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辛亥革命一百年之际，导致辛亥革命的清末新政成了学界热议的话题，许多文章试图从清末新政及其失败中找出足以为训的东西，以资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日中国继续前行。例如上海的萧功秦先生连发《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与《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第11期。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两文，以期从失败的清末新政中“获得对理解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启示”。然而这两篇文章给出的答案却未着问题的要害，其反复强调的推行清末新政的统治者的“权威流失”——这个萧先生十分看重的“启示”，实际上是作者对清末新政失败作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分析后，得出的本末倒置的结论。毋宁说，这样的“启示”对于“理解当下中国改革中的类似问题”不会产生积极作用。至于萧先生在获得“启示”中为今日中国设计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模式”，由于作者对清末新政为什么失败的误解，对“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误识，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无视，所谓“发展模式”也就成了既背离历史事实、又脱离当代实际问题、更有悖历史发展逻辑的纸上谈兵。
一、专制帝国的改革悖论
探讨清末新政为什么失败，虽然有其学理上的价值，实际上却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无可奈何”——中外史上专制帝国的改革都难逃失败的命运，鲜有成功的范例。像清末改革引发革命最终导致政权垮台，在世界上是不乏其例的。法国大革命前的路易十六改革，沙俄尼古拉二世时的斯托雷平改革，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改革，以及二十年前苏联戈尔巴乔夫与东欧几个国家的改革，都是统治者自上而下发动的改革，都在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最终政权都垮台在改革引发的革命中，成为专制帝国改革多以失败告终的例证。萧先生从清末新政破产概括出“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这样的命题，是很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却并未揭示出“专制帝国改革为何难以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列举的几条失败的原因，像权威流失、政权的社会整合能力丧失、改革幅度过大、改革速度过快、不能把握最佳时机、改革的上下共识等等，并非是所有改革者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也就很难抽象为“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的通论。其归咎于最高统治者能力、才干，及政治智慧欠缺的说法，也不符合领导改革的那些政治家的本来面目。例如缺少“高明的政治领袖”、缺少“能阔视远想的强势人物”、缺少“彼得大帝式的统治者”、缺少有“道德人格力量、政治智慧和国际经验”的政治家——这样的归纳，不过是以胜败论英雄、对那些改革失败的统治者的一言以蔽之。那些推动改革的统治者虽然失败了，但就发动改革这一点也可看出其绝非等闲之辈，都是深谙国情、熟悉时势走向的政治家。他们的失败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但都像萧先生所说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发动了改革又失败在改革上，说明他们有着相同的不可逾越的个人障碍。唯其这一“障碍”才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的共同答案。至于社会缺少多元化、统治者与全社会未能达成改革共识这样的“原因”，其实是改革的目的，怎么会成为改革失败的原因呢?
事实上，所有改革运动都是历史演变的结果，都是社会需要改革又产生了改革家的时期。凡能领导国家与社会进行重大改革的统治者都不是庸才，即便是被后人颇多诟病的慈禧太后，虽然顽固守旧，但在晚清遭遇一系列的奇耻大辱后，她毕竟认识到不改革便不能摆脱贫弱无力、落后挨打的局面，甚至不改革，满清江山都难保住。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是，被萧先生称颂不已的清末新政基本上是在慈禧太后的领导下实施的，也就是说“新政明确的现代化导向，……各项现代化政策……长达十一年的……中国实质性的深刻变化”，是在慈禧太后主政下出现的。实事求是地说，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工业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发展起来的，有史可查的是，这个期间民族工业以年平均百分之十五的增长率发展，这在当时堪称奇迹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萧先生在赞扬清末新政以后，又莫名其妙地批评新政大权掌握在载沣这个“判断能力差，意志薄弱，外交知识贫乏，智力平庸”的“平庸之辈”手中，以致于造成清末改革的悲剧命运。这样的批评，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符——载沣不过是慈禧手下一个听命的工具，谈不上执掌新政大权，也是崇尚英雄史观的萧先生不能自圆其说的。其实萧先生在谈清末新政失败——“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时，所看重的统治者的能力、才干和政治智慧的英雄史观，可以套用在所有历史事件上，成为这些历史事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在“人治”的专制帝国里，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统治者不仅可以决定人的命运，甚至可以决定国家、决定历史的命运。这是大家都明白的常识，常识说多了，就成了“正确的废话”。
当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对清末新政深究下去的时候，就不难发现，清末新政中的统治者们不愿放弃“祖宗之法”，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放弃享用的特权，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放弃受到荫庇的旧体制。唯其这些“不愿放弃”，才使清末改革不能从正义出发、从公正做起，才使清末新政一波三折，最终裹步不前；才使改革变成了有名无实的装点门面，才出现了人们批评的“虚假改革”、“换汤不换药的内阁”，才使清末新政的深化改革错过了最佳时机。清末改革的搁浅——即后人所说的政治改革不作为，致使腐败愈演愈烈，先前的潜规则成了“明码标价”；过去的地下交易，成了公开的生意，几乎所有的王公大臣、所有的官员都在以权谋私，都在做权钱交易的买卖，都在不择手段地敛财。于是清末新政在创造了经济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民情义愤、天怒人怨，国人从拥护新政，变成了对新政的强烈不满，最终对统治者绝望，革命终于不可避免。前述几个失败的专制帝国改革，像清末改革一样，都经历了“人民拥护改革——人民反对改革——人民推翻领导改革的政权”这样一个悲壮的过程。于是，萧先生提出的“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便明晰起来：专制帝国里推动改革的统治者看不到社会是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组成的不可分离的整体，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是以其他部分的相应变化为条件的，否则社会必定失衡。统治者只看到经济改革带来了市场繁荣，增加了社会财富，增加了财政收入，却看不到这种经济变化必须有政治的相应变化(改革)为保障，才能使社会处于正常平衡的发展状态。没有政治的相应变化，“经济发展”必定造就权钱交易的广阔空间，社会因此必定出现不稳定。所以改革最忌“孤军深入”，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推动政治改革。由于改革的本质内容与要害问题是利益与权力的重新分配，所有改革最终都会改到改革者自己头上——这便是许多学者所说的决定改革生死存亡的“坎”。这道“坎”意味着改革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于能否从正义出发、从公正做起重新划分利益与权力，即领 导改革的统治者能否放弃既得利益与权力。但是这些统治者无一例外地都在这道“坎”前停步了，都“不愿放弃”，他们无法改革自己，就像人无法将自己提起来一样。他们无力迈过这道“坎”，失败是他们的宿命。所以说，专制帝国的改革都失败在改革者自己手里，学界经常提到的“改革的悖论”，其要义就在这里。
