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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科学》（Science）是全世界最权威的期刊之一，从1880年创办以来，已走过130多年的历史，主要发表最好的原始研究论文、科学综述和前沿研究与科学政策等的分析报告。最近几年，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和科技发展的加速，人类科学的发展迈进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同时伴随着科学伦理与科研生态急剧恶化的严峻局面，大量的数据造假论文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因造假丑闻而锒铛入狱也非绝无仅有。2015年度科学丑闻之一的韩东杓（Dong Pyou Han）承认其艾滋病疫苗实验为“追求完美”而伪造数据，结果被法院判处57个月的监禁，这是20年来少有的因科研不端而被美国法院重判的科学家。毋庸置疑，打响保卫科学精神的“数据战争”，《科学》杂志别无选择，也责无旁贷。
数据造假始于何时很难考证，但集中爆发的时间却可追溯，标志性事件距今也不过10年时间。2002年，《科学》杂志集中撤销了8篇德国物理学家合恩（Jan Hendrik SchSn）论文，原因是文中很多数据由作者捏造杜撰。时隔两年，《科学》杂志发表韩国生物学家黄禹锡（Hwang Woo suk）的关于人体干细胞克隆胚胎的研究论文，被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调查，结论是蓄意数据造假，被杂志撤稿，这一事件成为《科学》杂志乃至人类科技史上的标志性负面事件。
后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技术的智能化，加之科学研究的商业化和功利化的渗透，科学研究的数据造假越来越猖獗。尤其是《科学》与《自然》这样的顶级期刊，更是造假的“重灾区”和世人瞩目的焦点阵地，造假丑闻频频曝光，2012年第335期《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关于癌症治疗药物对老年痴呆症有治疗作用的结论，受到多位重量级科学家的质疑，需要进行药物的临床验证，以此验证数据的真实性。2010年第467期《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关于蛋白的治疗作用也被科学家质疑。科学数据造假，原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科学评价对科研生产的误导，二是科学家对科学神圣性的动摇，三是法治对科学造假惩戒软弱。针对这一危及科学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科学》杂志审时度势组建了数据编辑委员会，《自然》杂志也及时实施类似的举措。
自然科学领域的数据造假已经不是新闻，社会科学的数据造假也有“罪证”。就在2015年5月，美国社科界的造假丑闻浮出水面，《科学》杂志半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被质疑数据造假，署名第二作者的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政治科学家唐纳德·格伦（Donald Green）已经提出撤稿。2014年12月12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发表一篇标题为When contact changes minds：An experiment on transmission of support for gay equality的论文，其调查的数据认定，如果同性恋平等权游说者与选民进行短至20分钟的当面谈话，无论其原来立场如何，都有可能让其产生支持同性婚姻的立场。论文同时认为，这种立场会持续一年之久的时间，而且，这一立场还直接影响到其家庭成员。论文甫一发表，即受到国际社会政治科学领域的广泛关注并引发质疑，因为加州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者发现他们无法验证这篇论文的结果，一致认为不可能“按论文中所提到的方式获得数据”。最终，论文的第一作者、加州大学的博士生迈克尔·拉科（Michael LaCour）不得不承认数据造假，唐纳德教授已在2015年5月19日正式向《科学》杂志申请撤回论文。
愈演愈烈的数据造假丑闻促使《科学》杂志采取应对措施，在原有审稿规则的基础上，加入专业统计学家对论文数据审查这一环节。主编玛西娅·麦克纳特（Marcia McNutt）指出，数据审核的做法不是《科学》的首创，国际上许多科技期刊已经实行数据审核的审稿环节，虽然原因相当复杂，除了明显的故意造假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期刊编辑发现，越来越多的论文提供的数据无法“可重复性验证”，测试性试验也证明无法从论文提供的数据中得出相同或一致的结论。在科学飞速发展和科研生态恶化的今天，《科学》杂志以实际行动呼吁全球期刊界必须携手努力，推进数据审核的标准与制度建设，维护科学的求真精神和尊严，
实际上，在德国物理学家合恩的论文被撤稿之后，《科学》杂志就决定改变学术界实行多年的审稿惯例，采取对可疑性的成果论文“先试验、再发表”的做法，但限于试验手段和实效性的要求，这一措施实际上没有严格付诸实施。杂志编委会还采取过其他手段强化审稿责任，提出建议把收到的论文稿件分为“无争议性稿件”和“争议性稿件”，以使存在争议的文章数据能够更严格地接受审查和重复性验证。事实证明，结果并不理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学》杂志需要更有效的举措。
