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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核电站”和“天皇制”——一个是民主制度下的高科技成果，一个是军部控制下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能够放在一起讨论？首先是因为这二者都出了事，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而导致上述二者最终的出事，是因为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都有国家和相关人士在操纵一种必然会出事的工具——政治神话——在推波助澜。而政治神话所具有的破坏力不仅仅让创制者在一段时间内达到目的，最终还会扼住创制者自己的脖子。天皇制如此。核电站亦是如此。本稿是宫地正人先生在2012年2月11日召开的“第46届不承认‘建国纪念日’爱知县民集会”上所做的同一题目的演讲记录，由名古屋历史科学研究会以及爱知县历史教育者协议会整理打字，经宫地先生审阅后刊载于《歷史の理論と教育》 138号（2012年11月，名古屋历史科学研究会）。
在2-11集会上，我做过几次讲演，也知道这个集会的主题是纪元节和教科书问题。但我认为今年必须讨论战后最大的事故——核电站事故，所以定了这个题目。
地震和海啸发生的那一瞬间，我正在家附近——茨城县牛久市——的超市里，因为按照和妻子的约定，当天的晚饭轮到我来做。超市所在的大楼开始剧烈地摇晃，几乎所有的客人都吓得跑到了户外。当摇晃告一段落，我去收银台结账，却被告知因停电无法收款。那一时刻，我痛切地感受到整个社会是如此地依赖于电力而存在。在回家途中，有很多人在用手机观看大海啸的现场报导。等到了家，才从电视里知道了这次大灾难的实情，不久就有关于核电站事故和居民避难的新闻。此后的几天里，我一直不停地看电视，心中充满对熔化的恐惧，同时绝望于政府的束手无策和新闻解说的荒唐。核电站发生事故时，根本无法去搜救失踪者，无论贫富，所有的人都不得不逃离家乡，其中很多人立即被迫离开他们祖先传下来的土地和家园。发生事故的福岛县海滨大道是我熟悉的地方——研究平田国学的时候曾经去做过调研；在原町看到过相马的争夺神旗祭典；这里是二宫尊德的尊德纪律得以彻底渗透的地方；我还在相马市的松川浦吃过美味的螃蟹——所有的一切，在一瞬间变得惨不忍睹。
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报道说我所居住的、离核电站有大约180公里的牛久市核辐射量也相当高，而且数字未见降低。我当时觉得问题不会限于核电站周边20公里之内或之外，但转而一想，自己已经是60过半的年纪，早过了细胞分裂的岁数——就这样给自己宽心。可是到了11月底12月初，住在浦和市的女儿打电话说从牛久市政府借了放射线剂量计，过几天来给我们测量，此前我甚至不知道牛久市政府借给市民放射线剂量计这回事。与其说女儿是在担心双亲，倒不如说她是想搞清楚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我们是否安全，这让我又一次感到为人母者的危机意识之强烈。当然，我也不愿意看不到可爱的孙子们。
因此，妻子和女儿在12月18日花了好几个小时，测量了家里、院子和排水沟等各种地方。安全的标准值是每小时0.23毫西弗，换算成一年的总量是1毫西弗。我家里面、外面都在这个标准以下，但二层比一层的浓度要高。而且如媒体所报道的一样——雨水落地的地方和排水沟的数据大大高于0.23毫西弗。通常我们都是在除夕当天才会扫拢院子里的落叶并烧掉，但去年底，我们早早地就对院子进行了大扫除；刮了大风后又清洁了一次；除夕当天又对院子和排水沟进行了第三次大扫除。每次清扫时，我都禁不住沉痛地联想起福岛的各位居民现在是怎样的心情。现在牛久市政府正利用国家的补助，清除公共地区的核辐射残留。
对茨城县的居民来说，还有一件一直令人提心吊胆的事情，就是位于东海村的东海第二核电站实际上也处于福岛第一核电站大事故之前的危机状态，这实在是太恐怖的一件事。大地震发生后，全部的外部电源断绝，而后来的大海啸又导致备用的两台柴油发电设备中的一台停机。冷却能力减半，因为只有一台备用电源，电厂员工只好关上核废料池的冷却泵，以手动方式操作原子核反应堆的蒸汽排气安全阀开关170次，才勉强避免了危机的发生。万一这个安全阀因地震受损，茨城县就会变成第二个福岛县。
关于这次核电站的事故，有各种言论出台。经常听到的论调是批判文明社会的穷途末路；或者向现代科学开炮，估计在场的各位也有很多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认为不仅要把本次核电站的事故看做是二战以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事故，也要看成是最能显露战后历史的本质的事件来历史地、具体地加以分析。离开了这个原则，把本质论摆在最前面的理论手法反倒会使我们看不到事件的本质。随着关于核电站的战后发展史的资料公开，我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如果把核电站的发展史定位为战后历史的核心，战前和战争期间历史的核心部分就是天皇制。在此，我用比较的视点阐释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上述两者的关系。
一 历史性地看问题
1.核电站的历史
因为关于核电站发展史在战后史中的定位和时期划分的研究尚不充分，在此我做一个试论。
第一时期开始于1954年3月，国会第一次通过在日本发展核电的预算。估计有人记得，与此同时，日本学术会议在当月发布了关于核能利用的自由、民主、公开三原则。支持三原则的研究人员立足于长期进行原子能的基础研究，建议在东京附近设立小规模的研究用实验反应堆。但众所周知，日本最初实施核分裂的时间和地点是1958年8月27日、茨城县东海村的日本原子能研究所。推动核能发展的中心人物、政治家正力松太郎认为核能不能仅停留于研究，而是要商业性地开发核能发电，就必须自一开始就确保大面积的用地，所以最初就强行选择了这个地点。在1966年，日本第一台容量为16.6万千瓦的凯尔德·霍尔型商用实验反应堆在东海村开始运行，核能开始参与电力供应。
第二时期截止于1974年的“电源三法”颁布。虽然社会上广泛地宣传了核能的和平利用，但核能是一旦发生事故就无可挽回的。电力公司发布了建设核电站的候选地点，地方政府也愿意推进，但原子能委员会的反应堆建设难以按计划进行。在反对运动中，1966年9月发生了长岛事件，渔民们被告上了法庭。 为了瓦解全国各地的反对运动，1974年6月，制定了三位一体的“电源三法”——在电费之外另收附加税，这部分财源被指定用于核电站所在地区的开发。候选地区在接受调研的阶段就能拿到大笔经费，同时规定在建设完成10年后偿付金会锐减，为了得到偿付金，同一地区必须不断地建设新的反应堆，这是一项带诱导性质的法律。
第三期截止于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的熔化事故。舆论的批判指向过于强硬和过于随意的核电站建设方法，因此，核能安全委员会从核能委员会中分离出来，但结果显示该机构并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之后，由于1974年8月核动力舰船“陆奥”号发生了核辐射的泄露事故，这次事故只是当时核辐射在各地造成危害的一个象征。最终，日本的核电站无法另外找到新的地点，只能在原有的设施上增建。
第四期截止到1995年1月17日阪神淡路大地震的发生。以三里岛核事故为契机，美国人对核电站进行了深刻的讨论，重新设立了拥有强大权力的监督机构，同时停止了新的核电站的建设。但在日本，没有人对这次核泄漏事故进行任何有深度的讨论，日本的核反应堆从1979年的21座大幅度增长到当前的54座。甚至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时，仍然没有人想要开始认真的检讨，而是归结出诸如“机器种类不同”“苏联的核电技术水平太低”等歪理作罢。但欧洲的反应是全然不同的。1987年11月，在意大利举行的全民公投中，反核电派占到压倒多数；1987年6月，瑞典通过了废止核电法案。日本在1979年以后，走上了一条与欧洲和美国都不相同的、极为特异的——财界和国家结合的道路。
第五期自1995年到2011年3月11日为止。1995年1月17日，日本发生了活断层地震，由此，推进核电建设的集团虽然一直不肯直面安全问题，把所有事件都当成于己无关的事或其他地区的事，但这次他们不得不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与已有关，而且是直接关乎日本国民的生命和安全的问题。日本人的态度日渐平稳，但自然界正好相反，进入了活跃的活动期。与其相关的核电站设备老化问题加剧了日本人的不安。1985年8月，日本航空公司的大型飞机坠落事件，把“金属疲劳”这四个字烙印入日本人的脑海里。而不断老化的核反应堆会不断放射出具有强烈破坏力的中子射线，这会加速器械钢铁外壳的老化。
福岛核电站正是1995年到2011年之间存在问题的象征。核电行政由电力公司这一巨大的垄断企业与国家权力直接互动推进，身为当地居民安全第一责任人的府县等地方政府的意向被持续无视。基于这种完全正当的不满和危机感，福岛县知事愤怒地指出福岛第二核电站长年篡改数据以及隐瞒了核反应堆的炉心间隔裂缝的劣行，称如此下去，县民的安全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他在2002年8月责令福岛第二核电站停止运行，并撤销了企业燃烧铀和钚的混合体MOX的执照。而电力公司的理论是提升发电量，尽量缩短机器检修时间，提高开工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位福岛县知事在2006年9月受他弟弟的贪污事件的牵连无奈地辞职，一直停止运行的钚反应堆发电设备从2010年10月开始运转。之后不久，就发生了3-11大灾难。
2.近代天皇制的历史
