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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爱的道路是艰辛的，付出爱的过程也是甜美的。孩子们很依赖邓绍君。
穿过车水马龙的胜境大道，远远地就能看见矗立在路边的盘县大酒店；再往北走数十分钟，便到了位于盘县红果经济开发区平川西路138号的盘县特殊教育学校。
置身喧哗都市不起眼的一隅，这里却自有一方天地：没有奥数，没有没完没了的作业和考试，甚至少有匆忙奔走的脚步，只有从教室门楣上“渲泄室”、“感官室”、“感统室”、“作业疗法室”等标牌名称上，你才能发现它的与众不同。在这里，老师坚守清贫和孤独，孩子们拥有最纯洁本真的心灵。在这里，教育真正回归了她的本原：有教无类，有爱无障，不放弃，不抛弃。
2011年9月1日，邓绍君从工作了9年的普通小学考调到这里任教，从此，就和一群特殊的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想你”
2009年9月1日，星期四，天高云淡，初秋的风带着丝丝清凉轻抚脸颊，令人神清气爽。早晨7点，阳光才从地平线上冒出小半个头，邓绍君就已经行走在去学校的路上了。这天，是盘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学的日子，也是邓绍君迎接人生新挑战的日子。
来到学校报完到后，学校对她们一起考进特校的7位老师进行了两天的手语培训，然后交给她们两本手厚厚的手语书说：“以后手语就靠你们去钻研自学了，这两天你们突击一下，尽快掌握基本的手语，下星期一正式上课。”邓绍君一听，懵了，自己虽然教了九年的书，却从来没有教过残障学生，甚至连手语都没有接触过，能胜任吗？“没事，大胆去尝试吧。”知道邓绍君的顾虑后，校领导鼓励她。
从校领导办公室出来后，邓绍君抱起手语教材，从最基本的学起：大拇指轻轻碰嘴唇代表“爸爸”，改用食指则代表“妈妈”；食指和大拇指捏住其他三只手指蜷起代表“鸡”；食指中指和大拇指捏在一起代表“鸭”；另一只手握成拳放在“鸭”的头上一起代表“鹅”；左右手四指分别并拢做C状，从右至左经头顶画圈，代表“太阳”；一手食指指向对方、一手食指弹打一下另一手食指、双手作握棍状，然后斜向拉开代表“你真棒”……
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放学的时间。下班回家的路上，邓绍君边走路边比划，路人还以为她是一个残疾人，纷纷向她投来同情的目光。一辆摩托车停在她身旁，驾驶员不停地边打手语边问她：“需要帮助吗？”邓绍君笑了，开口说道：“我不是聋哑人，我在学习手语，谢谢你。”驾驶员也笑了，说：“我一直跟着你，看你边走路边比划，还以为你需要帮助。”
9月5日，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邓绍君准备牛刀小试。向同学们问好后，开始上课了。开始很顺利，正在邓绍君暗自高兴时，有个学生突然站起来打手语，她蒙了：自己竟然看不懂学生在说什么，邓绍君脑中一片空白，愣愣地看着学生，学生一看她看不懂，就写在纸上给她看：你是新来的吗？你姓什么？哦！原来是自己忘了作自我介绍了。邓绍君舒了一口气，赶紧作了一番自我介绍。正在这时，又有一个学生站起来打手语，他的手语打得非常快，手一直不停地动，让人眼花缭乱。对他们来说是很简单的手语，却让接触手语没多久的邓绍君半天反应不过来，打得慢她还能勉强解读出来，连续快速打出来的话她就只有目瞪口呆了。学生只好也写在纸上：老师，我看不懂你在讲什么……
这节课，虽然让邓绍君感到尴尬，却也让她认识到，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对于不是特殊教育专业出身的她来说，要融入残障孩子们的世界，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不懂手语就不能和孩子们沟通，所以我就拼命学习手语。那段时间，每天通宵达旦地学习，看书，看手语教学碟片。除了要备课外，还要把备课的内容翻译成手语反复练习。”邓绍君说。每上一节课，除了正常的教学准备，她都要把所有字词用手语打一遍，不懂的、不会的就问同事，甚至问学生。在双手的舞动中，邓绍君实现了从普通教师到特教老师的蜕变。一个月后，她对手语运用自如，很快就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
