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决策者始终面临着两大基本问题：一是保增长，即保证经济维持在较高的增长水平；二是促改革，即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根本上看，两个问题具有一致性，前者关注经济发展的当前速度，而后者关注经济发展的长远动力，只有解决根本的动力问题，经济发展才能可持续。然而，在某些时期，决策者可能为了达到当前保增长的目的而放缓甚至停滞改革的进程，于是就出现了“保增长”优先还是“促改革”优先的争论。
　　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每次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都能带来一段时间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快速增长期：一是1983-1988年，GDP年均增长率为11.9%，随着价格自由化的深入而出现；二是1992-1996年，GDP年均增长率为12.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啟动；三是2003-2007年，GDP年均增长率为11.7%，与国有企业攻坚战的完成密切相关，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增长。
　　有意思的是，在前两个阶段，高增长伴随着财政支出占GDP比例的持续下降，从1983年的23.8%，下降到了1997年的11.7%，并且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货币和财政的“双紧”。可见这两个阶段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体制改革。
　　第三阶段的高增长既有国企改革的因素，也有财政政策刺激的因素。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政府通过大上项目、增加投资、放松货币拉动经济增长，显然，这是一种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也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启用财政政策来保增长，是一项权宜之计，遗憾的是，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似乎对财政政策“上瘾”了。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998年开始逐年上升，一直到2012年，达到了24.2%，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初。同时，伴随着垄断性国企的崛起、土地财政的扩张以及各种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政府实际控制的社会资源更为庞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袭来之际，中国出台了空前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使得经济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率，这赢得了部分人的喝彩。但中国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首先，政府占有社会资源的扩张，意味着公众占有的资源相对下降，居民消费受到严重压制。第二，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决定货币和资源的配置，那么越接近政府的群体获得的资源越多，而远离政府的群体却遭受了剥夺，加深了社会矛盾和不公。第三，财政政策促进了经济畸形发展，尤其是压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明显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使得经济增长缺少了后劲。
　　财政政策支撑的经济增长注定难以持续。2011年以来，GDP增长率连续6个季度下降，2012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仅为7.5%。宏观经济决策者面临两难的困境：继续强化粗放型增长方式来保增长，还是忍受暂时的低增长而重启改革步伐？
　　近期中央的几项重要举措显示新一届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今年以来，央行坚守偏紧的货币政策，试图强制戒除各级政府对财政刺激的依赖性。财政政策的退出是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换挡”的前提条件。但“换挡”过程，难免出现“空挡”，造成经济增速暂时下降，决策者必须面对这一风险，呼吁社会共渡难关。最近，官方宣布下调经济增长的目标为“保七”。这一方面显示了中央把经济政策的重点从“保增长”转向“促改革”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许是给社会吃了个“定心丸”，即出现经济过度下滑的时候，政府还是会出手刺激经济。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远没有耗尽，改革将推动经济长足发展。同时，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经济“换挡”的窗口期很短，来不得半点犹豫，需要决策者的智慧和勇气，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来及时推进新的改革议程。例如，从1989年的经济减速到1992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仅有3年的时间；在1998年的经济减速时期，还启动了国企改革的攻坚战。
　　新一轮改革还有许多热点，例如放松金融、卫生、教育等服务行业的政府管制。贷款难、看病难、上学难现象表明这些领域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放松政府管制将释放巨大的生产力。退一步说，如果改革的方向正确，即使出现暂时的增速下降，也不一定会导致社会福利的下降。退出财政政策、放松政府管制，意味着更自由的投资环境和更公平的就业环境，有利于社会公平，并激发社会成员奋发向上的精神，这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如果经济降速反而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那么，增长速度就不应设下限。“保增长”的目标应该从属于“促改革”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