在讨论战前和战争期间的天皇制问题时，我最近倾向于不应该立足于本质论——即明治维新创造的国家就是半封建天皇制国家，所以就成了那个样子，而是应该坚定地从历史上具体的对抗关系以及其中矛盾的展开来加以理解。我研究的方向之一是平田国学，这个领域肯定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1868年即明治元年的废佛毁释令是否奠定了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出发点。但事实是政府发布的是神道佛教分离令，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自近世后期全国各地的神职人员想摆脱寺庙的掌握，举行神道形式的葬礼和祭祀，这是关乎信仰自由的问题。明治政府开始掌握神社和神道开始于1871年即明治4年5月，政府废除了神社和神职人员的世袭制，改由国家直辖，把全国的神社整编为以伊势神官为顶点的、由官国币社、府藩县社和乡村社构成的金字塔。就在这一时刻，长时期以世袭神职方式支撑当地发展的各地名门望族被干脆利落地剥离了他们一直侍奉的神社。这种分离不仅限于伊势神宫的御师和被指定为官国 社的大神社的神职和神职世袭家系，而是在全国所有的神社和神职范围强行推进的。如果各位对所在地区进行调查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历史性地来看，这也是近世后期到明治前半期神道系统的宗教得以大发展的时期。黑住、天理、金光等宗教集团的发展就是其中一个方面。
但是，1882年即明治15年，国家禁止神道和神职人员参与宗教行为和葬礼，确立了神道并非宗教、而是国家神道的理论。这意味着国家用理论剥夺了神社和神职这一拥有日本自古以来之传统的民族宗教失去了作为宗教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是乡土性。在近代以前，神社的成立是基于面对“一味神水”（中世纪农民在发起暴动时的仪式。在神前写好誓言，加盟者署名后烧成灰化入供神的清水中共饮）盟誓团结的场所。曾几何时，支撑田中正造等人反对足尾矿毒、成为其活动总部的是矿毒为害最深的地区——群马县邑乐郡渡良濑村的灵龙寺。寺庙的檀越中许多是受害的农民，因此寺庙也香火衰微。足尾铜矿的危害波及了大量的村庄，各个村庄都有神社，也有神职人员，但他们无法站出来为自己的村庄和子民战斗。这一次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也给几家有着古老传统的神社和多达300处的神社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挺身战斗的只有佛教和基督教界人士。神社的神职人员即使在今天也很难公开参与类似的活动。
在二战以前，“忠君爱国”这一口号象征着日本人和天皇有着直接的联系，深深地渗透到日本人的灵魂和肉体之中。到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因为日本是天皇制国家，出发点上就有这个口号。但实际上政府并没有从明治初年就开始强调对天皇的忠诚之心和爱国之心，并让人意识到和使之成为一种观念。当然日语里自古就有“忠君”、也有“爱国”这些词汇，但从未被当做一个四字成语来使用。大家可能知道，在尾张藩的名门鹫津家族的一个人过继给幕府的官宦大沼家族，他的儿子大沼枕山是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著名的汉诗作家，后来成了永井荷风的小说《下谷丛话》中的主人公。1859年，在“安政大狱”最为惨烈的时期，是这位大沼枕山将以这次大狱为题，称“忠君爱国多多意”。这首汉诗是他站在幕府的立场上，冷静地注意到无论是对镇压的一方和被镇压的一方来说，“忠君”和“爱国”都有着多种多样的含义。 “忠君”这个概念只有在君主和侍奉君主的家臣构成封建的主从关系中才会有意义。所以，从1871年即明治4年废藩置县以后，260多个藩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君臣关系被斩断，武士阶层神奇地发现他们失去了尽忠的对象。也就是为了填补这一巨大的精神层面的空白，或者说是为了设定新的教育目标，福泽谕吉才执笔了《劝学篇》。
那么，明治政府是如何对待天皇制的呢？“尊王攘夷”是幕府末期民族运动的口号；随着攘夷主义逐渐变更为“与万国并肩”“与万国对峙”，口号变成了“尊王爱国”。在明治初年的日本人看来，尊重天皇，胸怀勤王之志，这件事本身并不具有多么强烈的违和感，但明显是和封建时代的君臣制度下的忠君完全不同的概念。即使是参与制定《教育敕语》的元田永孚，在1877年即明治20年的时候，还在绞尽脑汁地思索如何吧“爱国忠君”和“尊王忠义”等概念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但他并没有把被看成封建道德的忠义概念串联成“忠君爱国”这一口号。
这一概念迅速地普及到全国，是在1899年即明治22年2月11日发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中，以法律的形式向所有的日本人明确宣布“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之后不久的事。就在这一时刻，天皇和日本国被串联起来，渗透到日本人的脑海里，武士道一词也在此时开始复活。
基于帝国宪法，天皇主权开始明确化，它和忠君爱国这一崭新的口号一同，甚至为学术界创造了“国史”“国文学”等我们非常熟悉的词汇。现在“国史”变成了“日本史”，但要把“国文学”变成“日本文学”，业界还存在相当的阻力。但这也仅仅是历史的产物。从日本人传统的语言感觉来说，如《和汉朗詠集》这一书名所示，相对于中国的“汉”，日本就是“和”，幕府的墒保己一开办的学术研究机构就被称为“和学讲谈所”。明治10年至20年期间，东京大学文学部所设的学科也名为“和汉文学科”。在1886年即明治19年，大学被改组为帝国大学的时候分成了“和文学科”和“汉文学科”。
更大的变化发生于帝国宪法颁布即1899年2月11日的4个月之后。大学新设了“国史学”这一学科，同时，之前的“和文学科”改称“国文学科”，国史、国文等新词就是这时登场的。
近代以后以培养神职人员为要务的国学院，在1899年9月创刊的学报名为《日本文学》，而后在1890年8月更名为《国文学》。这一动向涉及的范围极大，之前被称为“日本文典”的日语语法被更名为“国文法”；日语变成了“国语”。
这些在特殊的历史形势下创造出来的词汇，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人误认为是自古就有的日语单词。这或许可以视为容易奔向本质论的日本人的习性。
二 巨大的推动力
在3-11之后，媒体经常使用“核能村”这种说法。我一直觉得这种叫法很不合适。核能根本不是一个村子的问题，而是战后日本统治的核心部分。在我的脑海里，核电站——挂着“禁止人内”牌子的那些巨大的混凝土建筑总是让我联想到战前和战时的军部。它们都是居高临下地排除和俯视一切，在统帅权独立和天皇的军队的名义之下，大日本帝国的军队直言不讳——所有的日本人都是“乡下人”，他们才是维持日本国家统一的中流砥柱。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自行把名称从“国军”改成了“皇军”。
然而，军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如此大的势力。日本人在1877年即明治10年的西南战争的时候甚至倾向于支持反叛的西乡隆盛的军队，而并非官军。也就是因此，在1877年的征兵体检时，出现了空前的逃避征兵的动向，军方最后不得不降低应征青年的身高下限。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逐渐在日本人的意识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是在甲午战后日本对外扩张的过程之中实现的。我认为：要说清日本的军队，不仅要论及1882年发布的《军人敕谕》，还必须紧密结合军部的对外战争加以说明。在将朝鲜变为殖民地的过程中，为了镇压朝鲜民众顽强的反日义兵运动，日本内地的各个师团必须轮流出兵朝鲜，开展对游击战的反击。从理论上来讲，军部在韩国殖民地化的发言权理所当然地会逐渐增强。而日本的资本主义正是以军部打前站逐步形成的。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例子，正是因为控制了中国湖北省最优良的大冶铁矿的矿石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优质煤炭，位于九州的八幡制铁所才能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核心材料——生铁和钢铁。而日本要维持、强化对中国本土及“满洲国”的控制及影响力，就一刻也离不开军部的力量。甲午战后得以确立的日本地主制度，也很愿意把他们的收益投放到股市中去。作为天皇制的经济及社会基础的军部、大资本和地主制度的结合就这样日渐稳固。他们爱用的——意味着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的万邦无比的优秀国家——“国体”一词，在1890年即明治23年被植入《教育敕语》之后开始渗透进日本人的头脑，在1925年即大正14年，变成《治安维持法》中的法律名词，此后，要求殖民地的独立的言论和举动本身被视为“变革国体”，受到严酷的镇压，日本也逐渐被变成了一个日益僵硬、动弹不得的国家。
二战以后，和日本的核电站密切相关的，一是美国，二是日本的大资本。
美国是当今仍然一直公开宣称不放弃先使用核武器的军事大国。日本人经受了广岛和长崎两地的原子弹爆炸及种族灭绝之后对核能持拒绝态度，如何改变这种体质，在美国的远东核战争战略中是一个重大问题。并且，在1954年3月1日的比基尼礁氢弹爆炸试验导致死亡之灰出现后，日本国内废除核武器的运动也走向正规。基于美国政府的指示，驻日美国大使馆立即对日本的上述动向做出反应，开始大规模宣传核能的和平利用，和美国人联手的是读卖新闻社的正力松太郎。1955年11月，美国大使馆和读卖新闻社在东京举办了核能和平利用博览会，之后在全国巡展，最初就瞄准的广岛也于1956年6月成为巡展的会场之一。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京都和大阪两地——因为朝日新闻社在这两地有着很强的影响力，美国大使馆选择了朝日新闻社而非读卖新闻社作为合作主办方。据说费用全部来自美方。
