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萨顿和李约瑟在去世前均未完成自己庞大的研究计划。萨顿殁后其计划无人能续，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却在后续者的努力下逐渐接近于完成。两者身后的不同际遇并非偶然。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因是李约瑟的研究符合后萨顿时代科学编史学注重地方性知识的特征。本文论证从科学实践而非科学理论的视角出发，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可被看成为一种对科学的地方性研究进路。它具有历史主义、与境主义和超越内在史和外在史二分这三个特征。同时，以实践为中心的异质性科学观也使我们看到地方性知识与建立在其拓展能力上的一般性并不相互冲突，以此回应一些学者对李约瑟科学编史学中的地方性特征的质疑。
关键词 乔治·萨顿 李约瑟 地方性知识 科学编史学 与境主义
20世纪后半叶科学史研究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地方性转向。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放弃了大规模的通史性著作的写作，而转向对具体时期中具体案例的精细研究。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比萨顿（G.Sarton，1884-1956）和李约瑟（J.Needham，1900-1995）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史家各自不同的编史学来讨论这个地方性转向的基本特征。第一部分刻画萨顿的编史学和后萨顿时代所产生的地方性进路的编史学之间的区别，分析这两种编史学的产生背景。第二部分展示李约瑟的科学史研究满足地方性进路的基本特征，论证正是因为这种地方性特征，使得李约瑟庞大的研究计划在其身后仍然在继续进展。这与同样庞大的萨顿的研究计划在其身后无法为继形成强烈的对比。第三部分借助以实践为中心的异质性科学观来回答对李约瑟编史学的地方性特征的一些怀疑，更为深入地探讨地方性研究的特性。
一 萨顿的科学编史学及其命运
19世纪以赫歇尔（J.Herschel，1792-1871）为首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家们认为科学史的目的是记录科学知识的积累过程。在他们看来，尽管科学理论在不断地变化，这些理论所表达的知识最终会保留下来。密尔（J.S.Mill， 1806-1873）曾说过科学知识“持续地增长并永不变化”。惠威尔（W.Whewell，1794-1866）倾向于康德哲学，与密尔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分歧甚多。但他仍然认为科学以另一种方式在积累：科学通过逐渐归并过去的理论而获得新理论的方式在进步，就像各种支流汇聚成江河那样。19世纪科学积累观在苏格兰科学家普雷费尔（L.Playfair，1818-1898）就任英国科学发展协会主席（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演讲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科学中的一个真理就像物质中的一个原子组成，它在事物中的秩序已然固定，独立于未来的生存斗争。这些真理的总和是一个智能的宝库，被人们代代相传”。他的这种看法在19世纪的物理学领域里颇有市场，以普雷费尔为代表的物理学家们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不断积累以前的真理，最终会以此形成一个关于世界的整体理论，其中所有细节都可以由牛顿定律来说明。在这种科学观看来，科学史中只存在唯一一次科学革命，即从前科学转变为科学的革命。革命一旦成功，科学就进入成熟期，从此以后走在康庄大道上，前途一片光明。
这种科学积累观面临着不少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19世纪中期光的波动说对粒子说冲击，引起了物理学家们的困惑，因为如果波动说正确，那么牛顿的理论就需要做出起码是部分的修正。赫歇尔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在科学中区分实验性工作和理论性工作。前者通过使用观察性的词汇描述自然界中的真实存在，而后者则使用理论词汇对自然界中的因果关系做出假设，而这种假设并不具有确定性。在赫歇尔看来，菲涅尔（A.J.Fresnel，1788-1827）的波动说就属于后者。然而，赫歇尔的处理方式需要在观察和理论之间做出区分，而这又是一个困难的知识论问题。德国科学家亥姆霍兹（H.Helmholtz，1821-1894）曾怀疑过欧几里得几何是否必然地来自于直觉，而随后的非欧几何的发展清晰地表明了空间概念无法脱离理论的渗透。这些问题导致观察（或实验）与理论之间的二分变得更为复杂。逻辑实证主义可以被看成使用逻辑而不是物理的方式对赫歇尔的二分方式进行的重构。在这个重构中，建立在实验之上的物理定律与包涵理论词汇的理论定律各自拥有不同的知识论作用，共同建立起证据与理论之间的知识论关系，并以此关系来保证科学的进步。
19世纪的科学观是相当复杂的。在这里所作的极为简单的勾画只是为了表明，在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中仍然可以分辨出一种可被称为科学积累观的观点，它认为科学是一个以追求客观知识为目的的、不断进步的事业。这种科学积累观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上半叶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明晰或隐含地试图回答积累观所引起的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将科学史研究学院化因而被称为“科学史之父”的萨顿。他未完成的巨著《科学史导论》就是20世纪科学积累观的经典表达。此书原计划共五卷，但只出版了三卷，内容从荷马时代的科学开始写到14世纪的科学，未能如原计划涉及近现代科学。第一卷出版于1927年，第三卷出版于1948年。在这三卷中，萨顿探讨了最终引导科学走向近现代科学的关键步骤，也讲述了那些为科学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们的事迹，而科学进步则被看成是不同历史时期被科学发现的真理有系统地逐渐积累的过程。萨顿认为科学史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对科学家们的研究做出评价，评价的标准按照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有助于科学朝着近现代科学的方向发展来确定。这使得萨顿的科学史必然是辉格式的，即必然要使用当代科学的方法论和合理性规范来说明历史中的科学研究。因此，我们可以说萨顿的科学编史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积累观，即认为科学通过积累客观性知识而获得进步。
（2）辉格式史学，即以当下标准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
（3）内在主义，即科学史的目的是揭示以客观方法作为保证的科学合理性的历史发展，以便指导当代和未来的科学研究。偏离科学合理性的事件和行为都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心理等外在因素引起的，在科学史中只能作为教训被提及。 丹麦科学史家克劳（H.Kragh）对萨顿的科学编史学也做出了类似的刻画。对于内在主义特征，克劳精确地指出，萨顿的科学史“所集中关注的科学是孤立、自主的体系，它所集中关注的伟大天才人物则是这种体系的载体”。所谓科学的“孤立、自主的体系”指的是科学理论以及形成科学理论的方法。在内在主义者看来，正是科学理论及其方法才是科学与其它人类实践相区分的根本性特征。因此，内在主义也意味着以理论而非实践为中心的倾向。这个倾向实际上是与逻辑经验主义所共有的。萨顿的科学编史学的三个特征合起来意味着科学中存在着普遍适用的客观方法和规则，它们保证着科学的进步，而科学史家的任务就是用这些方法和规则来评价之前的成就与教训，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萨顿对于20世纪科学史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为科学史这门学科获得了公认的学术性职业地位，创办了科学史最具权威性的刊物ISIS，是科学史学会的创建人之一，完全无愧于“科学史之父”的称号。但对他的科学编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价值则有相当大的分歧。支持者认为他的《科学史导论》是“最为标准的科学史著作之一”。反对者则认为萨顿的研究纲领已经过时，对当代的科学史研究已不具指导作用。克劳就是这样看的：
萨顿的纲领实际上没有实现，而且几乎从来都不可能实现。萨顿本人写就了至14世纪止的科学史‘导论’，这是一部长达4200页的煌煌巨著，但是，无论是这部著作，还是具有同一的宏篇风格的其他著作，对现代科学史来说都没有重大意义。实际上，史学家们远远偏离了萨顿所强调的理想，转到大都是今天在各种会议和其他正式场合所听到的观念上去了。
在克劳看来，萨顿的《科学史导论》以及其它庞大的研究计划无法完成，不是因为计划的庞大超出了个体生命和精力能够对应极限，而是因为萨顿的研究纲领本身就有缺陷，已无法被后继学者们接受。实际上萨顿的学生们中没有任何人愿意继续乃师的计划以完成其宏愿，这是由于他们的科学编史学已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变成了克劳所说的“今天在各种会议和其他正式场合听到的观念”。这个后萨顿时代的观念对萨顿科学编史学的三个特征都倾向于采纳否定的态度。
库恩（T.Kuhn）所引导的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反对逻辑经验主义只依赖形式化的逻辑分析理解科学的作法，认为科学史是理解科学必不可少的资源。然而，库恩的理论不仅没有导致对萨顿的科学编史学的同情，反而引起学者们对它的质疑。库恩认为只有在单一的范式运作下的常规科学中才存在着知识的积累。如果两个范式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那么，在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中，不同范式中的知识无法以客观的方式积累。库恩的范式转变的概念也同时质疑了辉格式史学。如果当今科学的范式与过去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那么，用当今科学的方法和规则来评价以往的科学就是不合适的，无论这些方法和规则在当今科学中运动得多么广泛。对科学积累观和辉格式史学的否定呼唤一种与萨顿的看法完全不同的科学变化观，而这种变化观不能是内在主义的。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不是积累的结果，而是随着研究过程中的物质、教育、技术、社会等因素组成的与境（context）和在这些与境中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们的技能的变化而改变。注重与境与非理论性对科学变化的作用，使得对科学的理解从以理论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为以实践为中心。因此，库恩式的历史主义转向之后的科学编史学在以下三个方面与萨顿产生分歧：
