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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心》的先行研究多数是从明治精神的角度来探讨的，从“明治精神”出发，探讨“先生”自杀的原因。本文中，笔者从“世间体”和“强调‘场’的日本社会集团”这两个角度出发，对主人公“先生”的寂寥之感进行再探讨。
关键词：寂寞；世间体；场
作者简介：钱轶雯（1991-），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2018应届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02
一、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1867年2月9日（庆应3年1月5日）- 1916年（大正5年）12月9日），日本近代小说家、评论家、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本名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枕流（《晋书》孙楚语）。出生于江户的牛迂马场下横町（现在的东京都新宿区喜久井町）的一个小吏家庭。
夏目漱石在大学时代和正冈子规相识并一同学习俳句。帝国大学（后来的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夏目漱石在松山担任爱媛县普通中学教师、熊本县第五高等学校教授，之后前往英国留学。回国后，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担任讲师，一边向学生讲授英国文学，一边在杂志《杜鹃》上发表了小说《吾辈是猫》。之后又接连发表了《少爷》、《伦敦塔》 等作品。
在这之后，他进入朝日新闻社工作，连载了《虞美人草》《三四郎》等作品。当时被称为余裕派。在经历了“修善寺大患”之后，他创作了《行人》《心》等作品，达到了“则天去私”的境界。晚年苦于胃溃疡折磨，《明暗》成了他的绝笔之作。
二、《心》
这是夏目漱石受到乃木希典的殉死的影响而执笔的作品。与《彼岸过后》《行人》并称为后期三部曲，聚焦于人性深处的利己主义，通过人性的伦理观的纠葛表现出来。故事的最后“先生”选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受到明治天皇去世、乃木希典大将殉死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夏目漱石为“先生”之死冠以殉死于明治精神之名，也是夏目漱石对明治天皇以及明治精神的一种缅怀，让“先生”终于在良心的谴责与厌世的孤独中死去。
原本，夏目漱石就写了各种各样的短篇，打算以“心”的题目来统一这些短篇小说。但是，作为第1话的短篇小说《老师的遗书》写得过长，于是将这一篇单独进行了出版，题目仍然以《心》为题。
《心》是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之一，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因为爱情和友情的左右为难，最后做出抉择背叛了朋友，得到恋人的芳心，但是正因为此，“先生”一直为这种不义夺取的罪恶感所苦，通过“先生”的一封遗书，描绘了明治时期高等游民的利己主义。
三、“世间体”与“先生”的寂寞
“先生”对亡友K的罪恶感一直持续着。在从K的葬礼回来的路上，一个朋友向先生询问了K的自杀的理由。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以后，先生一直被这个问题折磨着。“夫人和小姐，从老家来的K的父亲兄长，熟人，甚至连和他无关的新闻记者，都给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每当这个时候，先生的心都被深深的刺痛着，但是回答对谁都是一样的，从未向谁吐露过真正的原因。
先生希望着自此转换心情，展开新的生活。然而，“当我看着妻子的脸的时候，就会想到已经去世的K。”多少次都想着向妻子坦白，相信温柔善良的妻子一定会原来我。但最终因为不想给妻子的记忆里留下污点，而至死都没有吐露过一点信息。
从小说中先生的叙述来看，他并不想让旁人知道K自杀的原因。就连善良的妻子也不例外。这或许跟日本文化中的“世间体”有所联系。
