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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以后，东部那些最为富庶的城市迎来蓝天绿水、鸟语花香的生活环境，或许不是不可企及的梦想，但是，西部中国会不会在贫穷和污染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11年前那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长江大洪水了。正是那场洪水的肆虐，让中央政府痛下决心，开始退耕还林，不到10年，种下3亿亩树林，长江及各条江河下游则开始了自唐宋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退田还湖，仅仅长江干流就拓展了1400多平方公里水面。
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长江流域的生态地理面目全非，这样沧海桑田般的自然变迁，原本至少需百余年才能完成，可在中国，不到一代人，就迅速实现了。另一个可与长江流域媲美的环境大变迁是内蒙古大草原，2000年前后的沙尘暴，席卷华北平原，也由此开始了铁腕的生态移民，几十万牧民迁出了赖以生存的草场，草原得到了彻底的休养生息，不到10年时间，已又是绿意盎然。
大洪水与沙尘暴记忆都渐渐远去，但崭新的环境问题正在袭来。中国的能源已经紧缺到不惜剖开内蒙草原，挖掘劣质煤发电，而水，已经紧缺到让人打贝加尔湖主意的地步，长江上的高坝能够拦住洪水，却无法阻止无处不在的污染。
尽管从2008年中国产业结构与能源利用情况看，环境由持续恶化到开始好转的拐点仍然无法预计何时出现，但这些并不影响规划里对于环境改善的乐观。各种各样的环境治理规划大都给出了2020年的目标，按照这些生态建设图，2020年，南水北调开通，干涸的华北平原上流淌着浩瀚长江水，长江上游种下的幼苗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内蒙古草原也早已水草丰茂了。
根本变革
对于环保问题必要性的认知，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透彻，几乎每个公务员都曾接受过“科学发展观”的培训与教育。
更加实质性的举动在于，过去的两年里，中央政府反复汇集各地资料、征求各方意见，试图编制一个主体功能区规划。简单地讲，就是在考虑自然生态状况、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区位特征、环境容量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将整个国家划分为四类区域：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层面的主体功能区规划。
2007年，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在一次会议上说。主体功能区规划完成后，要重新设计相关制度和政策，特别是财政、投资、产业、土地、人口等政策，以及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等要符合构建主体功能区的要求。
国家发改委的文件给出了更加清晰的制度设计，财政政策方面，未来的政策取向将更倾向于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原则。一方面，在现行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财力性转移支付体系下，将考虑增加主体功能区因素，加大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公共服务、生态环保和社会管理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将构建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实行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投资政策方面，考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国家政策支持，应该向限制开发区倾斜；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向重点开发区倾斜，增强产业吸纳能力；高技术产业资金更多向优化功能区倾斜。
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将其独创的主体功能区的全新理念迅速付诸实践，从而重塑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环境保护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开展已数年，但像这样涉及根本制度的变革却从未有过。如果，这个规划有足够的约束力、足够的财政、制度、政策配套来保障，也许不用等到2020年，中国就将赢来环境好转的拐点。
意识到国土的不同区域只能承受不同的开发强度，意识到在GDP的赛场上搞“区域竞争”将导致生态灾难和社会分裂，无疑是一大进步。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当经济遭遇困难时，这些正确的认知还能那么清晰吗?
2008年年底，保增长、保就业已经压倒了一切，2009年的中国故事将会在大型工业项目遍地开花、大干快上的情境中拉开大幕。原定于2008年底出台的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消失了踪迹。在这样紧迫的经济形势下，没有人站出来再谈把大片国土划为限制发展区，似乎也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
搞了30年、已近白热化的区域经济竞争，将会按照原有的惯性持续下去。至少在目前，地方省份没有谁会愿意把自己划入限制发展区域，投入“区域间经济竞争”是各级地方政府的理性選择，而局部的经济理性却导致了全局的非理性。也许到了2020年，大面积国土的支离破碎，能让我们各级政府真正明白共生、分工与协同的道理，而不仅仅是停留在中央政府难产的规划蓝图里。
共同的未来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爱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这样的标语刷满了中国乡村的各个角落，几乎已经取代了计划生育的标语，成为了第一位的国家诉求。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恐怕是，我们真的拥有同一个家园吗?