（1）以历史主义史学代替辉格式史学，所谓历史主义史学是指以特定历史时代所具有的规范与标准来理解当时的科学研究。
（2）以与境主义（contextualist）的知识论规范代替普遍适用的知识论规范。与境主义坚持在某个特定实践与境中运作的知识论规范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的实践与境。
（3）反对内在主义，以超越内在和外在二分的姿态说明科学变化。也就是说，传统科学编史学中所区分的内在史和外在史的因素，在新的编史学中共同说明科学的变化。因此，传统科学编史学中的以理论为中心的倾向被更为广泛的以为实践为中心的作法替代。
不难看出，库恩历史主义转向之后的科学编史学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地方性的案例研究。我们不妨把后萨顿时代的科学编史学的这三个特征，即历史主义、与境主义和超越内在外在二分，结合起来看作对科学史的地方性研究的基本特征。20世纪下半叶通史性的科学史一般都是以学生或大众为读者群的教科书或科普作品，其中的信息常常是简单化和理想化的。而科学史家的学术研究集中于特定时代中的具体案例，放弃了萨顿式的以普适方法和规范来说明科学史的作法，而是希望通过理解科学史中各个时期的各类科学实践的具体运作与地方性特征，来了解科学的变化与发展。这种地方性倾向在20世纪70年代后，又得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案例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以社会学的因果性资源来说明历史和当代各类科学的实践的运作，与后萨顿时代的科学史案例研究一起形成了颇为可观的对科学知识地方性研究传统，在克劳所说的“今天在各种会议和其他正式场合听到的观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 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及其地方性特征
与萨顿相似，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另一译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也是未能在生前完成的多卷本（7卷34册）大部头著作。与萨顿不同的是，李约瑟的研究计划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终止。他的后继者们尽管不必认同他的所有观点，却都认为他的研究计划意义非凡而愿意继续将这部大作完成。目前，这部大作已从李约瑟个人研究转变为多人合作的巨著，它的最终完成已成为学术界令人瞩目的大事。同时，负责完成这部巨著的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也成为西方世界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一个重镇，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许多成果已超越了李约瑟的理论视野。
萨、李这两位科学史家身后的不同际遇值得我们反思。李约瑟的研究计划得以继续无疑得益于一系列因素，如二战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包括台湾的官方和学界的支持，李约瑟个人的亲合力和组织能力等。而我想论证的是，造成萨、李身后不同际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李约瑟的科学史研究更加符合后萨顿时代的地方性特征。论证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李约瑟的研究使大家看到，一向被以理论为中心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看作是前科学的中国古代，其实存在着具有独特认知标准和研究方法的理论性科学。这是历史主义的观点。其次，李约瑟使用了社会、政治、心理等因素来说明相对来说更偏重技术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这充分地展示了他反对内在主义、坚持以实践为中心来理解科学的态度。再次，也是最具争议性的是，只要我们采用以实践为中心的态度来看待科学，就能够以融贯的方式把李约瑟看成是个与境主义者。许多学者看不到这点，或许是因为站在以理论为中心的立场上而未能看到科学实践的异质性特征，或许是因为采用了对地方性知识的狭隘的理解。我们在这一部分讨论前两点，在下一部分讨论后一点。 在进入讨论之前，不妨先对李约瑟学术的一些特征略作整理，这会有助于后面的分析。李约瑟的学术生涯最独特的地方是发生在他37岁时的学术转型，他从一个功成名就的生物化学家转变为一个研究领域处于极度边缘化的科技史家。这个转型的表面上是由于与鲁桂珍的爱情，但也有更为内在的、来自于学术上的原因。青年李约瑟的学术视野广泛，除本专业的生物化学之外，对哲学、历史、宗教、艺术和科学一般性问题都所涉猎。广泛的兴趣和开放的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他对科学及其历史的看法。与英国科学家和科学史家贝尔纳（J.D.Bemal，1901-1971）类似，李约瑟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的影响，承认政治经济因素制约甚至决定着科学思想的发展。但他并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接受外在主义的科学编史学，而是一个对寻求真理和社会正义的各种思想采取开放态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待科学哲学，他更倾向于用怀特海的有机论来理解生物化学的结构、功能和演化过程。而对于科学史，尽管他不是科学史专业出身，但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坚持对各门学科的理解离不开对其历史的了解。出版于1931年的三卷本著作《化学胚胎学》中有长达200页对胚胎学史的论述，经过扩展后在1934年以《胚胎学史》为书名出版。1936年他与贝尔纳、丹皮尔（W.C.D.Whetham，1867-1952）、托马斯（H.H.Thomas，1885-1962），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1900-1979）等共同推动在剑桥大学成立科学史系。同时，他与一些优秀的科学史和技术史家如辛格夫妇（C.Singer，1876-1960；D.W.Singer，1882-1964）和帕丁顿（J.R.Partington，1886-1965）等建立了友谊。也就是说，他在学术兴趣转向中国科技史之前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科学技术史有相当深入的涉猎。而且，由于他独特的、非主流却更为开放的理论视角，使得他的科学史与建立在科学积累观，辉格式史学和内在主义的萨顿式的科学史有着显著的差别，而这个差别也导致了李约瑟决定在当时绝大多数的科学史家们认为不存在科学的古代中国去研究科学史。可以阐明这个差别的方式之一就是后萨顿时代的地方性特征。
我们先看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中的历史主义。站在辉格式史学的立场上，萨顿认为古代中国，与古代印度、巴比伦和古代埃及一样，都存在着医学、数学和天文的技术性的原始实践，但只能被看成为一种为科学而做准备的前科学或者“科学的萌芽”的阶段，而前科学阶段的各类实践活动终于在古希腊进入科学阶段。萨顿在这里以近现代科学为标准来考察科学史，按照这个标准，科学是用明晰的科学方法来追求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的活动，而科学方法是在古希腊时代产生的。这种认为科学和哲学思想均源自于古希腊的看法是20世纪科学编史学的主流，对它的质疑只是在八、九十年代才逐渐被学界接受。李约瑟的研究正是引发质疑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只要我们不局限在西方科学标准，就不会怀疑古代中国存在着科学。古代中国人
……对自然现象进行分类，发展出那个时代最为精美的仪器，以世界上其它地方无法比拟的韧性持续地对天文现象进行观测与记录。即使他们没有使用近现代的假设方法（包括欧洲在内的中世纪人也都如此），却通过世代相传的实验获取了你随时检验都可以被重复的结果。当我们回顾他们所使用的各种研究形态，而又不被某种派别的利益所蒙蔽，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否认这些在生物、化学、天文和物理领域中的研究所具备的成熟的科学特征。
在李约瑟看来，评价西方之外的科学活动的标准不应该考虑这些活动是否对欧洲科学或近现代科学有所贡献。科学史应该是发生在世界各个地方的科学活动和发展过程的总和，而欧洲科学只是这个总和中的一部分。李约瑟指出，古代中国的科学与欧洲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比如，中国的数学偏重易于用于实际运算的算术和代数，而欧洲的数学则偏重展示论证的几何；中国科学倾向于用有机论的方式看待自然界，而欧洲科学则更倾向于机械论；中国的天文学以赤道、时间、平均和周日来建立模型，欧洲的天文学则使用黄道、角度、真实和周年；中国的物理学偏重光学、声学和磁学，欧洲的物理学则偏重力学和动力学、中国的声学重关联、欧洲的声学好分析；中国的机械工程好将圆周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欧洲的机械工程学则相反；中国的医学倾向于整体论，欧洲的医学则偏好机械分解。这些理论和方法上的区别都已被今日的中国学者所熟知的，在此无需详述。重要的是这些区分充分展示了李约瑟的编史学的历史主义观，它使用中国科学自身的而非西方近现代科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规范来理解中国科学。
