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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中叶后的一百多年，史称“康乾盛世”。这段时间，国内民族矛盾逐步淡化，康熙、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呈现出某种升平景象，但江南文人的真实生存状况如何呢？盛世给他们带来什么？本文试以雍正、乾隆年间扬州八怪、袁枚、吴敬梓为例，对当时文化人的实际生活作一个透视。
古代文人是耻于谈利的，他们恪守孔孟之道，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一直到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还是守着“君子固穷”的理念。但也并非铁板一块，从明代中叶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与“利”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从吴门画派开始，文人的作品逐步具有了商品的属性，到扬州八怪更是靠书画来谋生了，郑板桥公开开出了自己的笔榜，即书画价格。本文所述扬州八怪、吴敬梓、袁枚都是文化精英，对后世影响深远。在经济上，他们是有代表性的三个层次，袁枚最有经济头脑，生活很富有；吴敬梓最不善理财，生活状况最差；扬州八怪处于他们两者之间。他们都属于江南文化圈，且相互认识，但私人关系很复杂，袁枚和八怪的领军人物郑板桥、金农面和心不和，和吴敬梓更是没有来往。吴敬梓和郑板桥、金农相识却不来往，各自为政。本文主要考察他们的生活状况。
一
扬州八怪诸人中，除郑燮、李鱓、李方膺做过知县外，其他人都是职业书画家，主要靠书画为生。郑燮因为在考中进士做官前有过十年的卖画生涯，因此他在山东做官期间，仍将书画拿到扬州去卖，作为生活的补贴。郑板桥在《题画》中对卖画有过一段表述：“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话虽这么说，但“劳人”有多少能拿出银子来买画呢？书画的大买主只能是“安享人”，而在扬州最大的“安享人”就是盐商。如果没有盐商做支撑，扬州八怪连温饱也难以维持。因此他们必须放下清高的架子，而和盐商打成一片。从现存的诗文、书画考察，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金农、高翔、汪士慎、高凤翰、边寿民诸人都和盐商有密切的交往，盐商是他们作品的最大买主。李鱓等人很清楚自己创作和卖画的不同，他也赞赏“兴之所至，笔即任之”的“以画为娱”的创作状态，而“画索其值，任人指点，或不出题目而索人高价，只得多费功夫以逢迎索画者之心。匹之百工交易，其品愈卑，其画愈陋”。为人作画要迎合人，不能体现出独立的精神，画家深知此理，但为了谋生，他必须迁就买主。但买主中也有高人，我们别以为这些盐商都是充满铜臭气的主儿，其实有些盐商已经士商合流了，这些商人基本都是承继先人的基业，从小受到诗书的熏陶。像著名的小玲珑山馆的主人马曰琯，其藏书在扬州第一，书画收藏也是一流，且善诗，有《逸老沙河小稿》传世。
扬州八怪的生活都很清贫，和盐商交往，诗酒往还，打打牙祭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盐商的书画收藏对他们的意义也是非同小可，因为过去没有博物馆之类，要看到古人名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盐商的收藏就起了某种私人博物馆的作用。盐商更有意义的帮助是赞助文人出书，像金农的《冬心画竹题记》就是由大盐商江春资助出版的，过去的印书是雕版，费用很高，江春的帮助使金农充满感激之情，他不仅在序言中表示感谢，更在后来的题画中多次说到此事。李葂《啸村近体诗选》是他逝世后由盐商资助出版的，当然也得力于他的盐官朋友卢见曾。汪士慎的《巢林集》则由马曰琯资助出版，马版刻书很讲究，有名当时。作为报答，八怪诸人为盐商作画、为他们的亭台楼阁题字等都是不必说的了，这也是一种友好交往，投桃报李。