在周密的部署之后，1956年，《日美核能协定》得到批准。协定规定：美国可以向日本提供6公斤浓缩铀，但对铀燃烧后得到的、可作为核武器原料的钚的分离等二次处理加以严格限制，美国也可以随时召回已出口的浓缩铀。 商业性的核电站在1968年开始运行，此时，又签订了《新日美核能协定》。协定明确规定：在30年内，美国会按需提供154吨浓缩铀供日本使用。这一条文实际上规定了今后发展核能进程中的对美从属性，而且，根据形势需要，美国可以随时召回已提供的浓缩铀。
需要注意的是1988年的第三次《日美核能协定》。一方面，协定规定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随时召回浓缩铀，这是意识到《日美安保条约》有可能作废而插入的条款。另一方面，美国许可日本建设核燃料的再生利用设施，还约定建设高速增殖炉。
在美国，自1979年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无法再进行原子核反应堆的建设。我认为他们的意图是把在美国不能做的事情放到增设新型核反应堆的日本的核电站里进行替代试验，将其成果应用到本国的核电建设中。可以说：日本之所以能够并购美国的核反应堆关联公司，也和这一意图大有关系。
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1月的新年咨文中，强调建设新一代安全清洁的核电站，倡议无论如何也要重开建设。话音刚落就发生了3-11大灾难。应该说，美国政府比日本政府更想得到这次核电站事故的各项——包括低剂量辐射造成的伤害——的数据。据说，这次事故的处理工作直接受到美国海军核反应堆防卫专家组的指导。因为美国保有事故危险性很高的核航母及核潜艇，比起危机意识淡薄的日本的核能相关人员，他们的事故处理能力应该高出许多倍。而且，美国非常害怕日本脱离核能。
一直持续推动核电站建设的另一主体，是日本的大资本。众所周知，跟核电相关的9家电力公司全部是囊括发电和输电为一体的地区性垄断企业，除了东海电力公司、关西电力公司之外，从北海道至九州，其他7家电力公司的总经理或董事长理所当然地兼任着各地区经济联合会的会长。东京电力的法人代表还不止一次地担任大资本的全国性组织——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会长。
二战以后，日本的划时代事件之一就是在1950年代后半期到1960年代前半期间其将能源从煤炭变为石油，这一急剧变化还导致日本社会发生了大规模的结构改变。但是，大资本具有超强的对利润的嗅觉。在1956年——他们还没有搞懂核能的庐山真面目的阶段，就早早建立了日本原子能产业会议，团体会员达350家。首任会长由东京电力公司的营礼之助董事长担任，副会长是经团联副会长植村甲午郎和大阪商工会议所会长杉道助。理事单位有电力公司的代表及日本钢铁联盟、日本造船工业会的代表。目前，该会改名为日本原子能产业协会，依然继续开展活动。
和核电有关的大资本的核心机构是电气事业联合会，简称“电事联”，非常积极地开展着活动。
在1973年，日本国内关于核能发电的对抗变得很激烈时，前述的日本原子能产业会议向田中角荣首相提出应该制定《核能发电地区整备促进法》。在第二年即1974年1月，电事联从一开始都着手推进核能发电事业，向时任通商产业大臣的中曾根康弘提出了促进核电站建设地区设置的要求书。加上财界的压力，国会在1974年6月通过了“电源三法”。
同时，电气事业联合会即电事联开始大力诱导国内的舆论导向。用负责其宣传事宜的日本原子能文化振兴财团的名义，于1974年8月6日在《朝日新闻》上刊登了题为“放射能会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的10段广告。之后的两年时间里，该机构每个月都登载这样的宣传文章。1975年的宣传文章里就有题为“原子反应堆为什么不会爆炸”“核能发电的安全技术取得了巨大进展”的内容。日本原子能文化振兴财团的大张旗鼓的广告也开始在《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上刊登，而各大报纸的论调中，对核能发电提出疑问的内容逐渐消失了。
三 “记纪神话”和“安全神话”
作为历史学家，我在使用“神话”一词时态度极为审慎。在古代社会，神话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对古代人来说，神话是他们理解宇宙和世界，让自己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时必不可少的内容。所有的宗教，其核心部分都有关于宇宙和人类诞生过程中神的功绩的述说。作为宗教和信仰的问题，其他人没有权利干涉。无论何种宗教，都会随着科学的发展做出应对措施，不断精致其神学的内容，以抓住人心，让人作为自立的、有尊严的生物活在这个世界上。自古至今，“离开宗教，人能否活下去”一直是很重要的设问。我今天所论及的是政治神话。为了让所有的日本人都将某一事物视为神圣不可怀疑，用强大的力量去渗透这一被定位为不具有主体性的可随意操作的对象，彻底排除对其提出不同意见者及持反对意见者。但实际上推进神话化的人或团体并不相信自己推广的内容，这，就是政治神话。
在二战之前和战争时期盛极一时的国体论，其核心是记纪神话。而该神话也是经历了尖锐的对立过程被创造出来的。1890年即明治23年，帝国议会成立，国民的代表拥有了对国事的决定权。这是绝对超乎想象的事态。向政府施压并让政府不得不开设议会的是自由民权运动，这一大规模全民运动虽然没有主张共和制，但提出了反对天皇主权论的立场——即使现在的天皇是个好人，如果有坏人当了天皇国家该如何收场；即使是改良主义者也主张主权不应在天皇，而是在议会，这是当时普遍的看法。为帝国宪法创立框架立下最大功劳的井上毅——这位能干的官僚也知晓正确的欧洲近代史背景，自始就认为宪法应该是由制宪会议制定的。如果由制宪会议制定宪法，天皇的统治权就需要议会的承认，议会就会成为权限的源泉。这样就没有必要硬是要以天壤无穷的神敕等记纪神话的内容作为天皇统治权的法源，皇室的祭祀也就成为天皇家族的私事。但现实并没有这样发展。
第一神道被停止了作为宗教的发展，取而代之以仅仅一项内容——将记纪神话变得可视化，提出了神社神道不是宗教这一口号。
第二，政党开始在议会中拓展势力，日本人也开始积极地被塑造成国民。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也开始在另一层面上打造与之对抗的国民。在帝国议会成立的前一个月——1890年即明治23年10月发布的《教育敕语》是这一行动的基础。《教育敕语》极其明了地表明了国家的态度：教育不可参与议会活动，由国家权力全面掌握。帝国大学的宪法学家穗积八束为天皇制这一体制的创出做出了很大贡献。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不久的1897年即明治30年，对议会和教育的关系做出了精确地表述：“学校就是未来的政府、国会，地方议会。事到如今，世上腐败透顶的所谓政治家们不应该对学校指手画脚。帝国前途的希望在于青年。教育行政的当局者们，其任也重”。 关于《教育敕语》，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向国民渗透天皇制这一意识形态，但我认为需要更深层次的追究。文部省在当月即1890年10月，还制定了《小学校令》，这份敕令第一次规定义务教育开始真正地被制度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民教育”这个词汇、以及它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开始在教育中得以体现。日本的义务教育制度是模仿德国的。德国国民教育的核心是基督教道德教育，《教育敕语》被赋予了与西方世界教育体制中基督教道德教育的功能。
众所周知，《教育敕语》的核心和落脚点在于最后一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为了印证天皇的绝对性和天皇主权，天壤无穷之神敕以及天孙降临神话就不可避免地要加入到驾驭内容中去，而历史教科书就成为其工具。
如此一来，在日本历史研究中，古代史研究和记纪神话批判是变成了极具危险性的事情。1892年即明治25年，帝国大学教授久米邦武因为发表了题为《神道是祭天之古俗》的学术论文被驱逐出大学。因此，教育界不得不制造出双重标准——“学问上的真理”和“教育中的真理”。教师如何巧妙地把上述政治神话植入到孩童们的脑中；是否能让孩子们认为“教育中的真理”就是真理，成了体现男女教员们作为教育者是否真有教育能力的试金石。
上述神话教育，加上每年2月11日的纪元节庆祝典礼，就是向小国民们渗透并向社会普及天皇绝对之意识的基础。但是，所谓的天皇制意识形态并未就此完成。国家还要向国民渗透“万世一系”这一“理论”。
这也是和日本人传统的意识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全新的理论。之前，日本人知道：天皇里有仁德天皇这样的好天皇，也有武烈天皇这样暴虐的天皇，最终，皇统断绝了，后醍醐天皇因为过于强调一己的利害，所以被武士阶层抛弃，建武中兴也因此失败。在浩瀚的历史中，这种非常自然的感觉和对皇室的尊崇毫不冲突，而且一直共存下来。
但是现在政府要强行贯彻“天皇统治是万世一系”这一理论，在任何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体现”，高调宣称反对这一理论的是都是大逆不道之徒。就在1911年即明治44年——大逆事件的第二年，南北朝正闰论变成一个大问题。问题大到陆军的元老山县有朋亲自向政府和明治天皇施压，最终，历史教科书被改写得极为惨烈——足利义尊被定为逆贼，南朝为正统，取消南北朝这一说法，改称“吉野朝”。而传统的日本人的看法是：即使在水户学的《大日本史》中——该书在江户幕府末期主张南朝为正统，给当时的政局造成不小的震撼——也没有把足利尊氏列入《逆臣传》；平田国学的创始人平田笃胤也深深地信仰者自己的祖先平将门。
关于核电站的神话，也是上述神话的一个典型。核电站自讨论伊始就伴随激烈的对立。1954年3月，日本学术会议提出了核能研究的“自由、民主、公开”的三原则。研究人员在对核能研究抱着期待的同时，也清晰地认识到它的危险性和问题之严重。
1954年3月，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在参议院证言：“日本多发地震，地震到来的时候，我们不能置原子反应堆于不顾而自己逃命。想到这种危险性，即使国家大笔投资让我们造核反应堆，很难估计是否能得到有效利用”，陈述了对裂变过程中的核反应堆进行控制极为困难。