李约瑟的编史学超越内在史和外在史二分的努力也是相当明显的。我们起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特征，一个是他对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视，另一个是他对技术和实践性知识的重视。李约瑟对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视绝不亚于科学社会学中强纲领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者们。中国学者都非常熟悉他是如何分析中国语言特征、官僚体制、儒家和道家思想等因素对古代中国科学成型与发展的影响的。局限于李约瑟自身的学术视野和当时的学术状况，这些分析的结果未必能够被所有的学者接受。但他在讨论古代中国科学的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特征的时候，总是谨慎地考察影响甚至决定这些特征的社会文化因素。这种编史学方式确实既有别于传统的不顾非理论因素的纯粹的内在史，又不同于只使用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说明科学的极端的外在史。
至于李约瑟对技术和实践性知识的重视，则正是他与当时多数科学史家不同，能够看到古代中国存在科学的原因之一。他的研究展示出古代中国科学在技术性和实用性方面多有发明，与重视理论性和逻辑性的西方科学具有不同的形态。这也是国内学者所熟知的。在此仅举一例来说明这点。在对比中国古代技术家和工匠的自发性实验与伽利略式的验证假说的实验不同时，李约瑟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实验，一种是偏重理论的伽利略式的实验，另一种是偏重技术的工匠们的自发性实验。这两种实验的方法论规范不同，但后者以自己的方式获取了无论在精确度还是在可靠度上都可与前者匹敌的实际知识。正是因为古代中国存在着大量的这种建立在工匠们的自发性实验之上的实际知识，使得我们有理由认为古代中国存在着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古代中国工匠们的自发性实验中的精确性和与可靠性相关的概念，如青铜器和陶瓷制作中的温度控制、磁偏角的发现和经验现象的可重复性等，都包含着知识论的规范性成分，而且其规范性的起源与伽利略式的实验中的理论性规则的规范性起源不同，更加地依赖于具体的实践与操作中代代相传的隐含规范。因此，对这种知识论规范的理解必然超出了内在和外在、理论和实践的二分。无论是对社会文化因素还是对技术和实践性知识的重视，都意味着李约瑟的编史学不再采用萨顿式的以理论为中心来理解科学的方式，即不再把科学仅仅看成是寻求和建立对外在世界的理论性知识的活动，而认为科学还包括技术性、实用性的实践行为所产生的实际知识。而且，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际知识，都毫无例外的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从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的历史主义和超越内在史和外在史二分的特征，可以自然地推出与境主义特征。因为一旦把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欧洲科学看成在历史中所形成的不同种类的科学实践，各自拥有自己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规范，而且这些规范又只能由各自实践中特定的理论、物质、文化、技术等因素所决定，那么，这些规范就是与境相关的。上引的伽利略式的实验和工匠们的自发性实验的区分就是与境主义的一个精彩的例子。我们在前面看到，满足历史主义，与境主义和超越内在史和外在史二分这三个特征的编史学是一种地方性研究，是后萨顿时代的科学编史学的基本形态。正是因为李约瑟的研究方向满足后萨顿时代许多科学史家们的理论偏好，他的庞大的研究计划在其身后不乏后继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李约瑟的与境主义再探
然而，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的与境主义特征很容易受到质疑。一些学者在批评李约瑟的统一性世界科学观、研究方法以及“李约瑟问题”时认为他的编史学无法避免他所反对的“欧洲中心论”和辉格式史学，因此难以具有与境主义特征。如果这些批评是对的，我们就难以把李约瑟的编史学看成为一种地方性研究。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批评做出回答。
我们先看第一个批评。李约瑟不认为欧洲科学是科学的唯一形态，而是也存在着发源于世界古文明和中世纪的其它科学形态，合起来形成一个大一统的自然科学（Unitary Science of Nature）。李约瑟在1967年8月31日举行的科学促进会利兹年会上所做的题为“世界科学的演进一欧洲与中国的作用”演讲，详细地讨论了作为支流的古代中国汇人现代科学之海的实际过程。李约瑟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初衷，受到绝大多数的学者们的赞赏，但他使用统一的世界科学的概念本身则遇到颇多异议。比如，科技史家和社会人类学家白馥兰（F.Bray）就认为李约瑟把现代科学看成普世的（oecumenical）或具有普遍性的（universal），因而他的编史学难以摆脱辉格式史学的立场。她倡导抛弃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只以各种科学技术实践中的地方性规范来理解这些实践。她的倡导获得了不少学者的支持，他们声称要超越李约瑟，使得对中国以及其他非欧洲地区的科技史研究进入后李约瑟时代，p.660； 。
这些学者的看法有其正确的地方。李约瑟的确对统一的世界科学的普遍性过于乐观。后默顿时期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已用大量的案例事实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科学本身的多样性和地方性，因此很难再用维也纳学派式“统一的科学”（The Unity of Science）的概念来理解科学。晚年的李约瑟也意识到这点。他的第七卷第二册即全书的结论部分要处理社会文化因素与中国科学的关系。在准备这部分时，先是由于前期合作者博德（D.Bodde）因理论分歧而取消合作，随后设计四部分也因为各部分的合作者觉得无法按计划完成而搁浅。这其中有中国科学史研究在理论和内容上诸多变化的原因，也有当时的科学编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思想正处于激烈动荡的原因。这一册的编辑者罗宾森（K.G.Robinson）说这个事件使得“占据李约瑟部分理论背景的、曾经毫无问题的‘世界科学’的概念随之消失”。后期的李约瑟区分了19世纪的科学观与20世纪的科学观。19世纪的科学观认为各个学科都是由普遍性定律组成的单一系统的特例，而且从化学到语言学都可以最终还原到物理学的描述和说明原则中。而20世纪的科学观则逐渐认识到科学定律是对大自然的结构化性质的猜测性描述，科学中的所有学科都是在具体猜测与境下的人类行为，科学是由多层次历史结构所组成的文化发展所推动的，所谓的统一的科学的概念不过是我们人类的心理构造而已。很明显，20世纪的科学观是一种与境主义的观点。如果说早期的李约瑟对世界科学的概念让人容易联想起19世纪的科学观，那么后期的李约瑟自《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第一卷出版开始，已明确表明此概念建立在20世纪的科学观之上。鉴于这个转变，我们不免要问：早期李约瑟对世界科学的普遍性过于乐观以及因此产生的一些失误的事实是否像白馥兰等学者认为的那样，意味着李约瑟的编史学的主流是辉格式的，因而支持地方性进路的科学编史学就应该进入后李约瑟时代？这里起码有三个理由做出否定的回答。
第一，白馥兰等学者面临如下一个问题：他们无法否认李约瑟反对“欧洲中心论”的事业是相当成功的。他几乎是以一已之力说服了原本不认为中国有科学的西方科学史界承认古代中国科学的存在；然而，如果他的编史学的主流真的是辉格式的而不是与境主义的，我们很难理解他的事业如何能够获得成功，因为20世纪上半叶的辉格式的科学史家们几乎清一色地都是“欧洲中心论”者。实际上，白馥兰等学者在解释李约瑟的成功时不可避免地要把它归结于李约瑟编史学的与境主义特征。比如，白馥兰自己也认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不仅描述了各类自然知识在其地方性与境（local context）中的产生与发展，也描述了它们在不同社会中的影响与传播。它特意强调了欧洲在概念、理论和器具方面对欧亚其他地区的负债”。这段话是对李约瑟的编史学中的与境主义特色极为恰当的刻画。
第二，在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观中，统一的世界科学的概念并非不可能。如果我们以理论为中心看待科学，科学是同质性的（homogeneous），即是一组通过可还原为逻辑和数学规范的方法获取的为真命题。在同质性的科学观中，统一的世界科学概念要求科学中存在某种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普遍适用的方法或定律。毫无疑问这个要求是绝大多数“欧洲中心论”支持者所预设的，也是李约瑟通过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所反对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理论为中心理解科学，把科学看成是同质性的话，统一的世界科学概念实际上与李约瑟的编史学的特征是不兼容的。但是，如果我们以实践为中心看待科学，情况就不同了。以实践为中心，科学是异质性的（heterogeneous），它是人类探索外在世界的一种活动，由理论、仪器、技能、认知能力、社会文化经济背景等一系列因素组成。从这种科学观出发，科学研究可因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研究传统。 异质性的科学观的一个例子是卡特莱特（N.Cartwright）的科学哲学。在一部新近出版的科学哲学导论中，卡特莱特的科学观是被这样介绍的：
她把科学看成是个人或团体探究自然的某种特征的行为，他们因为自己不断变化的需要而觉得这些特征十分重要，并试图找到能够理解这些特征的方式。有时，他们干预自然，常常通过实验室建立起阻挡潜在的干扰因素的特殊系统；有时，他们不去触摸自然，而是建造模型来展示他们对自然的预期。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寻找绝对的普遍性，而是寻找能够适应人类目的的预测和干预的方法。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的各类科学拼凑在一起，各自井然有序，纳入在不同类型的模型中。这些科学给我们一个“斑杂的世界”（dappled world）。
卡特莱特的斑杂的世界否认存在有关自然的真理都可还原于其中的基础性原则，也否认存在具有绝对普遍性的定律。由不同目地和方法形成的不同的学科因历史性的机遇汇合或拼凑在一起形成了当下的科学。这个对当下科学的理解其实与李约瑟所说的以百川汇海的方式形成的统一的世界科学是非常相似的。李约瑟的世界科学的概念可以看成世界各地不同研究传统因为文化交流的历史机遇汇合在一起，在此汇合中各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并不一定要相互还原，而是可被理解为一个异质性的汇合或拼凑。
