽然叫“满洲国”，但坐在长春皇位上的溥仪只是个牌位，真正说了算的还是人家日本人，这一点魏老三是心知肚明的。
　　每次从审讯室回来，魏老三的气色就不好，脸是青的，他坐在署长办公室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屋内烟气腾腾。
　　马天阳推开门，站在门口看一眼魏署长。魏署长耷拉着眼皮，无动于衷的样子。马天阳看到炉火快烧塌架了，打开炉盖往里添煤块，炉火旺起来，烟囱里的风声呼呼作响。马天阳拍拍手，走过去叫了一声：“魏署长。”
　　魏署长靠在椅背上，用手撸了一下脸，睁开眼：“妈了个巴子，伤天害理的活儿都让咱们干了……”
　　马天阳想说点儿同情女抗联的话，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跟着叹了口气。
　　魏署长拉开抽屉，拿出酒壶拧开盖儿，却发现酒没了。马天阳把酒壶接过来：“署长，我给你打酒去。”
　　魏署長把酒壶推给马天阳，马天阳转身要走，魏署长叫了一声：“等等。”说完从兜里掏出一把零钱，“拿着，再买一条哈德门。”
　　走出署长办公室，马天阳看见了小张。以前这活儿都是小张干，自从马天阳来了之后，不仅给魏署长当翻译，生活上的事他也管了起来。此时，小张把两手袖在警服里，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看见马天阳，他赶紧走过来：“马副官，这活儿咋能让你干呢？我去吧，酒铺子和烟摊我都熟。”
　　马天阳想利用这次外出的机会见宋鸽，他不能让小张去，于是说：“你去把署长屋里的炉灰倒了，还有烟缸，桌子也该擦一擦了。”
　　小张怔了一下：“嗯哪。”
　　宋鸽从76号出来，两人在烟摊旁的胡同口说话。快到春节了，街上多了许多卖炮仗的小摊，有心急的孩子会买上一挂小鞭，拆开来一个个放，周围不时地传来炮仗声。
　　马天阳心情很不好，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设法营救“李姐”，可他现在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还得眼睁睁地看着“李姐”受刑。他望着一个小孩儿在放炮仗，嘴里却说：“人都被他们打烂了，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
　　宋鸽的身子紧了一下，不易察觉的那种。
　　他又说：“日本人是畜生，他们扒光了她的衣服，往她的私处扎针。”
　　她哆嗦了一下，他感觉到了，目光移过来。她的脸有些苍白。他伸出手想安抚她一下，手举起来，在半空又放下了。
　　“人关在地下室里，在警署的后院，不光有警察，日本宪兵还加了岗，想进去救人恐怕没机会。”他低沉着声音。
　　宋鸽低下头，跺了下脚。她穿着皮鞋，在外面站得久了，脚冻得有些疼。她一边跺脚一边说：“你的情况我向组织报告一下。”
　　他点点头：“你快回吧，天冷。”
　　她冲他浅笑一下，向76号方向走去。
　　他望着她单薄的背影，又叮嘱：“天冷，多穿点儿。”
　　她停住，回身看了他一眼，转身匆匆走了。
　　马天阳回到署长办公室时，魏署长头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扯着很响的鼾声。小张蹲在炉火前，在往炉盖儿上放玉米粒，有几个玉米粒已经烤熟了，炸裂开来。小张小声说：“马副官，这是爆米花，你尝尝，老香了。”
　　他冲小张笑笑，走到署长桌前，把烟和酒放到桌上。魏署长醒了，双手撸了几下脸，坐正了身子。马天阳把剩下的钱卷成一个卷推过去。魏署长没顾得上钱，却迫不及待地抓过酒壶，拧开盖儿喝了一口，然后抹了把嘴：“妈了个巴子……”
　　酒下肚之后，魏署长的脸色红润了一些。
　　不知什么时候，小张已经出去了，连同那些烤好的爆米花。魏署长又把烟点上，指了一下沙发：“你坐。”
　　他坐下，望着魏署长。
　　魏署长问：“马副官，来了一个多月了吧？”
　　他想了一下：“一个月零三天了。”
　　“适应了吗？”
　　他没说什么，只是笑笑。
　　魏署长深吸一口烟，望着窗外。屋里炉火正旺，窗子上的霜化开了，像淌下的泪。
　　“你说，这日本人能长久吗？你是读书人，你分析分析。”魏署长已经把脸转了过来。
　　魏署长这样的问题，他不知如何回答。
　　“东北军几十万人呢，硬是没敢和日本人招呼就跑了……”魏署长叹口气。
