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4年3月到聂帅身边做专职保健医生的。其实，我在到聂帅身边工作之前，早就有幸亲眼见过几次聂帅。最早的一次是1981年夏天，当时我是邓小平同志的保健医生，随小平同志驱车看望在北戴河作暑期休养的聂帅，亲眼见到这两位老人亲兄弟般的会面。再一次是1981年9月24日，在京西宾馆，我站在参加演习部队被接见人员的行列当中，聂帅与其他中央领导与我们合影。现在，这张2米长的千人大照依然悬挂在我的书房墙上。还有一次是1982年9月1日，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我作为小平同志的随员到人民大会堂，又一次亲眼见到聂帅。
　　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伟大奠基者，聂帅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卫星)事业的具体策划者、组织者、领导者。
　　聂帅身体不好，但他每天还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关心着国家和人民，关心着改革开放事业。1984年4月初，我国正准备发射地球同步卫星。当时聂帅已85岁高龄，身体很不好，基本上不能行动，特别是腹泻，有时一天腹泻多达15次。聂帅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仍时刻关注着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4月8日晚，我国研制的第一颗通信卫星按时发射。聂帅得知卫星已进入预定轨道，非常高兴，他一连问了好几个有关卫星发射后运行情况的问题。当聂帅得知同步卫星上天后，还需要调试一段时间才能定点时，在以后的几天时间里，老人家一直坐卧不安，要求我们工作人员及时报告情况，有时还把有关专家请来，问些技术方面的问题。经过几天紧张的测试，16日18时，该卫星成功地定点于东经125°赤道上空。又经过两天的通讯试验，卫星上的仪器设备工作良好，通信、广播和电视信号传输等一切运行正常，试验完全成功了。聂帅非常兴奋地对我们说:"很不简单，很不简单啊！这样的先进技术，现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才有。"
　　4月18日，聂帅又满怀深情地给张爱萍将军写了一封祝贺信，表达了对科技功勋们的高度赞扬和鼓励。他深情地说:"我们国家是有人才的，只要把队伍组织好、建设好，调动了积极性，外国人能够做出来的事，我们也能做出来。"对于我国科技人员创造出国际上一流的高科技成果，聂帅感到由衷的骄傲和欣慰。
　　早在50年代，聂帅就勇敢地挑起我国科技事业领导者的重担。聂帅的选择，体现了他渴望祖国富强的心情和为祖国建设不惜花费心血的奉献精神。当时我国的科技力量很薄弱，平均1125万人才有一个科研机构，平均70万人中才有一名科研人员，重要学科和现代化科研工作则完全处于空白。50年代中期，我国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研制我们自己的核武器。当时，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聂帅，同时也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他统筹规划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制定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科技政策，认真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针对当时的国际环境，聂帅从战略高度提出了重要指导思想，为我国科技事业指明了方向:"许多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只能靠自力更生。先进的东西，别人不会卖给你的。不能什么都去买，而要学习、消化、吸收外国的一切先进东西。""科技工作必须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团结作战，才能取得成果。"这些，对于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聂帅的观点，在今天来看仍不过时，对我国科研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聂帅非常关心、重视知识分子，即使是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他也是想尽办法保护知识分子。聂帅把自己比作科技战线的后勤部长，60年代初特别困难的时候，聂帅从各大军区、地方募集了一批批肉、鱼、豆等营养品，专配给从事国防尖端科研的专家们，并在各系统中给予协调。针对知识分子当时科研工作时间不足的情况，聂帅对要求科技人员政治上要"红"的不切实际的做法，亲自主持形成了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文革"期间，一些科技工作者受到迫害，聂帅总是竭尽全力去帮助。他对知识分子非常尊重，核科学专家王淦昌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聂帅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制定、执行科技政策上，或是对科技工作者的关心方面，都是一位最好的领导者。
　　1984年10月16日，是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20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清晨，聂帅起得特别早，精神格外好，笑容满面地嘱咐我们工作人员做好迎接客人的准备工作。大家马上忙着打扫，布置环境。上午9时一过，聂帅家门前车水马龙，一拨拨著名科学家及有关领导纷纷登门，特地前来拜望祖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具体策划者、组织者、领导者聂荣臻元帅。国防科研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张爱萍将军满面红光，最早来到聂帅家。紧接着，当时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的韩光，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著名核科学专家王淦昌，以及华罗庚、朱光亚、武衡、周培源等著名科学家也陆续来到，真是英才荟萃，星光灿烂。
