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司马迁《史记》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北宋苏东坡《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
　　荀子，生逢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已然兴起，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而强大起来，通过合纵连横政策兼并六国，统一六国大势已定，诸子百家的思想也愈加日臻成熟。
　　荀子信奉儒家，但却并不像大多数儒家学者那般，多注重个人道德修养，而较少关注攻伐征战统一天下的事情。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一边，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乐学说的同时，又吸收了法家的一些思想观点，主张法后王，重礼义与刑罚，辅佐当今后王统一天下，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荀子这一政治思想和主张无疑反映了地主阶级的要求，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荀子为了实现其政治思想和主张，提出了一系列治国安民的“帝王之术”。
　　国之命在礼。荀子主张以礼治国，认为“国之命在礼”。他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所以，为政者必须“修礼以齐期，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只有这样，才能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无敌于天下。
　　荀子以礼治国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为国以礼”的思想，对礼的起源及其内含作了发挥，进一步强化了封建等级制思想。孔子传授的礼，多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的实质是等级制度，较多地论述了繁琐的礼仪形式；后来墨家、道家对礼仪形式的攻击，至战国末期，古仪古乐崩坏略尽。荀子针对当时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力量强，经济上的贪恋无厌，从有利于地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强调以礼等贵贱、差贫富，缓解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为此他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对礼的起源及其内涵做了发挥，在《礼论》中写“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亂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进而，荀子给礼下了一个定义：“礼者，养也。”也就是说，礼的内涵是用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不同人们的需要。
　　荀子认为治国的原则是礼义与刑罚，二者不可或缺，应当是“隆礼正法，明德慎罚”。何为隆礼？就是要朝廷审贵贱，重官秩，明职分，尽其职，使士大夫“敬节死制”，使百官“畏法而遵绳”，如此方可“国常不乱”。何为正法？要执法者正，法要由君子来执行；要公平中正，刑罚当罪。依据法律和制度办事。何为明德慎罚？即为调查核实，赏罚得当。这也正是荀子对“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的发展。
　　尚贤使能。荀子强调贤人政治，力谏君主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取人、用人之上。原因有三，其一，治国靠礼法，靠贤能者执行。他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能当一人，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足见君主知人、选贤能何等重要；其二，君主要有贤良辅佐。治理国家，君主固然重要，但无左右良辰辅佐，只是孤家寡人“独自美”，这是不能治理国家的。所以，君主一定要选用贤臣作为自己耳目；其三，历史的经验教训。荀子认为，古之人凡由大功名者，都是“劳于索人，佚于使人”。例如，商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等。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之长，原因是“知一政于管仲也”。反之，如不亲贤用智，则要丧其国，危起身。总之，荀子认为“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如若“智者不得虑，能者不能治，贤者不能使”，势必“百事废，财物拙，而祸乱起”。以至亡国，所以，需要选贤任能。
　　在如何选贤任能上，荀子也有自己的几项原则看法，其一，“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意思是说，对贤能之人要破格提拔，不要论资排辈，对缺德无才之人要立即罢免，不要姑息迁就。其二，不分亲疏贵贱，唯诚能之求。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够从小处、眼前利益出发，唯利而后义，治国从大处、长远利益着眼。其三，轮德定次，量能授官。荀子回顾历史说：治世“爵不逾德”，而乱世则不然，爵赏逾德，以世举贤。以上可以看出，荀子尚贤使能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君主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而要做到这点，君子必要处于公心，不能私自给人官职，需要讲究招贤任能的方法。