2014年7月，面对已经到来的“数据战争”，应战并制胜是《科学》唯一的选择，杂志终于正式向全球宣布，开始对投稿论文进行数据审查，具体的做法是在原有审稿规则的基础上，加入专业统计学家对论文数据审核这一新环节。主编玛西娅·麦克纳特对每一位编辑提出如此严格甚至有些苛刻的要求：“《科学》杂志每一篇论文的结论必须为读者认可，而不被质疑。”数据审核是—项耗时、复杂、难度极大的任务，一些新的科学发现甚至超出现有的认识与科技水平，要想发现其中的问题或进行重复试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但对科学保持谨慎的精神却是必要的。2016年2月11日，美国科学家LIGO执行主任戴维·赖茨宣布探测到引力波，立即引爆全球科学界，爱因斯坦一个世纪前的结论得到验证，他与期刊之间的一段审稿故事也随即传为佳话。1936年6月1日，国际权威刊物《物理学评论》（Physical Review）收到爱因斯坦和他的助手合作的一篇稿件，题目是《引力波存在吗？》（DoGravitational Wave Exist？），返回的审稿意见足足10页，认为“稿件有严重问题，必须大修”，这个“严重问题”就是结论错误。审稿专家没有因为作者是爱因斯坦而盲从，对论文的推导数据和结论保持谨慎和质疑，发现论文的结论竟然是错误的，因此要求论文“必须大修”，从而避免了爱因斯坦本人以及科学发展史上发生重大错误的可能。 正是基于对科学数据的重视与负责，《科学》杂志决定聘请美国统计协会的7位科学家组成数据编辑委员会，专门负责论文的数据审查工作。一般稿件的审核有三种方式，一是杂志编辑的审核，二是杂志固定审稿专家的审核，三是杂志特聘审稿专家的审核。杂志主编玛西娅·麦克纳特表示，成立数据编辑委员会的目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大量的科学研究需要用数据说话，数据的科学使用关系到科学发展的未来；二是《科学》不仅仅做科学传播工作，更愿意通过可重复试验和验证科学数据推进科学进步。数据编委会成员之一、哈佛公共健康学院的生物统计学家乔凡尼·帕玛嘉尼教授与编委会一致认为，《科学》杂志的数据编委会是数据科学的先行者，数据编辑必将是期刊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期刊行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科学》杂志因此将更加强化科学意识，期刊行业也将因此改进科学方法，这是科学的进化和人类的福音。
成立数据编委会的探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数据审核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布鲁斯·艾伯茨（Bruce Albert）担任《科学》杂志主编的时候，他曾提出过一个设想：“成立一个类似于‘出版社千家计划’（Publishers Faculty Of 1000-F1000）的数据平台，所有的科学研究论文与试验数据在线公开，很像现在流行的公示一样。论文在线发表不进行审稿，期刊编辑只审核论文的试验方法，随后公开上网接受全球任何人的评议，对有造假嫌疑的论文数据进行专门审查，以确保所发表的论文无可置疑，数据可进行重复性试验，维护科学的尊严和纯洁。”
《科学》杂志的新举措引起了国际知名学者的关注与推崇，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家约翰·艾尼迪斯教授认为，数据编委会是科学的福音和未来的方向。事实上，国际上大多数期刊因为忽略数据审查，造成数据失真甚至结论谬误，严重危及论文的质量和科学态度。毫不夸张地说，在某些领域，数据审查比专业审查更为重要，尤其是医药、生化等领域。澳大利亚知名细胞生物学家戴维·沃认为：“全球期刊上科技论文的数据错误触目惊心，对审稿专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具备数据分析的能力。因此，对期刊而言，必须挑选有数据素养的专家担任审稿，招聘的编辑要求具备数据推理与审查能力。”
“科学共同体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进行可重复性试验，以保证科学研究的公正性与数据的真实性。任何点滴努力，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善莫大焉。”英美神经科学领域的领军式人物查德·多尔梅齐（Ricardo Dolmetsch）如此看待科学研究中数据的重要性。多位国际学者断言：科研数据公开已是大势所趋，除了特殊情况之外，所有的科学数据都要及时公开，通过共享机制以推进科研进步。美国的国家科学数据公开平台Zika Open已经呼之欲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公开予以支持，希望所有相关数据在24小时内在网上公开。
2014年1月13日下午，我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科学》杂志主编玛西娅·麦克纳特时表示，尊重科学、尊重知识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当今时代，科学技术不仅关乎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事关民生改善。希望《科学》杂志继续支持中国科技事业进步，促进基础科学研究，向国际社会积极传播中国科学界的声音，扩大中外科研成果交流互鉴。