虽然有极少数统治者——例如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等自上而下发动的改革当时没有导致政权垮台，但其跛足的改革造成了社会失衡：权钱交易猖獗，权贵利益集团发达，贫富差距悬殊，大多数人民沦为无产者、失业者，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样的改革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已经不是通常所说的进步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专制政体在经济上的进一步垄断，使其统治得到强化。不过，几年后，他们的政权终归还是难逃垮台的命运。
二、权威主义的经济神话
二十世纪的专制与民主、独裁与共和、极权与民权的共同存在创造了人类史上最光怪陆离的时期，套用狄更斯的“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这样丰富的语言也不足以概括这个期间云谲波诡、天上人间的大千世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使先人幻想的千里眼、顺风耳、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都变成了现实，在没有战火和天灾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哈耶克语)上，竞留下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政治家的自私贪婪和权大无边的狂妄使人类经受了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的灾难；联合国、货币基金、世贸、世行……等国际组织，使人类的各项活动日渐趋向和平共进，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资本主义没有像预言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相反还蒸蒸日上。没有第三世界生活经历的亨廷顿们，自以为是地在隔岸观火中给发展中国家指引道路：政治权威——社会稳定——改革开放——现代化。于是权威主义被东方学界一些惯于条陈奏折的知识精英们奉若神明，为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指点迷津。
实质上，权威主义既不是哲学原理，也不是思想理论，更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权威主义的最高原则是“稳定压倒一切”——但正如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所指出来的，稳定固然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但同时也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溃败，即社会肌体的细胞逐渐坏死，机能丢失。一切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无法做。由此一来，悬殊的贫富差距必定引起人们的不满，出现不稳定现象；而改革带来的温饱解决后，人们开始在精神上政治上要求有更多的自由和发言权，这是某些人不能答应且认为是最不稳定的因素。于是，权威主义提示：用各种手段加强统治者的权威，强化统治力量，以保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这些手段不仅有法律，还有随时出台的法令，随机发布的行政条例，必要时调动军警力量，以加强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达到“维稳”的目的。权威主义之所以被萧功秦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源于这样的“发展逻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比吃饭更大的问题了，民以食为天嘛。要解决吃饭问题就要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就要先维护社会稳定，要维护社会稳定就要依靠拥有权威的统治者才能实现，所以应该拥护权威，应该崇拜权威主义。萧先生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发展模式：“新权威——政治稳定——社会多元化——约定俗成的契约意识——民主政治”，从对这个模式的解释中可以看出，萧先生认为权威主义是可以发展经济的：因为亚洲个别后发展国家的经验是权威主义开放了市场，带来了“市场经济”，于是经济社会出现了一定的活力，经济繁荣起来，物质丰富了许多。萧先生还想说：清末时民族资本工业的蓬勃发展，不就是统治者开禁，在垄断的国有经济中裂开一道缝，让民族资本创业出现的?然而萧先生在竭力推崇权威主义的同时，却忘记了发展中国家昔日的经济匮乏、人民贫困、国家贫弱，正是权威主义统治下的经济垄断限制了自由、扼杀了活力、杜绝了竞争、闭塞了流通，造成了市场萧条的结果。对此，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作为历史学者的萧先生在文章中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历史空白”?这样把权威主义与经济发展扯到一起，不仅不能让人信服，凡是过来人都是深以为警觉的，因为他们吃尽了权威主义在经济领域肆虐的苦头。何况经验和常识告诉人们，权威主义与发展经济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不管怎么论证，都不能自圆其说。萧先生的过人之处是，权威主义在他设计的模式中有一个前置词：“新”，所谓新权威主义、新权威，这个“新”的唯一含义就是权威主义者看到了市场才是走出困境的出路，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巨大能量和作用，这是新权威与旧权威的根本区别。于是，具有权威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给长期封闭、停滞、萧条的市场吹进了新风：当消费产业、消费产品、消费市场、农产品、价格一放开，经济繁荣奇迹般地出现了。不过这种“经济奇迹”并非像像权威主义者喋喋不休的是东南亚某国的经验，远在四十多年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已经用他的伊朗特色的“帝国市场经济”创造了，只是巴列维因其特殊的国情，被宗教势力推翻了，无法记入权威主义的经验簿上罢了。新权威创造的“奇迹”没有什么奥秘：当市场部分地放开以后，长期在专制帝国垄断经济中受尽贫困折磨和精神压抑的人们，其天生的“致富欲望”(马克思语)像开了闸的江水般汹涌成经济社会微观层面上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这才是国家财富源源不断的活水源头，是新权威创造“经济奇迹”的基础。但这种“经济奇迹”的好景不会太长，因为新权威仍控制着资源，仍垄断着资本市场，垄断着金融，垄断着证券，垄断着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上游产业。于是，新权威领导的“市场经济”出现的生机和活力，出现的中小型企业，在短短几年的风光后日渐被“垄断”所吞没。何况政府永远热衷于用权力的大手笔创造“经济奇迹”，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制造了泡沫，这些泡沫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破灭，于是危机必然出现。萧先生不应忘记，曾被权威主义者奉为楷模样板的东南亚诸国，辉煌了不几年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金融危机一夜间摧垮，某国总统在本国经济瞬时跌入深渊中骂金融大鳄索罗斯偷袭，骂西方财团贪婪。这个义愤填膺的新权威似乎不懂得商场如战场，骂商人贪婪，犹如骂小偷盗窃，骂强盗抢劫，不是很无知吗?作为过来人的萧先生，似乎直到今天仍未从东南亚新权威样板的神话破灭中醒悟过来，并未反思新权威的权大无边——政府进入市场“发展经济”造成了虚假的经济泡沫，才使国民经济不堪一击。要不，萧先生怎么会在今天又操起二十多年前一度聒噪学界的权威主义崇拜，为处于改革困境中的今日中国设计出同出一辙的“发展模式”?
