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构建就业结构的和谐
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就业压力增大等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十一五”时期，就业继续处于高压状态。“十一五”时期，反映在就业方面的突出矛盾，是劳动者充分就业需求与就业岗位供给不足、劳动者素质与经济结构调整不相适应，表现为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增长劳动力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扩大就业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是保持经济高速成长推动力的重要一环。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和其他会议上多次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当代社会中，就业不仅是谋生的必要手段，还是人们参与社会的主要渠道。作为“民生之本”的就业与“和谐社会”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勉强的温饱，但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无所事事也肯定是与“和谐”背道而驰的。坚持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是坚持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团结和带领广大职工群众投身到改革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积极扩大就业是调动群众积极性和维护群众利益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坚持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逐步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更多的就业增长点。要特别注重城市化的问题和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问题，争取在未来15年再转移出1亿多农业富余劳动力，要不断开阔思路，把不断完善和创新失业保险制度与解决就业问题有机联系起来，在发展中和动态中解决就业问题；要高度重视大学毕业生就业，认真解决就业困难人群的就业问题，进一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努力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全体人民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科学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公平收入分配的重要保障。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理顺分配关系、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当前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收入拉开差距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同时一定要处理好严重的社会不公等社会问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陸、创造性的发挥，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我们应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的监督和管理，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要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目前所得税征收与家庭消费脱钩的状况。建立普遍的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制度；要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要征收遗产税、赠与税、高消费税等财产占有税，调节过高收入，要通过加大对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弱势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就要注重公平，同时，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各种形式的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和机制。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构建经济学上所推崇的“橄榄型”或“纺锤型”收入分配结构。这种低收入和高收入相对较少，中等收入占绝大多数的收入分配结构，可以说是最理想的收入分配结构。只有收入分配结构的“和谐”，才会真正有社会的和谐。当然，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从某种意义上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进而步入改革的深水区。因此，要从我国实际出发，一靠发展，二靠改革。要继续加快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
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增进民众福利
社会保障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制度保证和基础工程。社会保障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所具有的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权和社会权利、促进社会团结与和谐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制度所难以替代的。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是公平正义、团结互助。社会保障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也是促进社会团结、社会和谐的推进器和润滑剂，和谐社会应是公平、共享的社会，要实现公平和共享，就必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没有社会保障，构建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欧洲国家有着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有的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相当于GDP的40％以上。从总体看，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要求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上承担重大的责任。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贫困阶层的正常生活。因此，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中，不能不考虑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石。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全国的社会安全网是保证社会居民和谐相处的最基本条件，社会安全网是指政府、社会对弱势群体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的一项社会网络。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涉及的正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和基本生活，关系到他们日子过得是否安心，能否做到安居乐业、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关系到亿万个家庭以至整个社会的稳定。贯彻这一思想，就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是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安全阀”，是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道安全网。我国人口众多，社会财力并不充裕，社会保障水平和保障方式要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要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能做好，不能有半点马虎。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要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奉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高度重视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问题，继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继续探 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城乡“低保”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城乡特殊困难群体的社会救济机制，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助)、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