来自朋友的馈赠在八怪诸人的生活中也占有相当比重。有一则金农的故事流传甚广，有一次某商人在平山堂宴客，席间要以古人的“飞红”来吟诗，这位商人腹中诗书显然不足，绞尽脑汁还没想出佳句，将要罚酒之际，他突然说“有了，有了，柳絮飞来片片红。”众人大笑，认为他是杜撰，柳絮怎么可能是红色呢？这位商人很是窘困，于是金农站了起来，说这是引用的元人咏平山堂诗，很是贴切。众人不信，问全诗是什么，金农不慌不忙地吟道：“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全诗吟出后，众人才无话可说，同时很佩服金农的博闻强记。盐商自然很高兴，隔日“以千金馈之”。
郑板桥也是因为朋友的馈赠一下子改变了他的经济状况，这位朋友名叫程子刲（字羽宸）。他们两人原来不相识，乾隆元年，程羽宸游仪征时在茶肆看到板桥的对联，十分喜爱，追到扬州，不巧板桥到北京去了，第二年，板桥回扬州后，他们得以相见。程氏赠送一千两银子使板桥顺利娶了饶五姑娘，也彻底改变了板桥的贫穷状况。板桥深情地说：“余江湖落拓数十年，惟程三子刲奉千金为寿，一洗穷愁。”程氏有《黄山纪游诗》，曾请板桥题句，郑写了《题程羽宸黄山诗卷》，后来十多年未通音信，郑板桥对他很怀念，诗有“几夜酸辛屡梦公”之句。
但卖画的钱是不敷日用的，馈赠也只是偶尔为之，还要另想办法。金农爱好藏砚，他的书法好，就为人家写砚铭，砚台上刻铭是一件雅事，金农借此谋取生活之资。据张郁明《金农年谱》引用日本高岛氏《金冬心十七札》，金农也做一些买卖文物的事，借以谋生。他还曾经画灯，在扬州销路不好时又托南京的袁枚帮忙，但袁枚没帮上，又将灯退回了。当时的著名学者全祖望看到这一幕，很是感慨，他写了《冬心居士写灯记》，他认为以金农的学问和书法，应当像汉代的蔡邕“为庙堂校石经，勘大学”，做些有利于学术积累和有益于后代的事，仅仅刻砚铭和卖纱灯，“则真穷矣”！金农窘困的生活可以从他的诗中看出来，有一首诗写道：“画梅乞米寻常事，却少高流送米至。我竟长饥鹤缺粮，携鹤且抱梅花睡。”甚至他生病时，将旧藏陈老莲画以及龙泓子题字的《卢同煎茶图》换米。今天金农的书画精品动辄拍卖百万，而画家生前真是太穷了。当代学者有人说金农是书画作坊的小老板，其庸俗的、专以发财谋利为目的的思想很浓厚。这真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假如金农像今天国画院的画家，由政府出钱养着，他就不会在生活中遇到那么多坎坷了。
二
袁枚是清代著名文学家，他本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后来在今南京师范大学原址的小仓山买下大片土地筑成随园。对随园人们不陌生，他曾在《随园诗话》中说《红楼梦》的大观园就是随园，弄得红学家很是忙碌地考据了一阵。乾隆元年（1736），二十一岁的青年才俊袁枚参加朝廷举行的博学鸿词考试，在二百多硕儒中，他是最年轻的。乾隆三年，他中举人和进士，在江宁（今南京）及溧水等地做知县，三十三岁时他就“隐居”在他的随园了。在袁枚看来，他处在盛世，到处都是雨露阳光。他在给友人程晋芳的信中说：“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妄诞，当不受文人之厄。”照这话看，如果你受了“文人之厄”，就应该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了，或者干脆是因你自己是“大怪癖、大妄诞”。袁枚经济状况很好，但他的上辈则是较为贫寒的，姚鼐为袁枚写的墓志铭说他的祖父、父亲、叔父“皆以贫游幕四方”，“游幕”是给人做幕僚，也称师爷。先人的贫困使袁枚更知道理财的重要，那袁枚是怎样为财富奋斗的呢？