在1954年，理论物理学家中村诚太郎表示：“核电站利用核裂变发电。带有放射性的灰渣的处理技术不成熟之前，日本这样国土狭窄的国家是不能将其视为工业技术的”。他极为准确地预见到我们今日面临的、而且问题越来越大的核废料处理问题的困难之大。
然而国家和财界人士踩踏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和慎重论，将研究用实验反应堆推进到商业发电。汤川秀树辞去了在原子能委员会的职位，坂田昌一也主动提出不参与原子能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国家自排除“积累基础研究；推动合乎国情的自主开发”这一立场，将核电站设定产出利润的对象，到3-11事件发生，确立了核电站是拥有5重——燃料棒、燃料覆盖管、压力容器、存储容器、反应堆遮盖建筑等“多重防护”的绝对安全神话。
为了制造安全神话这一政治神话，对反对者及持不同意见者的清除过程是毫不掩饰的。在商业性核电站真正开始运转的1973年，日本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日本学术会议（参考杜先生论文）会员中岛笃之助的论文受到所内严重警告处分，另外还连续惩处了原子能研究所研究人员的一系列研究活动。
政治神话一边彻底清除反对派，一边贪婪地利用能为其所用的东西。最好的例子出现在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时。他们声称核能比煤炭和石油都要便宜。看3-11发生后的惨状，我们很容易看清楚这是多么无底线的谎言。收拾核电站事故的成本几乎是不可估量的。
第二个可以利用的是环境问题。这个问题在20世纪末变成可人类无法逃避的全球性问题。由此派生出的概念叫做“清洁能源”。这也是与事实大相径庭的。因为这次清清楚楚地告诉日本人：核能会对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体造成多么恐怖的影响。
从最初，核电站的目的就被定为最大限度运转以提高利润，因此，对于日本人通常会抱有的觉得不安或可怕的心情，就只能用强言“绝对安全”来打消。对提出疑问的研究人员釜底抽薪或者严加打击，在听证会及其他场合呈现徒有虚表的民意——这是他们常用的手段。
前面提到的电气事业联合会的宣传机构是日本原子能文化振兴财团。该财团1991年的原子能公关方针如下：
如果认为当红的演艺界人士说“我喜欢核能，我很放心”，人们就会真心同意，那就过于天真了。民众还是认为专家的发言更有公信力。而且需要不断地、重复地做宣传。新闻报道过了3天读者就会忘掉，所以要依靠重复地宣传以便给读者心中留下烙印。越是好的事情和重要的事情，越需要重复。不要忘记大众经常只顾自己——停电很麻烦，可我们也讨厌核电站。要在电视剧中以不惹人反感的形式植入关于核能的内容，要常年跟欢迎核能的知识分子保持良好的关系，保证他们随时可接受本机构的推荐担任媒体的评论员。
令人不寒而栗的透彻与巧妙。在家里，我们可以任由夫妻之间规定“你做我吃”。但在这个广告流行之前，上述方针在“对于核能的安全性，我完全不用负责任，我是安全的”这一大前提下，策划对日本人进行彻底的教育、洗脑，并且清楚地显示：他们会全盘承担与核科技成果相关的所有责任。这种负责的态度甚至令人感动。和二战以前的男女小学教师们的态度如出一辙。 政治神话的可怕之处在于：最初创作的阶段，它只是个工具，然而一段时间过后，它会真地为大众相信，而这种盲目的相信反过来会掐住始作俑者的脖子。军部法西斯要掌握民心，让民众和军队一条心，给阻碍他们的人都贴上“现状维持派”的标签加以攻击。但受到攻击的西园寺公望等人恰恰是一直推进国体思想教育的。其中的一员——理论家代表——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的井上哲次郎，是为国民教育论、国民道德论渗透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他在1925（大正14）年出版的《吾国之国体与国民道德》被右翼分子指责为“将天祖归类为神话，怀疑其实在性”，该书被“禁止发行”，他本人被视为惹出了大不敬事件，被迫辞去他在贵族院敕选议员的地位。
创作核电站安全神话、并致力于普及的相关人士最终也被神话关进了笼子里——每一位研究人员都不再关心自己专业以外的任何事情，最终，研究界竟然没有能够站在通观全局的立场的人物——这不能不说是研究水平令人可悲的退化。他们在3-11事件发生后，令人惊讶的脱口而出“这在设想之外”。在核能研究的起始阶段，如何评价其危险性，应该是研究人员不得不背负的最大最重的研究课题。到了现在，去批判他们太缺乏设想能力；或者指责只有设想能力很匮乏的研究人员才能成为原子能研究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任何意义。特别是在自1995年开始的第5时期，与核电站相关的研究人员整体站到了地震学家们的对立面，指责地震学家们过于夸大了危险性。也就是说，在面对地震——这一在最初阶段就被担心和忧虑的事态——的时候，核能的研究圈子里已经没有能够向业界表明危机感的人才了。
四 我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近代国家和前近代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达不到全体国民，但一部分国民可以通过政党构成人议会，参与国家意志的决定。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权利说“这事与我无关”。特别是甲午战后要准备对俄国开战、加速扩军的过程中，对财政问题有着决定权的政党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权力。而在这个过程中，“国民”这一观念和意识也被积极地增强。我一直认为就是日本式的国民国家之得以确立，就是在甲午战后。尤其是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藩阀势力和政党势力之间达成了共识——如果日本不团结一致建设强大的国家，就无法在军事上和列强展开对抗。在甲午战争期间还激烈对立的民党与吏党握手言和，象征性事件就是在1900（明治33）年成立了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立宪政友会。松下幸之助先生一直坚持出版的杂志PHP中，有工长来找总经理要解决问题的逸事：
在战前，想让工人做职责之外的事情只要一句话“为了天皇陛下”，万事都会得到解决。可现在这句话完全不起作用了。您得给找出一句能够替代的话。
确实，天皇制和国体论就像一根魔杖，为了把全体日本人团结到一个概念下而被创造和发展。而且，这一理论的深层基础是日本民族优秀论。理所当然地，这种民族意识带来了对其他民族的歧视。对资本而言，最为简便而有效的方式就是在劳动者之间制造民族歧视，培养日本劳动者拥有统治民族的意识。自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日本国内外兴起了大正民主和民族自决的热潮，许多日本人都认为当时的体制能够有效运作，但最终是被导向了军部法西斯开好的侵略战争之路。
以中国为首的被侵略各民族的根深蒂固的敌意，加上300万以上的战争牺牲者，包括名古屋在内的日本所有的大城市和许多的中小城市都因为空袭、舰炮攻击被变成焦土和废墟，广岛和长崎还遭受了原子弹的爆炸。直到面临残酷至极的事态，日本才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和决定投降。任何的日本人都无法想象之巨大的日本陆海空军被解体，之后再也未能恢复它曾经的荣光，禁锢全体日本人的精神的国体论，也完全失去了它的威力。
结语 我们的责任
然而，日本的国家权力有着牢固的冲动——从教育着手来解决问题。日本人是从天皇制下获得了解放，但这并不是日本人自己主动战斗得到的解放。所以，即使在战败之后，这种冲动依然没有消亡。在1966年12月，国家制定了建国纪念日；在第二年即1967年开始举办公共的庆祝仪式；在1999年8月通过了日章旗和《君之代》为国旗和国歌的法案；并以此为理由对教职员发布干涉其思想、信条的行政命令。因为政府的行为过于冷酷，最高法院责令学校取消被判定为过苛的停职处分。而在5位法官之中，官川法官陈述的反对意见是：
“教员有基于教师专业性的责任，同时也需保障教育的自由”“教员的精神自由尤其需要得到尊重”。思想、信条的自由以及个人良心的尊严才是保证社会和国家的民主主义的而根本价值观。战前，1900（明治33）年8月的《改正小学令》彻底删除了之前的品德大纲中“培养启发儿童的良心”以及“传授实践人道的方法”等语句。这意味着国家权力抛弃了“人在内心是有良心的”这一伦理学的命题。而作为超越人种、民族、国家而存在的人道——做人最基本的道德——也被视为没有必要教给终要成长为国民的男孩和女孩们。恰恰就是这一时期，就是国体意识形态得以完成的时期。虽然我们的斗争很不显眼，但维护思想、信条的自由的斗争必须持续下去。
核电站的问题，放在战前史中看，还刚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阶段。无论是推动它发展的大资本，还是自民党和民主党等制造、普及安全神话的政党，对于这次惨烈的事件，都没有任何的反省，而且还在毫不反省之中向外国出口核能发电成套设备。
作为我们，必须立足脚下坚持斗争。虽然有人高唱全球化，我们每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像电子货币一样瞬间转移到地球的另一侧。我们还需要停留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和生活的城市，也需要把它们持续下去，让儿孙也还有工作和生活的土壤。确认这一立场，应该是每个日本人的原点。为什么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在面对核电问题时，能够显示出那么可靠的态度。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国家是建立在自己生存区域之上的，没有区域，就无法想象国家能存在。