井上忠司在《“世间体”的构造——社会心理史的尝试』中第一次论述了“世间体”。所谓“世间体”就是俗称的“面子”。从这本著作的第五章“世间体的文化”来重新审视的话，那或许会更加清晰。
“我国国民的心中是不存在唯一的绝对神的，以‘世人的眼’看到的自己为准，至少将这种伦理内化于自己的内心中。因为不存在普遍的价值标准，为了使自己不脱离‘世人’的标准，始终微调着自己与‘世人’间的差距而生活着。这就是所谓的生活在世俗间。”
小说中的“先生”一直被罪恶感所折磨，对“世人的眼”充满恐惧。不论被谁追问K的自杀理由，“先生”都不曾透露，始终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没有可以倾诉的人，于是被这种内心的罪和痛苦时时刻刻折磨着的「先生」渐渐地和身边的人变得不亲近，甚至于不想出现在世人面前，终于他被寂寞包围。
“一直到老师去世的今天，我才知道这件事。”“先生”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讨厌“我”的。这不过是受伤的“先生”给想要接近自己的人的一种警告罢了。
四、强调“场”的日本社会集团
过了一年也始终没有忘记K的事，先生的心总是感到惴惴不安。无论如何都无法让自己在书本中沉静下来，于是先生失去了工作，渐渐了陷入了与世人无关的境地。
我同夫人谈话时，话头很自然的从先生谈到这里。
“先生为什么要那样，只在家里思考、学习，而不到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呢？”
“不行呵，他讨厌那些事。”
“就是说，他觉得那些事无聊？”
“是否这样——我们女人可不知道，不過恐怕不是这个意思吧。还是想做点事，可总是办不到，实在遗憾。”
“不过从身体来看，先生不是挺好么？”
“倒是很结实，什么病都没有。”
“那是为什么不能活动下呢？”
“那就不知道了。我要是知道也不会这么操心了。正因为不知道才更觉得于心不安哪。”
夫人的语气非常同情，但她嘴边还是挂着微笑。若在旁人看来，我反倒显得认真了，我露出难以理解的脸色不作声了。接着夫人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说：
“他年轻时候可不这样，和年轻是判若两人。完全变了。”
“您说年轻，是指什么时候？”我问。 “学生时代呗。”
（《心》上 先生与我 十一）
“先生”是大学出身，但却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在家闲空着。“先生”总是说“像我这样的到了社会上，也成不了事”。当然成为无业游民的原因与K的自杀有剪不断的联系。
中根千枝写在《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写到过，日本的社会集团是一个强调“场”的社会。所谓“场”，可以是一定的地域、所属机关等，不论资格的差异，根据一定的框架，一定的个人构成的集团就是“场”。日本人的集团意识被放置在“场”中，这就必须涉及到人和人的直接接触。事实上，在日本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强弱，往往容易与实际接触的长短、严格地成比例。与集团成员的实际接触的长短自然而然将成为个人的社会资本。然而，这种形式的资本在日本人跳槽时是无法转用的。当跳槽后，原来集团中积累的社会资本就会归于零。
“先生”是一个无业游民，大学毕业后一直呆在家里。“先生”的“场”只是局限在“家庭”的地方。那个家庭也没有孩子。“先生家只有夫妻和女仆。每次去家里都是静悄悄的。”
正如上文所说，日本是强调“场”的社会集团，一旦就职，几乎所有的关系都崩溃了。因此，人际关系渐渐疏远了，变得寂寞了。
五、结语
本文从“世间体”和“强调“场”的日本社会集团”两个角度来探讨“先生”的寂寞感。因为日本社会是个在乎“世人的眼”的社会，K的自杀带给先生的愧疚与伤痛，让他无法正视世人的目光，世人一次次的追问K自杀的缘由，却是在一次次将“先生”逼到角落，退出世人的包围圈，作出逃离世人的决定。寂寞从这一刻起降临，并一步步吞噬着他。而日本这个强调“场”的集团，让“先生”進退两难。曾经渴望开始新生活，但试图逃离的心让他一步步切断与人的交往。一旦踏出“集团”，原有人际关系就会消失。这种对“世间”的逃离和“集团意识”让“先生”的生活越来越狭隘，人际关系减少，心情只能是越来越寂寞。
参考文献：
[1]夏目漱石 著、林少華 訳、『こころ』、北京、北京宇航出版社、2008.5（日汉对照名家经典作品系列）。