以文换钱是生活的重要来源。袁枚是清代的文学大家，而卖文的价格是随着地位的增高而增高的，他的文章越来越贵，特别是给有钱人家做传记、墓志铭，其价格不菲。同时代人伍拉纳之子作的《批本随园诗话》透露，袁枚经常吹嘘他的诗文得到某名公巨卿赏识，实际只是他的某种宣传策略，“借以吓骗江浙酸丁寒士，以自重声气耳”。作者说郑板桥和赵翼都曾对袁枚的行径表示反感。但袁枚自我宣传后，随着身价的提高，有些富户不惜酬以重金，有时一篇墓志铭的润笔费达到一千两银子。王英志《袁枚评传》中列有统计材料，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共有五百三十多篇文章，其中碑传、墓志铭、行状、书事一类传记文有一百五十多篇，内写九卿督抚以上的多达五十多篇，占到百分之十以上，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为大官写文章，或得名或得利，对袁枚提高名气作用自然很大，也是他生存的重要支柱。由于名气大了，盐商安麓村因刻孙过庭书谱，请袁枚题跋，袁枚只写了二十二个字，即“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枚印可时年七十有七”，安氏非常高兴，给袁枚的润笔费是二千两银子，每个字近百两白花花的银子，盐商愿意付如此高价，就是因为袁枚名气大，所以这是重要的无形资产，“袁枚”是一个很响的品牌了。
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袁枚将自己的各种著作刻印发行，我收藏过一部乾隆年间的《随园诗话》，其中就有“随园藏版”的字样，版就藏在自己家，只要书卖完了，又可以再印一批。袁枚曾谈到两位友人资助他出书，实际上据《批本随园诗话》说，当时有些人为附庸风雅，借诗话传名，贿赂袁枚的很多，要入书可以，但要给银子！这样“有替人求入选者，或十金或三五金不等，虽门生寒士，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皇皇巨帙，可择而存者，十不及一，然子才（袁枚的号）已致富矣！”伍拉纳之子见过袁枚数次，又见过袁枚的妻妾，吃过她们做的饭菜，关系很熟悉，所述的可信度很高。与出作品集相联系，他又广收门生，包括众多女弟子，这是他最为人诟病之处，章实斋就大骂袁枚收女弟子是开恶劣之风，在他的名著《文史通义》中对袁枚大加批判。但袁枚不以为然，我行我素。像他得意的女弟子严蕊珠“典簪环为束修，受业门下”就是突出的一例，女弟子将首饰典当出去，学费是欠不得的。同时弟子自然要看老师的书，这又扩大了他著作的发行量。由此看来，袁枚是将文化作为一个产业来做了，当时做的人不多，竞争小，所以他便越做越大了。
除了文化产业外，袁枚还是一个地主，这块收入有两部分，一是将“园东西之田地、山池分十三户承领种植”，分为十三户，看来每户包的土地并不多，这其中可能种蔬菜的菜农居多。平时袁枚要宴客，就由佃户供应菜蔬，既省钱又新鲜，自己的吃更在其中了。当然每年的固定租利是不会少的。二是乾隆十六年（1751）袁枚在安徽滁州添置田产，这些田地出租，也是一笔固定的收入。
袁枚虽然三十三岁就“隐居”到随园，好像远没到我们今天说的退休年龄，但他是得到吏部正式批准的，“退休金”不会少一分，他自己称为“清俸”。这钱更有一种象征意义，说明他是为官的贵人。另外袁枚作为诗坛盟主，朋友很多，很多人为了得到他的指教和提携，经常会送些礼品，这也是一笔辅助收入。郑板桥赠袁枚的诗中曾说：“不买明珠买明镜，爱他光怪是先秦。”“光怪”的东西是指古玩，除古玩外，袁枚收藏的同时代名家字画就更多了。
由于袁枚有经营头脑，资产越来越厚，到晚年时达到“田产万金余，银二万”，这绝不是普通文人所能达到的，有这么多的财富，他可以做他想做的各种事情。因为他太富有了，他是想不到其他“文人之厄”了吧。他的朋友程晋芳喜欢帮助别人，最后自己也变穷了，袁枚对他“性善泛施，有求必应”提出警戒，他说如果弄得自己“饥寒交迫，活且不能，乐于何有”？这就是说自己首先要变得富足，生活才有质量，自己没有大量收入，还去帮助别人，这就不可取了。袁枚的说法和传统的义利观已经很不相同。
三
和袁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他的经济头脑不能和袁枚比，也不及扬州八怪，所以在乾隆时期的文人中，他的生活是最困顿的。