类似德国和意大利人的想法、以及他们对自己乡土的深情，在日本也曾经有过。在幕末和维新时期直到民权运动时期的日本，之所以充满活力，就是因为区域充满活力，大家从地区的角度和地区的理论来批判德川幕府，而且对强行推进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化的藩阀官僚政府，他们也能够站在本地区的立场坚定地申明自己的权利和要求。
是为给儿孙创造一个令人安心的社会，将要求废止核电站的运动变成大规模国民运动；还是坐视事态的惰性发展，准备某天再次发生大地震时迎接核反应堆的熔毁，我们每个人现在都站在这条分界线上。
在2-11集会上，我做过几次讲演，也知道这个集会的主题是纪元节和教科书问题。但我认为今年必须讨论战后最大的事故——核电站事故，所以定了这个题目。
地震和海啸发生的那一瞬间，我正在家附近——茨城县牛久市——的超市里，因为按照和妻子的约定，当天的晚饭轮到我来做。超市所在的大楼开始剧烈地摇晃，几乎所有的客人都吓得跑到了户外。当摇晃告一段落，我去收银台结账，却被告知因停电无法收款。那一时刻，我痛切地感受到整个社会是如此地依赖于电力而存在。在回家途中，有很多人在用手机观看大海啸的现场报导。等到了家，才从电视里知道了这次大灾难的实情，不久就有关于核电站事故和居民避难的新闻。此后的几天里，我一直不停地看电视，心中充满对熔化的恐惧，同时绝望于政府的束手无策和新闻解说的荒唐。核电站发生事故时，根本无法去搜救失踪者，无论贫富，所有的人都不得不逃离家乡，其中很多人立即被迫离开他们祖先传下来的土地和家园。发生事故的福岛县海滨大道是我熟悉的地方——研究平田国学的时候曾经去做过调研；在原町看到过相马的争夺神旗祭典；这里是二宫尊德的尊德纪律得以彻底渗透的地方；我还在相马市的松川浦吃过美味的螃蟹——所有的一切，在一瞬间变得惨不忍睹。
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报道说我所居住的、离核电站有大约180公里的牛久市核辐射量也相当高，而且数字未见降低。我当时觉得问题不会限于核电站周边20公里之内或之外，但转而一想，自己已经是60过半的年纪，早过了细胞分裂的岁数——就这样给自己宽心。可是到了11月底12月初，住在浦和市的女儿打电话说从牛久市政府借了放射线剂量计，过几天来给我们测量，此前我甚至不知道牛久市政府借给市民放射线剂量计这回事。与其说女儿是在担心双亲，倒不如说她是想搞清楚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我们是否安全，这让我又一次感到为人母者的危机意识之强烈。当然，我也不愿意看不到可爱的孙子们。
因此，妻子和女儿在12月18日花了好几个小时，测量了家里、院子和排水沟等各种地方。安全的标准值是每小时0.23毫西弗，换算成一年的总量是1毫西弗。我家里面、外面都在这个标准以下，但二层比一层的浓度要高。而且如媒体所报道的一样——雨水落地的地方和排水沟的数据大大高于0.23毫西弗。通常我们都是在除夕当天才会扫拢院子里的落叶并烧掉，但去年底，我们早早地就对院子进行了大扫除；刮了大风后又清洁了一次；除夕当天又对院子和排水沟进行了第三次大扫除。每次清扫时，我都禁不住沉痛地联想起福岛的各位居民现在是怎样的心情。现在牛久市政府正利用国家的补助，清除公共地区的核辐射残留。
对茨城县的居民来说，还有一件一直令人提心吊胆的事情，就是位于东海村的东海第二核电站实际上也处于福岛第一核电站大事故之前的危机状态，这实在是太恐怖的一件事。大地震发生后，全部的外部电源断绝，而后来的大海啸又导致备用的两台柴油发电设备中的一台停机。冷却能力减半，因为只有一台备用电源，电厂员工只好关上核废料池的冷却泵，以手动方式操作原子核反应堆的蒸汽排气安全阀开关170次，才勉强避免了危机的发生。万一这个安全阀因地震受损，茨城县就会变成第二个福岛县。
关于这次核电站的事故，有各种言论出台。经常听到的论调是批判文明社会的穷途末路；或者向现代科学开炮，估计在场的各位也有很多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认为不仅要把本次核电站的事故看做是二战以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事故，也要看成是最能显露战后历史的本质的事件来历史地、具体地加以分析。离开了这个原则，把本质论摆在最前面的理论手法反倒会使我们看不到事件的本质。随着关于核电站的战后发展史的资料公开，我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如果把核电站的发展史定位为战后历史的核心，战前和战争期间历史的核心部分就是天皇制。在此，我用比较的视点阐释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上述两者的关系。
一 历史性地看问题
1.核电站的历史
因为关于核电站发展史在战后史中的定位和时期划分的研究尚不充分，在此我做一个试论。
第一时期开始于1954年3月，国会第一次通过在日本发展核电的预算。估计有人记得，与此同时，日本学术会议在当月发布了关于核能利用的自由、民主、公开三原则。支持三原则的研究人员立足于长期进行原子能的基础研究，建议在东京附近设立小规模的研究用实验反应堆。但众所周知，日本最初实施核分裂的时间和地点是1958年8月27日、茨城县东海村的日本原子能研究所。推动核能发展的中心人物、政治家正力松太郎认为核能不能仅停留于研究，而是要商业性地开发核能发电，就必须自一开始就确保大面积的用地，所以最初就强行选择了这个地点。在1966年，日本第一台容量为16.6万千瓦的凯尔德·霍尔型商用实验反应堆在东海村开始运行，核能开始参与电力供应。
第二时期截止于1974年的“电源三法”颁布。虽然社会上广泛地宣传了核能的和平利用，但核能是一旦发生事故就无可挽回的。电力公司发布了建设核电站的候选地点，地方政府也愿意推进，但原子能委员会的反应堆建设难以按计划进行。在反对运动中，1966年9月发生了长岛事件，渔民们被告上了法庭。 为了瓦解全国各地的反对运动，1974年6月，制定了三位一体的“电源三法”——在电费之外另收附加税，这部分财源被指定用于核电站所在地区的开发。候选地区在接受调研的阶段就能拿到大笔经费，同时规定在建设完成10年后偿付金会锐减，为了得到偿付金，同一地区必须不断地建设新的反应堆，这是一项带诱导性质的法律。
第三期截止于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的熔化事故。舆论的批判指向过于强硬和过于随意的核电站建设方法，因此，核能安全委员会从核能委员会中分离出来，但结果显示该机构并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之后，由于1974年8月核动力舰船“陆奥”号发生了核辐射的泄露事故，这次事故只是当时核辐射在各地造成危害的一个象征。最终，日本的核电站无法另外找到新的地点，只能在原有的设施上增建。
第四期截止到1995年1月17日阪神淡路大地震的发生。以三里岛核事故为契机，美国人对核电站进行了深刻的讨论，重新设立了拥有强大权力的监督机构，同时停止了新的核电站的建设。但在日本，没有人对这次核泄漏事故进行任何有深度的讨论，日本的核反应堆从1979年的21座大幅度增长到当前的54座。甚至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时，仍然没有人想要开始认真的检讨，而是归结出诸如“机器种类不同”“苏联的核电技术水平太低”等歪理作罢。但欧洲的反应是全然不同的。1987年11月，在意大利举行的全民公投中，反核电派占到压倒多数；1987年6月，瑞典通过了废止核电法案。日本在1979年以后，走上了一条与欧洲和美国都不相同的、极为特异的——财界和国家结合的道路。
第五期自1995年到2011年3月11日为止。1995年1月17日，日本发生了活断层地震，由此，推进核电建设的集团虽然一直不肯直面安全问题，把所有事件都当成于己无关的事或其他地区的事，但这次他们不得不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与已有关，而且是直接关乎日本国民的生命和安全的问题。日本人的态度日渐平稳，但自然界正好相反，进入了活跃的活动期。与其相关的核电站设备老化问题加剧了日本人的不安。1985年8月，日本航空公司的大型飞机坠落事件，把“金属疲劳”这四个字烙印入日本人的脑海里。而不断老化的核反应堆会不断放射出具有强烈破坏力的中子射线，这会加速器械钢铁外壳的老化。
福岛核电站正是1995年到2011年之间存在问题的象征。核电行政由电力公司这一巨大的垄断企业与国家权力直接互动推进，身为当地居民安全第一责任人的府县等地方政府的意向被持续无视。基于这种完全正当的不满和危机感，福岛县知事愤怒地指出福岛第二核电站长年篡改数据以及隐瞒了核反应堆的炉心间隔裂缝的劣行，称如此下去，县民的安全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他在2002年8月责令福岛第二核电站停止运行，并撤销了企业燃烧铀和钚的混合体MOX的执照。而电力公司的理论是提升发电量，尽量缩短机器检修时间，提高开工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位福岛县知事在2006年9月受他弟弟的贪污事件的牵连无奈地辞职，一直停止运行的钚反应堆发电设备从2010年10月开始运转。之后不久，就发生了3-11大灾难。
2.近代天皇制的历史
在讨论战前和战争期间的天皇制问题时，我最近倾向于不应该立足于本质论——即明治维新创造的国家就是半封建天皇制国家，所以就成了那个样子，而是应该坚定地从历史上具体的对抗关系以及其中矛盾的展开来加以理解。我研究的方向之一是平田国学，这个领域肯定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1868年即明治元年的废佛毁释令是否奠定了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出发点。但事实是政府发布的是神道佛教分离令，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自近世后期全国各地的神职人员想摆脱寺庙的掌握，举行神道形式的葬礼和祭祀，这是关乎信仰自由的问题。明治政府开始掌握神社和神道开始于1871年即明治4年5月，政府废除了神社和神职人员的世袭制，改由国家直辖，把全国的神社整编为以伊势神官为顶点的、由官国币社、府藩县社和乡村社构成的金字塔。就在这一时刻，长时期以世袭神职方式支撑当地发展的各地名门望族被干脆利落地剥离了他们一直侍奉的神社。这种分离不仅限于伊势神宫的御师和被指定为官国 社的大神社的神职和神职世袭家系，而是在全国所有的神社和神职范围强行推进的。如果各位对所在地区进行调查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历史性地来看，这也是近世后期到明治前半期神道系统的宗教得以大发展的时期。黑住、天理、金光等宗教集团的发展就是其中一个方面。