　　在会客室里，聂帅和"两弹一星"的功勋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两弹一星"伟大事业的成功，畅谈"两弹一星"对我国尖端科技事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及对中国国防实力、国家地位提高的重大意义。最后，聂帅一字一顿、语句铿锵地重复了他1962年说过的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最害怕中国人民拥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核讹诈的企图就彻底破产了。
　　囿于聂帅的身体，不便长谈。客人们走后，聂帅仍处于兴奋状态，他对工作人员说:"我们搞导弹、原子弹、氢弹和卫星是件很难的事情，当时也有人反对搞，毛主席支持我们搞。陈毅同志也说，有了导弹、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也好当了，神气多了。这不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还是一个国威军威的问题。"
　　我给聂帅做专职保健医生期间，聂帅虽然身体不好，但他仍然关心着我国的科技事业，曾先后数次在家里约见科学家王淦昌、王大衍等，了解科研计划进展情况，并征求科学家对科技发展的意见。当核科学专家王淦昌向他汇报在能源领域、特别是聚变研究("863计划")方面的看法时，聂帅聚精会神地听着，并不时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态。
　　1988年11月1日，我国与美国休斯公司签订发射"澳星"的合同后，聂帅就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他叫工作人员把有关文件和报道都读给他听，没听清的地方，还要求再读一遍。女儿女婿回到家里，他同样要他们给他谈"澳星"的情况。聂帅知识渊博，了解"澳星"也非常仔细，他知道为了发射"澳星"，新研制了代号为"长征2号E"的捆绑式大推力火箭，发射塔架也是新研制设计的，而且一切准备工作进展顺利，聂帅感到无限的欣慰。
　　然而，聂帅的病情却在一天天加重，高血压、冠心病、肠功能紊乱等种种疾病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他的生命，对此，中央高层和总医院领导都很着急。一次，江泽民总书记在看望聂帅后说:聂帅的身体健康是第一的，你们要全力照顾好他老人家，不要让他累着，一定要让他心情舒畅，多给他讲一些高兴的事，坏消息一点不能讲。江总书记还打了个比方说:这叫报喜不报忧。工作人员都记住了总书记的嘱托。
　　可是，"澳星"发射受挫，工作人员不敢把这一消息告诉聂帅。"澳星"发射的日子早就过去了，病榻上的聂帅关心地询问:"澳星"怎么样啦？日期早过了，是不是时间推迟了？一连串的问号，在共和国最后一位元帅的胸腔中不时地发出，而且天天都在不停地追问。怎么办？身边工作人员最后商量，与其隐瞒真相，还不如把实情告诉聂帅，这样会比让他总悬着一颗心好一些。于是，大家把"澳星"受挫的消息告诉了他。聂帅听后沉默不语，脸上飘来一丝阴云，久久没有散去。他没有因此而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只是异常冷静地凝目沉思着，就像当年在战场上遇到不利情况时那样镇定自如，指挥若定。时间过去了很久，聂帅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工作人员:不是一切准备得很好吗？出了问题是什么原因？当时工作人员只能回答正在查原因，是什么问题还不清楚。聂帅听后，就不再言语了。
　　第二天，聂帅仍然那么平和、安详。他说:我一听到"澳星"受挫的消息，刚开始心里很不好受。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发射应该一次比一次搞得好。但话又说回来，发射哪能保证回回成功呢？美国的"挑战者号"不是也爆炸了吗？"阿丽亚娜"火箭也有失败的时候嘛。我们以前的发射也不是没失败过。我很早以前就说过，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聂荣臻元帅，作为我党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在战争年代中，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以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指导着我国的科技工作从一个台阶迈向另一个新台阶。作为知识分子的贴心人，他了解知识分子，重视知识分子，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深得广大知识分子的爱戴和仰慕。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共和国最后一位元帅离开了我们。唯一使我们宽慰的是，他老人家临终前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该安排的事都安排好了，一切都像他老人家所预料的那样进行着。这些，再一次表明聂帅是一位福帅。戎马一生经百战，呕心沥血育两弹，功勋卓著比日辉，安详含笑万古垂。
　　5月15日，邓小平、卓琳同志派工作人员送来一个素雅的花篮，白色的缎带上写着:"沉痛悼念荣臻同志"。嗣后，卓琳同志率全家子女前来致悼并慰问张瑞华同志。遵照聂帅生前遗嘱和家属的意见，聂帅的丧事从简，不举行向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也不设灵堂。但在聂帅逝世后的第一天，前来吊唁的人就络绎不绝，因为家中没有设灵堂，来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哀思，只好向着花篮和花圈三鞠躬。
　　聂帅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火化后，遵照聂帅遗愿，部分骨灰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侧山坡的一棵桧柏树下，"让骨灰化作泥土，滋养青松翠柏，为后人遮荫，是爸爸的最后心愿和奉献。"聂帅的女儿聂力中将用黄土覆盖聂帅骨灰时说过的话，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