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出版总署大力提倡学术著作的出版规范，严格标准，加强管理，无疑是一项正确举措，是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的必要台阶。学术规范，其实是一种基本的专业要求和学术标准，贯穿在学术研究、教学、演讲和出版的全过程中。从立项开始，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就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制订编纂总则和各部类细则，讨论全书框架，提出撰写要求，开列编审流程，使整个清史工程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而随着撰作和审改的进展，各种具体情况纷纷出现。如抄袭和过度引用，我们在审改流程中有严格的筛查环节，只要发现，绝不姑息。但有一种情况，即撰稿人大量使用自己的学术成果，怎么处理？选择二级项目主持人时，本来就是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寻找高手，就是看重其已有的学术成就，但原封不动，几千字乃至上万字直接移入，总是不妥。编委会主任戴逸先生对此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也与一些撰稿人反复沟通，提出应对办法和修订思路，妥善解决了这一难题。再如古代年号和地名的括注，如一一标明，既增加字数，也不便于阅读，我们也是几经斟酌，提出一套简化办法。学术规范划定的是一条原则底线，而官修史著与个人专著的标准应是有区别的，坚守底线，重视区别，才能提升文稿质量。清史工程的编纂则例已几经修订，目前仍在不断改进完善。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学术规范由来久矣，前人所谓训诂、义理之学，古籍之凡例、考释，都有着规范的意义。至于不得抄袭剽窃，更是古今一例。我们在审改中发现，一些人不是不知道规范的要求，而是不想这么做，是没有下工夫。于是乎草草成篇，若遇上审稿不认真，程序空转，就会造成质量粗陋，造成返工或重写。这样的情况虽不甚多，但对整体进展造成很大的影响。
　　这里还引出另一个话题：学术规范，还与学术水平和能力相关联。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对学术研究的资助力度，各级项目增多，虽促进了学术出版的繁荣，负面的东西也如影随形。几乎每一个有些成就的学者，手中都可能有好几个项目，于是开始分包，学生也成了撰稿的主力。大项目太多，必然出现人才的缺乏和争抢，出现潦草应付、空疏浮泛，出现对学术规范的轻视。窃以为学术繁荣不一定由过多的大项目来体现，过度重视和不审慎的支持，对文化发展也未必是福。冯其庸先生曾说过“一富如洗”，语意沉郁，值得思考。
　　从“论孟”开始，评论在我国可谓传统深厚，且评论品题的形式极为丰富，并非书评之一端。司马迁的“太史公曰”，或于纪、传之后，或于表、书之前，贯穿于全书之中，皆绝妙之品评。而明清间之评点本，总评章评，眉批夹批，常寥寥数语，即能抉发原作之深曲微妙。比较起来，今天的一些书评，不独言之无物，在形式上也不够多样。
　　清史纂修设定了严格的审改程序。我读了不少审读意见，阅读认真，审改仔细，评价亦客观，主要是提出存在问题和文字瑕疵，一篇审读意见常细细写上十余页、数十页。清史工程采用“三审两验制”，类似的情况体现在编纂审改的全流程中。这是一个强化学术规范的过程，也是对一篇文稿切磋商量、先期评价的过程，是图书评论的提前介入。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