吴敬梓，字敏轩，出生在“家声科第从来美”的世家，他的曾祖是探花，“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从他的父亲起，家道衰落。他祖上得过科举制度的好处，吴早年也引以为自豪，他从安徽全椒刚迁到南京时，写过一篇《移家赋》，说“五十年中，家门鼎盛”。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对科举制度持猛烈批判态度的吴敬梓为什么会炫耀祖上在科举方面的成绩？我理解有两点，一是他写《移家赋》时在思想上还没有达到写《儒林外史》时的思想境界，二是因为他刚搬到一处新地方，地方上有一些暴发户可能会看不起新迁入者，所以他要这样讲。吴敬梓在家乡全椒将祖上留的田地房产都卖掉而迁居南京，他对全椒印象不好，全椒当地人对他也不以为然，吴后来在一首《减字木兰花》的词中说“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子弟戒”是将他作为一个败家子式的反面教员了。吴敬梓尽管不算富有，但他拥有一笔家产，且自己善文，“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以吴敬梓这样的文章高手卖文维持基本生活应该不成问题，但他花钱厉害，说是“赢得才名曲部知”，据此胡适说“吴敬梓的财产是他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这话可能夸大了，但很多钱花在歌舞场也是事实。更重要的是他不擅营生，又常帮助朋友，因友人圈子颇大，饮酒赋诗，开支不小，卖文的收入是不够维持的。《儒林外史》中表兄余大先生感叹地对杜少卿说：“老弟，你这些上好的基业，可惜弃了。你一个做大老官的人，而今卖文为活，怎么弄的惯？”论者认为杜少卿带有自叙性质，那么这也就近于作者夫子自道了。后来他又将很多钱用于修先贤祠，这使他不断贫困下来。乾隆八年（1743）到十四年（1749），他的生活处于困难状态，有时无米下锅，便将自己心爱的藏书拿去换米。冬天缺少御寒的东西，他只有和穷朋友如汪京门、樊圣谟等五六个人从南门出城，乘月步行，绕城墙，过水西门，然后各自大笑回家。寒冷的夜晚每天都是这样，但他不被困境压倒，而是苦中作乐，他戏称几位好友晚上的相会是“暖足会”。这段时间正是吴敬梓写《儒林外史》的时间，可以想见，他是克服了多大的困难，才顺利完成了这部杰作。
吴敬梓晚年究竟穷到什么程度？他的友人程晋芳在乾隆十四年（1749）深秋写的《怀人诗》即写到吴敬梓，诗云：“寒花无野姿，贫士无欢颜。嗟嗟吴敏轩，短褐不得完……逝将乞食去，亦且赁舂焉。”看来别说长衫了，连短褐也不完整；“赁舂”应是受雇为人舂米，这方面的情况除程晋芳的记载外，我们难以知道得更多，可能是他典书典衣已经不够了，只有靠体力劳动来谋生。程晋芳族伯祖程丽山对吴敬梓也十分关心，一个秋雨绵绵之际，他对儿子说：“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升，钱二千，往视之。”果然“不食二日矣”。吴敬梓平时一有钱，就请文士朋友喝酒唱歌，遇到投契的朋友，他是相见恨晚，但对做八股文的人则不以为然，做得越好，他越是来气。程晋芳说他的所有朋友中，吴敬梓是最穷的，他还记载过一件轶事，吴到淮安访他时，连好的笔砚都没有，程问吴：“笔砚是我们文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你怎么不带呢？”吴敬梓笑笑说“我胸中自有笔墨，何必再带呢？”
由吴敬梓的贫困，我想到袁枚说的“文人之厄”问题，如果你做帮闲文人，给人写写墓志铭，写捧场的诗文，当然有人愿意出银子，吴敬梓偏偏写不为时人喜爱的《儒林外史》，他笔锋所向乃在士林，谁会付他银子？更别说小说在当时就是受人轻视的一种文学形式。他的朋友程晋芳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书写得好、“工妍”是人们公认的，但划入“稗说”，则说明人们对小说的普遍偏见。他逝世前曾到扬州想寻求盐运使卢见曾的支持，但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大作问世就怀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吴敬梓的穷困就是因为他看事物太透，看穿了科举扼杀人才的弊端，偏偏这又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惟一出路，用书中马二先生的话说，你不做举业，“那个给你官做”？这就是封建君主困死人才的方法。吴敬梓生前是落寞的，他的名气和桐城派名家根本无法同日而语，他逝世一百七十年后，同是安徽人的胡适为吴敬梓作传说：“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