新的时代，数据战争已经打响，期刊改革号角声声不息，国际顶级期刊的行动大幕开启。2013年4月，《科学》杂志正式公布第一批数据标准清单，供投稿者和研究者与自己的研究数据进行对照，以追踪数据偏差的根源和进行可重复性验证。同时，《自然》也决定将聘任统计学家“担任审稿顾问、编辑业务指导和稿件争议仲裁”。《科学》与《自然》作为国际顶级期刊，在引领科学发展和发扬科学精神的道路上不谋而合，勇于探索，奋力开拓，做科学精神的卫士，燃科学的创新之光，值得我国期刊出版领域深入思考和虚心借鉴。
（郜书锴，河南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数据造假始于何时很难考证，但集中爆发的时间却可追溯，标志性事件距今也不过10年时间。2002年，《科学》杂志集中撤销了8篇德国物理学家合恩（Jan Hendrik SchSn）论文，原因是文中很多数据由作者捏造杜撰。时隔两年，《科学》杂志发表韩国生物学家黄禹锡（Hwang Woo suk）的关于人体干细胞克隆胚胎的研究论文，被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调查，结论是蓄意数据造假，被杂志撤稿，这一事件成为《科学》杂志乃至人类科技史上的标志性负面事件。
后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技术的智能化，加之科学研究的商业化和功利化的渗透，科学研究的数据造假越来越猖獗。尤其是《科学》与《自然》这样的顶级期刊，更是造假的“重灾区”和世人瞩目的焦点阵地，造假丑闻频频曝光，2012年第335期《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关于癌症治疗药物对老年痴呆症有治疗作用的结论，受到多位重量级科学家的质疑，需要进行药物的临床验证，以此验证数据的真实性。2010年第467期《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关于蛋白的治疗作用也被科学家质疑。科学数据造假，原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科学评价对科研生产的误导，二是科学家对科学神圣性的动摇，三是法治对科学造假惩戒软弱。针对这一危及科学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科学》杂志审时度势组建了数据编辑委员会，《自然》杂志也及时实施类似的举措。
自然科学领域的数据造假已经不是新闻，社会科学的数据造假也有“罪证”。就在2015年5月，美国社科界的造假丑闻浮出水面，《科学》杂志半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被质疑数据造假，署名第二作者的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政治科学家唐纳德·格伦（Donald Green）已经提出撤稿。2014年12月12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发表一篇标题为When contact changes minds：An experiment on transmission of support for gay equality的论文，其调查的数据认定，如果同性恋平等权游说者与选民进行短至20分钟的当面谈话，无论其原来立场如何，都有可能让其产生支持同性婚姻的立场。论文同时认为，这种立场会持续一年之久的时间，而且，这一立场还直接影响到其家庭成员。论文甫一发表，即受到国际社会政治科学领域的广泛关注并引发质疑，因为加州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者发现他们无法验证这篇论文的结果，一致认为不可能“按论文中所提到的方式获得数据”。最终，论文的第一作者、加州大学的博士生迈克尔·拉科（Michael LaCour）不得不承认数据造假，唐纳德教授已在2015年5月19日正式向《科学》杂志申请撤回论文。
愈演愈烈的数据造假丑闻促使《科学》杂志采取应对措施，在原有审稿规则的基础上，加入专业统计学家对论文数据审查这一环节。主编玛西娅·麦克纳特（Marcia McNutt）指出，数据审核的做法不是《科学》的首创，国际上许多科技期刊已经实行数据审核的审稿环节，虽然原因相当复杂，除了明显的故意造假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期刊编辑发现，越来越多的论文提供的数据无法“可重复性验证”，测试性试验也证明无法从论文提供的数据中得出相同或一致的结论。在科学飞速发展和科研生态恶化的今天，《科学》杂志以实际行动呼吁全球期刊界必须携手努力，推进数据审核的标准与制度建设，维护科学的求真精神和尊严，
实际上，在德国物理学家合恩的论文被撤稿之后，《科学》杂志就决定改变学术界实行多年的审稿惯例，采取对可疑性的成果论文“先试验、再发表”的做法，但限于试验手段和实效性的要求，这一措施实际上没有严格付诸实施。杂志编委会还采取过其他手段强化审稿责任，提出建议把收到的论文稿件分为“无争议性稿件”和“争议性稿件”，以使存在争议的文章数据能够更严格地接受审查和重复性验证。事实证明，结果并不理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学》杂志需要更有效的举措。