不知为什么，推崇权威主义的萧先生没有注意到，权威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为人人都有的自私与贪婪提供了方便，经营 者利用裙带关系敲开了权力者的后门，权力者则将权力物化后通过后门拿到市场上去交易，于是，这些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中一夜间冒出一个暴富的权贵阶层。这样，专制帝国时代仅表现在极少数特权人与最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并不扎眼的贫富差距，便被明目张胆的权钱交易造成的两极分化所代替。两极分化是社会动乱的温床，萧先生不惜笔墨地为新权威张目的理由——“不稳定因素”多是从这个温床孕育出来的。上述几个国家的改革所导致的革命都与两极分化有关，所以两极分化是所有统治者极为关注的事情。由此看来，改革中之所以会出现不稳定，是源于不公正改革造成的两极分化，于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便明朗化为公正的原则。萧先生只看重权威主义可以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却无视不稳定因素是怎样产生的这个根本问题。于是，这种颠倒的认识不仅使他的新权威“维稳”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其“发展模式”都是在这种本末倒置的结论中设计出来的。不难看出，萧先生的“发展模式”把决定改革生死存亡的要害完全掩盖了。
实际上在专制帝国里，统治者不仅不缺乏权威，那权威都是“君临天下”，让万民五体投地、诚惶诚恐的。从官员到平民百姓，都是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都被牢牢地限定在相应的位置上，为国家机器的运转老老实实地恪尽职守，唯恐失职有误。当人的生存都系于“一元化领导”的权力体系上时，连人自身也交给权威了。谁若不唯权威的马首是瞻，谁必定要吃亏、要倒霉，连生路都成问题，这是专制帝国里人人都能感同身受的平常事。所以在专制帝国里谈加强统治者的权威，犹如画蛇添足一样，本来就“威加海内兮”地凛立在那里，还有什么可加强的?再加强岂不成了暴政?当然，萧先生所说的加强统治者的权威是针对改革时期说的，因为他发现清末新政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统治者在新政中权威流失，以至“无力驾驭大幅度的急剧改革”，无法平息“各种请愿运动与立宪活动”及“保路运动”，无法控制社会动荡，于是“五花八门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形成一种反政府的神圣同盟”，局面终于不可收拾，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宣统皇帝退位，满清王朝寿终正寝……这样说，看上去符合历史事实，也是顺理成章的说法。然而问题的要害是：清末统治者的权威是怎样流失的?是因改革流失的，还是因不改革流失的?如果是改革流失的，按照萧先生的“维稳”的逻辑，这新政原本就不应该有，不应该推行改革，满清的统治者的权威便不会流失，即便出现“不稳定因素”，也会被权威消灭在萌芽之中，达到“维稳”的目的。若其这样，谈什么清末新政，谈什么改革，岂不也成了毫无意义的多余的话了?说历经近三百年的满清王朝因为推出新政，因为改革，因为资政院、咨议局这样的“说话平台”的出现，其权威就在国人心目中一夜间消失了，能符合当年的社会实际情况和国民心态吗?事实上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主义文化浸淫的中国人，直到新政失败若干年后，仍然有着帝王情结，有着发自骨子里的权威崇拜。不是吗?连萧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都还在讲着太多的权威崇拜的话，更遑论百年前的国民了。所以一场清末新政，怎么能轻而易举地将几千年形成的对统治者的权威崇拜给改革掉了呢?若不是事关切身利益，若不是生死攸关，若不是关乎中国人的命运与前途，若不是统治者明目张胆地欺骗天下人，谁会吃饱了喝足了没事找事地去“请愿”，去“保路”，去“立宪活动”?细究这些在萧先生看来是应该平息的“不稳定因素”，其实并没有要打倒谁的意思，那些一腔热血要求改革、追求进步、希望国富民强的“神圣同盟”们，不是仍以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者的权威为自己行动的前提?当然清末新政最终还是引发了革命，说明统治者的权威最终还是流失了，不过流失的原因只能归咎于统治者自己不改革、假改革。当国人正满怀希望、充满信心地拥护新政、期盼改革时，竟发现“改革是虚假的”、“内阁换汤不换药”，“资政院”“咨议局”成了没有作用的清谈馆，仅供装点门面欺民惑众，唯一的真实是，政权的力量已经无法解决改革中愈演愈烈的腐败。不仅革命党人绝望了，连满清王朝俸禄养活的各省大吏都绝望了，全体中国人民都绝望了。人在绝望中还有什么选择?今天，我们面对这些受尽奴役与屈辱、并被“不愿放弃”的统治者欺骗后而绝望了的先辈，怎么可以那么轻巧地责难他们绝望后的革命?萧先生怎么可以对他们那么不动情地只看到王朝政权失去的“整合”能力，并为统治者的权威流失一唱三叹，而对民族危亡下水深火热中的当年国民无动于衷?又怎么可以既不顾历史事实，又不顾今日中国改革困境的真实情况，在书斋里好为人师地为时下的国人献上-一条开历史倒车的“新权威主义”?
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三年后还未复苏，萧先生不应该不知道，导致这次全球经济地震的美国次贷危机，恰恰是美国前任总统的“住者有其屋”的政治承诺在实践上的全民不良贷款造成的。也就是说是政府干预金融参与发展经济的结果，与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崩盘，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几次通货膨胀一样，都是政府发展经济后的必然现象。毋宁说，都是权威主义这个幽灵的魔力多么令人惊骇的表演!所以凡有见识的经济学家和负责任的政治思想学者，无不重提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无不倡言把发展经济的权力还给企业家，政府应该收回在市场上的那只“看得见的手”，政府应该回到本职工作——坚守正义，维护公正，为社会发展经济提供保障与服务。在一个正义守道、公正行世的法制社会里，相信萧先生所担忧的“不稳定因素”会被公民克制在自身的理性中，会被社会各界特别是民间组织消化在“萌芽中”。这样的社会不相信权威，相信法权；不相信国家，相信宪政；不相信权威主义，相信“无赖原则”——这些都是人类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历经三百年时间才成熟起来的经验!这个经验向萧先生担忧的随时会有“不稳定因素”出现的发展中国家昭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淡化政治权威为标志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中世纪、专制帝国、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都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权威主义的笼罩下无法出现成熟的法治社会，无法实现民间自治，无法兑现作为个体的公民之自由——而人类的经验告诉发展中国家：唯这些“法治”、“自治”、“自由”才是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土壤。历史的教训是，这一“条件和土壤”在权威主义的魔力下只能遭到破坏和沙化。作为历史学者的萧先生怎么能无视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无视人类文明进步的事实，自以为是地重弹权威主义的老调，借今日中国改革困境之机，推出用最具诱惑力的“民族特色”包装起来的“发展模式”呢?