从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同是名人，都生活在所谓盛世，由于各人所取的生存方式不一，其经济地位就完全不同。
古代文人是耻于谈利的，他们恪守孔孟之道，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一直到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还是守着“君子固穷”的理念。但也并非铁板一块，从明代中叶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与“利”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从吴门画派开始，文人的作品逐步具有了商品的属性，到扬州八怪更是靠书画来谋生了，郑板桥公开开出了自己的笔榜，即书画价格。本文所述扬州八怪、吴敬梓、袁枚都是文化精英，对后世影响深远。在经济上，他们是有代表性的三个层次，袁枚最有经济头脑，生活很富有；吴敬梓最不善理财，生活状况最差；扬州八怪处于他们两者之间。他们都属于江南文化圈，且相互认识，但私人关系很复杂，袁枚和八怪的领军人物郑板桥、金农面和心不和，和吴敬梓更是没有来往。吴敬梓和郑板桥、金农相识却不来往，各自为政。本文主要考察他们的生活状况。
一
扬州八怪诸人中，除郑燮、李鱓、李方膺做过知县外，其他人都是职业书画家，主要靠书画为生。郑燮因为在考中进士做官前有过十年的卖画生涯，因此他在山东做官期间，仍将书画拿到扬州去卖，作为生活的补贴。郑板桥在《题画》中对卖画有过一段表述：“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话虽这么说，但“劳人”有多少能拿出银子来买画呢？书画的大买主只能是“安享人”，而在扬州最大的“安享人”就是盐商。如果没有盐商做支撑，扬州八怪连温饱也难以维持。因此他们必须放下清高的架子，而和盐商打成一片。从现存的诗文、书画考察，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金农、高翔、汪士慎、高凤翰、边寿民诸人都和盐商有密切的交往，盐商是他们作品的最大买主。李鱓等人很清楚自己创作和卖画的不同，他也赞赏“兴之所至，笔即任之”的“以画为娱”的创作状态，而“画索其值，任人指点，或不出题目而索人高价，只得多费功夫以逢迎索画者之心。匹之百工交易，其品愈卑，其画愈陋”。为人作画要迎合人，不能体现出独立的精神，画家深知此理，但为了谋生，他必须迁就买主。但买主中也有高人，我们别以为这些盐商都是充满铜臭气的主儿，其实有些盐商已经士商合流了，这些商人基本都是承继先人的基业，从小受到诗书的熏陶。像著名的小玲珑山馆的主人马曰琯，其藏书在扬州第一，书画收藏也是一流，且善诗，有《逸老沙河小稿》传世。
扬州八怪的生活都很清贫，和盐商交往，诗酒往还，打打牙祭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盐商的书画收藏对他们的意义也是非同小可，因为过去没有博物馆之类，要看到古人名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盐商的收藏就起了某种私人博物馆的作用。盐商更有意义的帮助是赞助文人出书，像金农的《冬心画竹题记》就是由大盐商江春资助出版的，过去的印书是雕版，费用很高，江春的帮助使金农充满感激之情，他不仅在序言中表示感谢，更在后来的题画中多次说到此事。李葂《啸村近体诗选》是他逝世后由盐商资助出版的，当然也得力于他的盐官朋友卢见曾。汪士慎的《巢林集》则由马曰琯资助出版，马版刻书很讲究，有名当时。作为报答，八怪诸人为盐商作画、为他们的亭台楼阁题字等都是不必说的了，这也是一种友好交往，投桃报李。
来自朋友的馈赠在八怪诸人的生活中也占有相当比重。有一则金农的故事流传甚广，有一次某商人在平山堂宴客，席间要以古人的“飞红”来吟诗，这位商人腹中诗书显然不足，绞尽脑汁还没想出佳句，将要罚酒之际，他突然说“有了，有了，柳絮飞来片片红。”众人大笑，认为他是杜撰，柳絮怎么可能是红色呢？这位商人很是窘困，于是金农站了起来，说这是引用的元人咏平山堂诗，很是贴切。众人不信，问全诗是什么，金农不慌不忙地吟道：“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全诗吟出后，众人才无话可说，同时很佩服金农的博闻强记。盐商自然很高兴，隔日“以千金馈之”。