这种理解也类似于纽拉特（O.Neurath，1882-1945）对统一的科学的理解。统一的科学的概念是维也纳学派提出的科学和科学哲学的目标，但在学派内部对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石里克（M.Schlick，1982-1936）和卡尔纳普（R.Camap，1891-1970）等人从理论为中心和同质性科学观的视角出发，认为统一的科学是一个共有同一方法或逻辑结构的系统。纽拉特则认为这个系统是个大谎言。观察与理论预测之间的关系是多元的和不确定的。同一个理论预测可来自不同的观察，而不同的观察因观察目的与条件的不同也可以不同的方式形成该理论预测，因而会产生不同的研究领域与研究传统。所谓统一的科学在纽拉特看来，是不同研究传统因历史性因缘异质性地汇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我们在上面曾提到后期李约瑟逐渐接受20世纪的科学观，根据这个观点，科学中的所有学科都是在具体猜测与境下的人类行为，而且科学是由多层次历史结构所组成的文化发展过程所推动的。当具体的猜测语境和文化发展被用来刻画科学的基本特征时，这个科学观也一定是异质性的。实际上，纽拉特的统一的科学观可以看成是李约瑟所区分的20世纪的科学观对19世纪的科学观的批判。从研究的基本方式上来看，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无疑是以实践为中心的，这也正是可以说明他的研究的成功的地方。因此，李约瑟所坚持的普世科学（oecumenicalscience）的概念也应该可以用卡特莱特和纽拉特方式来理解，而不会有辉格式史学或非与境主义的后果。
第三个不把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看成是辉格式史学的理由是，地方性进路及其与境主义特征并不反对科学对适当的普遍性的追求。地方性进路反对绝对普遍性或强普遍性的概念，即反对存在着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适用的普遍性原则。然而，地方性进路并不反对弱的普遍性概念。所谓弱的普遍性，是指一个原则从其自身的与境拓展到另一个与境的能力。一旦一个原则从其原始与境中拓展到另一与境，我们可以说它比未拓展之前更具普遍性或一般性。这种弱的普遍性是科学的目标之一，因为许多科学实践都是要用已有的理论和实验资源探知未知的领域。早期李约瑟对于世界科学持一种过于简单的和乐观的态度，认为历史上其它研究传统最终汇入以数学化的假设和可控实践为特征的现代科学的大海中。这确实让人感觉他在坚持一个强普遍性的概念。因此，白馥兰等学者的批评在这一点上是有其依据的。但后期的李约瑟对统一的科学概念的则只预设了弱的普遍性的概念，因此和与境主义相容。他不仅意识到近代科学比他之前理解的要更为复杂，而且还坚持近现代中国对西方科学的接受受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制约使得中国人无须以西方人的方式对待科学。比如，中国文化从没有把科学看成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尽管现当代中国在不断地学习和接受西方科学，更为深入地融入普世科学中，但中国文化对待自然的和谐和而非对立的态度.仍然是人类对应科学技术的潘多拉盒子的宝贵资源。总之，李约瑟的统一的世界科学观尽管在早期有辉格式史学的嫌疑，但并不是他的科学编史学的主流。后期李约瑟在谈论统一的西方科学及其普遍性时，如果从异质性的科学和弱普遍性观出发，也并不一定会产生辉格式史学的后果。
另一个使学者们认为李约瑟的编史学是辉格式的地方是他的研究方法有欧洲中心论之嫌。比如，白馥兰指出，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除第一、二和七卷是关于一般性问题的讨论外，其余几卷在讨论具体科学的卷次安排中都是按照西方而不是古代中国的学科分类做出的，即第三卷数学、天文和地理，第四卷物理学，第五卷化学，第六卷生物学。她还指出李约瑟在处理古代中国的技术史时，仍然采用西方的传统技术观，把技术看成是理论科学的应用。因此，他把天文学和地学看成应用数学，把工程学看成应用物理，把炼金术看成应用化学，把农学看成应用植物学。然而，李约瑟的这种作法是否是一种辉格式史学的表现还是值得怀疑的。我们不应忘记他的研究背景。当他以一人之力试图开辟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时，他的研究基本策略是他用隐喻的方式声称的“大滴定”。当一个化学家面临一种未知液体B时，他想了解B的一种方法是使用另一种已知液体A作为滴定液来滴定B，滴定的结果是C，然后用A和C及其之间的差别来分析和确定被滴定液B的性质。作为自生物化学界改行的科学史研究者，李约瑟在面临一个陌生领域中某一特定研究对象B’时，使用已知领域中的资源A’来与B’勘对，并通过A’和勘对结果C’来分析B’的性质。他试图用这种方法来确定某一种发明是否可功于中国，并以此方法发现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科学发明。对这些发明的发掘和探讨构成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最为核心的部分。毫无疑问，在这种研究过程中，A’中必然包括西方科学的词汇与概念。举个例子：代数在几何学的应用就是一个可归功于中国的发明。李约瑟指出，形成于3世纪的《海岛算经》第一次用代数方程描述了几何图形。阿拉伯人于9世纪中叶获得这种方法并随后传至欧洲。受惠者菲波那契（L.Fibonacci，1170-1250）在他出版于1220年的《实用几何学》（P-Geometriae） -书中使用了代数学解决三角形几何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过程中，“代数”、“几何”和“方程”都是西方数学的概念。因此，李约瑟对古代中国科技的分类以及把古代传统技术归在某一应用科学的作法，与其说是一种辉格式史学，毋宁是运用大滴定方法的后果。 面对一个广大而无人开垦过的新的研究领域，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方法并不容易。能够像李约瑟这样借从老本行中获取的灵感寻找到一种有效的助勘式的（heuristic）方法，还是更应该受到正面的支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滴定是没有缺陷的。有学者认为经过李约瑟滴定后所展示的中国科技成有夸张之嫌。而且，也存在着更为稳妥的研究中国科技的方式，即先掌握中国的语言、思想与文化传统，再以此从中国传统概念框架内部以历史行动者的视角探讨中国科技的特征。这种方式也许会把西方词汇和概念的使用降至最低，可更为有效的避免辉格式的史学。但是，这种方式研究过程缓慢，对于急于向西方世界证明古代中国存在科技成就的李约瑟来说并不合适，而更适合于李约瑟的后续者们。比如，席文（N.Sivin）在经过多年的研究后发现，中国的炼金术似乎不应该像李约瑟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应用化学或化学的萌芽。他大力提倡以历史行动的视角进行研究，并鼓励年轻学者引入更为多元的研究资源，比如引入人类学、民族志、知识社会学、文化研究、文本解构等技巧。要求中国科技史研究引入比大滴定更为多元的方法和资源无疑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后李约瑟时代也的确应该以方法的多元性为基本特征。然而，后李约瑟时代的方法论的发展趋势，不应该抹杀当时李约瑟开拓新领域时使用助勘式方法，而应该把它看成是方法论层面上的权宜之计，因而并不是与境主又特征的一个反例。
最后我们不妨简单地看一下中国学界极为熟悉的“李约瑟问题”。这个问题也曾被看成是李约瑟编史学中辉格式史学倾向的证据。其大致的论据是说，李约瑟问题预设用16、17世纪欧洲近代科学的发生学因素去说明宋代以后中国科学迟滞的原因。这是一种使用西方科学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标准来理解中国古代科学的作法，因而是辉格式的。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理解，这种作法的问题在于它使用一个未必与中国科学相互通约的外来范式中的规范来理解中国科学。在此我无意进入对李约瑟问题的详细研究，只想使用上面讨论的结果对其中的辉格式史学的问题做出一点观察。我想指出的是，李约瑟问题的设计与研究过程并不意味着它和与境主义不兼容。对李约瑟问题的近期研究表明，与该问题类似或相同的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从中西科学开始交流时就已经出现，并以不同的方式持续地被追问，而答案也是五花八门。站在地方性知识的立场上看，这并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一个地方性的研究传统看到与自己不同的研究传统时，反思和追问引起不同的原因是很正常的反应，尤其是在相关的不同产生了颇具影响的后果时。利玛窦在南京天文台看到中国天文官员无法理解和操作郭守敬制造的天文仪器时，他不禁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康熙皇帝让钦天监里的中国天文历法官员与耶稣会士共同预测日、月食，并发现后者的预测远优于前者的预测，他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最优秀的天学、算学人才的水平处于落后地位。德梅朗看到自华返法的耶稣会士对中国学术界状况的描述后，不禁对中西学术差异的原因感到好奇。鸦片战争后士人们逐渐意识到与西方相比中国科技的落后，每每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反思落后的原因。李约瑟本人看到中国留学生不弱于西方人的理解力和洞察力，不禁诧异为什么近代科学只起源于西方；在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科技史以后，又不禁疑问为什么在早先的十四个世纪里，中国科技在世界范围内占据领先地位。李约瑟问题被质疑，并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伪问题之后，这些学者也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了中西科技发展形态不同的原因。也许问中国科技为何停滞或落后，或者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是不合适的问题，因为中西科技传统或形态本不相同，各自遵循各自的规范，无法要求以其中一个传统中的规范来评价另一个传统。但是，理解不同传统中各自规范的不同之处仍然是合理的认知要求。围绕李约瑟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已经揭示了古代中西科技从学理设计、实践风格到社会文化背景许多不同之处，这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古代中西科技基本特征的理解。以上的反思意味着，李约瑟问题的设计尽管有其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只要从地方性研究的立场看，仍有其合理的地方，并不一定会与境主义不兼容。
四 结论
