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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适合回望历史的地方，开埠一百多年，集中了中国最丰富、复杂精彩的故事。历史往往有无法预测的走向，一百多年前的枪炮声中诞生的上海，在上世纪中期，又一阵更密集的枪炮声中急转至另一条发展的轨道。从此，曾经上海的活色生香就沉寂在云烟般的想象中了。上海、旧上海，渐渐模糊，留下的只是依然被称呼为“上海”的躯壳。
其实旧上海一直被存留在国人心底， “上海”二字在新中国很长时间里是“摩登”的注解。所谓“摩登”，是普通大众对于现代文明的直觉。近三十年，开放的氛围使我们向外频繁与国际当代文化接触的同时，向内挖掘曾经的现代文明样本。文化界流行追忆，上海自然成为最容易被迫忆的地方，曾经的时代风潮、细枝末节重新被提起，追忆中带着惊羡、骄傲、惋惜。
上海的形骸还在，外滩还在，石库门还在，留下追忆中叙事的痕迹，追忆的根基显得尤为真切。每位追忆者可以选择自己的角度寻找线索。文学家找到了张爱玲，一本《半生缘》告诉读者中国的文学不只是刀光剑影，也曾经深刻塑造过普世的人性；旧上海的电影在那个时代曾经是世界电影的翘楚，《孤儿救母》《火烧红莲寺》《渔光曲》《风云儿女》《夜半歌声》《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等等，哪一部都是中国电影的骄傲，是第五代导演拿几只金狮、金熊奖也难以望其项背的；一曲《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突显国际都市的自信情怀、雍容大度，与近几十年装腔作势地对口号注解式的音乐，显然是两个层次；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曾经横行霸道的黑帮老大也频频成为史海钩沉的主角。
而我希望借一些旧影，想象上海市民曾经徜徉在怎样的公共空间。钩画一幅市民社会样板的空间状态。在物态的旧上海的构建中，纪念碑和城市雕塑记录着城市的故事、命运，并关乎城市的精神。当然，我的追忆的凭藉难以在遗存中寻找，更多需要我凭旧影和文本展开想象。
上海的开埠与摄影的时代差不多同时到来，尽管缺失实物，我却可以通过旧影中的资料，组合出旧上海纪念碑和雕塑的布局及系统。在百年的老上海发展史里，纪念碑和城市雕塑有以百计的数量，只是在上世纪上半叶以后，基本被摧毁殆尽，没有留下多少遗迹。
上海的纪念碑和雕塑是随上海开埠而逐渐兴建的。中国也有立碑的传统，形式主要为墓碑和记功碑，或建于陵前，或立于庙堂前侧，多属祭奠场所。而立于公共生活空间的，成为公共建筑一部分的，基本采用建造石牌坊的方法来纪念某事件或表彰某人。自开埠以后，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上海，西方的纪念碑和雕塑的形式记事与表功也随之被采用。
上海西式纪念碑最早出现在1861年。当时，上海租界最早的开辟者英国。首先在外滩33号驻沪英国领事公署前的草坪上树立“红石纪念碑”，正式的名称叫作“英领署地上十字纪念碑”。红石纪念碑建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在中国的英国侨民特地从英国定制了花岗石十字架，以纪念与侵略中国的巴夏礼一同被中国官兵杀死的人。现在还残存着两块枣红色大理石基座。
卜罗德铜像，则是上海西式雕像建设的肇始。清同治元年(1862年)春，法国海军上将卜罗德(Admiral AugusteL e opold Protet，1808～1862)，指挥法军联合英军、华尔洋枪队等于上海附近与太平军作战，后来在进攻奉贤南桥镇时，被太平军击毙。1865年1月，法国人在法租界公董局内建立h罗德铜像。铜像为典型的西方古典造型。
此后，英、美、法、德、日等国的纪念碑和纪念雕塑随着上海租界市政建设的发展而发展，相继在以外滩为中心的租界区域矗立起来。较为著名的有1890年11月8日英国人在南京路外滩竣工巴夏礼铜像；1896年底，德国侨民和德商怡和洋行为纪念在山东海面遇风暴沉没的德军炮舰伊尔底斯号的70余名死难者，在外滩公园旁建立伊尔底斯碑，并将半截船桅树立碑上。191 1年，法租界公董局在顾家宅公园内建立环龙碑，以纪念在上海上空作飞翔表演时失事的法国飞行员环龙，碑上置有环龙的青铜头像。民国2年，中英官商合力在外滩江海北关署对马路的江边绿地建立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达48年之久英国人赫德铜像。民国26年2月10日，苏俄侨民在祁齐路、毕勋路口建立普希金纪念碑，优雅的碑座顶端置一尊青铜的普希金胸像，碑身正面用俄文刻有“俄国诗人亚利山大·普希金先生逝世百年纪念碑”。受西方纪念建筑造像之风的影响，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也开始建立西洋式的纪念碑和塑像。李氏族人首先在徐家汇海格路李公祠内立李鸿章胸像；民国18年lO月10日，雕塑家江小鹣创作的孙中山铜像，在江湾五角场北首的市政府大楼前落成，像高3m，加上基座总高10余米。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现过的纪念建筑、塑像应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而具体则无从统计。