2014年7月，面对已经到来的“数据战争”，应战并制胜是《科学》唯一的选择，杂志终于正式向全球宣布，开始对投稿论文进行数据审查，具体的做法是在原有审稿规则的基础上，加入专业统计学家对论文数据审核这一新环节。主编玛西娅·麦克纳特对每一位编辑提出如此严格甚至有些苛刻的要求：“《科学》杂志每一篇论文的结论必须为读者认可，而不被质疑。”数据审核是—项耗时、复杂、难度极大的任务，一些新的科学发现甚至超出现有的认识与科技水平，要想发现其中的问题或进行重复试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但对科学保持谨慎的精神却是必要的。2016年2月11日，美国科学家LIGO执行主任戴维·赖茨宣布探测到引力波，立即引爆全球科学界，爱因斯坦一个世纪前的结论得到验证，他与期刊之间的一段审稿故事也随即传为佳话。1936年6月1日，国际权威刊物《物理学评论》（Physical Review）收到爱因斯坦和他的助手合作的一篇稿件，题目是《引力波存在吗？》（DoGravitational Wave Exist？），返回的审稿意见足足10页，认为“稿件有严重问题，必须大修”，这个“严重问题”就是结论错误。审稿专家没有因为作者是爱因斯坦而盲从，对论文的推导数据和结论保持谨慎和质疑，发现论文的结论竟然是错误的，因此要求论文“必须大修”，从而避免了爱因斯坦本人以及科学发展史上发生重大错误的可能。 正是基于对科学数据的重视与负责，《科学》杂志决定聘请美国统计协会的7位科学家组成数据编辑委员会，专门负责论文的数据审查工作。一般稿件的审核有三种方式，一是杂志编辑的审核，二是杂志固定审稿专家的审核，三是杂志特聘审稿专家的审核。杂志主编玛西娅·麦克纳特表示，成立数据编辑委员会的目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大量的科学研究需要用数据说话，数据的科学使用关系到科学发展的未来；二是《科学》不仅仅做科学传播工作，更愿意通过可重复试验和验证科学数据推进科学进步。数据编委会成员之一、哈佛公共健康学院的生物统计学家乔凡尼·帕玛嘉尼教授与编委会一致认为，《科学》杂志的数据编委会是数据科学的先行者，数据编辑必将是期刊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期刊行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科学》杂志因此将更加强化科学意识，期刊行业也将因此改进科学方法，这是科学的进化和人类的福音。
成立数据编委会的探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数据审核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布鲁斯·艾伯茨（Bruce Albert）担任《科学》杂志主编的时候，他曾提出过一个设想：“成立一个类似于‘出版社千家计划’（Publishers Faculty Of 1000-F1000）的数据平台，所有的科学研究论文与试验数据在线公开，很像现在流行的公示一样。论文在线发表不进行审稿，期刊编辑只审核论文的试验方法，随后公开上网接受全球任何人的评议，对有造假嫌疑的论文数据进行专门审查，以确保所发表的论文无可置疑，数据可进行重复性试验，维护科学的尊严和纯洁。”
《科学》杂志的新举措引起了国际知名学者的关注与推崇，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家约翰·艾尼迪斯教授认为，数据编委会是科学的福音和未来的方向。事实上，国际上大多数期刊因为忽略数据审查，造成数据失真甚至结论谬误，严重危及论文的质量和科学态度。毫不夸张地说，在某些领域，数据审查比专业审查更为重要，尤其是医药、生化等领域。澳大利亚知名细胞生物学家戴维·沃认为：“全球期刊上科技论文的数据错误触目惊心，对审稿专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具备数据分析的能力。因此，对期刊而言，必须挑选有数据素养的专家担任审稿，招聘的编辑要求具备数据推理与审查能力。”
“科学共同体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进行可重复性试验，以保证科学研究的公正性与数据的真实性。任何点滴努力，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善莫大焉。”英美神经科学领域的领军式人物查德·多尔梅齐（Ricardo Dolmetsch）如此看待科学研究中数据的重要性。多位国际学者断言：科研数据公开已是大势所趋，除了特殊情况之外，所有的科学数据都要及时公开，通过共享机制以推进科研进步。美国的国家科学数据公开平台Zika Open已经呼之欲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公开予以支持，希望所有相关数据在24小时内在网上公开。
2014年1月13日下午，我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科学》杂志主编玛西娅·麦克纳特时表示，尊重科学、尊重知识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当今时代，科学技术不仅关乎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事关民生改善。希望《科学》杂志继续支持中国科技事业进步，促进基础科学研究，向国际社会积极传播中国科学界的声音，扩大中外科研成果交流互鉴。
新的时代，数据战争已经打响，期刊改革号角声声不息，国际顶级期刊的行动大幕开启。2013年4月，《科学》杂志正式公布第一批数据标准清单，供投稿者和研究者与自己的研究数据进行对照，以追踪数据偏差的根源和进行可重复性验证。同时，《自然》也决定将聘任统计学家“担任审稿顾问、编辑业务指导和稿件争议仲裁”。《科学》与《自然》作为国际顶级期刊，在引领科学发展和发扬科学精神的道路上不谋而合，勇于探索，奋力开拓，做科学精神的卫士，燃科学的创新之光，值得我国期刊出版领域深入思考和虚心借鉴。
（郜书锴，河南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