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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缺少获得感是改革 进程中的最大痛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个评价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源泉涌动、活力释放、成果共享。前面两个是前提，后一个是结果。创造社会财富源泉涌动，社会活力释放，最终都体现在让老百姓有获得感。如果说创造财富源泉涌动出来了，社会活力释放出来了，老百姓没有获得感，这是失败的改革。所以这三个标准最关键的还是第三个——改革成果被全民所共享。
我们再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1次会议上强调，“要抓改革成效，把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总书记没有强调前面两个标准，他强调了老百姓有没有获得感。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淄博的改革。淄博改革围绕获得感做了五篇文章，第一篇就是始终坚持把为人民办实事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整个改革逻辑当中把为老百姓办实事作为改革重点。第二个打赢扶贫攻坚战。第三个推动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的创新发展。第四个加快改善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第五个积极推进美丽乡村的建设。淄博改革的最大看点和亮点正在于其改革实践体现了国家治理与时俱进的公共价值，关注改革成果与全民共享，构建一个公平正义廉洁有为的政府。
为什么说与时俱进？因为中国社会结构几千年有两个结构性的改变：第一是由生存型社会转向了发展型社会，第二是由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国家正在向高等收入发展水平国家转变。
生存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有四个指标：一是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在0.5以下是发展型社会，恩格尔系数在0.5以上是生存型社会。我们现在的恩格尔系数降到0.3。二是社会第一产业占比15%以上，2016年我国农业产业就是10%多；第三产业不能低于40%，2016年我们超过了50%。三是社会城镇化率不能低于40%，我们2016年接近56%。四是中产阶级人数快速增加，中间大，两头小。这四个指标标志中国已经完全进入到发展型社会。发展型社会的到来影响老百姓对公共服务的诉求，对政府提出的公共服务要求越来越高，希望政府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从人类发展水平看，中国由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正在向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转换，我的定义是处在转换临界点。为此联合国制定了三个标准——医疗（人口寿命、孕妇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每百人住院床位）、教育（人口受教育年限、识字率、文盲率、高等教育普及率）、社会生活质量（人均GDP、人均住房面积、饮水质量、环境治理）。如果这三大指数加在一起得分在0.5以下，就被定义为第一轮发展水平国家。如果这三大指数加起来是0.5-0.8，就被定义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如果三大因素加起来在0.8-1，就是高等人类发展水平。目前，世界上有18个发达国家，都在0.8以上。我国现在大致处在0.78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正处在由中等高端向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转换，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影响到所有社会成员的公共诉求，对政府提供的公共诉求越来越高，不仅数量多，还要质量高。所以不是老百姓不好伺候，而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政府要与时俱进，根据老百姓诉求，不断提升服务能力、服务水平、服务质量。
强势利益集团是人民群众 缺少获得感的最大危险
在改革过程中为什么出现老百姓缺少获得感？我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思路，对他的观点做一些我的理解和注释。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革讲过很多非常值得关注的话。比如他认为“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改革啃硬骨头”“要准备付出成本”“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总书记的这些判断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中国改革确实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这是第一判断。第二个判断是总书记对利益集团的判断，他说“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排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强势特殊利益集团相互输送利益，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搞山头主义”，总书记把扫除强势利益集团作为改革的重大任务。2015年第25次深改会议总书记讲到，“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改革是不行的”。2017年，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领导干部要严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
什么叫做强势利益集团？我理解总书记所说的强势利益集团就是指那些靠政策资源，不是经过公平竞争的市场手段，借助政策资源获得巨额利益的相关主体。这种巨额利益既包括政治利益也包括资源利益。
强势利益集团有三个危害：一是它攫取了本该属于人民的改革红利，降低了公众对改革的获得感；二是它激化了官民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三是它成为从公共权力内部产生出来的一股颠覆和摧毁社会主义事业的邪恶力量。
冲破利益固化藩篱，为深化改革廓清障碍
十八大后反腐败，实质是一场清除强势利益集团的斗争。中央对反腐败的决心大，对老虎苍蝇一起打，全面出击，查处少数关键，动员群众反腐，群众举报，公开透明。全国查处官员比例上升，十八大以前每年全国处分率通常在千分之零点五到千分之零点七之间，2013年处分率超过了千分之二点一，查处18.2万人。2014年突破了千分之二点六，查处23.2万，2015年处分率突破了千分之三点九，2016年查处41.5万人。其间，十八届政治局委员倒下5人，中央委员倒下30人，这是前所未有的，震惊了学术界。从2013年至2016年四年共查处了116.5万人。并从经济反腐发展到政治反腐，且处理速度快，把違纪、违法分开；把反腐与转作风、反“四风”结合起来。
冲破利益固化藩篱，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下一步我们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如何扫清改革的障碍，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由运动式反腐走向制度反腐，为清除利益固化的藩篱提供制度保障，包括从制度上破除权力与资本结合、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土壤。
二是要把人民群众有没有获得感、改革成果有没有被全民共享作为衡量改革成败的根本性标准。
三是调整利益分配机制，矫正社会整体利益格局，让改革给普通民众带来更多实惠，推进机会、制度、规则三大公平。