当代环境伦理的各种论述中，经常出现“人类”、“我们”这样的全称名词，它们往往作为不可分隔的整体概念被使用，当代环境伦理永远都是站在人类这个宏大主体的角度上，对以往的价值观念展开自省、批判和前瞻，但是，面对当今的环境危机，人类真的是一个实在的共同主体吗?
300多年来，经过历次工业革命，物质财富积累速度空前高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西方国家，走了-一条少数人群消费全球资源、并将污染留在别人的土地上的发展道路，它能否容纳地球上的多数人口建立文明富足的社会，希望尚未出现。现今世界文明富足的部分似乎是以多数人口的愚昧贫穷为必要前提，就像阳光以阴影为对照。
而今天的中国现代化之路，作为后发者对外早已没有能力和条件复制这样的生存逻辑，但中国足够大，在内部，广袤的国土同样可以实施梯级开发，有空间透支环境，尽量不造成国土全局性的污染，来维持工业化的步伐。10年以后，东部那些最为富庶的城市迎来蓝天绿水、鸟语花香的生活环境，或许不是不可企及的梦想，但是，西部中国会不会在贫穷和污染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在未来的10年里，或许越来越多的人们将发现，在环境问题上，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共同的未来，一个东部大城市的花园小区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与一个西部山区污水河边长大的孩子，他们拥有的怎么可能是同一个家园?
未来的中国西部与东部，最大的差距不会是GDP数字，而是生存环境。以湖泊治理为例，中国湖泊污染最严重的是江苏和云南两省，江苏的太湖、洪泽湖等12大湖泊和云南的滇池、阳宗海等9大高原湖，都是中国地图上如今污染最为严重的内陆湖泊。但它们面临的治理环境则完全不同。
江苏省拥有足够的财政实力，仅仅太湖治理，就将投入580多亿，动辄可以拆除200多座化工厂，到日本买最好的技术 和设备。而云南高原湖的治理，除了依靠国家投入以外，地方政府拿出的投入几乎只相当于江苏的零头。而包括云南、四川、重庆在内的西部同样不想放过重化工业转移的潮流，不断将化工厂从东部地区或是更远的国外，拉到自家门口生产。
环境正义
关于环境糟糕的叙述和论断，已经够多了，比如，东部沿海已经没有一个干净的湖泊，渤海湾已经变成了工业发展的“化粪池”，肥沃的东北黑土地已经变成了贫瘠的黄土坡，华北平原已像大西北那样极度缺水，内蒙古可能将变成下一个因煤炭而支离破碎的山西，在剧烈的水土流失中，大西南将有约1亿人在未来30多年内失掉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现实的问题是，破坏环境的人往往并不承担环境恶化的后果，同样，掠夺自然资源、对自然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的强势人群也往往并不需要担负生态危机与自然反扑的后果，至少不需要立即担负，恶果常常会落到处于弱势地位的地区或群体头上。
中国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工程能在短时间内收效，往往是因为，我们为了保护环境，以行政手段可以采取大规模移民等相对激进的措施。不管是长江流域的退耕还林、退田还湖还是内蒙古草原、青藏高原上的退牧还草，这些中国历史上最为浩大的生态建设工程，都不同程度地需要数以千万计的生态移民付出至少一代人的生活变迁代价。
这类生态恶劣地区居住着的通常都是最为贫穷落后的人群，改变他们的生活地点、生活方式，是最容易的，只需要稍作安抚就不难实现，付出的成本不会太大。所以，中国可以迅速建起大面积的国家公园、生态示范基地、环境保护无人区。也因此，对于国家环保局公布的那些标满了地图的生态建设示范区，我们有理由抱以乐观态度。
可，这些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吗?