但是，1882年即明治15年，国家禁止神道和神职人员参与宗教行为和葬礼，确立了神道并非宗教、而是国家神道的理论。这意味着国家用理论剥夺了神社和神职这一拥有日本自古以来之传统的民族宗教失去了作为宗教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是乡土性。在近代以前，神社的成立是基于面对“一味神水”（中世纪农民在发起暴动时的仪式。在神前写好誓言，加盟者署名后烧成灰化入供神的清水中共饮）盟誓团结的场所。曾几何时，支撑田中正造等人反对足尾矿毒、成为其活动总部的是矿毒为害最深的地区——群马县邑乐郡渡良濑村的灵龙寺。寺庙的檀越中许多是受害的农民，因此寺庙也香火衰微。足尾铜矿的危害波及了大量的村庄，各个村庄都有神社，也有神职人员，但他们无法站出来为自己的村庄和子民战斗。这一次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也给几家有着古老传统的神社和多达300处的神社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挺身战斗的只有佛教和基督教界人士。神社的神职人员即使在今天也很难公开参与类似的活动。
在二战以前，“忠君爱国”这一口号象征着日本人和天皇有着直接的联系，深深地渗透到日本人的灵魂和肉体之中。到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因为日本是天皇制国家，出发点上就有这个口号。但实际上政府并没有从明治初年就开始强调对天皇的忠诚之心和爱国之心，并让人意识到和使之成为一种观念。当然日语里自古就有“忠君”、也有“爱国”这些词汇，但从未被当做一个四字成语来使用。大家可能知道，在尾张藩的名门鹫津家族的一个人过继给幕府的官宦大沼家族，他的儿子大沼枕山是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著名的汉诗作家，后来成了永井荷风的小说《下谷丛话》中的主人公。1859年，在“安政大狱”最为惨烈的时期，是这位大沼枕山将以这次大狱为题，称“忠君爱国多多意”。这首汉诗是他站在幕府的立场上，冷静地注意到无论是对镇压的一方和被镇压的一方来说，“忠君”和“爱国”都有着多种多样的含义。 “忠君”这个概念只有在君主和侍奉君主的家臣构成封建的主从关系中才会有意义。所以，从1871年即明治4年废藩置县以后，260多个藩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君臣关系被斩断，武士阶层神奇地发现他们失去了尽忠的对象。也就是为了填补这一巨大的精神层面的空白，或者说是为了设定新的教育目标，福泽谕吉才执笔了《劝学篇》。
那么，明治政府是如何对待天皇制的呢？“尊王攘夷”是幕府末期民族运动的口号；随着攘夷主义逐渐变更为“与万国并肩”“与万国对峙”，口号变成了“尊王爱国”。在明治初年的日本人看来，尊重天皇，胸怀勤王之志，这件事本身并不具有多么强烈的违和感，但明显是和封建时代的君臣制度下的忠君完全不同的概念。即使是参与制定《教育敕语》的元田永孚，在1877年即明治20年的时候，还在绞尽脑汁地思索如何吧“爱国忠君”和“尊王忠义”等概念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但他并没有把被看成封建道德的忠义概念串联成“忠君爱国”这一口号。
这一概念迅速地普及到全国，是在1899年即明治22年2月11日发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中，以法律的形式向所有的日本人明确宣布“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之后不久的事。就在这一时刻，天皇和日本国被串联起来，渗透到日本人的脑海里，武士道一词也在此时开始复活。
基于帝国宪法，天皇主权开始明确化，它和忠君爱国这一崭新的口号一同，甚至为学术界创造了“国史”“国文学”等我们非常熟悉的词汇。现在“国史”变成了“日本史”，但要把“国文学”变成“日本文学”，业界还存在相当的阻力。但这也仅仅是历史的产物。从日本人传统的语言感觉来说，如《和汉朗詠集》这一书名所示，相对于中国的“汉”，日本就是“和”，幕府的墒保己一开办的学术研究机构就被称为“和学讲谈所”。明治10年至20年期间，东京大学文学部所设的学科也名为“和汉文学科”。在1886年即明治19年，大学被改组为帝国大学的时候分成了“和文学科”和“汉文学科”。
更大的变化发生于帝国宪法颁布即1899年2月11日的4个月之后。大学新设了“国史学”这一学科，同时，之前的“和文学科”改称“国文学科”，国史、国文等新词就是这时登场的。
近代以后以培养神职人员为要务的国学院，在1899年9月创刊的学报名为《日本文学》，而后在1890年8月更名为《国文学》。这一动向涉及的范围极大，之前被称为“日本文典”的日语语法被更名为“国文法”；日语变成了“国语”。
这些在特殊的历史形势下创造出来的词汇，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人误认为是自古就有的日语单词。这或许可以视为容易奔向本质论的日本人的习性。
二 巨大的推动力
在3-11之后，媒体经常使用“核能村”这种说法。我一直觉得这种叫法很不合适。核能根本不是一个村子的问题，而是战后日本统治的核心部分。在我的脑海里，核电站——挂着“禁止人内”牌子的那些巨大的混凝土建筑总是让我联想到战前和战时的军部。它们都是居高临下地排除和俯视一切，在统帅权独立和天皇的军队的名义之下，大日本帝国的军队直言不讳——所有的日本人都是“乡下人”，他们才是维持日本国家统一的中流砥柱。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自行把名称从“国军”改成了“皇军”。
然而，军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如此大的势力。日本人在1877年即明治10年的西南战争的时候甚至倾向于支持反叛的西乡隆盛的军队，而并非官军。也就是因此，在1877年的征兵体检时，出现了空前的逃避征兵的动向，军方最后不得不降低应征青年的身高下限。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逐渐在日本人的意识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是在甲午战后日本对外扩张的过程之中实现的。我认为：要说清日本的军队，不仅要论及1882年发布的《军人敕谕》，还必须紧密结合军部的对外战争加以说明。在将朝鲜变为殖民地的过程中，为了镇压朝鲜民众顽强的反日义兵运动，日本内地的各个师团必须轮流出兵朝鲜，开展对游击战的反击。从理论上来讲，军部在韩国殖民地化的发言权理所当然地会逐渐增强。而日本的资本主义正是以军部打前站逐步形成的。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例子，正是因为控制了中国湖北省最优良的大冶铁矿的矿石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优质煤炭，位于九州的八幡制铁所才能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核心材料——生铁和钢铁。而日本要维持、强化对中国本土及“满洲国”的控制及影响力，就一刻也离不开军部的力量。甲午战后得以确立的日本地主制度，也很愿意把他们的收益投放到股市中去。作为天皇制的经济及社会基础的军部、大资本和地主制度的结合就这样日渐稳固。他们爱用的——意味着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的万邦无比的优秀国家——“国体”一词，在1890年即明治23年被植入《教育敕语》之后开始渗透进日本人的头脑，在1925年即大正14年，变成《治安维持法》中的法律名词，此后，要求殖民地的独立的言论和举动本身被视为“变革国体”，受到严酷的镇压，日本也逐渐被变成了一个日益僵硬、动弹不得的国家。
二战以后，和日本的核电站密切相关的，一是美国，二是日本的大资本。
美国是当今仍然一直公开宣称不放弃先使用核武器的军事大国。日本人经受了广岛和长崎两地的原子弹爆炸及种族灭绝之后对核能持拒绝态度，如何改变这种体质，在美国的远东核战争战略中是一个重大问题。并且，在1954年3月1日的比基尼礁氢弹爆炸试验导致死亡之灰出现后，日本国内废除核武器的运动也走向正规。基于美国政府的指示，驻日美国大使馆立即对日本的上述动向做出反应，开始大规模宣传核能的和平利用，和美国人联手的是读卖新闻社的正力松太郎。1955年11月，美国大使馆和读卖新闻社在东京举办了核能和平利用博览会，之后在全国巡展，最初就瞄准的广岛也于1956年6月成为巡展的会场之一。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京都和大阪两地——因为朝日新闻社在这两地有着很强的影响力，美国大使馆选择了朝日新闻社而非读卖新闻社作为合作主办方。据说费用全部来自美方。
在周密的部署之后，1956年，《日美核能协定》得到批准。协定规定：美国可以向日本提供6公斤浓缩铀，但对铀燃烧后得到的、可作为核武器原料的钚的分离等二次处理加以严格限制，美国也可以随时召回已出口的浓缩铀。 商业性的核电站在1968年开始运行，此时，又签订了《新日美核能协定》。协定明确规定：在30年内，美国会按需提供154吨浓缩铀供日本使用。这一条文实际上规定了今后发展核能进程中的对美从属性，而且，根据形势需要，美国可以随时召回已提供的浓缩铀。
需要注意的是1988年的第三次《日美核能协定》。一方面，协定规定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随时召回浓缩铀，这是意识到《日美安保条约》有可能作废而插入的条款。另一方面，美国许可日本建设核燃料的再生利用设施，还约定建设高速增殖炉。