四是对关键少数，建立更加严厉的管控举措，消除强势利益集团产生的制度基础。
（摘自《改革内参》）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个评价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源泉涌动、活力释放、成果共享。前面两个是前提，后一个是结果。创造社会财富源泉涌动，社会活力释放，最终都体现在让老百姓有获得感。如果说创造财富源泉涌动出来了，社会活力释放出来了，老百姓没有获得感，这是失败的改革。所以这三个标准最关键的还是第三个——改革成果被全民所共享。
我们再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1次会议上强调，“要抓改革成效，把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总书记没有强调前面两个标准，他强调了老百姓有没有获得感。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淄博的改革。淄博改革围绕获得感做了五篇文章，第一篇就是始终坚持把为人民办实事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整个改革逻辑当中把为老百姓办实事作为改革重点。第二个打赢扶贫攻坚战。第三个推动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的创新发展。第四个加快改善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第五个积极推进美丽乡村的建设。淄博改革的最大看点和亮点正在于其改革实践体现了国家治理与时俱进的公共价值，关注改革成果与全民共享，构建一个公平正义廉洁有为的政府。
为什么说与时俱进？因为中国社会结构几千年有两个结构性的改变：第一是由生存型社会转向了发展型社会，第二是由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国家正在向高等收入发展水平国家转变。
生存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有四个指标：一是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在0.5以下是发展型社会，恩格尔系数在0.5以上是生存型社会。我们现在的恩格尔系数降到0.3。二是社会第一产业占比15%以上，2016年我国农业产业就是10%多；第三产业不能低于40%，2016年我们超过了50%。三是社会城镇化率不能低于40%，我们2016年接近56%。四是中产阶级人数快速增加，中间大，两头小。这四个指标标志中国已经完全进入到发展型社会。发展型社会的到来影响老百姓对公共服务的诉求，对政府提出的公共服务要求越来越高，希望政府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从人类发展水平看，中国由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正在向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转换，我的定义是处在转换临界点。为此联合国制定了三个标准——医疗（人口寿命、孕妇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每百人住院床位）、教育（人口受教育年限、识字率、文盲率、高等教育普及率）、社会生活质量（人均GDP、人均住房面积、饮水质量、环境治理）。如果这三大指数加在一起得分在0.5以下，就被定义为第一轮发展水平国家。如果这三大指数加起来是0.5-0.8，就被定义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如果三大因素加起来在0.8-1，就是高等人类发展水平。目前，世界上有18个发达国家，都在0.8以上。我国现在大致处在0.78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正处在由中等高端向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转换，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影响到所有社会成员的公共诉求，对政府提供的公共诉求越来越高，不仅数量多，还要质量高。所以不是老百姓不好伺候，而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政府要与时俱进，根据老百姓诉求，不断提升服务能力、服务水平、服务质量。
强势利益集团是人民群众 缺少获得感的最大危险
在改革过程中为什么出现老百姓缺少获得感？我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思路，对他的观点做一些我的理解和注释。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革讲过很多非常值得关注的话。比如他认为“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改革啃硬骨头”“要准备付出成本”“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总书记的这些判断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中国改革确实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这是第一判断。第二个判断是总书记对利益集团的判断，他说“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排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强势特殊利益集团相互输送利益，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搞山头主义”，总书记把扫除强势利益集团作为改革的重大任务。2015年第25次深改会议总书记讲到，“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改革是不行的”。2017年，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领导干部要严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
什么叫做强势利益集团？我理解总书记所说的强势利益集团就是指那些靠政策资源，不是经过公平竞争的市场手段，借助政策资源获得巨额利益的相关主体。这种巨额利益既包括政治利益也包括资源利益。
强势利益集团有三个危害：一是它攫取了本该属于人民的改革红利，降低了公众对改革的获得感；二是它激化了官民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三是它成为从公共权力内部产生出来的一股颠覆和摧毁社会主义事业的邪恶力量。
冲破利益固化藩篱，为深化改革廓清障碍
十八大后反腐败，实质是一场清除强势利益集团的斗争。中央对反腐败的决心大，对老虎苍蝇一起打，全面出击，查处少数关键，动员群众反腐，群众举报，公开透明。全国查处官员比例上升，十八大以前每年全国处分率通常在千分之零点五到千分之零点七之间，2013年处分率超过了千分之二点一，查处18.2万人。2014年突破了千分之二点六，查处23.2万，2015年处分率突破了千分之三点九，2016年查处41.5万人。其间，十八届政治局委员倒下5人，中央委员倒下30人，这是前所未有的，震惊了学术界。从2013年至2016年四年共查处了116.5万人。并从经济反腐发展到政治反腐，且处理速度快，把違纪、违法分开；把反腐与转作风、反“四风”结合起来。
冲破利益固化藩篱，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下一步我们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如何扫清改革的障碍，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由运动式反腐走向制度反腐，为清除利益固化的藩篱提供制度保障，包括从制度上破除权力与资本结合、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土壤。
二是要把人民群众有没有获得感、改革成果有没有被全民共享作为衡量改革成败的根本性标准。
三是调整利益分配机制，矫正社会整体利益格局，让改革给普通民众带来更多实惠，推进机会、制度、规则三大公平。
四是对关键少数，建立更加严厉的管控举措，消除强势利益集团产生的制度基础。
（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