关于环境正义的争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持续了近30年，印度生态主义学者古哈有过一段对印度环境运动的描述：在印度，忍受環境退化带来的各种问题的最严重社会群体是穷人、无地的农民、妇女和部落，他们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不是生活质量的高低问题，印度的环境保护运动所要求的，是从国家和工业部门那里夺回对自然的使用权，把它交回到真正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却正在日益被排挤在自然之外的农村社区。
在纠正强者的破坏行为时，环境保护往往沦为一句美丽的空话，可是在面对弱者时，往往又成为了一种不公正的暴行。不同的是，书斋里的理论距离指导现实还如此遥远，今天我们还都在忙着分享蛋糕，10年后也许要开始挠头，如何分摊污染?但愿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实现了环境正义、区域协作的广袤国土，而不是蓝天碧水与肮脏落后泾渭分明的国土。
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11年前那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长江大洪水了。正是那场洪水的肆虐，让中央政府痛下决心，开始退耕还林，不到10年，种下3亿亩树林，长江及各条江河下游则开始了自唐宋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退田还湖，仅仅长江干流就拓展了1400多平方公里水面。
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长江流域的生态地理面目全非，这样沧海桑田般的自然变迁，原本至少需百余年才能完成，可在中国，不到一代人，就迅速实现了。另一个可与长江流域媲美的环境大变迁是内蒙古大草原，2000年前后的沙尘暴，席卷华北平原，也由此开始了铁腕的生态移民，几十万牧民迁出了赖以生存的草场，草原得到了彻底的休养生息，不到10年时间，已又是绿意盎然。
大洪水与沙尘暴记忆都渐渐远去，但崭新的环境问题正在袭来。中国的能源已经紧缺到不惜剖开内蒙草原，挖掘劣质煤发电，而水，已经紧缺到让人打贝加尔湖主意的地步，长江上的高坝能够拦住洪水，却无法阻止无处不在的污染。
尽管从2008年中国产业结构与能源利用情况看，环境由持续恶化到开始好转的拐点仍然无法预计何时出现，但这些并不影响规划里对于环境改善的乐观。各种各样的环境治理规划大都给出了2020年的目标，按照这些生态建设图，2020年，南水北调开通，干涸的华北平原上流淌着浩瀚长江水，长江上游种下的幼苗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内蒙古草原也早已水草丰茂了。
根本变革
对于环保问题必要性的认知，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透彻，几乎每个公务员都曾接受过“科学发展观”的培训与教育。
更加实质性的举动在于，过去的两年里，中央政府反复汇集各地资料、征求各方意见，试图编制一个主体功能区规划。简单地讲，就是在考虑自然生态状况、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区位特征、环境容量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将整个国家划分为四类区域：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层面的主体功能区规划。
2007年，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在一次会议上说。主体功能区规划完成后，要重新设计相关制度和政策，特别是财政、投资、产业、土地、人口等政策，以及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等要符合构建主体功能区的要求。
国家发改委的文件给出了更加清晰的制度设计，财政政策方面，未来的政策取向将更倾向于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原则。一方面，在现行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财力性转移支付体系下，将考虑增加主体功能区因素，加大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公共服务、生态环保和社会管理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将构建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实行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投资政策方面，考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国家政策支持，应该向限制开发区倾斜；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向重点开发区倾斜，增强产业吸纳能力；高技术产业资金更多向优化功能区倾斜。
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将其独创的主体功能区的全新理念迅速付诸实践，从而重塑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环境保护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开展已数年，但像这样涉及根本制度的变革却从未有过。如果，这个规划有足够的约束力、足够的财政、制度、政策配套来保障，也许不用等到2020年，中国就将赢来环境好转的拐点。
意识到国土的不同区域只能承受不同的开发强度，意识到在GDP的赛场上搞“区域竞争”将导致生态灾难和社会分裂，无疑是一大进步。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当经济遭遇困难时，这些正确的认知还能那么清晰吗?
2008年年底，保增长、保就业已经压倒了一切，2009年的中国故事将会在大型工业项目遍地开花、大干快上的情境中拉开大幕。原定于2008年底出台的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消失了踪迹。在这样紧迫的经济形势下，没有人站出来再谈把大片国土划为限制发展区，似乎也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
搞了30年、已近白热化的区域经济竞争，将会按照原有的惯性持续下去。至少在目前，地方省份没有谁会愿意把自己划入限制发展区域，投入“区域间经济竞争”是各级地方政府的理性選择，而局部的经济理性却导致了全局的非理性。也许到了2020年，大面积国土的支离破碎，能让我们各级政府真正明白共生、分工与协同的道理，而不仅仅是停留在中央政府难产的规划蓝图里。
共同的未来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爱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这样的标语刷满了中国乡村的各个角落，几乎已经取代了计划生育的标语，成为了第一位的国家诉求。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恐怕是，我们真的拥有同一个家园吗?
当代环境伦理的各种论述中，经常出现“人类”、“我们”这样的全称名词，它们往往作为不可分隔的整体概念被使用，当代环境伦理永远都是站在人类这个宏大主体的角度上，对以往的价值观念展开自省、批判和前瞻，但是，面对当今的环境危机，人类真的是一个实在的共同主体吗?