在美国，自1979年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无法再进行原子核反应堆的建设。我认为他们的意图是把在美国不能做的事情放到增设新型核反应堆的日本的核电站里进行替代试验，将其成果应用到本国的核电建设中。可以说：日本之所以能够并购美国的核反应堆关联公司，也和这一意图大有关系。
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1月的新年咨文中，强调建设新一代安全清洁的核电站，倡议无论如何也要重开建设。话音刚落就发生了3-11大灾难。应该说，美国政府比日本政府更想得到这次核电站事故的各项——包括低剂量辐射造成的伤害——的数据。据说，这次事故的处理工作直接受到美国海军核反应堆防卫专家组的指导。因为美国保有事故危险性很高的核航母及核潜艇，比起危机意识淡薄的日本的核能相关人员，他们的事故处理能力应该高出许多倍。而且，美国非常害怕日本脱离核能。
一直持续推动核电站建设的另一主体，是日本的大资本。众所周知，跟核电相关的9家电力公司全部是囊括发电和输电为一体的地区性垄断企业，除了东海电力公司、关西电力公司之外，从北海道至九州，其他7家电力公司的总经理或董事长理所当然地兼任着各地区经济联合会的会长。东京电力的法人代表还不止一次地担任大资本的全国性组织——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会长。
二战以后，日本的划时代事件之一就是在1950年代后半期到1960年代前半期间其将能源从煤炭变为石油，这一急剧变化还导致日本社会发生了大规模的结构改变。但是，大资本具有超强的对利润的嗅觉。在1956年——他们还没有搞懂核能的庐山真面目的阶段，就早早建立了日本原子能产业会议，团体会员达350家。首任会长由东京电力公司的营礼之助董事长担任，副会长是经团联副会长植村甲午郎和大阪商工会议所会长杉道助。理事单位有电力公司的代表及日本钢铁联盟、日本造船工业会的代表。目前，该会改名为日本原子能产业协会，依然继续开展活动。
和核电有关的大资本的核心机构是电气事业联合会，简称“电事联”，非常积极地开展着活动。
在1973年，日本国内关于核能发电的对抗变得很激烈时，前述的日本原子能产业会议向田中角荣首相提出应该制定《核能发电地区整备促进法》。在第二年即1974年1月，电事联从一开始都着手推进核能发电事业，向时任通商产业大臣的中曾根康弘提出了促进核电站建设地区设置的要求书。加上财界的压力，国会在1974年6月通过了“电源三法”。
同时，电气事业联合会即电事联开始大力诱导国内的舆论导向。用负责其宣传事宜的日本原子能文化振兴财团的名义，于1974年8月6日在《朝日新闻》上刊登了题为“放射能会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的10段广告。之后的两年时间里，该机构每个月都登载这样的宣传文章。1975年的宣传文章里就有题为“原子反应堆为什么不会爆炸”“核能发电的安全技术取得了巨大进展”的内容。日本原子能文化振兴财团的大张旗鼓的广告也开始在《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上刊登，而各大报纸的论调中，对核能发电提出疑问的内容逐渐消失了。
三 “记纪神话”和“安全神话”
作为历史学家，我在使用“神话”一词时态度极为审慎。在古代社会，神话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对古代人来说，神话是他们理解宇宙和世界，让自己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时必不可少的内容。所有的宗教，其核心部分都有关于宇宙和人类诞生过程中神的功绩的述说。作为宗教和信仰的问题，其他人没有权利干涉。无论何种宗教，都会随着科学的发展做出应对措施，不断精致其神学的内容，以抓住人心，让人作为自立的、有尊严的生物活在这个世界上。自古至今，“离开宗教，人能否活下去”一直是很重要的设问。我今天所论及的是政治神话。为了让所有的日本人都将某一事物视为神圣不可怀疑，用强大的力量去渗透这一被定位为不具有主体性的可随意操作的对象，彻底排除对其提出不同意见者及持反对意见者。但实际上推进神话化的人或团体并不相信自己推广的内容，这，就是政治神话。
在二战之前和战争时期盛极一时的国体论，其核心是记纪神话。而该神话也是经历了尖锐的对立过程被创造出来的。1890年即明治23年，帝国议会成立，国民的代表拥有了对国事的决定权。这是绝对超乎想象的事态。向政府施压并让政府不得不开设议会的是自由民权运动，这一大规模全民运动虽然没有主张共和制，但提出了反对天皇主权论的立场——即使现在的天皇是个好人，如果有坏人当了天皇国家该如何收场；即使是改良主义者也主张主权不应在天皇，而是在议会，这是当时普遍的看法。为帝国宪法创立框架立下最大功劳的井上毅——这位能干的官僚也知晓正确的欧洲近代史背景，自始就认为宪法应该是由制宪会议制定的。如果由制宪会议制定宪法，天皇的统治权就需要议会的承认，议会就会成为权限的源泉。这样就没有必要硬是要以天壤无穷的神敕等记纪神话的内容作为天皇统治权的法源，皇室的祭祀也就成为天皇家族的私事。但现实并没有这样发展。
第一神道被停止了作为宗教的发展，取而代之以仅仅一项内容——将记纪神话变得可视化，提出了神社神道不是宗教这一口号。
第二，政党开始在议会中拓展势力，日本人也开始积极地被塑造成国民。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也开始在另一层面上打造与之对抗的国民。在帝国议会成立的前一个月——1890年即明治23年10月发布的《教育敕语》是这一行动的基础。《教育敕语》极其明了地表明了国家的态度：教育不可参与议会活动，由国家权力全面掌握。帝国大学的宪法学家穗积八束为天皇制这一体制的创出做出了很大贡献。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不久的1897年即明治30年，对议会和教育的关系做出了精确地表述：“学校就是未来的政府、国会，地方议会。事到如今，世上腐败透顶的所谓政治家们不应该对学校指手画脚。帝国前途的希望在于青年。教育行政的当局者们，其任也重”。 关于《教育敕语》，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向国民渗透天皇制这一意识形态，但我认为需要更深层次的追究。文部省在当月即1890年10月，还制定了《小学校令》，这份敕令第一次规定义务教育开始真正地被制度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民教育”这个词汇、以及它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开始在教育中得以体现。日本的义务教育制度是模仿德国的。德国国民教育的核心是基督教道德教育，《教育敕语》被赋予了与西方世界教育体制中基督教道德教育的功能。
众所周知，《教育敕语》的核心和落脚点在于最后一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为了印证天皇的绝对性和天皇主权，天壤无穷之神敕以及天孙降临神话就不可避免地要加入到驾驭内容中去，而历史教科书就成为其工具。
如此一来，在日本历史研究中，古代史研究和记纪神话批判是变成了极具危险性的事情。1892年即明治25年，帝国大学教授久米邦武因为发表了题为《神道是祭天之古俗》的学术论文被驱逐出大学。因此，教育界不得不制造出双重标准——“学问上的真理”和“教育中的真理”。教师如何巧妙地把上述政治神话植入到孩童们的脑中；是否能让孩子们认为“教育中的真理”就是真理，成了体现男女教员们作为教育者是否真有教育能力的试金石。
上述神话教育，加上每年2月11日的纪元节庆祝典礼，就是向小国民们渗透并向社会普及天皇绝对之意识的基础。但是，所谓的天皇制意识形态并未就此完成。国家还要向国民渗透“万世一系”这一“理论”。
这也是和日本人传统的意识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全新的理论。之前，日本人知道：天皇里有仁德天皇这样的好天皇，也有武烈天皇这样暴虐的天皇，最终，皇统断绝了，后醍醐天皇因为过于强调一己的利害，所以被武士阶层抛弃，建武中兴也因此失败。在浩瀚的历史中，这种非常自然的感觉和对皇室的尊崇毫不冲突，而且一直共存下来。
但是现在政府要强行贯彻“天皇统治是万世一系”这一理论，在任何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体现”，高调宣称反对这一理论的是都是大逆不道之徒。就在1911年即明治44年——大逆事件的第二年，南北朝正闰论变成一个大问题。问题大到陆军的元老山县有朋亲自向政府和明治天皇施压，最终，历史教科书被改写得极为惨烈——足利义尊被定为逆贼，南朝为正统，取消南北朝这一说法，改称“吉野朝”。而传统的日本人的看法是：即使在水户学的《大日本史》中——该书在江户幕府末期主张南朝为正统，给当时的政局造成不小的震撼——也没有把足利尊氏列入《逆臣传》；平田国学的创始人平田笃胤也深深地信仰者自己的祖先平将门。
关于核电站的神话，也是上述神话的一个典型。核电站自讨论伊始就伴随激烈的对立。1954年3月，日本学术会议提出了核能研究的“自由、民主、公开”的三原则。研究人员在对核能研究抱着期待的同时，也清晰地认识到它的危险性和问题之严重。
1954年3月，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在参议院证言：“日本多发地震，地震到来的时候，我们不能置原子反应堆于不顾而自己逃命。想到这种危险性，即使国家大笔投资让我们造核反应堆，很难估计是否能得到有效利用”，陈述了对裂变过程中的核反应堆进行控制极为困难。
在1954年，理论物理学家中村诚太郎表示：“核电站利用核裂变发电。带有放射性的灰渣的处理技术不成熟之前，日本这样国土狭窄的国家是不能将其视为工业技术的”。他极为准确地预见到我们今日面临的、而且问题越来越大的核废料处理问题的困难之大。