萧功秦先生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说道，“通过对清末新政的研究，获得对理解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启示”。那么类似于清末新政的当下中国改革的问题是什么?他在文章中没有具体的表述。关于“当下中国”，他却用了不少文字谈了“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当政者现在的权威……出现了 增殖”，“中国两极分化的程度实际上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对此，李维民先生已在《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lO期)中作了有理有据的批评，这里不赘。我这里只想提醒萧先生，若能走出书斋，到各大城市坐坐出租车一一确如众人所说的，出租车司机都是城市的窗口和社会的温度计——便会从他们骂一部分人是怎样先富起来的，骂大多数人是怎样沦为新的无产者，骂官场腐败、教育腐败……我们应该吃惊地发现萧先生的“研究”结论是多么的与“当下中国改革的类似问题”南辕北辙!更不用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落后”，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这样的现实情况。其实，“当下中国改革的类似问题”不必“研究”，连不专门研究的平民百姓都清清楚楚，像愈演愈烈、久治不愈的腐败；像创造了大多数中国人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陷入国进民退带来的困境；像房地产总市值为GDP的两倍这样的高危泡沫及民怨鼎沸的房价；像在“发展经济”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叫苦连天；像学校越来越官僚化、衙门化……这一切困境，都与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对此，温家宝总理已直言不讳地承认政治改革面临困难和阻力，并大义凛然地表达了“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萧先生何必在文章不该回避的重要问题上或“犹抱琵琶半遮面”，或“王顾左右而言他”呢?如前所述，如果说清末新政失败在政治体制改革的不作为上，那么，时下中国走出改革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别无选择。因为产生时下中国改革困境中的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指向政治体制。这是谁也掩饰不了的人所共知的事实。说到底，这个“事实”正是三十年改革开放中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
三、未来的道路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历史就其涵有的“人类社会、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及个人经历”的意义来说，是没有规律可循的。规律是可以重复再现的，这“过程”与“经历”是不可以重复再现的，历史的变数太多，历史总是在偶然中出人预料地或柳暗花明，或如临深渊；或一帆风顺，或一波三折……。于是人们在欲知又不可知的无奈中得出了这样一个常识：未来是不可以预测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人到中老年回顾往昔时，都会发现走过的路其实都是事先不曾预料到的，都会发出“命运”的无奈感慨，“五十知天命”至理也。作为人构成的历史又怎能是可以预料到的呢?所以纵观人类发展史，凡是为人类设计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在实践中无不以失败告终。因为它违背了“未来是不可以预测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常识。作为历史学者的萧先生不顾这一常识，煞有介事地为今日中国的走向设计什么“发展模式”，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于是奇怪，萧先生怎么连邓小平理论中的著名论断“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家喻户晓的“伟大告诫”也忘了?“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模式”!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表现，三十多年前，当“坚冰已经打破，中国正在起航”时，驶向哪里?怎样走?前程会遇到什么?没有人知道，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摸着石头过河”更体现了邓小平在中共政治领袖中十分罕见的虚怀若谷：“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邓小平坦诚地告诉中国人，作为领袖，他没有理论供人们描绘未来的前景、规划前进的道路，那是只有神才能办到的事情；我不是神，“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只有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的这些广为传颂的话，确实算不上什么高深的理论，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都是明白通晓的常识，都是实实在在的常理，唯有这些常识、常理，才彰显出邓小平一代政治家为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丰功伟绩——后人不可能理解中国人曾经在远离常识的立场上荒谬的自我折腾了很久很久。三十年过去了，这条路走完了吗?连萧先生这样的学者教授还说着有悖常识的话，谁说走完了呢?
可能中国人受的苦难太深，受的压抑太久，受的屈辱太多，所以中国人总是不愿正视现实和过去，因为有太多的绝望和不堪回首。所以中国人对自由、平等、幸福、美好的向往，总是寄希望于明天，总是寄理想于未来，“理想主义”成为这个民族的通病，中国人惯于从理想出发而不是从现实着眼空谈明天怎样、将来如何，选什么模式、走什么道路云云。实际中的问题困难虽然多如牛毛等着解决，人们竟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用满腔热忱去规划明天的路、描绘未来的远景。由此衍生出来的口号、目标、计划、指标很快地变成人们的一致行动，大干快上热火朝天，蔚为无与伦比的壮观。几年后大家都会觉得这种并不成功的做法很可笑，在当年却是人人都全身心投入且深信不疑的。其实就是事后“笑笑”而已，鲜有人做深入的反省。于是笑过之后，新的理想主义又开始行动了。虽然萧先生身为大学教授，其知识学养肯定为我辈望尘莫及，但是先生也未能脱俗，他之所以津津乐道“发展模式”，表现出先生并未摆脱凡事从未来着眼的“理想主义”的思维习惯。以至于将“当下中国改革中的类似问题”理想化为“当政者现在的权威出现了增值”与“两极分化的程度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对举国皆知、人人忧虑的最深重、最关键的困难——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最现实的问题避而不谈，竟推出权威主义作今后“发展模式”的灵魂和方法。看来萧先生对“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虽浅白易懂，却意味深长的常识并未做深入的思考。先生不应该忘记中国人曾经走过了很长一段并不“摸着石头过河”的弯路，这条“弯路”曾经被描绘成光明的康庄大道，是通往理想社会的“金桥”。但这条“弯路”留给今人的是太多的不堪回首。
“摸着石头过河”是句中国民间的老话，反映了老百姓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但经过政治领袖的倡导，便有了非同寻常的政治含义和思想启迪。凡是从那段“弯路”过来的人，会痛切而又兴奋地感到，政治领袖的这一倡导，既是对那段“弯路”十分委婉的否定，也是对今后中国充满信心和智慧的勇往直前的探索。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面对现实社会的实干精神，河是要过的，犹如问题是要解决的一样；虽然过河是危险的，犹如解决问题是困难的一样。“摸着石头过河”从实际行动上扬弃了主宰中国人精神很久的“理想主义”，将那种不面对实际问题，不干实事，只会拿未来说事的空谈扔进了河里。让人感到不解的是，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三十年了，萧先生怎么仍旧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还要设计一个什么“发展模式”，萧先生在文中不遗余力地批评激进主义，似乎若没有激进主义的辛亥革命，晚清新政就会和平地、稳妥地实现君主立宪，中国的民主社会、现代化早就实现了。且不说辛亥革命及革命后中国走过的弯路，是否像萧先生所认为的是激进主义的结果，萧先生让中国不“摸着石头 过河”，绕过现实中最困难最关键的那道“坎”，踏上他的“发展模式”是不是激进主义?历史早已证实，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将人类推上预先设计的发展道路都是荒谬的激进主义。时下中国面对的不是走什么路、选择什么发展模式，而是如何解决造成所有问题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这是个千头万绪的“问题”，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唯谦卑地、敬畏地“摸着石头过河”——让能够表达民间社会监督与批评的渠道健全畅通起来，这才是先生关注的“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大问题，是完善政治改革措施的基本条件，是今后改革成功的不可替代的保障；是走出目前改革困境的最有意义最可能做到的第一步，毋宁说，也是充满希望的一步。
不是尾声的尾声
从清末新政十年的悲剧与今日中国改革三十年后的困境对比中可以看出，最主要的“类似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满清王朝垮台在政治改革的虚情假意上，今日中国困扰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同的地方是清末朝野大部分人对问题看得清清楚楚，只有执掌大权的最高统治集团无法迈过那个生死存亡的“坎”。好在今日中国从最高领导到平民百姓，对迈过这道“坎”形成了上下一致的共识。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困难和阻力”了。温家宝总理近年来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取得彻底成功”。他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使每个人能得到自由和发展，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内涵。值此本文结尾时，忽然想到清末要求改革的呼声主要来自知识阶层；而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社会问题、面对改革困境、面对政治改革，竟集体失语，像萧先生这样负有使命感和担当精神的人在当下中国已属凤毛麟角。这里不可能再现让人无法乐观的今日国民精神状态，仅看看原本应是社会良心、应有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们都在忙活什么，就知道萧先生精神的可贵，就不能不对先生肃然起敬了。何况萧先生拿今日中国改革与清末新政类比，是需要政治胆量与理论勇气的。先生提出的“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这种振聋发聩的命题，反映出先生洞若观火的眼光和卓然不群的智识。其肝胆相照的赤诚，无私无畏的精神，以及多么感人的人间情怀，不仅在当今学界十分稀缺，也是当代中国十分可贵的。不久前，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呼吁知识分子应该“铁肩担道义”，萧先生堪为楷模。实际上，正是先生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拿起这支笨拙的笔与先生商榷，虽不敢苟同先生的观点，却不能不起身向先生表达我由衷的敬意!