我们从对比萨顿和李约瑟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史家身后的不同际遇出发，发现造成这个不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建立在积累观、辉格式史学和内在主义特征之上的萨顿编史学，已难于立足于倾向于地方性进路的后萨顿时代。而李约瑟的编史学正是由于其地方性特征而仍有生存空间。尽管由于中国科技史在西方是个处于边缘的研究领域，李约瑟的研究并不是西方科技史研究的显学；同时，也由于李约瑟的后继者们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编史学，对他的研究仍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是，科学史界内和界外的学者们都不会否认他成功地达成了他研究的基本目的，即向西方学术界展示古代中国存在着独特科学技术传统，因此，古代中国的科技在科学史研究中应该有其相应的地位。这个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李约瑟编史学中的地方性特征。对李约瑟编史学中的地方性特征存在不少争议。一些争议来自于对地方性知识理解上的差异。如果以绝对相对主义的态度理解地方性知识，否认地方性知识拓展到其它领域的能力，则无法理解不同实践传统之间相互交流与传播，因而也难以说明李约瑟研究的成功的地方。以实践为中心的异质性科学观可以使我们看到地方性知识与建立在其拓展能力上的一般性并不相互冲突，从而更清晰地理解李约瑟编史学的地方性特征。
关键词 乔治·萨顿 李约瑟 地方性知识 科学编史学 与境主义
20世纪后半叶科学史研究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地方性转向。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放弃了大规模的通史性著作的写作，而转向对具体时期中具体案例的精细研究。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比萨顿（G.Sarton，1884-1956）和李约瑟（J.Needham，1900-1995）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史家各自不同的编史学来讨论这个地方性转向的基本特征。第一部分刻画萨顿的编史学和后萨顿时代所产生的地方性进路的编史学之间的区别，分析这两种编史学的产生背景。第二部分展示李约瑟的科学史研究满足地方性进路的基本特征，论证正是因为这种地方性特征，使得李约瑟庞大的研究计划在其身后仍然在继续进展。这与同样庞大的萨顿的研究计划在其身后无法为继形成强烈的对比。第三部分借助以实践为中心的异质性科学观来回答对李约瑟编史学的地方性特征的一些怀疑，更为深入地探讨地方性研究的特性。
一 萨顿的科学编史学及其命运
19世纪以赫歇尔（J.Herschel，1792-1871）为首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家们认为科学史的目的是记录科学知识的积累过程。在他们看来，尽管科学理论在不断地变化，这些理论所表达的知识最终会保留下来。密尔（J.S.Mill， 1806-1873）曾说过科学知识“持续地增长并永不变化”。惠威尔（W.Whewell，1794-1866）倾向于康德哲学，与密尔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分歧甚多。但他仍然认为科学以另一种方式在积累：科学通过逐渐归并过去的理论而获得新理论的方式在进步，就像各种支流汇聚成江河那样。19世纪科学积累观在苏格兰科学家普雷费尔（L.Playfair，1818-1898）就任英国科学发展协会主席（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演讲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科学中的一个真理就像物质中的一个原子组成，它在事物中的秩序已然固定，独立于未来的生存斗争。这些真理的总和是一个智能的宝库，被人们代代相传”。他的这种看法在19世纪的物理学领域里颇有市场，以普雷费尔为代表的物理学家们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不断积累以前的真理，最终会以此形成一个关于世界的整体理论，其中所有细节都可以由牛顿定律来说明。在这种科学观看来，科学史中只存在唯一一次科学革命，即从前科学转变为科学的革命。革命一旦成功，科学就进入成熟期，从此以后走在康庄大道上，前途一片光明。
这种科学积累观面临着不少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19世纪中期光的波动说对粒子说冲击，引起了物理学家们的困惑，因为如果波动说正确，那么牛顿的理论就需要做出起码是部分的修正。赫歇尔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在科学中区分实验性工作和理论性工作。前者通过使用观察性的词汇描述自然界中的真实存在，而后者则使用理论词汇对自然界中的因果关系做出假设，而这种假设并不具有确定性。在赫歇尔看来，菲涅尔（A.J.Fresnel，1788-1827）的波动说就属于后者。然而，赫歇尔的处理方式需要在观察和理论之间做出区分，而这又是一个困难的知识论问题。德国科学家亥姆霍兹（H.Helmholtz，1821-1894）曾怀疑过欧几里得几何是否必然地来自于直觉，而随后的非欧几何的发展清晰地表明了空间概念无法脱离理论的渗透。这些问题导致观察（或实验）与理论之间的二分变得更为复杂。逻辑实证主义可以被看成使用逻辑而不是物理的方式对赫歇尔的二分方式进行的重构。在这个重构中，建立在实验之上的物理定律与包涵理论词汇的理论定律各自拥有不同的知识论作用，共同建立起证据与理论之间的知识论关系，并以此关系来保证科学的进步。
19世纪的科学观是相当复杂的。在这里所作的极为简单的勾画只是为了表明，在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中仍然可以分辨出一种可被称为科学积累观的观点，它认为科学是一个以追求客观知识为目的的、不断进步的事业。这种科学积累观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上半叶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明晰或隐含地试图回答积累观所引起的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将科学史研究学院化因而被称为“科学史之父”的萨顿。他未完成的巨著《科学史导论》就是20世纪科学积累观的经典表达。此书原计划共五卷，但只出版了三卷，内容从荷马时代的科学开始写到14世纪的科学，未能如原计划涉及近现代科学。第一卷出版于1927年，第三卷出版于1948年。在这三卷中，萨顿探讨了最终引导科学走向近现代科学的关键步骤，也讲述了那些为科学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们的事迹，而科学进步则被看成是不同历史时期被科学发现的真理有系统地逐渐积累的过程。萨顿认为科学史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对科学家们的研究做出评价，评价的标准按照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有助于科学朝着近现代科学的方向发展来确定。这使得萨顿的科学史必然是辉格式的，即必然要使用当代科学的方法论和合理性规范来说明历史中的科学研究。因此，我们可以说萨顿的科学编史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积累观，即认为科学通过积累客观性知识而获得进步。
（2）辉格式史学，即以当下标准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
（3）内在主义，即科学史的目的是揭示以客观方法作为保证的科学合理性的历史发展，以便指导当代和未来的科学研究。偏离科学合理性的事件和行为都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心理等外在因素引起的，在科学史中只能作为教训被提及。 丹麦科学史家克劳（H.Kragh）对萨顿的科学编史学也做出了类似的刻画。对于内在主义特征，克劳精确地指出，萨顿的科学史“所集中关注的科学是孤立、自主的体系，它所集中关注的伟大天才人物则是这种体系的载体”。所谓科学的“孤立、自主的体系”指的是科学理论以及形成科学理论的方法。在内在主义者看来，正是科学理论及其方法才是科学与其它人类实践相区分的根本性特征。因此，内在主义也意味着以理论而非实践为中心的倾向。这个倾向实际上是与逻辑经验主义所共有的。萨顿的科学编史学的三个特征合起来意味着科学中存在着普遍适用的客观方法和规则，它们保证着科学的进步，而科学史家的任务就是用这些方法和规则来评价之前的成就与教训，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萨顿对于20世纪科学史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为科学史这门学科获得了公认的学术性职业地位，创办了科学史最具权威性的刊物ISIS，是科学史学会的创建人之一，完全无愧于“科学史之父”的称号。但对他的科学编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价值则有相当大的分歧。支持者认为他的《科学史导论》是“最为标准的科学史著作之一”。反对者则认为萨顿的研究纲领已经过时，对当代的科学史研究已不具指导作用。克劳就是这样看的：
萨顿的纲领实际上没有实现，而且几乎从来都不可能实现。萨顿本人写就了至14世纪止的科学史‘导论’，这是一部长达4200页的煌煌巨著，但是，无论是这部著作，还是具有同一的宏篇风格的其他著作，对现代科学史来说都没有重大意义。实际上，史学家们远远偏离了萨顿所强调的理想，转到大都是今天在各种会议和其他正式场合所听到的观念上去了。
在克劳看来，萨顿的《科学史导论》以及其它庞大的研究计划无法完成，不是因为计划的庞大超出了个体生命和精力能够对应极限，而是因为萨顿的研究纲领本身就有缺陷，已无法被后继学者们接受。实际上萨顿的学生们中没有任何人愿意继续乃师的计划以完成其宏愿，这是由于他们的科学编史学已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变成了克劳所说的“今天在各种会议和其他正式场合听到的观念”。这个后萨顿时代的观念对萨顿科学编史学的三个特征都倾向于采纳否定的态度。