郑板桥也是因为朋友的馈赠一下子改变了他的经济状况，这位朋友名叫程子刲（字羽宸）。他们两人原来不相识，乾隆元年，程羽宸游仪征时在茶肆看到板桥的对联，十分喜爱，追到扬州，不巧板桥到北京去了，第二年，板桥回扬州后，他们得以相见。程氏赠送一千两银子使板桥顺利娶了饶五姑娘，也彻底改变了板桥的贫穷状况。板桥深情地说：“余江湖落拓数十年，惟程三子刲奉千金为寿，一洗穷愁。”程氏有《黄山纪游诗》，曾请板桥题句，郑写了《题程羽宸黄山诗卷》，后来十多年未通音信，郑板桥对他很怀念，诗有“几夜酸辛屡梦公”之句。
但卖画的钱是不敷日用的，馈赠也只是偶尔为之，还要另想办法。金农爱好藏砚，他的书法好，就为人家写砚铭，砚台上刻铭是一件雅事，金农借此谋取生活之资。据张郁明《金农年谱》引用日本高岛氏《金冬心十七札》，金农也做一些买卖文物的事，借以谋生。他还曾经画灯，在扬州销路不好时又托南京的袁枚帮忙，但袁枚没帮上，又将灯退回了。当时的著名学者全祖望看到这一幕，很是感慨，他写了《冬心居士写灯记》，他认为以金农的学问和书法，应当像汉代的蔡邕“为庙堂校石经，勘大学”，做些有利于学术积累和有益于后代的事，仅仅刻砚铭和卖纱灯，“则真穷矣”！金农窘困的生活可以从他的诗中看出来，有一首诗写道：“画梅乞米寻常事，却少高流送米至。我竟长饥鹤缺粮，携鹤且抱梅花睡。”甚至他生病时，将旧藏陈老莲画以及龙泓子题字的《卢同煎茶图》换米。今天金农的书画精品动辄拍卖百万，而画家生前真是太穷了。当代学者有人说金农是书画作坊的小老板，其庸俗的、专以发财谋利为目的的思想很浓厚。这真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假如金农像今天国画院的画家，由政府出钱养着，他就不会在生活中遇到那么多坎坷了。
二
袁枚是清代著名文学家，他本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后来在今南京师范大学原址的小仓山买下大片土地筑成随园。对随园人们不陌生，他曾在《随园诗话》中说《红楼梦》的大观园就是随园，弄得红学家很是忙碌地考据了一阵。乾隆元年（1736），二十一岁的青年才俊袁枚参加朝廷举行的博学鸿词考试，在二百多硕儒中，他是最年轻的。乾隆三年，他中举人和进士，在江宁（今南京）及溧水等地做知县，三十三岁时他就“隐居”在他的随园了。在袁枚看来，他处在盛世，到处都是雨露阳光。他在给友人程晋芳的信中说：“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妄诞，当不受文人之厄。”照这话看，如果你受了“文人之厄”，就应该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了，或者干脆是因你自己是“大怪癖、大妄诞”。袁枚经济状况很好，但他的上辈则是较为贫寒的，姚鼐为袁枚写的墓志铭说他的祖父、父亲、叔父“皆以贫游幕四方”，“游幕”是给人做幕僚，也称师爷。先人的贫困使袁枚更知道理财的重要，那袁枚是怎样为财富奋斗的呢？
以文换钱是生活的重要来源。袁枚是清代的文学大家，而卖文的价格是随着地位的增高而增高的，他的文章越来越贵，特别是给有钱人家做传记、墓志铭，其价格不菲。同时代人伍拉纳之子作的《批本随园诗话》透露，袁枚经常吹嘘他的诗文得到某名公巨卿赏识，实际只是他的某种宣传策略，“借以吓骗江浙酸丁寒士，以自重声气耳”。作者说郑板桥和赵翼都曾对袁枚的行径表示反感。但袁枚自我宣传后，随着身价的提高，有些富户不惜酬以重金，有时一篇墓志铭的润笔费达到一千两银子。王英志《袁枚评传》中列有统计材料，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共有五百三十多篇文章，其中碑传、墓志铭、行状、书事一类传记文有一百五十多篇，内写九卿督抚以上的多达五十多篇，占到百分之十以上，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为大官写文章，或得名或得利，对袁枚提高名气作用自然很大，也是他生存的重要支柱。由于名气大了，盐商安麓村因刻孙过庭书谱，请袁枚题跋，袁枚只写了二十二个字，即“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枚印可时年七十有七”，安氏非常高兴，给袁枚的润笔费是二千两银子，每个字近百两白花花的银子，盐商愿意付如此高价，就是因为袁枚名气大，所以这是重要的无形资产，“袁枚”是一个很响的品牌了。