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是在农村。我们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切实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加快统筹城乡发展的步伐。当前，农业滞后、农民增收困难、部分农村的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难题。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加快在农村建立和谐有序的市场经济，让农民自主经营，自由竞争。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靠工业化使农民致富，靠城镇化减少农业人口，靠产业化提高农业效益。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创造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使“土地制度、城市化和农民利益”三方面统筹和谐起来。历史证明，农民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只有善待农民，中国的发展才能和谐繁荣。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我们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应积极推进城市化，使农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政府要有切合实际的举措，逐步解除户籍制，给农民自由迁移的权利，允许广大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在全国各地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和工作地点，实行国际上通行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及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全体公民在户口身份上完全平等.(2)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要树立“城市是全国人民的城市，不是城市人的城市”的观念，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实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向选择，这是破除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必然要求，(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一方面要开发城镇商品房市场，不论人们是否具有城镇户口，均可购买与转让；另一方面，要探索市场化的农村土地有偿流转制度。特别是要探索农村集体土地作股参与小城镇建设的方法，对乡镇企业的建设用地实行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4)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以住房，医疗、养老、劳保、就业、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乡分割体制的内核，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覆盖全体公民，要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同时整合现有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试行的农村老人执行生育政策补贴制度，建立起农村“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框架；配合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实行新的减贫计划，争取农村目前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约1亿多贫困人口在未来15年中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构建城乡结构的和谐。
加强法制建设，整治非法收入，营造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
和谐的另一面是冲突，在加剧了的利益冲突面前，要形成能够对利益冲突各方进行有效仲裁的制度体制，而不是使制度安排仅仅有利于冲突中的某些方面。“法治”在中国已不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以往的一些情况看，有关法律和规定、制度制定了不少，但落实起来却效果不佳。因此，必须真正落实法治，让法治切实能够起到维护公民权利的作用，使弱势群体在合法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能够有效得到法律的保护。其题中应有主义，是要对权力和财富的力量，从制度上做出制约。当前，由经济违法及腐败造成的贫富悬殊性质恶劣，已引起人们的不满，对此进行依法治理已刻不容缓，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要严惩贪污腐败、整治非法收入。对滥用职权进行制约，打击非法暴富，也是创造公平收入机会的一种途径。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对乱定价、乱提价、乱涨价等现象严加治理。打击腐败和权力寻租，消除制度的真空、加强对国家行政部门的监督，是消除权力寻租的关键，要紧紧围绕权力行使做文章，在容易发生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題的重要权力部门、重要岗位、重要环节上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和约束制度。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政府改革，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法制化建设是指用法律制度和规则去规范、约束个人收入分配行为，从而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无论是初始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都要建立起与市场经济配套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并以此来规范收入分配渠道。
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中的行业差距
长期以来，垄断行业“效益好时涨工资，形势不好就涨价”。当前，垄断行业高收入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垄断行业收入过高，不符合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不利于实现公平分配，不利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平衡，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也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现在，中国垄断行业的高利润和高收入，纯粹是体制性和政策性的。这些行业本身自然有一定责任，但更多的责任在各级政府。首先，垄断行业本身垄断程度过高，行业内部缺乏或没有必要的竞争机制；其次，产品或服务价格的形成机制不合理，政府和行业本身仍然起着决定的作用，作为立法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作为消费者的居民缺乏参与和决定的权力；再次，各级政府都存在通过行政性垄断取得更多财政收入，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排除非自然垄断因素，消除市场准入歧视，提高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鼓励资本在行业之间的合理流动和有序竞争，促进行业之间平均利润的形成，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要透明化，接受社会的监督。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要货币化，减少直至取消实物分配；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要规范化，减少和避免分配的随意性。特别是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国家可以制定收入分配指导线。收入分配指导线可以是有弹性的，即收入分配在某一区域内；也可以制定最高指导线，即收入分配不能超过某一最高标准。规范垄断行业的分配行为，可以通过征收资源税、补偿税等税种将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收归国家所有，防止分配差距过大。
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步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
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只有快于东部地区，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收入差距才有可能。中国的区域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之大，也是一种特殊国情。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努力将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引入到中西部，通过各种形式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为了尽快实现中部崛起，中央应拓宽中部政策空间，明确中部发展的战略定位。尤其是在发展定位上，中部地区应在原有定位，如国家基础产业的重点建设区域、东部产业梯度推移的承接基地、西部大开发的桥梁与中转站等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自主发展、蓄势待发的起飞前‘蛰伏’区域”这一新的定位。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必须从“主要服务于东部”的定位转向“内挖潜力、自强兴区”的目标，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中部社会经济的振兴。只有将“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的战略统筹考虑，才能更好地实现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除了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战略外，对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发展，应进一步加强力度和创新思路，国家应在扶贫开发工作基础上，以乡镇为单位，重新认定贫困乡镇对象，然后根据具体对象的特点，制定相应规划和计划，采取针对性的配套措施或政策组合，进行各个击破。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在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上的倾斜，逐步扭转这种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构建区域结构的和谐。