一、专制帝国的改革悖论
探讨清末新政为什么失败，虽然有其学理上的价值，实际上却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无可奈何”——中外史上专制帝国的改革都难逃失败的命运，鲜有成功的范例。像清末改革引发革命最终导致政权垮台，在世界上是不乏其例的。法国大革命前的路易十六改革，沙俄尼古拉二世时的斯托雷平改革，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改革，以及二十年前苏联戈尔巴乔夫与东欧几个国家的改革，都是统治者自上而下发动的改革，都在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最终政权都垮台在改革引发的革命中，成为专制帝国改革多以失败告终的例证。萧先生从清末新政破产概括出“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这样的命题，是很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却并未揭示出“专制帝国改革为何难以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列举的几条失败的原因，像权威流失、政权的社会整合能力丧失、改革幅度过大、改革速度过快、不能把握最佳时机、改革的上下共识等等，并非是所有改革者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也就很难抽象为“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的通论。其归咎于最高统治者能力、才干，及政治智慧欠缺的说法，也不符合领导改革的那些政治家的本来面目。例如缺少“高明的政治领袖”、缺少“能阔视远想的强势人物”、缺少“彼得大帝式的统治者”、缺少有“道德人格力量、政治智慧和国际经验”的政治家——这样的归纳，不过是以胜败论英雄、对那些改革失败的统治者的一言以蔽之。那些推动改革的统治者虽然失败了，但就发动改革这一点也可看出其绝非等闲之辈，都是深谙国情、熟悉时势走向的政治家。他们的失败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但都像萧先生所说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发动了改革又失败在改革上，说明他们有着相同的不可逾越的个人障碍。唯其这一“障碍”才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的共同答案。至于社会缺少多元化、统治者与全社会未能达成改革共识这样的“原因”，其实是改革的目的，怎么会成为改革失败的原因呢?
事实上，所有改革运动都是历史演变的结果，都是社会需要改革又产生了改革家的时期。凡能领导国家与社会进行重大改革的统治者都不是庸才，即便是被后人颇多诟病的慈禧太后，虽然顽固守旧，但在晚清遭遇一系列的奇耻大辱后，她毕竟认识到不改革便不能摆脱贫弱无力、落后挨打的局面，甚至不改革，满清江山都难保住。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是，被萧先生称颂不已的清末新政基本上是在慈禧太后的领导下实施的，也就是说“新政明确的现代化导向，……各项现代化政策……长达十一年的……中国实质性的深刻变化”，是在慈禧太后主政下出现的。实事求是地说，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工业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发展起来的，有史可查的是，这个期间民族工业以年平均百分之十五的增长率发展，这在当时堪称奇迹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萧先生在赞扬清末新政以后，又莫名其妙地批评新政大权掌握在载沣这个“判断能力差，意志薄弱，外交知识贫乏，智力平庸”的“平庸之辈”手中，以致于造成清末改革的悲剧命运。这样的批评，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符——载沣不过是慈禧手下一个听命的工具，谈不上执掌新政大权，也是崇尚英雄史观的萧先生不能自圆其说的。其实萧先生在谈清末新政失败——“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时，所看重的统治者的能力、才干和政治智慧的英雄史观，可以套用在所有历史事件上，成为这些历史事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在“人治”的专制帝国里，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统治者不仅可以决定人的命运，甚至可以决定国家、决定历史的命运。这是大家都明白的常识，常识说多了，就成了“正确的废话”。
当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对清末新政深究下去的时候，就不难发现，清末新政中的统治者们不愿放弃“祖宗之法”，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放弃享用的特权，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放弃受到荫庇的旧体制。唯其这些“不愿放弃”，才使清末改革不能从正义出发、从公正做起，才使清末新政一波三折，最终裹步不前；才使改革变成了有名无实的装点门面，才出现了人们批评的“虚假改革”、“换汤不换药的内阁”，才使清末新政的深化改革错过了最佳时机。清末改革的搁浅——即后人所说的政治改革不作为，致使腐败愈演愈烈，先前的潜规则成了“明码标价”；过去的地下交易，成了公开的生意，几乎所有的王公大臣、所有的官员都在以权谋私，都在做权钱交易的买卖，都在不择手段地敛财。于是清末新政在创造了经济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民情义愤、天怒人怨，国人从拥护新政，变成了对新政的强烈不满，最终对统治者绝望，革命终于不可避免。前述几个失败的专制帝国改革，像清末改革一样，都经历了“人民拥护改革——人民反对改革——人民推翻领导改革的政权”这样一个悲壮的过程。于是，萧先生提出的“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便明晰起来：专制帝国里推动改革的统治者看不到社会是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组成的不可分离的整体，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是以其他部分的相应变化为条件的，否则社会必定失衡。统治者只看到经济改革带来了市场繁荣，增加了社会财富，增加了财政收入，却看不到这种经济变化必须有政治的相应变化(改革)为保障，才能使社会处于正常平衡的发展状态。没有政治的相应变化，“经济发展”必定造就权钱交易的广阔空间，社会因此必定出现不稳定。所以改革最忌“孤军深入”，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推动政治改革。由于改革的本质内容与要害问题是利益与权力的重新分配，所有改革最终都会改到改革者自己头上——这便是许多学者所说的决定改革生死存亡的“坎”。这道“坎”意味着改革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于能否从正义出发、从公正做起重新划分利益与权力，即领 导改革的统治者能否放弃既得利益与权力。但是这些统治者无一例外地都在这道“坎”前停步了，都“不愿放弃”，他们无法改革自己，就像人无法将自己提起来一样。他们无力迈过这道“坎”，失败是他们的宿命。所以说，专制帝国的改革都失败在改革者自己手里，学界经常提到的“改革的悖论”，其要义就在这里。