300多年来，经过历次工业革命，物质财富积累速度空前高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西方国家，走了-一条少数人群消费全球资源、并将污染留在别人的土地上的发展道路，它能否容纳地球上的多数人口建立文明富足的社会，希望尚未出现。现今世界文明富足的部分似乎是以多数人口的愚昧贫穷为必要前提，就像阳光以阴影为对照。
而今天的中国现代化之路，作为后发者对外早已没有能力和条件复制这样的生存逻辑，但中国足够大，在内部，广袤的国土同样可以实施梯级开发，有空间透支环境，尽量不造成国土全局性的污染，来维持工业化的步伐。10年以后，东部那些最为富庶的城市迎来蓝天绿水、鸟语花香的生活环境，或许不是不可企及的梦想，但是，西部中国会不会在贫穷和污染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在未来的10年里，或许越来越多的人们将发现，在环境问题上，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共同的未来，一个东部大城市的花园小区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与一个西部山区污水河边长大的孩子，他们拥有的怎么可能是同一个家园?
未来的中国西部与东部，最大的差距不会是GDP数字，而是生存环境。以湖泊治理为例，中国湖泊污染最严重的是江苏和云南两省，江苏的太湖、洪泽湖等12大湖泊和云南的滇池、阳宗海等9大高原湖，都是中国地图上如今污染最为严重的内陆湖泊。但它们面临的治理环境则完全不同。
江苏省拥有足够的财政实力，仅仅太湖治理，就将投入580多亿，动辄可以拆除200多座化工厂，到日本买最好的技术 和设备。而云南高原湖的治理，除了依靠国家投入以外，地方政府拿出的投入几乎只相当于江苏的零头。而包括云南、四川、重庆在内的西部同样不想放过重化工业转移的潮流，不断将化工厂从东部地区或是更远的国外，拉到自家门口生产。
环境正义
关于环境糟糕的叙述和论断，已经够多了，比如，东部沿海已经没有一个干净的湖泊，渤海湾已经变成了工业发展的“化粪池”，肥沃的东北黑土地已经变成了贫瘠的黄土坡，华北平原已像大西北那样极度缺水，内蒙古可能将变成下一个因煤炭而支离破碎的山西，在剧烈的水土流失中，大西南将有约1亿人在未来30多年内失掉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现实的问题是，破坏环境的人往往并不承担环境恶化的后果，同样，掠夺自然资源、对自然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的强势人群也往往并不需要担负生态危机与自然反扑的后果，至少不需要立即担负，恶果常常会落到处于弱势地位的地区或群体头上。
中国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工程能在短时间内收效，往往是因为，我们为了保护环境，以行政手段可以采取大规模移民等相对激进的措施。不管是长江流域的退耕还林、退田还湖还是内蒙古草原、青藏高原上的退牧还草，这些中国历史上最为浩大的生态建设工程，都不同程度地需要数以千万计的生态移民付出至少一代人的生活变迁代价。
这类生态恶劣地区居住着的通常都是最为贫穷落后的人群，改变他们的生活地点、生活方式，是最容易的，只需要稍作安抚就不难实现，付出的成本不会太大。所以，中国可以迅速建起大面积的国家公园、生态示范基地、环境保护无人区。也因此，对于国家环保局公布的那些标满了地图的生态建设示范区，我们有理由抱以乐观态度。
可，这些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吗?
关于环境正义的争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持续了近30年，印度生态主义学者古哈有过一段对印度环境运动的描述：在印度，忍受環境退化带来的各种问题的最严重社会群体是穷人、无地的农民、妇女和部落，他们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不是生活质量的高低问题，印度的环境保护运动所要求的，是从国家和工业部门那里夺回对自然的使用权，把它交回到真正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却正在日益被排挤在自然之外的农村社区。
在纠正强者的破坏行为时，环境保护往往沦为一句美丽的空话，可是在面对弱者时，往往又成为了一种不公正的暴行。不同的是，书斋里的理论距离指导现实还如此遥远，今天我们还都在忙着分享蛋糕，10年后也许要开始挠头，如何分摊污染?但愿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实现了环境正义、区域协作的广袤国土，而不是蓝天碧水与肮脏落后泾渭分明的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