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袁枚将自己的各种著作刻印发行，我收藏过一部乾隆年间的《随园诗话》，其中就有“随园藏版”的字样，版就藏在自己家，只要书卖完了，又可以再印一批。袁枚曾谈到两位友人资助他出书，实际上据《批本随园诗话》说，当时有些人为附庸风雅，借诗话传名，贿赂袁枚的很多，要入书可以，但要给银子！这样“有替人求入选者，或十金或三五金不等，虽门生寒士，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皇皇巨帙，可择而存者，十不及一，然子才（袁枚的号）已致富矣！”伍拉纳之子见过袁枚数次，又见过袁枚的妻妾，吃过她们做的饭菜，关系很熟悉，所述的可信度很高。与出作品集相联系，他又广收门生，包括众多女弟子，这是他最为人诟病之处，章实斋就大骂袁枚收女弟子是开恶劣之风，在他的名著《文史通义》中对袁枚大加批判。但袁枚不以为然，我行我素。像他得意的女弟子严蕊珠“典簪环为束修，受业门下”就是突出的一例，女弟子将首饰典当出去，学费是欠不得的。同时弟子自然要看老师的书，这又扩大了他著作的发行量。由此看来，袁枚是将文化作为一个产业来做了，当时做的人不多，竞争小，所以他便越做越大了。
除了文化产业外，袁枚还是一个地主，这块收入有两部分，一是将“园东西之田地、山池分十三户承领种植”，分为十三户，看来每户包的土地并不多，这其中可能种蔬菜的菜农居多。平时袁枚要宴客，就由佃户供应菜蔬，既省钱又新鲜，自己的吃更在其中了。当然每年的固定租利是不会少的。二是乾隆十六年（1751）袁枚在安徽滁州添置田产，这些田地出租，也是一笔固定的收入。
袁枚虽然三十三岁就“隐居”到随园，好像远没到我们今天说的退休年龄，但他是得到吏部正式批准的，“退休金”不会少一分，他自己称为“清俸”。这钱更有一种象征意义，说明他是为官的贵人。另外袁枚作为诗坛盟主，朋友很多，很多人为了得到他的指教和提携，经常会送些礼品，这也是一笔辅助收入。郑板桥赠袁枚的诗中曾说：“不买明珠买明镜，爱他光怪是先秦。”“光怪”的东西是指古玩，除古玩外，袁枚收藏的同时代名家字画就更多了。
由于袁枚有经营头脑，资产越来越厚，到晚年时达到“田产万金余，银二万”，这绝不是普通文人所能达到的，有这么多的财富，他可以做他想做的各种事情。因为他太富有了，他是想不到其他“文人之厄”了吧。他的朋友程晋芳喜欢帮助别人，最后自己也变穷了，袁枚对他“性善泛施，有求必应”提出警戒，他说如果弄得自己“饥寒交迫，活且不能，乐于何有”？这就是说自己首先要变得富足，生活才有质量，自己没有大量收入，还去帮助别人，这就不可取了。袁枚的说法和传统的义利观已经很不相同。
三
和袁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他的经济头脑不能和袁枚比，也不及扬州八怪，所以在乾隆时期的文人中，他的生活是最困顿的。
吴敬梓，字敏轩，出生在“家声科第从来美”的世家，他的曾祖是探花，“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从他的父亲起，家道衰落。他祖上得过科举制度的好处，吴早年也引以为自豪，他从安徽全椒刚迁到南京时，写过一篇《移家赋》，说“五十年中，家门鼎盛”。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对科举制度持猛烈批判态度的吴敬梓为什么会炫耀祖上在科举方面的成绩？我理解有两点，一是他写《移家赋》时在思想上还没有达到写《儒林外史》时的思想境界，二是因为他刚搬到一处新地方，地方上有一些暴发户可能会看不起新迁入者，所以他要这样讲。吴敬梓在家乡全椒将祖上留的田地房产都卖掉而迁居南京，他对全椒印象不好，全椒当地人对他也不以为然，吴后来在一首《减字木兰花》的词中说“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子弟戒”是将他作为一个败家子式的反面教员了。