　　总之，君主要真想招揽贤良，必须明其德，真心实意地尊贤任能，且为其才能发挥提供必要条件。这样，天下之俊士就能“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
　　以政裕民。荀子在孔子爱人、惠民和孟子“君轻民重”的思想基础上，把民本思想推上了一個新的阶段，即不仅把“人”同动物区分开，而且把人从“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使之变成了能制天命的“至人”——真实的人。正因如此，他对君民关系的认识较之孔、孟又前进了一大步：“天生为民，非为君也；天立之君，以为民也。”所以，他主张人主必须爱民、利民，以政裕民、富民。他说：爱民者强，富民者王。
　　那么如何治理好政事呢？荀子认为，除了遵守礼法，尚贤使能外，在经济上要采取一系列富民政策，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发展生产，这样才能国泰民安。首先，要树立人能制天的思想，发展农业生产，荀子超越其前辈的光辉思想就是“明于天人之分”，人能“制天命而用之”；其次，要藏富于民，反对聚敛。荀子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最后，明分使群，按等达欲。荀子认为，人能群，能制天，因而最为天下贵。但人又是性恶、欲利的，如若群不能分，怎要争，争要乱。所以，明主治政就要明分使群，按等级分配，使之各得其宜，以避免争斗观象的发生。
　　修身治国。修身养性是治国之本，这是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信条。荀子从“人性恶，其善者在伪”的思想出发，进一步发展了前人治国修身的思想。当有人问他怎样治国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闻修身，未尝闻有国也。”言下之意，只要修养好自己的品德，守仁行义，遵循礼法，国家就能治理好。为何如此？其一，仪正影不歪，上一下不二。所谓正人要先正己，治国要先修身；其二，君隆礼义，民归如流，治国需要靠民众，听从民众意见，才可以更好治理天下；其三，人之性恶，其善者在为。荀子认为欲望是人生而就有的，故而人的本性是恶的，如果要“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这对社会来说是有害的；但如果对人们进行礼法教化和仁义的熏陶，就能去恶从善，合乎道德原则，通过人为的修身是可以变善的。因此，荀子主张治理国家，为政者首先要修身养性，抑恶从善，以得民心。 　　以上四点，是荀子“帝王术”的主要观点。荀子披着孔圣的外衣，操王道的教义，是一种实用的学说，因而说他是帝王之术的祖师，一点都不为过。尽管荀子生前不为韩王所用，也未被秦王所重，最终客死楚国，但他不像屈原那样是純粹的理想主义者，也不同于其他诸子百家走极端，更不像老庄那样无为清静，最终他的帝王之术在其学生李斯和韩非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法学观点在秦朝得以实施，并一直延续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
　　李斯拜师于荀子，学成帝王之术后，西入秦国，荀子的帝王术在李斯身上得到充分运用。首先是满足人的欲望，利用贿赂和暗杀，分化瓦解六国人士，讲权术，弃道义，推崇荀子的“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李斯完全撕下了儒家的外衣，亮出了王术的利剑，比他的老师荀子更有血性。其二是明辨事理，抓住时机，创千秋之业，建立了统一的秦帝国。其三是制定法令，倡立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荀子的帝王术在李斯身上得以实现，并自秦以下百世都行秦政礼，这是对荀子礼学的肯定。秦朝历二世而败，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暴政，而在于内斗。
　　韩非子作为荀子的学生，化性起伪，解老喻老而成法家之言，因称法家为道家之别枝，司马迁也将老子和韩非子并传，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说是：“于学术渊源最为明了。”由此，历代都将君王南面之术称之为“老庄之学”，应是片面而失其根本。而一心想成就帝王术的王闿运，在其弟子杨度帮助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急呼弟子南归，说要帮他补上“老庄一课”。可见在王闿运的心里，老庄之学并不是帝王之术，而只是人生的逍遥术罢了！


　　荀子的帝王之术在汉朝前期发挥的作用也是很大的，贾谊先随荀子的弟子張苍学《春秋左氏传》，后又随李斯的弟子吴公学帝王术，他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是帝王之术的范本，在汉朝都得以采用。荀子的帝王之术自战国到秦一统至汉中兴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一直被历代王朝所沿用，只是荀子本人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从师承来看，后世被列法家之列的，无一脱荀子之师承。李斯、韩非都师事荀子，李斯帮秦王一统天下，订法律，秦之法自秦至汉乃至整个封建王朝都沿袭；韩非子的“性恶论”是其法家言论的根本，都没有脱离其师承，乃至大汉以至汉以后诸朝代，法家又有谁脱离了荀子的师承言说？荀子为帝王术之始祖，有言传有身教，只是荀子之言多以孔子之仁为本，披儒家之外衣，而行王道之实质，为历代所鄙视，加之，人们不得其化性起伪的真意，而不列荀子为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