然而国家和财界人士踩踏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和慎重论，将研究用实验反应堆推进到商业发电。汤川秀树辞去了在原子能委员会的职位，坂田昌一也主动提出不参与原子能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国家自排除“积累基础研究；推动合乎国情的自主开发”这一立场，将核电站设定产出利润的对象，到3-11事件发生，确立了核电站是拥有5重——燃料棒、燃料覆盖管、压力容器、存储容器、反应堆遮盖建筑等“多重防护”的绝对安全神话。
为了制造安全神话这一政治神话，对反对者及持不同意见者的清除过程是毫不掩饰的。在商业性核电站真正开始运转的1973年，日本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日本学术会议（参考杜先生论文）会员中岛笃之助的论文受到所内严重警告处分，另外还连续惩处了原子能研究所研究人员的一系列研究活动。
政治神话一边彻底清除反对派，一边贪婪地利用能为其所用的东西。最好的例子出现在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时。他们声称核能比煤炭和石油都要便宜。看3-11发生后的惨状，我们很容易看清楚这是多么无底线的谎言。收拾核电站事故的成本几乎是不可估量的。
第二个可以利用的是环境问题。这个问题在20世纪末变成可人类无法逃避的全球性问题。由此派生出的概念叫做“清洁能源”。这也是与事实大相径庭的。因为这次清清楚楚地告诉日本人：核能会对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体造成多么恐怖的影响。
从最初，核电站的目的就被定为最大限度运转以提高利润，因此，对于日本人通常会抱有的觉得不安或可怕的心情，就只能用强言“绝对安全”来打消。对提出疑问的研究人员釜底抽薪或者严加打击，在听证会及其他场合呈现徒有虚表的民意——这是他们常用的手段。
前面提到的电气事业联合会的宣传机构是日本原子能文化振兴财团。该财团1991年的原子能公关方针如下：
如果认为当红的演艺界人士说“我喜欢核能，我很放心”，人们就会真心同意，那就过于天真了。民众还是认为专家的发言更有公信力。而且需要不断地、重复地做宣传。新闻报道过了3天读者就会忘掉，所以要依靠重复地宣传以便给读者心中留下烙印。越是好的事情和重要的事情，越需要重复。不要忘记大众经常只顾自己——停电很麻烦，可我们也讨厌核电站。要在电视剧中以不惹人反感的形式植入关于核能的内容，要常年跟欢迎核能的知识分子保持良好的关系，保证他们随时可接受本机构的推荐担任媒体的评论员。
令人不寒而栗的透彻与巧妙。在家里，我们可以任由夫妻之间规定“你做我吃”。但在这个广告流行之前，上述方针在“对于核能的安全性，我完全不用负责任，我是安全的”这一大前提下，策划对日本人进行彻底的教育、洗脑，并且清楚地显示：他们会全盘承担与核科技成果相关的所有责任。这种负责的态度甚至令人感动。和二战以前的男女小学教师们的态度如出一辙。 政治神话的可怕之处在于：最初创作的阶段，它只是个工具，然而一段时间过后，它会真地为大众相信，而这种盲目的相信反过来会掐住始作俑者的脖子。军部法西斯要掌握民心，让民众和军队一条心，给阻碍他们的人都贴上“现状维持派”的标签加以攻击。但受到攻击的西园寺公望等人恰恰是一直推进国体思想教育的。其中的一员——理论家代表——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的井上哲次郎，是为国民教育论、国民道德论渗透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他在1925（大正14）年出版的《吾国之国体与国民道德》被右翼分子指责为“将天祖归类为神话，怀疑其实在性”，该书被“禁止发行”，他本人被视为惹出了大不敬事件，被迫辞去他在贵族院敕选议员的地位。
创作核电站安全神话、并致力于普及的相关人士最终也被神话关进了笼子里——每一位研究人员都不再关心自己专业以外的任何事情，最终，研究界竟然没有能够站在通观全局的立场的人物——这不能不说是研究水平令人可悲的退化。他们在3-11事件发生后，令人惊讶的脱口而出“这在设想之外”。在核能研究的起始阶段，如何评价其危险性，应该是研究人员不得不背负的最大最重的研究课题。到了现在，去批判他们太缺乏设想能力；或者指责只有设想能力很匮乏的研究人员才能成为原子能研究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任何意义。特别是在自1995年开始的第5时期，与核电站相关的研究人员整体站到了地震学家们的对立面，指责地震学家们过于夸大了危险性。也就是说，在面对地震——这一在最初阶段就被担心和忧虑的事态——的时候，核能的研究圈子里已经没有能够向业界表明危机感的人才了。
四 我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近代国家和前近代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达不到全体国民，但一部分国民可以通过政党构成人议会，参与国家意志的决定。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权利说“这事与我无关”。特别是甲午战后要准备对俄国开战、加速扩军的过程中，对财政问题有着决定权的政党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权力。而在这个过程中，“国民”这一观念和意识也被积极地增强。我一直认为就是日本式的国民国家之得以确立，就是在甲午战后。尤其是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藩阀势力和政党势力之间达成了共识——如果日本不团结一致建设强大的国家，就无法在军事上和列强展开对抗。在甲午战争期间还激烈对立的民党与吏党握手言和，象征性事件就是在1900（明治33）年成立了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立宪政友会。松下幸之助先生一直坚持出版的杂志PHP中，有工长来找总经理要解决问题的逸事：
在战前，想让工人做职责之外的事情只要一句话“为了天皇陛下”，万事都会得到解决。可现在这句话完全不起作用了。您得给找出一句能够替代的话。
确实，天皇制和国体论就像一根魔杖，为了把全体日本人团结到一个概念下而被创造和发展。而且，这一理论的深层基础是日本民族优秀论。理所当然地，这种民族意识带来了对其他民族的歧视。对资本而言，最为简便而有效的方式就是在劳动者之间制造民族歧视，培养日本劳动者拥有统治民族的意识。自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日本国内外兴起了大正民主和民族自决的热潮，许多日本人都认为当时的体制能够有效运作，但最终是被导向了军部法西斯开好的侵略战争之路。
以中国为首的被侵略各民族的根深蒂固的敌意，加上300万以上的战争牺牲者，包括名古屋在内的日本所有的大城市和许多的中小城市都因为空袭、舰炮攻击被变成焦土和废墟，广岛和长崎还遭受了原子弹的爆炸。直到面临残酷至极的事态，日本才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和决定投降。任何的日本人都无法想象之巨大的日本陆海空军被解体，之后再也未能恢复它曾经的荣光，禁锢全体日本人的精神的国体论，也完全失去了它的威力。
结语 我们的责任
然而，日本的国家权力有着牢固的冲动——从教育着手来解决问题。日本人是从天皇制下获得了解放，但这并不是日本人自己主动战斗得到的解放。所以，即使在战败之后，这种冲动依然没有消亡。在1966年12月，国家制定了建国纪念日；在第二年即1967年开始举办公共的庆祝仪式；在1999年8月通过了日章旗和《君之代》为国旗和国歌的法案；并以此为理由对教职员发布干涉其思想、信条的行政命令。因为政府的行为过于冷酷，最高法院责令学校取消被判定为过苛的停职处分。而在5位法官之中，官川法官陈述的反对意见是：
“教员有基于教师专业性的责任，同时也需保障教育的自由”“教员的精神自由尤其需要得到尊重”。思想、信条的自由以及个人良心的尊严才是保证社会和国家的民主主义的而根本价值观。战前，1900（明治33）年8月的《改正小学令》彻底删除了之前的品德大纲中“培养启发儿童的良心”以及“传授实践人道的方法”等语句。这意味着国家权力抛弃了“人在内心是有良心的”这一伦理学的命题。而作为超越人种、民族、国家而存在的人道——做人最基本的道德——也被视为没有必要教给终要成长为国民的男孩和女孩们。恰恰就是这一时期，就是国体意识形态得以完成的时期。虽然我们的斗争很不显眼，但维护思想、信条的自由的斗争必须持续下去。
核电站的问题，放在战前史中看，还刚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阶段。无论是推动它发展的大资本，还是自民党和民主党等制造、普及安全神话的政党，对于这次惨烈的事件，都没有任何的反省，而且还在毫不反省之中向外国出口核能发电成套设备。
作为我们，必须立足脚下坚持斗争。虽然有人高唱全球化，我们每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像电子货币一样瞬间转移到地球的另一侧。我们还需要停留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和生活的城市，也需要把它们持续下去，让儿孙也还有工作和生活的土壤。确认这一立场，应该是每个日本人的原点。为什么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在面对核电问题时，能够显示出那么可靠的态度。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国家是建立在自己生存区域之上的，没有区域，就无法想象国家能存在。
类似德国和意大利人的想法、以及他们对自己乡土的深情，在日本也曾经有过。在幕末和维新时期直到民权运动时期的日本，之所以充满活力，就是因为区域充满活力，大家从地区的角度和地区的理论来批判德川幕府，而且对强行推进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化的藩阀官僚政府，他们也能够站在本地区的立场坚定地申明自己的权利和要求。
是为给儿孙创造一个令人安心的社会，将要求废止核电站的运动变成大规模国民运动；还是坐视事态的惰性发展，准备某天再次发生大地震时迎接核反应堆的熔毁，我们每个人现在都站在这条分界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