旧上海纪念碑和城市雕塑的影响力莫过于欧战胜利纪念碑，那高高底座上舒展双翼的和平女神雕塑像早已成为老上海经典的场景。在电影《间谍佐尔格》中，就是通过这尊雕塑反映30年代上海外滩全景的一个俯瞰的镜头；1941年，旅居上海的奥地利人费穆编剧。犹太人佛兰克导演的电影《世界儿女》中，这尊雕塑出现在那部电影的首尾段落，是故事发生的重要场地。如今周围老建筑依旧，雕塑早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了。
这座成为老上海经典记忆的纪念碑存世的时间并不长，但她记录了旧上海一段最辉煌和最沧桑的交替时代，已经成为老上海血脉中流淌着的血液的一部分。纪念碑的建设缘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陛利。战争结束后，有着古希腊罗马纪念碑艺术传统的英、美、法等国家，在各地修建了各种大小不同、造型各异的纪念碑和雕塑，以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在一战中，上海也有许多外侨远赴欧洲战场，加入各自国家的队伍，其中有一些人就战死疆场，于是上海租界方面也在战后建立了欧战胜利纪念碑。
1917年，大战还在继续。公共租界的英国商会就开始向工部局提议，希望能建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上海英、法、俄、意等国侨民赴欧从戎的阵亡者，并建议这一纪念碑的位置设在爱多亚路江边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接壤处。工部局同意了这个提议，并由英国商会通过法国商会，向代表法国剩益的公董局征求意见。公董局也赞同了这个建议。大战结束后，上海租界专门成立了一个战事纪念委员会。至1920年，委员会始正式决定在以前所议位置建碑，并成立了纪念碑委员会，开始实际操作。亩英商马海洋行(Messrs~Spence,Robinson
其实旧上海一直被存留在国人心底， “上海”二字在新中国很长时间里是“摩登”的注解。所谓“摩登”，是普通大众对于现代文明的直觉。近三十年，开放的氛围使我们向外频繁与国际当代文化接触的同时，向内挖掘曾经的现代文明样本。文化界流行追忆，上海自然成为最容易被迫忆的地方，曾经的时代风潮、细枝末节重新被提起，追忆中带着惊羡、骄傲、惋惜。
上海的形骸还在，外滩还在，石库门还在，留下追忆中叙事的痕迹，追忆的根基显得尤为真切。每位追忆者可以选择自己的角度寻找线索。文学家找到了张爱玲，一本《半生缘》告诉读者中国的文学不只是刀光剑影，也曾经深刻塑造过普世的人性；旧上海的电影在那个时代曾经是世界电影的翘楚，《孤儿救母》《火烧红莲寺》《渔光曲》《风云儿女》《夜半歌声》《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等等，哪一部都是中国电影的骄傲，是第五代导演拿几只金狮、金熊奖也难以望其项背的；一曲《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突显国际都市的自信情怀、雍容大度，与近几十年装腔作势地对口号注解式的音乐，显然是两个层次；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曾经横行霸道的黑帮老大也频频成为史海钩沉的主角。
而我希望借一些旧影，想象上海市民曾经徜徉在怎样的公共空间。钩画一幅市民社会样板的空间状态。在物态的旧上海的构建中，纪念碑和城市雕塑记录着城市的故事、命运，并关乎城市的精神。当然，我的追忆的凭藉难以在遗存中寻找，更多需要我凭旧影和文本展开想象。
上海的开埠与摄影的时代差不多同时到来，尽管缺失实物，我却可以通过旧影中的资料，组合出旧上海纪念碑和雕塑的布局及系统。在百年的老上海发展史里，纪念碑和城市雕塑有以百计的数量，只是在上世纪上半叶以后，基本被摧毁殆尽，没有留下多少遗迹。
上海的纪念碑和雕塑是随上海开埠而逐渐兴建的。中国也有立碑的传统，形式主要为墓碑和记功碑，或建于陵前，或立于庙堂前侧，多属祭奠场所。而立于公共生活空间的，成为公共建筑一部分的，基本采用建造石牌坊的方法来纪念某事件或表彰某人。自开埠以后，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上海，西方的纪念碑和雕塑的形式记事与表功也随之被采用。