虽然有极少数统治者——例如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等自上而下发动的改革当时没有导致政权垮台，但其跛足的改革造成了社会失衡：权钱交易猖獗，权贵利益集团发达，贫富差距悬殊，大多数人民沦为无产者、失业者，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样的改革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已经不是通常所说的进步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专制政体在经济上的进一步垄断，使其统治得到强化。不过，几年后，他们的政权终归还是难逃垮台的命运。
二、权威主义的经济神话
二十世纪的专制与民主、独裁与共和、极权与民权的共同存在创造了人类史上最光怪陆离的时期，套用狄更斯的“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这样丰富的语言也不足以概括这个期间云谲波诡、天上人间的大千世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使先人幻想的千里眼、顺风耳、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都变成了现实，在没有战火和天灾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哈耶克语)上，竞留下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政治家的自私贪婪和权大无边的狂妄使人类经受了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的灾难；联合国、货币基金、世贸、世行……等国际组织，使人类的各项活动日渐趋向和平共进，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资本主义没有像预言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相反还蒸蒸日上。没有第三世界生活经历的亨廷顿们，自以为是地在隔岸观火中给发展中国家指引道路：政治权威——社会稳定——改革开放——现代化。于是权威主义被东方学界一些惯于条陈奏折的知识精英们奉若神明，为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指点迷津。
实质上，权威主义既不是哲学原理，也不是思想理论，更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权威主义的最高原则是“稳定压倒一切”——但正如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所指出来的，稳定固然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但同时也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溃败，即社会肌体的细胞逐渐坏死，机能丢失。一切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无法做。由此一来，悬殊的贫富差距必定引起人们的不满，出现不稳定现象；而改革带来的温饱解决后，人们开始在精神上政治上要求有更多的自由和发言权，这是某些人不能答应且认为是最不稳定的因素。于是，权威主义提示：用各种手段加强统治者的权威，强化统治力量，以保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这些手段不仅有法律，还有随时出台的法令，随机发布的行政条例，必要时调动军警力量，以加强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达到“维稳”的目的。权威主义之所以被萧功秦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源于这样的“发展逻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比吃饭更大的问题了，民以食为天嘛。要解决吃饭问题就要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就要先维护社会稳定，要维护社会稳定就要依靠拥有权威的统治者才能实现，所以应该拥护权威，应该崇拜权威主义。萧先生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发展模式：“新权威——政治稳定——社会多元化——约定俗成的契约意识——民主政治”，从对这个模式的解释中可以看出，萧先生认为权威主义是可以发展经济的：因为亚洲个别后发展国家的经验是权威主义开放了市场，带来了“市场经济”，于是经济社会出现了一定的活力，经济繁荣起来，物质丰富了许多。萧先生还想说：清末时民族资本工业的蓬勃发展，不就是统治者开禁，在垄断的国有经济中裂开一道缝，让民族资本创业出现的?然而萧先生在竭力推崇权威主义的同时，却忘记了发展中国家昔日的经济匮乏、人民贫困、国家贫弱，正是权威主义统治下的经济垄断限制了自由、扼杀了活力、杜绝了竞争、闭塞了流通，造成了市场萧条的结果。对此，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作为历史学者的萧先生在文章中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历史空白”?这样把权威主义与经济发展扯到一起，不仅不能让人信服，凡是过来人都是深以为警觉的，因为他们吃尽了权威主义在经济领域肆虐的苦头。何况经验和常识告诉人们，权威主义与发展经济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不管怎么论证，都不能自圆其说。萧先生的过人之处是，权威主义在他设计的模式中有一个前置词：“新”，所谓新权威主义、新权威，这个“新”的唯一含义就是权威主义者看到了市场才是走出困境的出路，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巨大能量和作用，这是新权威与旧权威的根本区别。于是，具有权威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给长期封闭、停滞、萧条的市场吹进了新风：当消费产业、消费产品、消费市场、农产品、价格一放开，经济繁荣奇迹般地出现了。不过这种“经济奇迹”并非像像权威主义者喋喋不休的是东南亚某国的经验，远在四十多年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已经用他的伊朗特色的“帝国市场经济”创造了，只是巴列维因其特殊的国情，被宗教势力推翻了，无法记入权威主义的经验簿上罢了。新权威创造的“奇迹”没有什么奥秘：当市场部分地放开以后，长期在专制帝国垄断经济中受尽贫困折磨和精神压抑的人们，其天生的“致富欲望”(马克思语)像开了闸的江水般汹涌成经济社会微观层面上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这才是国家财富源源不断的活水源头，是新权威创造“经济奇迹”的基础。但这种“经济奇迹”的好景不会太长，因为新权威仍控制着资源，仍垄断着资本市场，垄断着金融，垄断着证券，垄断着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上游产业。于是，新权威领导的“市场经济”出现的生机和活力，出现的中小型企业，在短短几年的风光后日渐被“垄断”所吞没。何况政府永远热衷于用权力的大手笔创造“经济奇迹”，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制造了泡沫，这些泡沫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破灭，于是危机必然出现。萧先生不应忘记，曾被权威主义者奉为楷模样板的东南亚诸国，辉煌了不几年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金融危机一夜间摧垮，某国总统在本国经济瞬时跌入深渊中骂金融大鳄索罗斯偷袭，骂西方财团贪婪。这个义愤填膺的新权威似乎不懂得商场如战场，骂商人贪婪，犹如骂小偷盗窃，骂强盗抢劫，不是很无知吗?作为过来人的萧先生，似乎直到今天仍未从东南亚新权威样板的神话破灭中醒悟过来，并未反思新权威的权大无边——政府进入市场“发展经济”造成了虚假的经济泡沫，才使国民经济不堪一击。要不，萧先生怎么会在今天又操起二十多年前一度聒噪学界的权威主义崇拜，为处于改革困境中的今日中国设计出同出一辙的“发展模式”?