[2]中根千枝、『縦社会の人間関係』、日本、講談社、2008.8。
[3]井上忠司、『「世間体」の構造―社会心理史への試み―』、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77。
关键词：寂寞；世间体；场
作者简介：钱轶雯（1991-），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2018应届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02
一、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1867年2月9日（庆应3年1月5日）- 1916年（大正5年）12月9日），日本近代小说家、评论家、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本名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枕流（《晋书》孙楚语）。出生于江户的牛迂马场下横町（现在的东京都新宿区喜久井町）的一个小吏家庭。
夏目漱石在大学时代和正冈子规相识并一同学习俳句。帝国大学（后来的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夏目漱石在松山担任爱媛县普通中学教师、熊本县第五高等学校教授，之后前往英国留学。回国后，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担任讲师，一边向学生讲授英国文学，一边在杂志《杜鹃》上发表了小说《吾辈是猫》。之后又接连发表了《少爷》、《伦敦塔》 等作品。
在这之后，他进入朝日新闻社工作，连载了《虞美人草》《三四郎》等作品。当时被称为余裕派。在经历了“修善寺大患”之后，他创作了《行人》《心》等作品，达到了“则天去私”的境界。晚年苦于胃溃疡折磨，《明暗》成了他的绝笔之作。
二、《心》
这是夏目漱石受到乃木希典的殉死的影响而执笔的作品。与《彼岸过后》《行人》并称为后期三部曲，聚焦于人性深处的利己主义，通过人性的伦理观的纠葛表现出来。故事的最后“先生”选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受到明治天皇去世、乃木希典大将殉死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夏目漱石为“先生”之死冠以殉死于明治精神之名，也是夏目漱石对明治天皇以及明治精神的一种缅怀，让“先生”终于在良心的谴责与厌世的孤独中死去。
原本，夏目漱石就写了各种各样的短篇，打算以“心”的题目来统一这些短篇小说。但是，作为第1话的短篇小说《老师的遗书》写得过长，于是将这一篇单独进行了出版，题目仍然以《心》为题。
《心》是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之一，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因为爱情和友情的左右为难，最后做出抉择背叛了朋友，得到恋人的芳心，但是正因为此，“先生”一直为这种不义夺取的罪恶感所苦，通过“先生”的一封遗书，描绘了明治时期高等游民的利己主义。
三、“世间体”与“先生”的寂寞
“先生”对亡友K的罪恶感一直持续着。在从K的葬礼回来的路上，一个朋友向先生询问了K的自杀的理由。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以后，先生一直被这个问题折磨着。“夫人和小姐，从老家来的K的父亲兄长，熟人，甚至连和他无关的新闻记者，都给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每当这个时候，先生的心都被深深的刺痛着，但是回答对谁都是一样的，从未向谁吐露过真正的原因。
先生希望着自此转换心情，展开新的生活。然而，“当我看着妻子的脸的时候，就会想到已经去世的K。”多少次都想着向妻子坦白，相信温柔善良的妻子一定会原来我。但最终因为不想给妻子的记忆里留下污点，而至死都没有吐露过一点信息。
从小说中先生的叙述来看，他并不想让旁人知道K自杀的原因。就连善良的妻子也不例外。这或许跟日本文化中的“世间体”有所联系。
井上忠司在《“世间体”的构造——社会心理史的尝试』中第一次论述了“世间体”。所谓“世间体”就是俗称的“面子”。从这本著作的第五章“世间体的文化”来重新审视的话，那或许会更加清晰。