上海西式纪念碑最早出现在1861年。当时，上海租界最早的开辟者英国。首先在外滩33号驻沪英国领事公署前的草坪上树立“红石纪念碑”，正式的名称叫作“英领署地上十字纪念碑”。红石纪念碑建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在中国的英国侨民特地从英国定制了花岗石十字架，以纪念与侵略中国的巴夏礼一同被中国官兵杀死的人。现在还残存着两块枣红色大理石基座。
卜罗德铜像，则是上海西式雕像建设的肇始。清同治元年(1862年)春，法国海军上将卜罗德(Admiral AugusteL e opold Protet，1808～1862)，指挥法军联合英军、华尔洋枪队等于上海附近与太平军作战，后来在进攻奉贤南桥镇时，被太平军击毙。1865年1月，法国人在法租界公董局内建立h罗德铜像。铜像为典型的西方古典造型。
此后，英、美、法、德、日等国的纪念碑和纪念雕塑随着上海租界市政建设的发展而发展，相继在以外滩为中心的租界区域矗立起来。较为著名的有1890年11月8日英国人在南京路外滩竣工巴夏礼铜像；1896年底，德国侨民和德商怡和洋行为纪念在山东海面遇风暴沉没的德军炮舰伊尔底斯号的70余名死难者，在外滩公园旁建立伊尔底斯碑，并将半截船桅树立碑上。191 1年，法租界公董局在顾家宅公园内建立环龙碑，以纪念在上海上空作飞翔表演时失事的法国飞行员环龙，碑上置有环龙的青铜头像。民国2年，中英官商合力在外滩江海北关署对马路的江边绿地建立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达48年之久英国人赫德铜像。民国26年2月10日，苏俄侨民在祁齐路、毕勋路口建立普希金纪念碑，优雅的碑座顶端置一尊青铜的普希金胸像，碑身正面用俄文刻有“俄国诗人亚利山大·普希金先生逝世百年纪念碑”。受西方纪念建筑造像之风的影响，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也开始建立西洋式的纪念碑和塑像。李氏族人首先在徐家汇海格路李公祠内立李鸿章胸像；民国18年lO月10日，雕塑家江小鹣创作的孙中山铜像，在江湾五角场北首的市政府大楼前落成，像高3m，加上基座总高10余米。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现过的纪念建筑、塑像应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而具体则无从统计。
旧上海纪念碑和城市雕塑的影响力莫过于欧战胜利纪念碑，那高高底座上舒展双翼的和平女神雕塑像早已成为老上海经典的场景。在电影《间谍佐尔格》中，就是通过这尊雕塑反映30年代上海外滩全景的一个俯瞰的镜头；1941年，旅居上海的奥地利人费穆编剧。犹太人佛兰克导演的电影《世界儿女》中，这尊雕塑出现在那部电影的首尾段落，是故事发生的重要场地。如今周围老建筑依旧，雕塑早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了。
这座成为老上海经典记忆的纪念碑存世的时间并不长，但她记录了旧上海一段最辉煌和最沧桑的交替时代，已经成为老上海血脉中流淌着的血液的一部分。纪念碑的建设缘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陛利。战争结束后，有着古希腊罗马纪念碑艺术传统的英、美、法等国家，在各地修建了各种大小不同、造型各异的纪念碑和雕塑，以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在一战中，上海也有许多外侨远赴欧洲战场，加入各自国家的队伍，其中有一些人就战死疆场，于是上海租界方面也在战后建立了欧战胜利纪念碑。
1917年，大战还在继续。公共租界的英国商会就开始向工部局提议，希望能建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上海英、法、俄、意等国侨民赴欧从戎的阵亡者，并建议这一纪念碑的位置设在爱多亚路江边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接壤处。工部局同意了这个提议，并由英国商会通过法国商会，向代表法国剩益的公董局征求意见。公董局也赞同了这个建议。大战结束后，上海租界专门成立了一个战事纪念委员会。至1920年，委员会始正式决定在以前所议位置建碑，并成立了纪念碑委员会，开始实际操作。亩英商马海洋行(Messrs~Spence,Robin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