2012年9月，学校招收了一个启智班，学校通过认真考虑后，决定让邓绍君当一年级的班主任，这个班的孩子都是重度智障孩子，有些生活不能自理，有些能听却不能说话，有的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邓绍君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改变他们，让他们和正常的孩子一样活在阳光下。12岁的小琳能听却不能发出音，因为生病休了一个学期的学，重新回到学校时，小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找邓绍君，找到她后，小琳立刻跑过去，高兴地抱住了她，说了一句完整的话，“老师，我爱你。”孩子们“哄”地笑起来。邓绍君也高兴地抱着她说：“我也爱你。”小琳的妈妈激动地哭了，这是孩子第一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你真棒”
“把手这样放到桌子上，然后看着老师。”邓绍君一边示范一边说，孩子都听话地学着老师的样子坐好。
邓绍君今天要教的是“坐”字。
一个“坐”字要学几遍？在普通小学里，一节语文课可以学一篇课文十多个词汇，可是在特教学校里，孩子们的进度非常慢。
“上节课我们学了什么字？”“是不是这个字？这个字怎么念？”……语文课一开始，邓绍君就不断地要求学生们回忆，但一个问题往往要问上三、五遍，台下的学生才会有反应。黑板上的“坐”字，只有个别学生能辨认出来。即使这样，邓绍君仍不断鼓励孩子回忆这个字的读音，回忆这个字能组成什么样的词语。“有时候一个字要学一节课，有时候学一星期，有时候学了一个学期，学生还是不会。”邓绍君说。这些特殊孩子遗忘的速度非常惊人，前一分钟教完他们，可能后一分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孩子们没有基础，邓绍君只有慢慢引导，一遍不行十遍，十遍不行一百遍地重复。要让孩子们记住，学会一个词，这中间付出的心血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的。
盘县特校的多数孩子属于重度残疾，上学前没有多少语言基础，对于一些常见的东西他们只知其物不知其名。正常的孩子一岁后就可以说出通顺的语句，但对丧失听力的听障学生，入校后仍像一个呀呀学语的婴儿，邓绍君他们需要从最简单的字母“a、o、e……”开始教起，从最简单的数字“1、2、3……”教起。可由于长期不发音，他们舌头生硬，为了教给他们正确发音，邓绍君总是夸大口型，反复示范；为了让他们感知发音方法，她让学生注意观察她的嘴唇形状，牙齿、舌头的位置，并让他们触摸她的声带、鼻腔的振动；为了让学生学会说话，她常常用高分贝的音量范读，一个词常要重复几十遍甚至上百遍，一节课下来经常是口干舌燥、嗓子沙哑。
课上不到5分钟，“坐”字还没复习完，学生的注意力就开始写不集中了，有的交头接耳乱说话，有的大喊大叫，有的拍手打巴掌，有的走下座位互相打闹，有的把桌子当鼓敲。“请同学们坐好了，来，像老师这个样子。”邓绍君耐心地对他们加以引导。
40分钟的课，学生们敲了8次桌子，10次随意走下座位打闹，邓绍君都不厌其烦地引导他们，一堂课光说“坐好”就说了不下20次。这些孩子没办法像正常孩子一样安静地坐40分钟，“坐好、认真听课”这些话在一节课上必须重复无数遍。
正在邓绍君分心维持课堂秩序时，学生小涛趁她不注意，一溜烟跑到了教室外，教室内的学生看见后，更是闹成一锅粥，七嘴八舌地冲邓绍君叫道：“老师，小涛……跑了……”
邓绍君赶紧追出去：“小涛乖，快到教室里来！”
小涛一见她追了出来，边趔趔趄趄地跑，边情绪激动地尖叫着：“我不！我不！……”怕小涛跑急了摔倒，邓绍君只好停下脚步，使用她已经不知使用过多少次的最后一招：停课，把所有的学生带到教室外做游戏，吸引小涛参与进来，通过游戏稳定他的情绪后，再回到教室继续上课。
然而，刚上课没多久，又有学生尖叫了起来：“老师，小栋……臭死……啦！”话音没落，一股臭味就飘进了邓绍君的鼻子里。走下讲台一看，小栋又把大小便拉在了裤子里，粘得满腿都是。