　　马天阳斟酌着说：“山里面不是有抗日联军吗？”
　　魏署长似乎警觉起来：“不说了，这事不是咱们该说的。”
　　这时，门外传来一片嘈杂之声。接着，门就被推开了，一胖一瘦两个警察押着两个男人推推搡搡地走进来。那两个男人一进门，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一迭声地喊：“饶命啊，饶命……”
　　魏署长抬眼去看那两个警察。胖警察马上说：“署长，这是我们刚在街上抓到的两个小偷。”
　　跪在地上的两个人不停地磕头，年长一点儿的说：“长官，我们错了，不该偷。” 　　年轻的抬起脸眼泪就下来了：“我们哥儿俩是一面坡的，进城给娘抓药，钱不够，就想占人家点儿便宜……”
　　年长的说：“饶命啊长官，我娘得了肠梗阻，大夫说，不吃药人就要憋死了……”
　　魏署长的眉头拧了起来，问那两个警察：“他们偷了啥了？”
　　瘦警察说：“不是偷，是抢，在一个掌鞋的那儿抢了人家一双鞋就跑，被我们俩逮住了。”
　　魏署长不耐烦地挥挥手：“鞋呢？”
　　年长的说：“我们还回去了。”
　　魏署长拍了下桌子：“起来，都起来。”
　　哥儿俩颤颤巍巍站起来，头都不敢抬。
　　魏署长问：“给你们娘抓药，还差多少钱？”
　　年长的说：“三块，就差三块钱……”
　　魏署长把手伸到兜里，拿出三块钱递过去，哥儿俩大感意外，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魏署长说：“愣着干什么，快去抓药吧。”
　　哥儿俩对视一眼，年长的伸出手接过钱，两人走到门口，同时回过身，又一次跪倒：“长官，您的恩情我们记下了。”
　　魏署长挥挥手：“快走快走。”
　　等两人走远，两个警察冲魏署长抱怨：“大哥，你老这样，以后我们还怎么办案？”
　　魏署长不耐烦地说：“以后这种小事别往我这儿领，你们能管就自己处理，我看见就难受。”
　　两个警察叹口气，转身出了门。
　　魏署长背着手在炉子前踱步：“都是穷人，都不好过……”
　　马天阳真诚地说：“署长，你是个好人。”
　　“这年头儿，好人就受累，唉，不说了。”魏署长边说边摇头。

侯天喜

　　马天阳意外地在马迭尔又一次碰到了侯天喜。
　　宋鸽约马天阳在马迭尔的咖啡厅见面，她向马天阳传达上级的指示，马天阳也把了解到的警署的情况向宋鸽作了汇报，汇报中提到了署长魏老三，马天阳把魏署长定性为可争取的对象，请上级定夺。
　　兩人说完工作，开始慢慢地品咖啡。咖啡对于马天阳来说是新鲜事物，第一次见宋鸽时，他出于好奇尝过，味道不怎么好喝。为了能和宋鸽见面，他陪宋鸽喝咖啡，味道虽然不好接受，但因为宋鸽喜欢，他也喝得有滋有味的。
　　两人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说到了各自的学校，说在学校时的学生运动。虽然他们离开学校才短短两个月，但学校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留恋。
　　就在这时，侯天喜出现了，他穿西服，扎领带，外面又套了一件呢子大衣。他的皮鞋钉过掌了，走在地上咔咔有声，两人就是被这声音吸引过去的。侯天喜的身后还跟着一个金发俄罗斯姑娘，也是一副正装打扮。
　　侯天喜夸张地叫一声：“马天阳，怎么是你？”
　　马天阳站起来冲侯天喜打了个招呼。侯天喜顺势把俄罗斯姑娘揽过来给马天阳介绍：“这是我的朋友娜塔莎。”
　　马天阳礼貌地冲娜塔莎点头致意。侯天喜的目光在宋鸽身上溜了一圈，又转向马天阳：“你女朋友？”
　　这个问题马天阳不好回答。他看一眼宋鸽，宋鸽倒是很平静，在桌子下的脚碰了一下马天阳，笑道：“马副官是我的朋友。”
　　侯天喜拍了一下马天阳的肩：“行啊你小子，这么快就找到女朋友了。”
　　马天阳有些忐忑，宋鸽却是一副坦然的表情。
　　侯天喜说：“你们聊着，这几天我安排下，咱们聚聚。”
　　说完，他带着娜塔莎轻车熟路地走到一个角落里坐下。
　　又坐了一会儿，宋鸽使了个眼色，两人离开座位。马天阳远远地冲侯天喜招了招手，侯天喜笑着做了个再见的手势。
　　两人站到大街上，风有些大，马天阳下意识地站到上风口为宋鸽挡风。宋鸽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她问：“那个侯翻译官你很熟吗？”
　　马天阳说：“就是同学，上学时他挺活跃的，自来熟，社会上认识很多人。”
　　“这人你以后小心点儿。”
　　“怎么了？”马天阳不解地望着宋鸽。