“我国国民的心中是不存在唯一的绝对神的，以‘世人的眼’看到的自己为准，至少将这种伦理内化于自己的内心中。因为不存在普遍的价值标准，为了使自己不脱离‘世人’的标准，始终微调着自己与‘世人’间的差距而生活着。这就是所谓的生活在世俗间。”
小说中的“先生”一直被罪恶感所折磨，对“世人的眼”充满恐惧。不论被谁追问K的自杀理由，“先生”都不曾透露，始终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没有可以倾诉的人，于是被这种内心的罪和痛苦时时刻刻折磨着的「先生」渐渐地和身边的人变得不亲近，甚至于不想出现在世人面前，终于他被寂寞包围。
“一直到老师去世的今天，我才知道这件事。”“先生”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讨厌“我”的。这不过是受伤的“先生”给想要接近自己的人的一种警告罢了。
四、强调“场”的日本社会集团
过了一年也始终没有忘记K的事，先生的心总是感到惴惴不安。无论如何都无法让自己在书本中沉静下来，于是先生失去了工作，渐渐了陷入了与世人无关的境地。
我同夫人谈话时，话头很自然的从先生谈到这里。
“先生为什么要那样，只在家里思考、学习，而不到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呢？”
“不行呵，他讨厌那些事。”
“就是说，他觉得那些事无聊？”
“是否这样——我们女人可不知道，不過恐怕不是这个意思吧。还是想做点事，可总是办不到，实在遗憾。”
“不过从身体来看，先生不是挺好么？”
“倒是很结实，什么病都没有。”
“那是为什么不能活动下呢？”
“那就不知道了。我要是知道也不会这么操心了。正因为不知道才更觉得于心不安哪。”
夫人的语气非常同情，但她嘴边还是挂着微笑。若在旁人看来，我反倒显得认真了，我露出难以理解的脸色不作声了。接着夫人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说：
“他年轻时候可不这样，和年轻是判若两人。完全变了。”
“您说年轻，是指什么时候？”我问。 “学生时代呗。”
（《心》上 先生与我 十一）
“先生”是大学出身，但却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在家闲空着。“先生”总是说“像我这样的到了社会上，也成不了事”。当然成为无业游民的原因与K的自杀有剪不断的联系。
中根千枝写在《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写到过，日本的社会集团是一个强调“场”的社会。所谓“场”，可以是一定的地域、所属机关等，不论资格的差异，根据一定的框架，一定的个人构成的集团就是“场”。日本人的集团意识被放置在“场”中，这就必须涉及到人和人的直接接触。事实上，在日本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强弱，往往容易与实际接触的长短、严格地成比例。与集团成员的实际接触的长短自然而然将成为个人的社会资本。然而，这种形式的资本在日本人跳槽时是无法转用的。当跳槽后，原来集团中积累的社会资本就会归于零。
“先生”是一个无业游民，大学毕业后一直呆在家里。“先生”的“场”只是局限在“家庭”的地方。那个家庭也没有孩子。“先生家只有夫妻和女仆。每次去家里都是静悄悄的。”
正如上文所说，日本是强调“场”的社会集团，一旦就职，几乎所有的关系都崩溃了。因此，人际关系渐渐疏远了，变得寂寞了。
五、结语
本文从“世间体”和“强调“场”的日本社会集团”两个角度来探讨“先生”的寂寞感。因为日本社会是个在乎“世人的眼”的社会，K的自杀带给先生的愧疚与伤痛，让他无法正视世人的目光，世人一次次的追问K自杀的缘由，却是在一次次将“先生”逼到角落，退出世人的包围圈，作出逃离世人的决定。寂寞从这一刻起降临，并一步步吞噬着他。而日本这个强调“场”的集团，让“先生”進退两难。曾经渴望开始新生活，但试图逃离的心让他一步步切断与人的交往。一旦踏出“集团”，原有人际关系就会消失。这种对“世间”的逃离和“集团意识”让“先生”的生活越来越狭隘，人际关系减少，心情只能是越来越寂寞。
参考文献：
[1]夏目漱石 著、林少華 訳、『こころ』、北京、北京宇航出版社、2008.5（日汉对照名家经典作品系列）。
[2]中根千枝、『縦社会の人間関係』、日本、講談社、2008.8。
[3]井上忠司、『「世間体」の構造―社会心理史への試み―』、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