小栋的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差，寒冬腊月的季节他穿着一条短裤，趿拉着一双凉鞋到处乱跑，被冻得清鼻涕直流；而炎热的夏季，他却裹在蒸笼般的厚羽绒服里热汗长淌，每次看到这一幕，邓绍君哭笑不得，又心疼又无奈，只好停下课带他去换衣服。而把大小便拉在裤子上，也是时有发生，每当这时，邓绍君只好请其他老师代课，她则带小栋去澡堂洗干净，给他换上干净的裤子，再牵着他回到教室上课，然后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把小栋弄脏的裤子洗干净晾干。经过邓绍君的反复训练，如今，小栋已经学会了准时上厕所。
特殊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邓绍君他们要比普通学校的老师付出更多。帮学生洗脸、洗手、洗澡、剪指甲、擦屁股；教学生系鞋带、洗衣服、叠被子；喂学生吃药、打针、输液，给学生喂水、喂饭、上药……这些父母都不一定能每天做到的事，邓绍君他们早已习以为常，没有丝毫的嫌弃和埋怨。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班集体，而更像是一个家，孩子们的吃、穿、住、行无时不刻地牵挂着她的心。
与孩子们朝夕相处，邓绍君始终记着两句话，那就是“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这样的情感使她对孩子们少了一份埋怨，多了一份宽容；少了一份苛求，多了一份理解；少了一份指责，多了一份肯定。也因此，对孩子们，邓绍君说得最多的是“你真棒”，做得最多的动作是鼓掌、竖大拇指。
始于辛劳，终于辛劳。这是邓绍君每天工作的真实写照。但她愿用自己的爱心、诚心、耐心、操心去换取学生的开心。这一切付出只因为清晨走进校园，能听到那一声声清脆的“老师早”；走进课堂，能看到那一颗颗等待塑造的心灵；课间能跟孩子们泡在一起，能看到那一个个身影，一张张天真的笑脸……
心与心的交流给孩子们打开了感受世界的一扇窗。如今，在邓绍君的面前，孩子们毫不掩饰地流露自己的本色、显示自己的感觉。多少次上课前，孩子们总是早早地跑到校门旁守候着，老远一看到她，就高兴得手舞足蹈，跑过来围着她，牵的牵手，拉的拉衣服，一起进教室。小昌喜摔伤下巴缝针时，连自己的爸爸妈妈也不要，全程紧紧依偎着她……
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夸美纽斯说：“应当像尊重上帝一样尊重孩子。”就人的精神生活而言，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渴望得到认可与赏识。而赏识的本质，就是承认差别，尊重差别。残障孩子与普通孩子一样，也渴望老师能够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并为他们呐喊加油。对于残障孩子，就算他们摔倒一千次，邓绍君也坚信：他们能一千零一次站起来，去与命运作不屈的抗争。
“老巫婆”
2012年11月13日中午，刚照顾学生吃完午饭的邓绍君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突然看见一个学生脸色煞白，浑身颤抖，在一个中年人的陪伴下走进学校。上前一问，她被吓了一大跳：这个学生出去买东西时，因为听不见鸣笛声，差点被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撞上，司机脸都吓白了，孩子也吓得不轻。
下午放学后，走在落叶萧萧而下的人行道上，邓绍君的心情很是低落，有些恍惚，回想起中午发生的那一出险情，她仍然感到心有余悸。
回到家里，邓绍君的情绪仍然很低落，蜷缩在沙发里发呆，身心俱疲。只有晚上才能看见她的女儿看见妈妈回来了，高兴得像一只小蝴蝶，从房间里飞出来，在她身边磨磨蹭蹭地撒娇，心里堵得慌的邓绍君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就把女儿训了一通。女儿原本灿烂的笑脸顷刻布满了阴云，眼里满是委屈的泪光，失控的邓绍君对女儿情绪发生的变化浑然不觉，只顾着发泄内心压抑已久的情绪。
“妈妈，你简直就是个老巫婆！”女儿推开邓绍君，伤心地哭了起来。
女儿的哭声让邓绍君如梦方醒，她满心后悔地搂住了女儿：“宝贝，是妈妈不对，妈妈不该冲你发火，妈妈向你道歉，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女儿最终接受了邓绍君的道歉，但“警告”她：“以后再像老巫婆一样凶，我就不理你了哦！”邓绍君向女儿保证，一定不再做“老巫婆”。