　　宋鸽淡淡地说：“没什么，就是凭女人的直觉。”
　　两人就此分手。看着宋鸽过了马路，马天阳才放心地向警署走去。
　　此时，侯天喜坐在马迭尔的咖啡厅里，面对着歌女娜塔莎。
　　他是在马迭尔的舞厅里认识的娜塔莎。那是他第一次来马迭尔的舞厅，那天中村队长也来了，确切地说，他是陪中村来马迭尔的。中村坐了一会儿，又跳了一支舞，人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侯天喜以为中村去酒吧喝酒了，并没留意，他完全被娜塔莎的异国风情吸引了。
　　娜塔莎的确很漂亮，长长的睫毛，深灰色的眼睛，一头金色的头发，饱满又结实的身体。那天，他和娜塔莎跳了一曲又一曲，最后娜塔莎说：“你的舞跳得很好。”
　　没想到她竟会说中国话，侯天喜来了兴致，问她：“你在马迭尔多久了？”
　　“三年了。”
　　他又问：“你家在俄国的什么地方？”
　　“圣彼得堡。”她问，“你是日本人的翻译官？”
　　他点点头。
　　休息的时候，娜塔莎还请侯天喜喝了一杯伏特加。那天晚上他和娜塔莎聊了许久，你一言我一语，那是青年男女第一次相识时的探寻和好奇。
　　舞会快结束时他才告辞，出了门却找不见中村了，西餐厅、酒吧他都找过，也没看见中村的影子。他只好一个人回宪兵队了。
　　认识娜塔莎后，他又来过马迭尔几次，当然每次都是为了看看娜塔莎。两人去过酒吧，也喝过咖啡。这次，是娜塔莎把他约来的。
　　两人对坐，娜塔莎用深灰色的眼睛望着他。他问：“你是不是有话对我说？”
　　她点点头：“你是不是中国人？”
　　侯天喜一惊，笑容瞬间僵在脸上。
　　她又问：“你是中国人对不对？”
　　侯天喜说：“当然是中国人。”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日本人对我们，对中国人都不好。” 　　侯天喜解释：“我现在给日本人当翻译官就是为混口饭吃。”
　　娜塔莎认真地说：“我在这儿唱歌跳舞，也是为吃饭。”
　　侯天喜附和：“对对，咱们都是为了生存。”
　　“那么，”娜塔莎审慎地打量着他，“如果有人向你打听日本人的情况，你会不会说？”
　　侯天喜下意识地看看四周，说话声也低下来：“谁呀？”
　　“我一个朋友是做生意的，他想打听一下日本人的情况。”
　　侯天喜有些紧张，双手在两腿间搓着：“出卖日本人的情报，让日本人发现了，是要掉脑袋的。”
　　娜塔莎把身子探过来：“他会给你报酬，不会让你白干的。”
　　侯天喜低下头，他有些口干舌燥，喝了口咖啡：“娜塔莎，你让我想想，行吗？”
　　两人在咖啡馆门口告别，侯天喜问：“你朋友想知道日本人什么情况？”
　　娜塔莎想了想：“是日本人的情况就行，他要寻找商机，和日本人做生意。”
　　侯天喜笑了。
　　几天后，在马迭尔的舞厅里，侯天喜把一张小纸条交给了娜塔莎，纸条上写着宪兵队的编制情况，军官多少人、士兵多少人都一清二楚，包括各级别军官的名字。他了解的也就这么多。
　　两天后他又找到娜塔莎，娜塔莎把他带到舞厅的地下室，这里住的都是在舞厅工作的俄罗斯姑娘。过道的晾衣绳上挂满了姑娘们的衣服、裙子甚至内衣，走在这里，让侯天喜心惊肉跳。
　　娜塔莎的房间虽然在地下室，却布置得很温馨，花格子床单，墙上挂着一幅俄罗斯风情的油画，桌子上还摆着一副俄罗斯套娃。他站在屋子中央，好奇地打量着娜塔莎的闺房。
　　娜塔莎弯下腰，从床下取出一个纸袋子交给侯天喜。侯天喜打开一看，里面都是钱。他惊呼一声：“这么多？”
　　娜塔莎说：“我朋友希望你提供更多日本人的情况。”
　　侯天喜笑了：“谢谢你的朋友，以后想打听日本人什么方面的消息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尽力。”
　　娜塔莎靠在侯天喜身上，脸贴在他的脸上：“你這人够朋友。”
　　女人的气息让侯天喜有些晕眩，他定了定神：“以后要小心，咱们别在外面见面，我直接到这里来找你。”
　　侯天喜腋下夹着纸袋子出了马迭尔。
　　钱在他腋下沉甸甸地提醒着他，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用另一只手去抚摸自己的脸颊。脸颊是娜塔莎刚贴过的，还保留着娜塔莎的气息和温度。侯天喜没想到，自己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一条发财的路，还有让人无法忘怀的娜塔莎。