库恩（T.Kuhn）所引导的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反对逻辑经验主义只依赖形式化的逻辑分析理解科学的作法，认为科学史是理解科学必不可少的资源。然而，库恩的理论不仅没有导致对萨顿的科学编史学的同情，反而引起学者们对它的质疑。库恩认为只有在单一的范式运作下的常规科学中才存在着知识的积累。如果两个范式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那么，在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中，不同范式中的知识无法以客观的方式积累。库恩的范式转变的概念也同时质疑了辉格式史学。如果当今科学的范式与过去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那么，用当今科学的方法和规则来评价以往的科学就是不合适的，无论这些方法和规则在当今科学中运动得多么广泛。对科学积累观和辉格式史学的否定呼唤一种与萨顿的看法完全不同的科学变化观，而这种变化观不能是内在主义的。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不是积累的结果，而是随着研究过程中的物质、教育、技术、社会等因素组成的与境（context）和在这些与境中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们的技能的变化而改变。注重与境与非理论性对科学变化的作用，使得对科学的理解从以理论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为以实践为中心。因此，库恩式的历史主义转向之后的科学编史学在以下三个方面与萨顿产生分歧：
（1）以历史主义史学代替辉格式史学，所谓历史主义史学是指以特定历史时代所具有的规范与标准来理解当时的科学研究。
（2）以与境主义（contextualist）的知识论规范代替普遍适用的知识论规范。与境主义坚持在某个特定实践与境中运作的知识论规范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的实践与境。
（3）反对内在主义，以超越内在和外在二分的姿态说明科学变化。也就是说，传统科学编史学中所区分的内在史和外在史的因素，在新的编史学中共同说明科学的变化。因此，传统科学编史学中的以理论为中心的倾向被更为广泛的以为实践为中心的作法替代。
不难看出，库恩历史主义转向之后的科学编史学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地方性的案例研究。我们不妨把后萨顿时代的科学编史学的这三个特征，即历史主义、与境主义和超越内在外在二分，结合起来看作对科学史的地方性研究的基本特征。20世纪下半叶通史性的科学史一般都是以学生或大众为读者群的教科书或科普作品，其中的信息常常是简单化和理想化的。而科学史家的学术研究集中于特定时代中的具体案例，放弃了萨顿式的以普适方法和规范来说明科学史的作法，而是希望通过理解科学史中各个时期的各类科学实践的具体运作与地方性特征，来了解科学的变化与发展。这种地方性倾向在20世纪70年代后，又得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案例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以社会学的因果性资源来说明历史和当代各类科学的实践的运作，与后萨顿时代的科学史案例研究一起形成了颇为可观的对科学知识地方性研究传统，在克劳所说的“今天在各种会议和其他正式场合听到的观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 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及其地方性特征
与萨顿相似，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另一译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也是未能在生前完成的多卷本（7卷34册）大部头著作。与萨顿不同的是，李约瑟的研究计划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终止。他的后继者们尽管不必认同他的所有观点，却都认为他的研究计划意义非凡而愿意继续将这部大作完成。目前，这部大作已从李约瑟个人研究转变为多人合作的巨著，它的最终完成已成为学术界令人瞩目的大事。同时，负责完成这部巨著的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也成为西方世界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一个重镇，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许多成果已超越了李约瑟的理论视野。
萨、李这两位科学史家身后的不同际遇值得我们反思。李约瑟的研究计划得以继续无疑得益于一系列因素，如二战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包括台湾的官方和学界的支持，李约瑟个人的亲合力和组织能力等。而我想论证的是，造成萨、李身后不同际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李约瑟的科学史研究更加符合后萨顿时代的地方性特征。论证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李约瑟的研究使大家看到，一向被以理论为中心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看作是前科学的中国古代，其实存在着具有独特认知标准和研究方法的理论性科学。这是历史主义的观点。其次，李约瑟使用了社会、政治、心理等因素来说明相对来说更偏重技术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这充分地展示了他反对内在主义、坚持以实践为中心来理解科学的态度。再次，也是最具争议性的是，只要我们采用以实践为中心的态度来看待科学，就能够以融贯的方式把李约瑟看成是个与境主义者。许多学者看不到这点，或许是因为站在以理论为中心的立场上而未能看到科学实践的异质性特征，或许是因为采用了对地方性知识的狭隘的理解。我们在这一部分讨论前两点，在下一部分讨论后一点。 在进入讨论之前，不妨先对李约瑟学术的一些特征略作整理，这会有助于后面的分析。李约瑟的学术生涯最独特的地方是发生在他37岁时的学术转型，他从一个功成名就的生物化学家转变为一个研究领域处于极度边缘化的科技史家。这个转型的表面上是由于与鲁桂珍的爱情，但也有更为内在的、来自于学术上的原因。青年李约瑟的学术视野广泛，除本专业的生物化学之外，对哲学、历史、宗教、艺术和科学一般性问题都所涉猎。广泛的兴趣和开放的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他对科学及其历史的看法。与英国科学家和科学史家贝尔纳（J.D.Bemal，1901-1971）类似，李约瑟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的影响，承认政治经济因素制约甚至决定着科学思想的发展。但他并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接受外在主义的科学编史学，而是一个对寻求真理和社会正义的各种思想采取开放态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待科学哲学，他更倾向于用怀特海的有机论来理解生物化学的结构、功能和演化过程。而对于科学史，尽管他不是科学史专业出身，但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坚持对各门学科的理解离不开对其历史的了解。出版于1931年的三卷本著作《化学胚胎学》中有长达200页对胚胎学史的论述，经过扩展后在1934年以《胚胎学史》为书名出版。1936年他与贝尔纳、丹皮尔（W.C.D.Whetham，1867-1952）、托马斯（H.H.Thomas，1885-1962），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1900-1979）等共同推动在剑桥大学成立科学史系。同时，他与一些优秀的科学史和技术史家如辛格夫妇（C.Singer，1876-1960；D.W.Singer，1882-1964）和帕丁顿（J.R.Partington，1886-1965）等建立了友谊。也就是说，他在学术兴趣转向中国科技史之前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科学技术史有相当深入的涉猎。而且，由于他独特的、非主流却更为开放的理论视角，使得他的科学史与建立在科学积累观，辉格式史学和内在主义的萨顿式的科学史有着显著的差别，而这个差别也导致了李约瑟决定在当时绝大多数的科学史家们认为不存在科学的古代中国去研究科学史。可以阐明这个差别的方式之一就是后萨顿时代的地方性特征。
我们先看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中的历史主义。站在辉格式史学的立场上，萨顿认为古代中国，与古代印度、巴比伦和古代埃及一样，都存在着医学、数学和天文的技术性的原始实践，但只能被看成为一种为科学而做准备的前科学或者“科学的萌芽”的阶段，而前科学阶段的各类实践活动终于在古希腊进入科学阶段。萨顿在这里以近现代科学为标准来考察科学史，按照这个标准，科学是用明晰的科学方法来追求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的活动，而科学方法是在古希腊时代产生的。这种认为科学和哲学思想均源自于古希腊的看法是20世纪科学编史学的主流，对它的质疑只是在八、九十年代才逐渐被学界接受。李约瑟的研究正是引发质疑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只要我们不局限在西方科学标准，就不会怀疑古代中国存在着科学。古代中国人
……对自然现象进行分类，发展出那个时代最为精美的仪器，以世界上其它地方无法比拟的韧性持续地对天文现象进行观测与记录。即使他们没有使用近现代的假设方法（包括欧洲在内的中世纪人也都如此），却通过世代相传的实验获取了你随时检验都可以被重复的结果。当我们回顾他们所使用的各种研究形态，而又不被某种派别的利益所蒙蔽，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否认这些在生物、化学、天文和物理领域中的研究所具备的成熟的科学特征。
在李约瑟看来，评价西方之外的科学活动的标准不应该考虑这些活动是否对欧洲科学或近现代科学有所贡献。科学史应该是发生在世界各个地方的科学活动和发展过程的总和，而欧洲科学只是这个总和中的一部分。李约瑟指出，古代中国的科学与欧洲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比如，中国的数学偏重易于用于实际运算的算术和代数，而欧洲的数学则偏重展示论证的几何；中国科学倾向于用有机论的方式看待自然界，而欧洲科学则更倾向于机械论；中国的天文学以赤道、时间、平均和周日来建立模型，欧洲的天文学则使用黄道、角度、真实和周年；中国的物理学偏重光学、声学和磁学，欧洲的物理学则偏重力学和动力学、中国的声学重关联、欧洲的声学好分析；中国的机械工程好将圆周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欧洲的机械工程学则相反；中国的医学倾向于整体论，欧洲的医学则偏好机械分解。这些理论和方法上的区别都已被今日的中国学者所熟知的，在此无需详述。重要的是这些区分充分展示了李约瑟的编史学的历史主义观，它使用中国科学自身的而非西方近现代科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规范来理解中国科学。