在某些人看来，特殊学校因为学生少，作业也好改，老师肯定很清闲。事实上，特教老师从事的是一项特殊的职业，在特殊的环境中，他们面对的是一群生理上存在着不同残障的特殊孩子，邓绍君的学生中，就包括了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等几类残疾学生。在教学的过程中，邓绍君等特教老师必须运用这些孩子能够理解、接受的方式、方法进行施教，这就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被这些孩子“同化”的倾向，日久天长，就会形成一种“职业病”：教听障孩子的老师话少了，手语却多了；教智障孩子的老师反应越来越“迟缓”了。邓绍君坦言，每个走上特教岗位的老师都要经历一到两年的适应期，从自我否定，到承受社会质疑，再到重塑自我价值。而这期间，有人留下，也有人离开，留下的人，最后总能在久经历练后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为了让自己不变成“老巫婆“，邓绍君通过主动参加一些普通教育的学习、与朋友聚会、走进大自然等方式，来释放压力，调整心态，调节情绪，每天以笑容来迎接每一位孩子，用快乐去感染每一位孩子，让他们觉得在学校就像在家里一样安全踏实。
付出爱的道路是艰辛的，付出爱的过程也是甜美的。孩子们在一天天地长大，一天天地懂事，多少次上课前，他们飞奔来到办公室，你争我抢地帮着她拿备课本；多少个傍晚，伴着落日余晖即将离校，学生总在身后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对她说：“老师，再见。”……每当听到这稚嫩的叮咛，每当看到这一幕幕，邓绍君的心中就会升起一股股暖流。与这些孩子接触多了，生活久了，便会产生一种难以割舍的爱，也便使心中充满了永远丢不开、放不下的情，明知道苦，也晓得累，知道辛苦一生，学生都会普普通通，可能永远感受不到桃李满天下的快乐，甚至不会那么清晰地叫一声“老师”，但就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她无悔前行，去将那些长歪了的幼苗一棵棵扶正，去为在不久的将来能迎来一个姹紫嫣红的美丽春天而“虽千万人吾往矣”！
那力量，叫爱。
穿过车水马龙的胜境大道，远远地就能看见矗立在路边的盘县大酒店；再往北走数十分钟，便到了位于盘县红果经济开发区平川西路138号的盘县特殊教育学校。
置身喧哗都市不起眼的一隅，这里却自有一方天地：没有奥数，没有没完没了的作业和考试，甚至少有匆忙奔走的脚步，只有从教室门楣上“渲泄室”、“感官室”、“感统室”、“作业疗法室”等标牌名称上，你才能发现它的与众不同。在这里，老师坚守清贫和孤独，孩子们拥有最纯洁本真的心灵。在这里，教育真正回归了她的本原：有教无类，有爱无障，不放弃，不抛弃。
2011年9月1日，邓绍君从工作了9年的普通小学考调到这里任教，从此，就和一群特殊的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想你”
2009年9月1日，星期四，天高云淡，初秋的风带着丝丝清凉轻抚脸颊，令人神清气爽。早晨7点，阳光才从地平线上冒出小半个头，邓绍君就已经行走在去学校的路上了。这天，是盘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学的日子，也是邓绍君迎接人生新挑战的日子。
来到学校报完到后，学校对她们一起考进特校的7位老师进行了两天的手语培训，然后交给她们两本手厚厚的手语书说：“以后手语就靠你们去钻研自学了，这两天你们突击一下，尽快掌握基本的手语，下星期一正式上课。”邓绍君一听，懵了，自己虽然教了九年的书，却从来没有教过残障学生，甚至连手语都没有接触过，能胜任吗？“没事，大胆去尝试吧。”知道邓绍君的顾虑后，校领导鼓励她。
从校领导办公室出来后，邓绍君抱起手语教材，从最基本的学起：大拇指轻轻碰嘴唇代表“爸爸”，改用食指则代表“妈妈”；食指和大拇指捏住其他三只手指蜷起代表“鸡”；食指中指和大拇指捏在一起代表“鸭”；另一只手握成拳放在“鸭”的头上一起代表“鹅”；左右手四指分别并拢做C状，从右至左经头顶画圈，代表“太阳”；一手食指指向对方、一手食指弹打一下另一手食指、双手作握棍状，然后斜向拉开代表“你真棒”……