　　有了钱，他就可以规划自己的生活了。他兴奋得不能自抑，哼着小曲，向秋林百货公司走去，他要重新为自己置办一身行头。现在身上的衣服还是他上学时穿过的，西服质地很差，皮鞋也老旧了，失去了光泽，还有领带……他要旧貌换新颜。
　　日本人的一点点消息就能换来这么多钱，侯天喜对未来充满信心。

中村

　　宪兵队长中村似乎总是一副有心事的样子。
　　在侯天喜眼里，中村队长是个温和的人，对自己也不错，他每次离开宪兵队去见娜塔莎，中村连问都不问。
　　从学校毕业后，侯天喜被中村调来当翻译官，他早听说过，和日本人打交道不容易，日本人很挑剔，没想到和中村打交道比中国人还简单。这让侯天喜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甚至，他觉得中村把自己当成了朋友。
　　一天傍晚，中村把侯天喜叫到了自己的军官宿舍。中村开了瓶清酒，一副不开心的样子。侯天喜问：“中村太君，为什么不高兴？”
　　中村并不回答，从角落里拿出一套烟具。侯天喜一看就明白了，中村吸的是大烟。大烟就是鸦片。中村居然抽大烟，着实吓着了侯天喜，他呆坐在那里，留也不是，走也不是，一直等中村吸完，熟练地收拾好烟具，他才长嘘一口气。
　　侯天喜知道，日本人表面上禁烟，还设立各种禁烟所以掩人耳目，可实际上，日本人为了筹集军费，已经把东北变成了鸦片生产基地，并且由政府专卖。但在日本军队里，抽大烟是绝对禁止的，抓到是要上军事法庭的。中村却很平静，他对侯天喜说：“我抽这个，是冈村宁次将军批准的。”
　　几年前的冬天，那会儿中村还在哈尔滨警备区工作，有一次他奉命率部去山里围剿抗联，在交战中负伤，子弹击中了肚子。随军的医生缺医少药，而中村这种伤是要手术的，但大雪封山，把伤员送出去很难，只好暂时安置在一个山村里。中村痛得要死要活，又高烧不止，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实在受不了，就让人到村里去找药，结果药没找来，却找来了一些鸦片。服用鸦片后，中村痛得不那么厉害了，得以能坚持回到城里，做了手术。休养了一段时间，中村的伤好了，可鸦片却让他上瘾了。
　　那次伤好之后，他就被调到了宪兵队，宪兵队基本在城里活动，相对安全一些。只是中村经常犯烟瘾，每次犯烟瘾，他都会焦灼不安、六神无主，就要想方设法弄鸦片抽。不久，他吸食鸦片的事被上级知道了，一直报告到冈村宁次那里。有人建议撤了他，也有温和一点儿的，考虑到他是作战负伤，吸鸦片也是不得已，建议把他调回国内。
　　不知冈村宁次是怎么想的，对中村的处理长时间没有下文，最后不了了之，中村仍是宪兵队长。在中村看来，自己吸鸦片冈村宁次是默认的，他就一直把大烟吸下去了，当然，不能公开吸。因为鸦片的作用，中村的情绪也就飘忽不定，犯烟瘾的时候，抑郁、焦躁，可一旦吸过鸦片，又一切正常了。
　　军队里不供应鸦片，中村抽大烟得去外面买，但又不能公开买，否则再次被抓到，那上司就不会对他那么客气了，可能真的会坐牢。所以，中村只有偷偷摸摸地买。但自从侯天喜来了之后，他就把买烟土的任务交给侯天喜了。
　　侯天喜虽然一口应承，心里却挺犯愁。他满打满算来到哈尔滨才两个多月，对市井的一些交易他并不清楚。没办法，他找到了娜塔莎，娜塔莎答应帮他想办法。
　　俄罗斯人在哈尔滨盘踞的时间比日本人悠久。俄国人为了开发远东，把铁路一直修建到了这里，把自己的铁路和中国的铁路连在一起。步兵第四师是修建远东铁路的主力军，离家在外久了，士兵们的灵魂没处安放，索菲亚教堂最早就是为第四师修建的随军教堂。 　　虽然现在是“满洲国”了，日本人当道，但对俄国人，日本人还是惧让三分。苏联在边境陈兵，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日本人。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人很不高兴，认为日本人抢夺了他们的利益，一直警惕着日本人的一举一动。
　　在哈尔滨的俄国人有自己的圈子。很快，娜塔莎就交给了侯天喜一包烟土，这包烟土让中村非常满意，拍着侯天喜的肩膀表扬：“侯桑，你是聪明人。”
　　侯天喜自然是受宠若惊：“举手之劳，有事请太君随时吩咐。”
　　中村拍在他肩上的手就用了些力气。
　　不久，侯天喜又发现了中村的一个秘密。中村有事没事经常带着他往马迭尔跑，到了马迭尔，中村让侯天喜随意，自己一晃儿就不见了，一般都是侯天喜一个人回来。