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就业压力增大等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十一五”时期，就业继续处于高压状态。“十一五”时期，反映在就业方面的突出矛盾，是劳动者充分就业需求与就业岗位供给不足、劳动者素质与经济结构调整不相适应，表现为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增长劳动力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扩大就业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是保持经济高速成长推动力的重要一环。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和其他会议上多次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当代社会中，就业不仅是谋生的必要手段，还是人们参与社会的主要渠道。作为“民生之本”的就业与“和谐社会”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勉强的温饱，但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无所事事也肯定是与“和谐”背道而驰的。坚持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是坚持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团结和带领广大职工群众投身到改革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积极扩大就业是调动群众积极性和维护群众利益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坚持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逐步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更多的就业增长点。要特别注重城市化的问题和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问题，争取在未来15年再转移出1亿多农业富余劳动力，要不断开阔思路，把不断完善和创新失业保险制度与解决就业问题有机联系起来，在发展中和动态中解决就业问题；要高度重视大学毕业生就业，认真解决就业困难人群的就业问题，进一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努力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全体人民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科学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公平收入分配的重要保障。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理顺分配关系、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当前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收入拉开差距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同时一定要处理好严重的社会不公等社会问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陸、创造性的发挥，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我们应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的监督和管理，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要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目前所得税征收与家庭消费脱钩的状况。建立普遍的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制度；要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要征收遗产税、赠与税、高消费税等财产占有税，调节过高收入，要通过加大对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弱势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就要注重公平，同时，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各种形式的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和机制。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构建经济学上所推崇的“橄榄型”或“纺锤型”收入分配结构。这种低收入和高收入相对较少，中等收入占绝大多数的收入分配结构，可以说是最理想的收入分配结构。只有收入分配结构的“和谐”，才会真正有社会的和谐。当然，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从某种意义上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进而步入改革的深水区。因此，要从我国实际出发，一靠发展，二靠改革。要继续加快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
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增进民众福利
社会保障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制度保证和基础工程。社会保障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所具有的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权和社会权利、促进社会团结与和谐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制度所难以替代的。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是公平正义、团结互助。社会保障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也是促进社会团结、社会和谐的推进器和润滑剂，和谐社会应是公平、共享的社会，要实现公平和共享，就必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没有社会保障，构建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欧洲国家有着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有的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相当于GDP的40％以上。从总体看，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要求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上承担重大的责任。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贫困阶层的正常生活。因此，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中，不能不考虑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石。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全国的社会安全网是保证社会居民和谐相处的最基本条件，社会安全网是指政府、社会对弱势群体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的一项社会网络。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涉及的正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和基本生活，关系到他们日子过得是否安心，能否做到安居乐业、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关系到亿万个家庭以至整个社会的稳定。贯彻这一思想，就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是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安全阀”，是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道安全网。我国人口众多，社会财力并不充裕，社会保障水平和保障方式要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要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能做好，不能有半点马虎。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要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奉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高度重视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问题，继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继续探 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城乡“低保”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城乡特殊困难群体的社会救济机制，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助)、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