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放学的时间。下班回家的路上，邓绍君边走路边比划，路人还以为她是一个残疾人，纷纷向她投来同情的目光。一辆摩托车停在她身旁，驾驶员不停地边打手语边问她：“需要帮助吗？”邓绍君笑了，开口说道：“我不是聋哑人，我在学习手语，谢谢你。”驾驶员也笑了，说：“我一直跟着你，看你边走路边比划，还以为你需要帮助。”
9月5日，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邓绍君准备牛刀小试。向同学们问好后，开始上课了。开始很顺利，正在邓绍君暗自高兴时，有个学生突然站起来打手语，她蒙了：自己竟然看不懂学生在说什么，邓绍君脑中一片空白，愣愣地看着学生，学生一看她看不懂，就写在纸上给她看：你是新来的吗？你姓什么？哦！原来是自己忘了作自我介绍了。邓绍君舒了一口气，赶紧作了一番自我介绍。正在这时，又有一个学生站起来打手语，他的手语打得非常快，手一直不停地动，让人眼花缭乱。对他们来说是很简单的手语，却让接触手语没多久的邓绍君半天反应不过来，打得慢她还能勉强解读出来，连续快速打出来的话她就只有目瞪口呆了。学生只好也写在纸上：老师，我看不懂你在讲什么……
这节课，虽然让邓绍君感到尴尬，却也让她认识到，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对于不是特殊教育专业出身的她来说，要融入残障孩子们的世界，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不懂手语就不能和孩子们沟通，所以我就拼命学习手语。那段时间，每天通宵达旦地学习，看书，看手语教学碟片。除了要备课外，还要把备课的内容翻译成手语反复练习。”邓绍君说。每上一节课，除了正常的教学准备，她都要把所有字词用手语打一遍，不懂的、不会的就问同事，甚至问学生。在双手的舞动中，邓绍君实现了从普通教师到特教老师的蜕变。一个月后，她对手语运用自如，很快就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
2012年9月，学校招收了一个启智班，学校通过认真考虑后，决定让邓绍君当一年级的班主任，这个班的孩子都是重度智障孩子，有些生活不能自理，有些能听却不能说话，有的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邓绍君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改变他们，让他们和正常的孩子一样活在阳光下。12岁的小琳能听却不能发出音，因为生病休了一个学期的学，重新回到学校时，小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找邓绍君，找到她后，小琳立刻跑过去，高兴地抱住了她，说了一句完整的话，“老师，我爱你。”孩子们“哄”地笑起来。邓绍君也高兴地抱着她说：“我也爱你。”小琳的妈妈激动地哭了，这是孩子第一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你真棒”
“把手这样放到桌子上，然后看着老师。”邓绍君一边示范一边说，孩子都听话地学着老师的样子坐好。
邓绍君今天要教的是“坐”字。
一个“坐”字要学几遍？在普通小学里，一节语文课可以学一篇课文十多个词汇，可是在特教学校里，孩子们的进度非常慢。
“上节课我们学了什么字？”“是不是这个字？这个字怎么念？”……语文课一开始，邓绍君就不断地要求学生们回忆，但一个问题往往要问上三、五遍，台下的学生才会有反应。黑板上的“坐”字，只有个别学生能辨认出来。即使这样，邓绍君仍不断鼓励孩子回忆这个字的读音，回忆这个字能组成什么样的词语。“有时候一个字要学一节课，有时候学一星期，有时候学了一个学期，学生还是不会。”邓绍君说。这些特殊孩子遗忘的速度非常惊人，前一分钟教完他们，可能后一分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孩子们没有基础，邓绍君只有慢慢引导，一遍不行十遍，十遍不行一百遍地重复。要让孩子们记住，学会一个词，这中间付出的心血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的。