　　最近一次，中村过生日，侯天喜在马迭尔为中村张罗了一顿西餐，然后去酒吧坐坐。他还叫来了娜塔莎，娜塔莎为了热闹，又招呼了几位俄罗斯姑娘。但中村却提不起兴趣，不停地打哈欠。娜塔莎看在眼里，悄悄出去了一趟，回来时变戏法一般拿来了一套吸鸦片的烟具。中村顾不了许多，吸了鸦片，精神头儿立刻好了。几个人边喝边聊，没多会儿，中村借去洗手间的工夫又准备开溜。
　　侯天喜长了心眼，一直注意着中村。他发现中村走出酒吧，穿过大堂，在电梯间前停了几秒，见没人注意，一转身上了楼梯。
　　侯天喜跟上二楼时，中村已经没影了。进了哪个房间侯天喜并不知晓，但他确定就是二楼，从时间上算，中村只有上二楼的时间。侯天喜隐身在一个杂物间里，观察着二楼的动静，不知过了多久，中村从一个房间里挤出来，关门时，还冲里面小声说了句什么。
　　等中村回到酒店大堂，侯天喜从另一个方向迎过来，故作惊讶地说：“中村太君，我一直在找你。”
　　中村摆摆手：“碰到个朋友，在外面说了会儿话。”
　　侯天喜没再说什么。
　　在侯天喜眼里，中村是个有秘密的人。为了弄清中村的秘密，他独自又去了一趟马迭尔，敲开了二楼那个神秘的房间。他没料到的是，开门的是一位年轻的日本女人，女人一脸惊愕，显然没料到会有人敲她的门。女人用日语问：“你找谁？”
　　他忙用中国话说：“对不起，我走错了。”
　　女人低着头把门关上。
　　侯天喜满怀心事地下了楼。舞厅里，娜塔莎和几个姑娘打闹着正在吃蛋糕，见到他，娜塔莎问：“你怎么来了？”
　　他招手把娜塔莎叫到一旁，小声问：“中村的情报能不能换钱？”
　　娜塔莎语气肯定：“只要是日本人的消息都能换钱。”
　　他就耳语着把刚才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娜塔莎。
　　两天后他再去马迭尔，娜塔莎塞给他一沓钞票，还告诉他：“你说的那个房间是一个日本商人包下的，叫秋田。”
　　侯天喜有些糊涂了，明明是个日本女人，怎么变成了日本商人秋田？秋田和中村是什么关系？
　　三番五次为娜塔莎提供情报，他的日子殷实起来。为了见娜塔莎，他经常找各种借口来马迭尔。这时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何不在马迭尔包一间房，自己也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他告别娜塔莎来到大厅前台，在四楼包下了一间客房。拿到门钥匙的那一刻，他是兴奋的，心想自己的好日子终于来了。
　　中村来马迭尔见铃子，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
　　在日本时，中村只是个预备役军官，自己有一家专门做女人服装的工厂，铃子是工厂的一名服装设计师，两人不知不觉间就好上了。中村是有家室的人，他和铃子的关系只能算是地下情人。
　　两人相好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大规模征兵，作为预备役军官的中村就被派到了中国。远在异乡，他思念铃子也思念家人，更是放心不下他开的服装厂。他便不停地给铃子和家人写信。书信往返一趟需要很长时间，断断续续的思念揪着中村的心。
　　几年之后，突然有一天，一个叫秋田的商人领着铃子在哈尔滨找到了他。这让中村吃惊不小，他望着铃子，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
　　原来铃子思念中村的心情更加迫切，最后她偷偷地爬上了一艘商船，这艘商船就是商人秋田的。船开出了几天，秋田才在货舱里发现了铃子。弄明白原委之后，秋田很是感动，答应把铃子带到中国。船停靠在旅顺码头之后，秋田带着铃子一路来到了哈尔滨。
　　中村卻犯起了愁，他不知如何安顿铃子，把她留在军营是不可能的。还是秋田想出了个办法，以自己的名义在马迭尔包下一间房子，让铃子住了下来。
　　中村真诚地对秋田说：“以后有需要中村效力的地方，你只管吩咐。”
　　秋田说：“你们的爱情感动了我，祝你们幸福。”
　　的确，铃子能找到中村是个奇迹。思念的人来到了身边，中村暂时走进了幸福之乡，却也多了许多心事。

聚会

　　那天下午，侯天喜从宪兵队把电话打到了警署，接电话的自然是魏署长。魏署长站在门口扯着脖子喊马天阳。
　　马天阳正在后院的宿舍里洗衣服，听见魏署长的喊声，他两只手沾着水跑到魏署长跟前听候吩咐。魏署长手指屋内：“你的电话。”