吴敬梓尽管不算富有，但他拥有一笔家产，且自己善文，“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以吴敬梓这样的文章高手卖文维持基本生活应该不成问题，但他花钱厉害，说是“赢得才名曲部知”，据此胡适说“吴敬梓的财产是他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这话可能夸大了，但很多钱花在歌舞场也是事实。更重要的是他不擅营生，又常帮助朋友，因友人圈子颇大，饮酒赋诗，开支不小，卖文的收入是不够维持的。《儒林外史》中表兄余大先生感叹地对杜少卿说：“老弟，你这些上好的基业，可惜弃了。你一个做大老官的人，而今卖文为活，怎么弄的惯？”论者认为杜少卿带有自叙性质，那么这也就近于作者夫子自道了。后来他又将很多钱用于修先贤祠，这使他不断贫困下来。乾隆八年（1743）到十四年（1749），他的生活处于困难状态，有时无米下锅，便将自己心爱的藏书拿去换米。冬天缺少御寒的东西，他只有和穷朋友如汪京门、樊圣谟等五六个人从南门出城，乘月步行，绕城墙，过水西门，然后各自大笑回家。寒冷的夜晚每天都是这样，但他不被困境压倒，而是苦中作乐，他戏称几位好友晚上的相会是“暖足会”。这段时间正是吴敬梓写《儒林外史》的时间，可以想见，他是克服了多大的困难，才顺利完成了这部杰作。
吴敬梓晚年究竟穷到什么程度？他的友人程晋芳在乾隆十四年（1749）深秋写的《怀人诗》即写到吴敬梓，诗云：“寒花无野姿，贫士无欢颜。嗟嗟吴敏轩，短褐不得完……逝将乞食去，亦且赁舂焉。”看来别说长衫了，连短褐也不完整；“赁舂”应是受雇为人舂米，这方面的情况除程晋芳的记载外，我们难以知道得更多，可能是他典书典衣已经不够了，只有靠体力劳动来谋生。程晋芳族伯祖程丽山对吴敬梓也十分关心，一个秋雨绵绵之际，他对儿子说：“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升，钱二千，往视之。”果然“不食二日矣”。吴敬梓平时一有钱，就请文士朋友喝酒唱歌，遇到投契的朋友，他是相见恨晚，但对做八股文的人则不以为然，做得越好，他越是来气。程晋芳说他的所有朋友中，吴敬梓是最穷的，他还记载过一件轶事，吴到淮安访他时，连好的笔砚都没有，程问吴：“笔砚是我们文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你怎么不带呢？”吴敬梓笑笑说“我胸中自有笔墨，何必再带呢？”
由吴敬梓的贫困，我想到袁枚说的“文人之厄”问题，如果你做帮闲文人，给人写写墓志铭，写捧场的诗文，当然有人愿意出银子，吴敬梓偏偏写不为时人喜爱的《儒林外史》，他笔锋所向乃在士林，谁会付他银子？更别说小说在当时就是受人轻视的一种文学形式。他的朋友程晋芳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书写得好、“工妍”是人们公认的，但划入“稗说”，则说明人们对小说的普遍偏见。他逝世前曾到扬州想寻求盐运使卢见曾的支持，但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大作问世就怀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吴敬梓的穷困就是因为他看事物太透，看穿了科举扼杀人才的弊端，偏偏这又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惟一出路，用书中马二先生的话说，你不做举业，“那个给你官做”？这就是封建君主困死人才的方法。吴敬梓生前是落寞的，他的名气和桐城派名家根本无法同日而语，他逝世一百七十年后，同是安徽人的胡适为吴敬梓作传说：“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
从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同是名人，都生活在所谓盛世，由于各人所取的生存方式不一，其经济地位就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