李约瑟的编史学超越内在史和外在史二分的努力也是相当明显的。我们起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特征，一个是他对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视，另一个是他对技术和实践性知识的重视。李约瑟对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视绝不亚于科学社会学中强纲领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者们。中国学者都非常熟悉他是如何分析中国语言特征、官僚体制、儒家和道家思想等因素对古代中国科学成型与发展的影响的。局限于李约瑟自身的学术视野和当时的学术状况，这些分析的结果未必能够被所有的学者接受。但他在讨论古代中国科学的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特征的时候，总是谨慎地考察影响甚至决定这些特征的社会文化因素。这种编史学方式确实既有别于传统的不顾非理论因素的纯粹的内在史，又不同于只使用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说明科学的极端的外在史。
至于李约瑟对技术和实践性知识的重视，则正是他与当时多数科学史家不同，能够看到古代中国存在科学的原因之一。他的研究展示出古代中国科学在技术性和实用性方面多有发明，与重视理论性和逻辑性的西方科学具有不同的形态。这也是国内学者所熟知的。在此仅举一例来说明这点。在对比中国古代技术家和工匠的自发性实验与伽利略式的验证假说的实验不同时，李约瑟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实验，一种是偏重理论的伽利略式的实验，另一种是偏重技术的工匠们的自发性实验。这两种实验的方法论规范不同，但后者以自己的方式获取了无论在精确度还是在可靠度上都可与前者匹敌的实际知识。正是因为古代中国存在着大量的这种建立在工匠们的自发性实验之上的实际知识，使得我们有理由认为古代中国存在着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古代中国工匠们的自发性实验中的精确性和与可靠性相关的概念，如青铜器和陶瓷制作中的温度控制、磁偏角的发现和经验现象的可重复性等，都包含着知识论的规范性成分，而且其规范性的起源与伽利略式的实验中的理论性规则的规范性起源不同，更加地依赖于具体的实践与操作中代代相传的隐含规范。因此，对这种知识论规范的理解必然超出了内在和外在、理论和实践的二分。无论是对社会文化因素还是对技术和实践性知识的重视，都意味着李约瑟的编史学不再采用萨顿式的以理论为中心来理解科学的方式，即不再把科学仅仅看成是寻求和建立对外在世界的理论性知识的活动，而认为科学还包括技术性、实用性的实践行为所产生的实际知识。而且，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际知识，都毫无例外的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从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的历史主义和超越内在史和外在史二分的特征，可以自然地推出与境主义特征。因为一旦把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欧洲科学看成在历史中所形成的不同种类的科学实践，各自拥有自己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规范，而且这些规范又只能由各自实践中特定的理论、物质、文化、技术等因素所决定，那么，这些规范就是与境相关的。上引的伽利略式的实验和工匠们的自发性实验的区分就是与境主义的一个精彩的例子。我们在前面看到，满足历史主义，与境主义和超越内在史和外在史二分这三个特征的编史学是一种地方性研究，是后萨顿时代的科学编史学的基本形态。正是因为李约瑟的研究方向满足后萨顿时代许多科学史家们的理论偏好，他的庞大的研究计划在其身后不乏后继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李约瑟的与境主义再探
然而，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的与境主义特征很容易受到质疑。一些学者在批评李约瑟的统一性世界科学观、研究方法以及“李约瑟问题”时认为他的编史学无法避免他所反对的“欧洲中心论”和辉格式史学，因此难以具有与境主义特征。如果这些批评是对的，我们就难以把李约瑟的编史学看成为一种地方性研究。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批评做出回答。
我们先看第一个批评。李约瑟不认为欧洲科学是科学的唯一形态，而是也存在着发源于世界古文明和中世纪的其它科学形态，合起来形成一个大一统的自然科学（Unitary Science of Nature）。李约瑟在1967年8月31日举行的科学促进会利兹年会上所做的题为“世界科学的演进一欧洲与中国的作用”演讲，详细地讨论了作为支流的古代中国汇人现代科学之海的实际过程。李约瑟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初衷，受到绝大多数的学者们的赞赏，但他使用统一的世界科学的概念本身则遇到颇多异议。比如，科技史家和社会人类学家白馥兰（F.Bray）就认为李约瑟把现代科学看成普世的（oecumenical）或具有普遍性的（universal），因而他的编史学难以摆脱辉格式史学的立场。她倡导抛弃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只以各种科学技术实践中的地方性规范来理解这些实践。她的倡导获得了不少学者的支持，他们声称要超越李约瑟，使得对中国以及其他非欧洲地区的科技史研究进入后李约瑟时代，p.660； 。
这些学者的看法有其正确的地方。李约瑟的确对统一的世界科学的普遍性过于乐观。后默顿时期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已用大量的案例事实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科学本身的多样性和地方性，因此很难再用维也纳学派式“统一的科学”（The Unity of Science）的概念来理解科学。晚年的李约瑟也意识到这点。他的第七卷第二册即全书的结论部分要处理社会文化因素与中国科学的关系。在准备这部分时，先是由于前期合作者博德（D.Bodde）因理论分歧而取消合作，随后设计四部分也因为各部分的合作者觉得无法按计划完成而搁浅。这其中有中国科学史研究在理论和内容上诸多变化的原因，也有当时的科学编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思想正处于激烈动荡的原因。这一册的编辑者罗宾森（K.G.Robinson）说这个事件使得“占据李约瑟部分理论背景的、曾经毫无问题的‘世界科学’的概念随之消失”。后期的李约瑟区分了19世纪的科学观与20世纪的科学观。19世纪的科学观认为各个学科都是由普遍性定律组成的单一系统的特例，而且从化学到语言学都可以最终还原到物理学的描述和说明原则中。而20世纪的科学观则逐渐认识到科学定律是对大自然的结构化性质的猜测性描述，科学中的所有学科都是在具体猜测与境下的人类行为，科学是由多层次历史结构所组成的文化发展所推动的，所谓的统一的科学的概念不过是我们人类的心理构造而已。很明显，20世纪的科学观是一种与境主义的观点。如果说早期的李约瑟对世界科学的概念让人容易联想起19世纪的科学观，那么后期的李约瑟自《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第一卷出版开始，已明确表明此概念建立在20世纪的科学观之上。鉴于这个转变，我们不免要问：早期李约瑟对世界科学的普遍性过于乐观以及因此产生的一些失误的事实是否像白馥兰等学者认为的那样，意味着李约瑟的编史学的主流是辉格式的，因而支持地方性进路的科学编史学就应该进入后李约瑟时代？这里起码有三个理由做出否定的回答。
第一，白馥兰等学者面临如下一个问题：他们无法否认李约瑟反对“欧洲中心论”的事业是相当成功的。他几乎是以一已之力说服了原本不认为中国有科学的西方科学史界承认古代中国科学的存在；然而，如果他的编史学的主流真的是辉格式的而不是与境主义的，我们很难理解他的事业如何能够获得成功，因为20世纪上半叶的辉格式的科学史家们几乎清一色地都是“欧洲中心论”者。实际上，白馥兰等学者在解释李约瑟的成功时不可避免地要把它归结于李约瑟编史学的与境主义特征。比如，白馥兰自己也认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不仅描述了各类自然知识在其地方性与境（local context）中的产生与发展，也描述了它们在不同社会中的影响与传播。它特意强调了欧洲在概念、理论和器具方面对欧亚其他地区的负债”。这段话是对李约瑟的编史学中的与境主义特色极为恰当的刻画。
第二，在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观中，统一的世界科学的概念并非不可能。如果我们以理论为中心看待科学，科学是同质性的（homogeneous），即是一组通过可还原为逻辑和数学规范的方法获取的为真命题。在同质性的科学观中，统一的世界科学概念要求科学中存在某种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普遍适用的方法或定律。毫无疑问这个要求是绝大多数“欧洲中心论”支持者所预设的，也是李约瑟通过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所反对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理论为中心理解科学，把科学看成是同质性的话，统一的世界科学概念实际上与李约瑟的编史学的特征是不兼容的。但是，如果我们以实践为中心看待科学，情况就不同了。以实践为中心，科学是异质性的（heterogeneous），它是人类探索外在世界的一种活动，由理论、仪器、技能、认知能力、社会文化经济背景等一系列因素组成。从这种科学观出发，科学研究可因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研究传统。 异质性的科学观的一个例子是卡特莱特（N.Cartwright）的科学哲学。在一部新近出版的科学哲学导论中，卡特莱特的科学观是被这样介绍的：
她把科学看成是个人或团体探究自然的某种特征的行为，他们因为自己不断变化的需要而觉得这些特征十分重要，并试图找到能够理解这些特征的方式。有时，他们干预自然，常常通过实验室建立起阻挡潜在的干扰因素的特殊系统；有时，他们不去触摸自然，而是建造模型来展示他们对自然的预期。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寻找绝对的普遍性，而是寻找能够适应人类目的的预测和干预的方法。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的各类科学拼凑在一起，各自井然有序，纳入在不同类型的模型中。这些科学给我们一个“斑杂的世界”（dappled world）。