　　他一惊，来到警署快三个月了，他第一次接电话。他以为是宋鸽有急事找他，他把警署的电话告诉过宋鸽，如果遇到万不得已的急事，可以打电话找他。他心里一紧，等接起电话，才听出是侯天喜的声音，人顿时放松下来。
　　侯天喜大咧咧地说：“今天晚上在马迭尔西餐厅，我请客，别忘了叫上你女朋友。”
　　侯天喜说的女朋友自然指的是宋鸽。在电话里不好解释什么，马天阳只好应承下来。
　　他接电话时，魏署长一直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等他接完电话，魏署长伸了个懒腰：“侯翻译官请你吃饭，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你放心地去，跟他搞好关系。”
　　跟侯天喜搞好关系这话以前魏署长就说过，马天阳理解魏署长的用意，侯天喜毕竟是中村身边的人。只是侯天喜让他叫上宋鸽，他有点儿为难，不是怕宋鸽不参加，而是他们的关系。宋鸽是他的上线，除了见过一次区委的陈书记，其他所有工作任务都是宋鸽传达给他的。单线联系是为了安全，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就连76号这个联络点，没有急事他也不会去。 　　他出门给宋鸽打电话，宋鸽答应得很爽快，定好六点钟在马迭尔的大堂门口见面。他的心情一下子愉悦起来。每次见宋鸽，他都会有这种愉悦感。
　　六点还不到，马天阳就出现在马迭尔大堂门前，一身警察制服熨烫得非常笔挺，他刚工作两个月，还没钱置办像样的行头，只能将就着穿制服了。
　　宋鸽准时出现，怀里还有一束玫瑰花，轻盈地走到他身边：“我没来晚吧？”
　　他帮她打开大堂的门，两人并肩向里走去，她小声说：“你今天真帅气。”
　　他脸红了一下，却什么也没说。
　　两人穿过大堂向西餐厅走去。侯天喜早就到了，坐在一个卡座内冲他们招手，他的身边还坐着娜塔莎。娜塔莎脖子上系了一条红纱巾，人就显得多了几分娇媚。
　　宋鸽把花递给娜塔莎：“这是送给你的。”
　　娜塔莎一声惊呼，说了许多感谢的话，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马天阳很佩服宋鸽做事的细节。
　　席间，侯天喜一直在问宋鸽的情况，宋鸽也不避讳，把自己毕业的学校和现在的工作都告诉了侯天喜。
　　侯天喜向宋鸽举杯敬酒：“原来是才女，建国大学可不是一般人能上的。”
　　宋鸽抿嘴一笑。
　　侯天喜又把话题转到马天阳身上：“你小子平时不吭不哈的，啥时候把这个大美女勾搭上的？”
　　马天阳一时语塞，宋鸽却大方地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听宋鸽这么说，马天阳只能点头称是。
　　侯天喜一副吃惊的样子：“你小子真能保密，罚酒罚酒。”
　　马天阳只好把杯中酒干了。
　　侯天喜兴致很高，一手搂着娜塔莎说：“我也向你们宣布一条好消息，娜塔莎已经同意做我的女朋友了。”
　　两人都向侯天喜祝贺，娜塔莎落落大方地举起杯子：“谢谢你们。”
　　这顿饭吃到很晚，他们才从马迭尔出来。侯天喜揽着娜塔莎的腰，把马天阳和宋鸽送到门口：“你们慢走，我今天就留在这儿了。”
　　两人在侯天喜的目送下并肩往回走。马天阳觉得，应该和宋鸽表现得亲密点儿，这样才像一对儿的样子，可是，不知宋鸽怎么想的，他有点儿犹豫。路面上都结了冰，宋鸽脚底一滑，身子闪了一下，马天阳借势扶住宋鸽的腰。于是，两人就保持这样的姿势，直到走到侯天喜看不到的地方，马天阳才把手从宋鸽身上移开。
　　两人就保持这样的姿势，直到走到侯天喜看不到的地方
　　路面很滑，两人都注意着脚下的路，一时无语。半晌，宋鸽低着头说：“我请示陈书记了，他指示我们可以以恋人的身份来往，这样对我们的掩护会有好处。”她一口气说完才抬起头。
　　他嘴里“噢”了一声，心里却有些不甘，只是以男女朋友的名义，并不是真正的男女朋友，想到这儿，他有些失落。因喝了酒的关系，宋鸽的脸颊红扑扑的，眼神也有些迷离。他多么希望此时能把她拥在怀里呀，但他们是同志，她是他的上线。
　　他一直把她送到76号的侧门，她就住在76号后院那栋楼的某个房间里。她走进门，回过身，两人相望着。她说：“谢谢你送我。”
　　他笑一下，冲她招了招手。
　　她转过身，他欲言又止：“嗯……”
　　她停住脚步：“怎么了？”
　　他说：“我以后能直接来这儿找你吗？”
　　她想了想：“应该可以吧。”
　　他用力点点头，一直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洞里。
