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佩华在长篇小说《河之上》（载《作家》2015年第6期，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的创作谈中说：“这些年，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写了不少河流的小说，写了红水河，也写了驮娘河和西洋江，为什么不写一写右江？于是，又有另一只手从我的背后把我搡了一下。这样，我就只好往右江里跳了。”这段话在告诉我们《河之上》的缘起的同时，不经意地透露出一个秘密，就是黄佩华是个爱水的智者。让小说“逐水而居”，这是延续着人类古老的传统，小说中人物的生机就如同动物、植物一样因为与水相伴而充满了各种可能。
　　首先，我觉得可以把《河之上》看作是一部有关右江历史的小说。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右江和澄碧河交汇处的百色城所发生的那些风云际会，便自然会留下这块地域的许多不解之谜。好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黄佩华找到的是寻找历史之谜的最佳切入口：那就是先从现实中发现历史的线索，然后再去发掘，最后让历史和现实融会贯通。《河之上》熊、梁、龙三个家族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所发生的各种纠葛就像日夜不息的右江之水一样，始终在不停地涌动、不停地变化、不停地前行。在当今世界上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杨宝章一心要给自己以及家族树碑立传，然而恰恰是他的这个愚妄的动机给寻找历史真相的迷失者提供了绝好的路标，就在杨宝章费尽心机美化自己、颠倒黑白的目的将要实现之时，也正是最好的还历史本来面目之时。龙鲲鹏无奈中所接受的给杨宝章写拍马屁的传记完成之日，即是杨宝章家族的来龙去脉真相大白之日。仿佛水呈现在水中，水也消失在水中。《河之上》以文学的方式完成了对真实历史的寻找，充分证明了“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
　　其次，我觉得《河之上》在揭示人性善恶时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毫无疑问，对人性善恶的挖掘至今仍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同时，这也说明这个主题也是最难写好的主题。黄佩华的《河之上》选择的是迎难而上，正面强攻，令人信服地完成了梁兆武的狡诈和卑鄙、龙海洋的老实厚道、龙尚文的耿直倔强、杨鸿雁的聪颖可爱等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塑造。看得出，在人物形象塑造过程中，黄佩华并没有被历史的惯性所裹挟，而是努力去发现人物自身的“个别性”。梁兆武不会是因为家族中有梁松坚这样的红军英雄，就会自动成为具有英雄品质的人物。同样，杨鸿雁也不会因为是熊大炮的后代，就一定不会成为好人。黄佩华在处理这些人物时其实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每个细节都要紧贴人物心理，都要经得住推敲才行。例如，写到梁兆武借杨鸿雁醉酒之机强暴了她，这个过程中最难把握的是梁兆武的心理，黄佩华的睿智体现在他一点儿都不夸大梁兆武身上阴暗的那部分东西，而是像揣摩自己一样平等地揣摩人物的内心活动，给梁兆武找到是因为真爱杨鸿雁才会这样做的说服自己的理由，不管别人信不信这个理由，反正梁兆武自己是信了。正是在这些细微之处的功力才是最考驗作家的地方。
　　最后，我觉得《河之上》的成功还在于作者具有一个小说家的良好的文化底蕴。长篇小说是百科全书式书写，一个作家有多少积累、多少库存，对生活的观察到什么份上，读者一打眼就很容易知道，这个是蒙不了人的。这些年在评价长篇小说时，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人物命运的考量上，往往忽略对影响长篇小说厚重与否的其他元素的关注。《河之上》之所以写得十分从容，就是源于黄佩华的写实功底非同一般。傍晚时分，龙尚文一出场就能够观察出天象中诡异出现的“鬼剑”凶相。龙家要去祭祀时，龙尚文从神龛上取下一本万年历，把夹在里面的一张白纸条取出来，告诉龙鲲鹏：香要买云南黄记的，纸钱要买贵州紫云的，蜡烛要本地产的，鞭炮要隆林新州唐家炮厂的。试想《河之上》若是离开了这些构成长篇小说氛围的元素，那肯定是枯燥干瘪的。离开了这些毛细血管，长篇小说是存活不下来的。一个作家成熟不成熟，看看这方面露不露怯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