不知为什么，推崇权威主义的萧先生没有注意到，权威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为人人都有的自私与贪婪提供了方便，经营 者利用裙带关系敲开了权力者的后门，权力者则将权力物化后通过后门拿到市场上去交易，于是，这些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中一夜间冒出一个暴富的权贵阶层。这样，专制帝国时代仅表现在极少数特权人与最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并不扎眼的贫富差距，便被明目张胆的权钱交易造成的两极分化所代替。两极分化是社会动乱的温床，萧先生不惜笔墨地为新权威张目的理由——“不稳定因素”多是从这个温床孕育出来的。上述几个国家的改革所导致的革命都与两极分化有关，所以两极分化是所有统治者极为关注的事情。由此看来，改革中之所以会出现不稳定，是源于不公正改革造成的两极分化，于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便明朗化为公正的原则。萧先生只看重权威主义可以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却无视不稳定因素是怎样产生的这个根本问题。于是，这种颠倒的认识不仅使他的新权威“维稳”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其“发展模式”都是在这种本末倒置的结论中设计出来的。不难看出，萧先生的“发展模式”把决定改革生死存亡的要害完全掩盖了。
实际上在专制帝国里，统治者不仅不缺乏权威，那权威都是“君临天下”，让万民五体投地、诚惶诚恐的。从官员到平民百姓，都是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都被牢牢地限定在相应的位置上，为国家机器的运转老老实实地恪尽职守，唯恐失职有误。当人的生存都系于“一元化领导”的权力体系上时，连人自身也交给权威了。谁若不唯权威的马首是瞻，谁必定要吃亏、要倒霉，连生路都成问题，这是专制帝国里人人都能感同身受的平常事。所以在专制帝国里谈加强统治者的权威，犹如画蛇添足一样，本来就“威加海内兮”地凛立在那里，还有什么可加强的?再加强岂不成了暴政?当然，萧先生所说的加强统治者的权威是针对改革时期说的，因为他发现清末新政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统治者在新政中权威流失，以至“无力驾驭大幅度的急剧改革”，无法平息“各种请愿运动与立宪活动”及“保路运动”，无法控制社会动荡，于是“五花八门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形成一种反政府的神圣同盟”，局面终于不可收拾，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宣统皇帝退位，满清王朝寿终正寝……这样说，看上去符合历史事实，也是顺理成章的说法。然而问题的要害是：清末统治者的权威是怎样流失的?是因改革流失的，还是因不改革流失的?如果是改革流失的，按照萧先生的“维稳”的逻辑，这新政原本就不应该有，不应该推行改革，满清的统治者的权威便不会流失，即便出现“不稳定因素”，也会被权威消灭在萌芽之中，达到“维稳”的目的。若其这样，谈什么清末新政，谈什么改革，岂不也成了毫无意义的多余的话了?说历经近三百年的满清王朝因为推出新政，因为改革，因为资政院、咨议局这样的“说话平台”的出现，其权威就在国人心目中一夜间消失了，能符合当年的社会实际情况和国民心态吗?事实上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主义文化浸淫的中国人，直到新政失败若干年后，仍然有着帝王情结，有着发自骨子里的权威崇拜。不是吗?连萧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都还在讲着太多的权威崇拜的话，更遑论百年前的国民了。所以一场清末新政，怎么能轻而易举地将几千年形成的对统治者的权威崇拜给改革掉了呢?若不是事关切身利益，若不是生死攸关，若不是关乎中国人的命运与前途，若不是统治者明目张胆地欺骗天下人，谁会吃饱了喝足了没事找事地去“请愿”，去“保路”，去“立宪活动”?细究这些在萧先生看来是应该平息的“不稳定因素”，其实并没有要打倒谁的意思，那些一腔热血要求改革、追求进步、希望国富民强的“神圣同盟”们，不是仍以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者的权威为自己行动的前提?当然清末新政最终还是引发了革命，说明统治者的权威最终还是流失了，不过流失的原因只能归咎于统治者自己不改革、假改革。当国人正满怀希望、充满信心地拥护新政、期盼改革时，竟发现“改革是虚假的”、“内阁换汤不换药”，“资政院”“咨议局”成了没有作用的清谈馆，仅供装点门面欺民惑众，唯一的真实是，政权的力量已经无法解决改革中愈演愈烈的腐败。不仅革命党人绝望了，连满清王朝俸禄养活的各省大吏都绝望了，全体中国人民都绝望了。人在绝望中还有什么选择?今天，我们面对这些受尽奴役与屈辱、并被“不愿放弃”的统治者欺骗后而绝望了的先辈，怎么可以那么轻巧地责难他们绝望后的革命?萧先生怎么可以对他们那么不动情地只看到王朝政权失去的“整合”能力，并为统治者的权威流失一唱三叹，而对民族危亡下水深火热中的当年国民无动于衷?又怎么可以既不顾历史事实，又不顾今日中国改革困境的真实情况，在书斋里好为人师地为时下的国人献上-一条开历史倒车的“新权威主义”?
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三年后还未复苏，萧先生不应该不知道，导致这次全球经济地震的美国次贷危机，恰恰是美国前任总统的“住者有其屋”的政治承诺在实践上的全民不良贷款造成的。也就是说是政府干预金融参与发展经济的结果，与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崩盘，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几次通货膨胀一样，都是政府发展经济后的必然现象。毋宁说，都是权威主义这个幽灵的魔力多么令人惊骇的表演!所以凡有见识的经济学家和负责任的政治思想学者，无不重提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无不倡言把发展经济的权力还给企业家，政府应该收回在市场上的那只“看得见的手”，政府应该回到本职工作——坚守正义，维护公正，为社会发展经济提供保障与服务。在一个正义守道、公正行世的法制社会里，相信萧先生所担忧的“不稳定因素”会被公民克制在自身的理性中，会被社会各界特别是民间组织消化在“萌芽中”。这样的社会不相信权威，相信法权；不相信国家，相信宪政；不相信权威主义，相信“无赖原则”——这些都是人类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历经三百年时间才成熟起来的经验!这个经验向萧先生担忧的随时会有“不稳定因素”出现的发展中国家昭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淡化政治权威为标志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中世纪、专制帝国、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都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权威主义的笼罩下无法出现成熟的法治社会，无法实现民间自治，无法兑现作为个体的公民之自由——而人类的经验告诉发展中国家：唯这些“法治”、“自治”、“自由”才是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土壤。历史的教训是，这一“条件和土壤”在权威主义的魔力下只能遭到破坏和沙化。作为历史学者的萧先生怎么能无视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无视人类文明进步的事实，自以为是地重弹权威主义的老调，借今日中国改革困境之机，推出用最具诱惑力的“民族特色”包装起来的“发展模式”呢?
萧功秦先生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说道，“通过对清末新政的研究，获得对理解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启示”。那么类似于清末新政的当下中国改革的问题是什么?他在文章中没有具体的表述。关于“当下中国”，他却用了不少文字谈了“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当政者现在的权威……出现了 增殖”，“中国两极分化的程度实际上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对此，李维民先生已在《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lO期)中作了有理有据的批评，这里不赘。我这里只想提醒萧先生，若能走出书斋，到各大城市坐坐出租车一一确如众人所说的，出租车司机都是城市的窗口和社会的温度计——便会从他们骂一部分人是怎样先富起来的，骂大多数人是怎样沦为新的无产者，骂官场腐败、教育腐败……我们应该吃惊地发现萧先生的“研究”结论是多么的与“当下中国改革的类似问题”南辕北辙!更不用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落后”，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这样的现实情况。其实，“当下中国改革的类似问题”不必“研究”，连不专门研究的平民百姓都清清楚楚，像愈演愈烈、久治不愈的腐败；像创造了大多数中国人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陷入国进民退带来的困境；像房地产总市值为GDP的两倍这样的高危泡沫及民怨鼎沸的房价；像在“发展经济”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叫苦连天；像学校越来越官僚化、衙门化……这一切困境，都与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对此，温家宝总理已直言不讳地承认政治改革面临困难和阻力，并大义凛然地表达了“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萧先生何必在文章不该回避的重要问题上或“犹抱琵琶半遮面”，或“王顾左右而言他”呢?如前所述，如果说清末新政失败在政治体制改革的不作为上，那么，时下中国走出改革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别无选择。因为产生时下中国改革困境中的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指向政治体制。这是谁也掩饰不了的人所共知的事实。说到底，这个“事实”正是三十年改革开放中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
三、未来的道路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历史就其涵有的“人类社会、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及个人经历”的意义来说，是没有规律可循的。规律是可以重复再现的，这“过程”与“经历”是不可以重复再现的，历史的变数太多，历史总是在偶然中出人预料地或柳暗花明，或如临深渊；或一帆风顺，或一波三折……。于是人们在欲知又不可知的无奈中得出了这样一个常识：未来是不可以预测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人到中老年回顾往昔时，都会发现走过的路其实都是事先不曾预料到的，都会发出“命运”的无奈感慨，“五十知天命”至理也。作为人构成的历史又怎能是可以预料到的呢?所以纵观人类发展史，凡是为人类设计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在实践中无不以失败告终。因为它违背了“未来是不可以预测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常识。作为历史学者的萧先生不顾这一常识，煞有介事地为今日中国的走向设计什么“发展模式”，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于是奇怪，萧先生怎么连邓小平理论中的著名论断“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家喻户晓的“伟大告诫”也忘了?“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模式”!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表现，三十多年前，当“坚冰已经打破，中国正在起航”时，驶向哪里?怎样走?前程会遇到什么?没有人知道，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摸着石头过河”更体现了邓小平在中共政治领袖中十分罕见的虚怀若谷：“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邓小平坦诚地告诉中国人，作为领袖，他没有理论供人们描绘未来的前景、规划前进的道路，那是只有神才能办到的事情；我不是神，“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只有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的这些广为传颂的话，确实算不上什么高深的理论，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都是明白通晓的常识，都是实实在在的常理，唯有这些常识、常理，才彰显出邓小平一代政治家为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丰功伟绩——后人不可能理解中国人曾经在远离常识的立场上荒谬的自我折腾了很久很久。三十年过去了，这条路走完了吗?连萧先生这样的学者教授还说着有悖常识的话，谁说走完了呢?