　　从那儿以后，他有事没事总想去找宋鸽，可一时又找不到理由。
　　一天傍晚，他终于忍不住去看她，在面包房里买了两只面包，又到一旁的咖啡店里买了两杯热咖啡。
　　走进76号，前台那个小伙子已经不在了。他敲开了她的门，她有些意外，但明显很高兴。他坐在她的对面，把面包和咖啡推过去：“还热乎呢。”
　　两人一边喝咖啡一边吃面包。她突然想起什么：“对了，那个李姐现在怎么样了？”
　　提起“李姐”，他的情绪就低落下来：“人已经快不行了……”
　　宋鸽的情绪也低落下来。
　　半晌他又说：“今天，魏署长打电话请示中村，希望把李姐送到醫院去。”
　　她叹了口气。
　　他抬起头：“只要人离开警署，就有机会营救。”
　　她点点头：“我会把这个情况告诉陈书记。”
　　坐了一会儿，她提议去外面走一走。
　　三月份了，天气还是冷，街道上白天化开的冰，晚上又重新结冻了。两人距离不远不近，就那么走着。
　　她说：“李姐可真坚强。”
　　他说：“日本人都是畜生，他们把两根针扎到李姐的私处，然后通电。”
　　她的身子抖了一下。
　　他察觉到了，马上说：“不该跟你说这些。这天还是有些冷，要不我送你回去？”
　　她说：“再走一会儿吧。”
　　他试探着把手伸过去揽住她的腰，像恋人一样，她没有拒绝。他放松下来，两人沿着街道向前走去。
　　她说：“在这里没什么朋友，我都快闷死了。”
　　他马上说：“以后你闷了，我就来陪你聊天。”
　　她没说话，身子却不易察觉地向他靠了靠。两人的身体挨在一起，相互温暖着。
　　不知不觉走到江边，江心的冰已经融化了，冰块相互撞击，发出清脆的声响。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她的一缕头发被风吹起来，拂着他的脸。
　　他嗅到了她的发香。

铃子

　　住在马迭尔二楼的日本女人是个谜。
　　娜塔莎对侯天喜说：“你要能搞清那个日本女人和中村的关系，有人会重重奖励你。”
　　侯天喜已经尝到了甜头，他为娜塔莎提供日本人的消息，让自己的日子一下好过起来。许多消息都是他轻而易举获得的。他不仅发了财，顺手又把娜塔莎搞到了手。与娜塔莎频繁的往来，让他对这个俄罗斯女人产生了兴趣。 　　他在酒吧里请娜塔莎喝了几次酒，娜塔莎喜欢喝酒，酒量也大。有一天，他告诉娜塔莎，为了搞清那个日本女人的底细，自己在马迭尔的四层租了一个房间，他邀请娜塔莎去自己的房间坐坐。也就是在那天晚上，他把娜塔莎弄上了床，半推半就那种，并没有费他太多事。从那儿以后，他便以娜塔莎男朋友的身份来看她，她也配合，没事就到他房间里过夜。
　　侯天喜窃喜，自己不仅挣着俄国人的钱，还睡了他们的女人。侯天喜志得意满，但他并没忘记娜塔莎的交代，他要弄明白那个日本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某天晚上，中村又去了马迭尔，当晚没回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二楼那间杂物间里，把门打开一条缝，正好可以看见那个女人的房门。
　　功夫不负有心人。房门终于开了，中村走出来，那个女人穿着睡衣相送。中村回过身，冲女人鞠一躬：“辛苦了，铃子。”
　　侯天喜终于知道了这个女人的名字——铃子。但如何搞清铃子的身世，侯天喜依然感到很棘手。没什么别的好办法，只有多去马迭尔，观察，等待，他相信早晚会发现点儿什么。
　　有一天下午，他又来到马迭尔的咖啡厅，无意间看到了铃子。铃子对面坐着一位微胖的中年男人，两人正用日语小声交谈。他侧耳倾听，渐渐听明白了。男人叫秋田，铃子就是被秋田领到这儿的。铃子说自己很孤独，平时没事只能呆在房间里，中村只能偶尔来看她。她说她很想家。秋田安慰她，说如果她实在待不下去，他可以再把她带回去。铃子摇头，眼中蒙着一层哀伤。
　　不久，铃子告辞走出咖啡厅，秋田也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侯天喜不失时机地走过去，冲秋田打招呼。秋田愣了一下，侯天喜马上说自己也是日本人，从北海道来到中国，又随口编了个名字，说自己在哈尔滨做生意，希望能和秋田合作。
　　侯天喜的做派和流利的带着北海道口音的日语，让秋田相信了他的话。秋田说，自己做的是小买卖，把日本货拉到中国，再把中国的木材和煤炭拉到日本去。秋田对侯天喜很警觉，聊了几句，便借口有事告辞了。