盘县特校的多数孩子属于重度残疾，上学前没有多少语言基础，对于一些常见的东西他们只知其物不知其名。正常的孩子一岁后就可以说出通顺的语句，但对丧失听力的听障学生，入校后仍像一个呀呀学语的婴儿，邓绍君他们需要从最简单的字母“a、o、e……”开始教起，从最简单的数字“1、2、3……”教起。可由于长期不发音，他们舌头生硬，为了教给他们正确发音，邓绍君总是夸大口型，反复示范；为了让他们感知发音方法，她让学生注意观察她的嘴唇形状，牙齿、舌头的位置，并让他们触摸她的声带、鼻腔的振动；为了让学生学会说话，她常常用高分贝的音量范读，一个词常要重复几十遍甚至上百遍，一节课下来经常是口干舌燥、嗓子沙哑。
课上不到5分钟，“坐”字还没复习完，学生的注意力就开始写不集中了，有的交头接耳乱说话，有的大喊大叫，有的拍手打巴掌，有的走下座位互相打闹，有的把桌子当鼓敲。“请同学们坐好了，来，像老师这个样子。”邓绍君耐心地对他们加以引导。
40分钟的课，学生们敲了8次桌子，10次随意走下座位打闹，邓绍君都不厌其烦地引导他们，一堂课光说“坐好”就说了不下20次。这些孩子没办法像正常孩子一样安静地坐40分钟，“坐好、认真听课”这些话在一节课上必须重复无数遍。
正在邓绍君分心维持课堂秩序时，学生小涛趁她不注意，一溜烟跑到了教室外，教室内的学生看见后，更是闹成一锅粥，七嘴八舌地冲邓绍君叫道：“老师，小涛……跑了……”
邓绍君赶紧追出去：“小涛乖，快到教室里来！”
小涛一见她追了出来，边趔趔趄趄地跑，边情绪激动地尖叫着：“我不！我不！……”怕小涛跑急了摔倒，邓绍君只好停下脚步，使用她已经不知使用过多少次的最后一招：停课，把所有的学生带到教室外做游戏，吸引小涛参与进来，通过游戏稳定他的情绪后，再回到教室继续上课。
然而，刚上课没多久，又有学生尖叫了起来：“老师，小栋……臭死……啦！”话音没落，一股臭味就飘进了邓绍君的鼻子里。走下讲台一看，小栋又把大小便拉在了裤子里，粘得满腿都是。
小栋的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差，寒冬腊月的季节他穿着一条短裤，趿拉着一双凉鞋到处乱跑，被冻得清鼻涕直流；而炎热的夏季，他却裹在蒸笼般的厚羽绒服里热汗长淌，每次看到这一幕，邓绍君哭笑不得，又心疼又无奈，只好停下课带他去换衣服。而把大小便拉在裤子上，也是时有发生，每当这时，邓绍君只好请其他老师代课，她则带小栋去澡堂洗干净，给他换上干净的裤子，再牵着他回到教室上课，然后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把小栋弄脏的裤子洗干净晾干。经过邓绍君的反复训练，如今，小栋已经学会了准时上厕所。
特殊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邓绍君他们要比普通学校的老师付出更多。帮学生洗脸、洗手、洗澡、剪指甲、擦屁股；教学生系鞋带、洗衣服、叠被子；喂学生吃药、打针、输液，给学生喂水、喂饭、上药……这些父母都不一定能每天做到的事，邓绍君他们早已习以为常，没有丝毫的嫌弃和埋怨。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班集体，而更像是一个家，孩子们的吃、穿、住、行无时不刻地牵挂着她的心。
与孩子们朝夕相处，邓绍君始终记着两句话，那就是“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这样的情感使她对孩子们少了一份埋怨，多了一份宽容；少了一份苛求，多了一份理解；少了一份指责，多了一份肯定。也因此，对孩子们，邓绍君说得最多的是“你真棒”，做得最多的动作是鼓掌、竖大拇指。
始于辛劳，终于辛劳。这是邓绍君每天工作的真实写照。但她愿用自己的爱心、诚心、耐心、操心去换取学生的开心。这一切付出只因为清晨走进校园，能听到那一声声清脆的“老师早”；走进课堂，能看到那一颗颗等待塑造的心灵；课间能跟孩子们泡在一起，能看到那一个个身影，一张张天真的笑脸……
心与心的交流给孩子们打开了感受世界的一扇窗。如今，在邓绍君的面前，孩子们毫不掩饰地流露自己的本色、显示自己的感觉。多少次上课前，孩子们总是早早地跑到校门旁守候着，老远一看到她，就高兴得手舞足蹈，跑过来围着她，牵的牵手，拉的拉衣服，一起进教室。小昌喜摔伤下巴缝针时，连自己的爸爸妈妈也不要，全程紧紧依偎着她……