可能中国人受的苦难太深，受的压抑太久，受的屈辱太多，所以中国人总是不愿正视现实和过去，因为有太多的绝望和不堪回首。所以中国人对自由、平等、幸福、美好的向往，总是寄希望于明天，总是寄理想于未来，“理想主义”成为这个民族的通病，中国人惯于从理想出发而不是从现实着眼空谈明天怎样、将来如何，选什么模式、走什么道路云云。实际中的问题困难虽然多如牛毛等着解决，人们竟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用满腔热忱去规划明天的路、描绘未来的远景。由此衍生出来的口号、目标、计划、指标很快地变成人们的一致行动，大干快上热火朝天，蔚为无与伦比的壮观。几年后大家都会觉得这种并不成功的做法很可笑，在当年却是人人都全身心投入且深信不疑的。其实就是事后“笑笑”而已，鲜有人做深入的反省。于是笑过之后，新的理想主义又开始行动了。虽然萧先生身为大学教授，其知识学养肯定为我辈望尘莫及，但是先生也未能脱俗，他之所以津津乐道“发展模式”，表现出先生并未摆脱凡事从未来着眼的“理想主义”的思维习惯。以至于将“当下中国改革中的类似问题”理想化为“当政者现在的权威出现了增值”与“两极分化的程度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对举国皆知、人人忧虑的最深重、最关键的困难——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最现实的问题避而不谈，竟推出权威主义作今后“发展模式”的灵魂和方法。看来萧先生对“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虽浅白易懂，却意味深长的常识并未做深入的思考。先生不应该忘记中国人曾经走过了很长一段并不“摸着石头过河”的弯路，这条“弯路”曾经被描绘成光明的康庄大道，是通往理想社会的“金桥”。但这条“弯路”留给今人的是太多的不堪回首。
“摸着石头过河”是句中国民间的老话，反映了老百姓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但经过政治领袖的倡导，便有了非同寻常的政治含义和思想启迪。凡是从那段“弯路”过来的人，会痛切而又兴奋地感到，政治领袖的这一倡导，既是对那段“弯路”十分委婉的否定，也是对今后中国充满信心和智慧的勇往直前的探索。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面对现实社会的实干精神，河是要过的，犹如问题是要解决的一样；虽然过河是危险的，犹如解决问题是困难的一样。“摸着石头过河”从实际行动上扬弃了主宰中国人精神很久的“理想主义”，将那种不面对实际问题，不干实事，只会拿未来说事的空谈扔进了河里。让人感到不解的是，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三十年了，萧先生怎么仍旧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还要设计一个什么“发展模式”，萧先生在文中不遗余力地批评激进主义，似乎若没有激进主义的辛亥革命，晚清新政就会和平地、稳妥地实现君主立宪，中国的民主社会、现代化早就实现了。且不说辛亥革命及革命后中国走过的弯路，是否像萧先生所认为的是激进主义的结果，萧先生让中国不“摸着石头 过河”，绕过现实中最困难最关键的那道“坎”，踏上他的“发展模式”是不是激进主义?历史早已证实，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将人类推上预先设计的发展道路都是荒谬的激进主义。时下中国面对的不是走什么路、选择什么发展模式，而是如何解决造成所有问题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这是个千头万绪的“问题”，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唯谦卑地、敬畏地“摸着石头过河”——让能够表达民间社会监督与批评的渠道健全畅通起来，这才是先生关注的“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大问题，是完善政治改革措施的基本条件，是今后改革成功的不可替代的保障；是走出目前改革困境的最有意义最可能做到的第一步，毋宁说，也是充满希望的一步。
不是尾声的尾声
从清末新政十年的悲剧与今日中国改革三十年后的困境对比中可以看出，最主要的“类似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满清王朝垮台在政治改革的虚情假意上，今日中国困扰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同的地方是清末朝野大部分人对问题看得清清楚楚，只有执掌大权的最高统治集团无法迈过那个生死存亡的“坎”。好在今日中国从最高领导到平民百姓，对迈过这道“坎”形成了上下一致的共识。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困难和阻力”了。温家宝总理近年来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取得彻底成功”。他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使每个人能得到自由和发展，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内涵。值此本文结尾时，忽然想到清末要求改革的呼声主要来自知识阶层；而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社会问题、面对改革困境、面对政治改革，竟集体失语，像萧先生这样负有使命感和担当精神的人在当下中国已属凤毛麟角。这里不可能再现让人无法乐观的今日国民精神状态，仅看看原本应是社会良心、应有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们都在忙活什么，就知道萧先生精神的可贵，就不能不对先生肃然起敬了。何况萧先生拿今日中国改革与清末新政类比，是需要政治胆量与理论勇气的。先生提出的“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这种振聋发聩的命题，反映出先生洞若观火的眼光和卓然不群的智识。其肝胆相照的赤诚，无私无畏的精神，以及多么感人的人间情怀，不仅在当今学界十分稀缺，也是当代中国十分可贵的。不久前，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呼吁知识分子应该“铁肩担道义”，萧先生堪为楷模。实际上，正是先生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拿起这支笨拙的笔与先生商榷，虽不敢苟同先生的观点，却不能不起身向先生表达我由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