　　就这样，侯天喜弄清了铃子的来历，他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娜塔莎。两天后，娜塔莎照例给了他酬金，又让侯天喜搞清楚秋田的底细。
　　侯天喜看着娜塔莎给自己的钱，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们对日本人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娜塔莎说：“有个朋友和日本人做生意，他想多了解些日本人的情况。”
　　侯天喜知道她是在敷衍自己，但又不便追问。
　　住在马迭尔的铃子感到很孤独，没事她就站在房间的窗口向马路上望。刚开始，马路上还是一层冰雪，渐渐地冰雪化了，露出马路的本来面目，马路是一块又一块石头拼接而成的，一直伸向远方，伸展到她望不见的地方。
　　自从住进马迭尔，她就觉得自己像是住进了牢笼。中村告诉她，没事不要出门，这里不安全。她第一次来到中国，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平时只有吃饭时她才会去餐厅，挑最简单的东西吃，吃完就匆忙地回房间。
　　中村偶尔会过来看她，有时留宿一晚，有时坐一会儿就离开，剩下的时间她只能呆在房间里。偶尔会有走错房间的客人来敲门，刚开始她还开门，后来她干脆连门也不开了，让找错门的人自动放弃。
　　秋田经常来马迭尔看她，她会下楼和秋田聊上一会儿，这是最好的打发时间的方法。秋田是商人，他把她带到了中国，又找到了中村，她十分感激他。最近秋田提出让她帮忙问问中村，中国哪里有铜矿石，秋田要做铜矿石的生意。秋田还说，不会白让中村帮忙的，事成之后有重谢。
　　她把这事对中村说了，中村沉默良久才说：“国内要生产炮弹，铜是稀缺物。”
　　中村也没说能不能帮上秋田的忙。但铃子相信中村，她觉得中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因为她喜欢他，喜欢一个人是没有条件的。她知道中村不会娶她，但她仍然义无反顾地爱着他。
　　在国内时，因为打工的工厂是中村的，她干活儿异常卖力。有几次，女工在工厂里偷东西，把一些剪裁下来的完整布料偷偷缠在身上带回家去。她发现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中村，中村不动声色，看不出他生气，只表示对她的感谢。
　　一天下班时，中村突然要求对下班的女工进行搜查，偷布料的那些人露了馅儿，只好把布料交出来。但中村没有惩罚她们，这件事就像没发生一样。从那儿以后，工厂再也没有发生过丢失布料的情况，她暗自佩服中村。
　　战争爆发后，中村参军了，中村的夫人接手工厂。中村不在了，铃子像丢了魂一样，日夜思念着中村，睁眼是他，闭眼也是他。后来，她在中村寄往工厂的信件中知道了中村的地址。她就想着要到中国找中村，找到他，照顾他，只要能见到他，让她做什么都行。
　　是好心的秋田把她带到了中国。见到中村的那一刻，她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几年没见，眼前的中村既熟悉又陌生，她说不清他到底跟以前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现在，她成了中村的笼中鸟，她不悔，也无怨，只要偶尔能见一眼中村，就是她最大的幸福了。

转机

　　“李姐”被关押在警署的地下室已经大半年了，日本人变着法儿地审讯“李姐”，三天一小审，五天一大审，几乎把所有能用的刑罚都用在了一个女人身上，可他们想要的抗联情报，她一个字也不肯说。他们惊叹一个弱女子为何能如此坚定。
　　无奈的日本人想让“李姐”写一份退党申明，答应她只要写出这份退党申明在报纸上发表，就给她自由。“李姐”一口血水吐在日本人脸上。
　　每次日本人审讯“李姐”，魏署长和马天阳都要陪着，每次审讯完，马天阳的心情都要沉痛好几天，魏署长也是闷闷不乐的。
　　酷刑让“李姐”奄奄一息。“李姐”的身体状况已经没法儿再审讯了，人只剩下一口气，意识也不清晰了。
　　馬天阳对魏署长说：“署长，这人不能再审了，应该送到医院去治。”
　　魏署长拧开壶嘴抿了两口：“你说得对，再这么审，非死在日本人手里不可。”想了想又说，“可咱们说了不算呢。别看人关在咱们这儿，却是日本人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