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夸美纽斯说：“应当像尊重上帝一样尊重孩子。”就人的精神生活而言，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渴望得到认可与赏识。而赏识的本质，就是承认差别，尊重差别。残障孩子与普通孩子一样，也渴望老师能够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并为他们呐喊加油。对于残障孩子，就算他们摔倒一千次，邓绍君也坚信：他们能一千零一次站起来，去与命运作不屈的抗争。
“老巫婆”
2012年11月13日中午，刚照顾学生吃完午饭的邓绍君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突然看见一个学生脸色煞白，浑身颤抖，在一个中年人的陪伴下走进学校。上前一问，她被吓了一大跳：这个学生出去买东西时，因为听不见鸣笛声，差点被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撞上，司机脸都吓白了，孩子也吓得不轻。
下午放学后，走在落叶萧萧而下的人行道上，邓绍君的心情很是低落，有些恍惚，回想起中午发生的那一出险情，她仍然感到心有余悸。
回到家里，邓绍君的情绪仍然很低落，蜷缩在沙发里发呆，身心俱疲。只有晚上才能看见她的女儿看见妈妈回来了，高兴得像一只小蝴蝶，从房间里飞出来，在她身边磨磨蹭蹭地撒娇，心里堵得慌的邓绍君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就把女儿训了一通。女儿原本灿烂的笑脸顷刻布满了阴云，眼里满是委屈的泪光，失控的邓绍君对女儿情绪发生的变化浑然不觉，只顾着发泄内心压抑已久的情绪。
“妈妈，你简直就是个老巫婆！”女儿推开邓绍君，伤心地哭了起来。
女儿的哭声让邓绍君如梦方醒，她满心后悔地搂住了女儿：“宝贝，是妈妈不对，妈妈不该冲你发火，妈妈向你道歉，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女儿最终接受了邓绍君的道歉，但“警告”她：“以后再像老巫婆一样凶，我就不理你了哦！”邓绍君向女儿保证，一定不再做“老巫婆”。
在某些人看来，特殊学校因为学生少，作业也好改，老师肯定很清闲。事实上，特教老师从事的是一项特殊的职业，在特殊的环境中，他们面对的是一群生理上存在着不同残障的特殊孩子，邓绍君的学生中，就包括了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等几类残疾学生。在教学的过程中，邓绍君等特教老师必须运用这些孩子能够理解、接受的方式、方法进行施教，这就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被这些孩子“同化”的倾向，日久天长，就会形成一种“职业病”：教听障孩子的老师话少了，手语却多了；教智障孩子的老师反应越来越“迟缓”了。邓绍君坦言，每个走上特教岗位的老师都要经历一到两年的适应期，从自我否定，到承受社会质疑，再到重塑自我价值。而这期间，有人留下，也有人离开，留下的人，最后总能在久经历练后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为了让自己不变成“老巫婆“，邓绍君通过主动参加一些普通教育的学习、与朋友聚会、走进大自然等方式，来释放压力，调整心态，调节情绪，每天以笑容来迎接每一位孩子，用快乐去感染每一位孩子，让他们觉得在学校就像在家里一样安全踏实。
付出爱的道路是艰辛的，付出爱的过程也是甜美的。孩子们在一天天地长大，一天天地懂事，多少次上课前，他们飞奔来到办公室，你争我抢地帮着她拿备课本；多少个傍晚，伴着落日余晖即将离校，学生总在身后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对她说：“老师，再见。”……每当听到这稚嫩的叮咛，每当看到这一幕幕，邓绍君的心中就会升起一股股暖流。与这些孩子接触多了，生活久了，便会产生一种难以割舍的爱，也便使心中充满了永远丢不开、放不下的情，明知道苦，也晓得累，知道辛苦一生，学生都会普普通通，可能永远感受不到桃李满天下的快乐，甚至不会那么清晰地叫一声“老师”，但就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她无悔前行，去将那些长歪了的幼苗一棵棵扶正，去为在不久的将来能迎来一个姹紫嫣红的美丽春天而“虽千万人吾往矣”！
那力量，叫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