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是在农村。我们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切实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加快统筹城乡发展的步伐。当前，农业滞后、农民增收困难、部分农村的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难题。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加快在农村建立和谐有序的市场经济，让农民自主经营，自由竞争。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靠工业化使农民致富，靠城镇化减少农业人口，靠产业化提高农业效益。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创造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使“土地制度、城市化和农民利益”三方面统筹和谐起来。历史证明，农民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只有善待农民，中国的发展才能和谐繁荣。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我们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应积极推进城市化，使农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政府要有切合实际的举措，逐步解除户籍制，给农民自由迁移的权利，允许广大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在全国各地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和工作地点，实行国际上通行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及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全体公民在户口身份上完全平等.(2)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要树立“城市是全国人民的城市，不是城市人的城市”的观念，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实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向选择，这是破除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必然要求，(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一方面要开发城镇商品房市场，不论人们是否具有城镇户口，均可购买与转让；另一方面，要探索市场化的农村土地有偿流转制度。特别是要探索农村集体土地作股参与小城镇建设的方法，对乡镇企业的建设用地实行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4)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以住房，医疗、养老、劳保、就业、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乡分割体制的内核，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覆盖全体公民，要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同时整合现有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试行的农村老人执行生育政策补贴制度，建立起农村“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框架；配合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实行新的减贫计划，争取农村目前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约1亿多贫困人口在未来15年中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构建城乡结构的和谐。
加强法制建设，整治非法收入，营造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
和谐的另一面是冲突，在加剧了的利益冲突面前，要形成能够对利益冲突各方进行有效仲裁的制度体制，而不是使制度安排仅仅有利于冲突中的某些方面。“法治”在中国已不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以往的一些情况看，有关法律和规定、制度制定了不少，但落实起来却效果不佳。因此，必须真正落实法治，让法治切实能够起到维护公民权利的作用，使弱势群体在合法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能够有效得到法律的保护。其题中应有主义，是要对权力和财富的力量，从制度上做出制约。当前，由经济违法及腐败造成的贫富悬殊性质恶劣，已引起人们的不满，对此进行依法治理已刻不容缓，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要严惩贪污腐败、整治非法收入。对滥用职权进行制约，打击非法暴富，也是创造公平收入机会的一种途径。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对乱定价、乱提价、乱涨价等现象严加治理。打击腐败和权力寻租，消除制度的真空、加强对国家行政部门的监督，是消除权力寻租的关键，要紧紧围绕权力行使做文章，在容易发生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題的重要权力部门、重要岗位、重要环节上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和约束制度。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政府改革，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法制化建设是指用法律制度和规则去规范、约束个人收入分配行为，从而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无论是初始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都要建立起与市场经济配套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并以此来规范收入分配渠道。
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中的行业差距
长期以来，垄断行业“效益好时涨工资，形势不好就涨价”。当前，垄断行业高收入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垄断行业收入过高，不符合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不利于实现公平分配，不利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平衡，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也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现在，中国垄断行业的高利润和高收入，纯粹是体制性和政策性的。这些行业本身自然有一定责任，但更多的责任在各级政府。首先，垄断行业本身垄断程度过高，行业内部缺乏或没有必要的竞争机制；其次，产品或服务价格的形成机制不合理，政府和行业本身仍然起着决定的作用，作为立法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作为消费者的居民缺乏参与和决定的权力；再次，各级政府都存在通过行政性垄断取得更多财政收入，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排除非自然垄断因素，消除市场准入歧视，提高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鼓励资本在行业之间的合理流动和有序竞争，促进行业之间平均利润的形成，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要透明化，接受社会的监督。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要货币化，减少直至取消实物分配；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要规范化，减少和避免分配的随意性。特别是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国家可以制定收入分配指导线。收入分配指导线可以是有弹性的，即收入分配在某一区域内；也可以制定最高指导线，即收入分配不能超过某一最高标准。规范垄断行业的分配行为，可以通过征收资源税、补偿税等税种将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收归国家所有，防止分配差距过大。
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步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
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只有快于东部地区，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收入差距才有可能。中国的区域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之大，也是一种特殊国情。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努力将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引入到中西部，通过各种形式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为了尽快实现中部崛起，中央应拓宽中部政策空间，明确中部发展的战略定位。尤其是在发展定位上，中部地区应在原有定位，如国家基础产业的重点建设区域、东部产业梯度推移的承接基地、西部大开发的桥梁与中转站等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自主发展、蓄势待发的起飞前‘蛰伏’区域”这一新的定位。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必须从“主要服务于东部”的定位转向“内挖潜力、自强兴区”的目标，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中部社会经济的振兴。只有将“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的战略统筹考虑，才能更好地实现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除了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战略外，对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发展，应进一步加强力度和创新思路，国家应在扶贫开发工作基础上，以乡镇为单位，重新认定贫困乡镇对象，然后根据具体对象的特点，制定相应规划和计划，采取针对性的配套措施或政策组合，进行各个击破。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在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上的倾斜，逐步扭转这种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构建区域结构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