卡特莱特的斑杂的世界否认存在有关自然的真理都可还原于其中的基础性原则，也否认存在具有绝对普遍性的定律。由不同目地和方法形成的不同的学科因历史性的机遇汇合或拼凑在一起形成了当下的科学。这个对当下科学的理解其实与李约瑟所说的以百川汇海的方式形成的统一的世界科学是非常相似的。李约瑟的世界科学的概念可以看成世界各地不同研究传统因为文化交流的历史机遇汇合在一起，在此汇合中各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并不一定要相互还原，而是可被理解为一个异质性的汇合或拼凑。
这种理解也类似于纽拉特（O.Neurath，1882-1945）对统一的科学的理解。统一的科学的概念是维也纳学派提出的科学和科学哲学的目标，但在学派内部对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石里克（M.Schlick，1982-1936）和卡尔纳普（R.Camap，1891-1970）等人从理论为中心和同质性科学观的视角出发，认为统一的科学是一个共有同一方法或逻辑结构的系统。纽拉特则认为这个系统是个大谎言。观察与理论预测之间的关系是多元的和不确定的。同一个理论预测可来自不同的观察，而不同的观察因观察目的与条件的不同也可以不同的方式形成该理论预测，因而会产生不同的研究领域与研究传统。所谓统一的科学在纽拉特看来，是不同研究传统因历史性因缘异质性地汇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我们在上面曾提到后期李约瑟逐渐接受20世纪的科学观，根据这个观点，科学中的所有学科都是在具体猜测与境下的人类行为，而且科学是由多层次历史结构所组成的文化发展过程所推动的。当具体的猜测语境和文化发展被用来刻画科学的基本特征时，这个科学观也一定是异质性的。实际上，纽拉特的统一的科学观可以看成是李约瑟所区分的20世纪的科学观对19世纪的科学观的批判。从研究的基本方式上来看，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无疑是以实践为中心的，这也正是可以说明他的研究的成功的地方。因此，李约瑟所坚持的普世科学（oecumenicalscience）的概念也应该可以用卡特莱特和纽拉特方式来理解，而不会有辉格式史学或非与境主义的后果。
第三个不把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看成是辉格式史学的理由是，地方性进路及其与境主义特征并不反对科学对适当的普遍性的追求。地方性进路反对绝对普遍性或强普遍性的概念，即反对存在着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适用的普遍性原则。然而，地方性进路并不反对弱的普遍性概念。所谓弱的普遍性，是指一个原则从其自身的与境拓展到另一个与境的能力。一旦一个原则从其原始与境中拓展到另一与境，我们可以说它比未拓展之前更具普遍性或一般性。这种弱的普遍性是科学的目标之一，因为许多科学实践都是要用已有的理论和实验资源探知未知的领域。早期李约瑟对于世界科学持一种过于简单的和乐观的态度，认为历史上其它研究传统最终汇入以数学化的假设和可控实践为特征的现代科学的大海中。这确实让人感觉他在坚持一个强普遍性的概念。因此，白馥兰等学者的批评在这一点上是有其依据的。但后期的李约瑟对统一的科学概念的则只预设了弱的普遍性的概念，因此和与境主义相容。他不仅意识到近代科学比他之前理解的要更为复杂，而且还坚持近现代中国对西方科学的接受受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制约使得中国人无须以西方人的方式对待科学。比如，中国文化从没有把科学看成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尽管现当代中国在不断地学习和接受西方科学，更为深入地融入普世科学中，但中国文化对待自然的和谐和而非对立的态度.仍然是人类对应科学技术的潘多拉盒子的宝贵资源。总之，李约瑟的统一的世界科学观尽管在早期有辉格式史学的嫌疑，但并不是他的科学编史学的主流。后期李约瑟在谈论统一的西方科学及其普遍性时，如果从异质性的科学和弱普遍性观出发，也并不一定会产生辉格式史学的后果。
另一个使学者们认为李约瑟的编史学是辉格式的地方是他的研究方法有欧洲中心论之嫌。比如，白馥兰指出，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除第一、二和七卷是关于一般性问题的讨论外，其余几卷在讨论具体科学的卷次安排中都是按照西方而不是古代中国的学科分类做出的，即第三卷数学、天文和地理，第四卷物理学，第五卷化学，第六卷生物学。她还指出李约瑟在处理古代中国的技术史时，仍然采用西方的传统技术观，把技术看成是理论科学的应用。因此，他把天文学和地学看成应用数学，把工程学看成应用物理，把炼金术看成应用化学，把农学看成应用植物学。然而，李约瑟的这种作法是否是一种辉格式史学的表现还是值得怀疑的。我们不应忘记他的研究背景。当他以一人之力试图开辟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时，他的研究基本策略是他用隐喻的方式声称的“大滴定”。当一个化学家面临一种未知液体B时，他想了解B的一种方法是使用另一种已知液体A作为滴定液来滴定B，滴定的结果是C，然后用A和C及其之间的差别来分析和确定被滴定液B的性质。作为自生物化学界改行的科学史研究者，李约瑟在面临一个陌生领域中某一特定研究对象B’时，使用已知领域中的资源A’来与B’勘对，并通过A’和勘对结果C’来分析B’的性质。他试图用这种方法来确定某一种发明是否可功于中国，并以此方法发现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科学发明。对这些发明的发掘和探讨构成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最为核心的部分。毫无疑问，在这种研究过程中，A’中必然包括西方科学的词汇与概念。举个例子：代数在几何学的应用就是一个可归功于中国的发明。李约瑟指出，形成于3世纪的《海岛算经》第一次用代数方程描述了几何图形。阿拉伯人于9世纪中叶获得这种方法并随后传至欧洲。受惠者菲波那契（L.Fibonacci，1170-1250）在他出版于1220年的《实用几何学》（P-Geometriae） -书中使用了代数学解决三角形几何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过程中，“代数”、“几何”和“方程”都是西方数学的概念。因此，李约瑟对古代中国科技的分类以及把古代传统技术归在某一应用科学的作法，与其说是一种辉格式史学，毋宁是运用大滴定方法的后果。 面对一个广大而无人开垦过的新的研究领域，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方法并不容易。能够像李约瑟这样借从老本行中获取的灵感寻找到一种有效的助勘式的（heuristic）方法，还是更应该受到正面的支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滴定是没有缺陷的。有学者认为经过李约瑟滴定后所展示的中国科技成有夸张之嫌。而且，也存在着更为稳妥的研究中国科技的方式，即先掌握中国的语言、思想与文化传统，再以此从中国传统概念框架内部以历史行动者的视角探讨中国科技的特征。这种方式也许会把西方词汇和概念的使用降至最低，可更为有效的避免辉格式的史学。但是，这种方式研究过程缓慢，对于急于向西方世界证明古代中国存在科技成就的李约瑟来说并不合适，而更适合于李约瑟的后续者们。比如，席文（N.Sivin）在经过多年的研究后发现，中国的炼金术似乎不应该像李约瑟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应用化学或化学的萌芽。他大力提倡以历史行动的视角进行研究，并鼓励年轻学者引入更为多元的研究资源，比如引入人类学、民族志、知识社会学、文化研究、文本解构等技巧。要求中国科技史研究引入比大滴定更为多元的方法和资源无疑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后李约瑟时代也的确应该以方法的多元性为基本特征。然而，后李约瑟时代的方法论的发展趋势，不应该抹杀当时李约瑟开拓新领域时使用助勘式方法，而应该把它看成是方法论层面上的权宜之计，因而并不是与境主又特征的一个反例。
最后我们不妨简单地看一下中国学界极为熟悉的“李约瑟问题”。这个问题也曾被看成是李约瑟编史学中辉格式史学倾向的证据。其大致的论据是说，李约瑟问题预设用16、17世纪欧洲近代科学的发生学因素去说明宋代以后中国科学迟滞的原因。这是一种使用西方科学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标准来理解中国古代科学的作法，因而是辉格式的。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理解，这种作法的问题在于它使用一个未必与中国科学相互通约的外来范式中的规范来理解中国科学。在此我无意进入对李约瑟问题的详细研究，只想使用上面讨论的结果对其中的辉格式史学的问题做出一点观察。我想指出的是，李约瑟问题的设计与研究过程并不意味着它和与境主义不兼容。对李约瑟问题的近期研究表明，与该问题类似或相同的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从中西科学开始交流时就已经出现，并以不同的方式持续地被追问，而答案也是五花八门。站在地方性知识的立场上看，这并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一个地方性的研究传统看到与自己不同的研究传统时，反思和追问引起不同的原因是很正常的反应，尤其是在相关的不同产生了颇具影响的后果时。利玛窦在南京天文台看到中国天文官员无法理解和操作郭守敬制造的天文仪器时，他不禁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康熙皇帝让钦天监里的中国天文历法官员与耶稣会士共同预测日、月食，并发现后者的预测远优于前者的预测，他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最优秀的天学、算学人才的水平处于落后地位。德梅朗看到自华返法的耶稣会士对中国学术界状况的描述后，不禁对中西学术差异的原因感到好奇。鸦片战争后士人们逐渐意识到与西方相比中国科技的落后，每每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反思落后的原因。李约瑟本人看到中国留学生不弱于西方人的理解力和洞察力，不禁诧异为什么近代科学只起源于西方；在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科技史以后，又不禁疑问为什么在早先的十四个世纪里，中国科技在世界范围内占据领先地位。李约瑟问题被质疑，并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伪问题之后，这些学者也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了中西科技发展形态不同的原因。也许问中国科技为何停滞或落后，或者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是不合适的问题，因为中西科技传统或形态本不相同，各自遵循各自的规范，无法要求以其中一个传统中的规范来评价另一个传统。但是，理解不同传统中各自规范的不同之处仍然是合理的认知要求。围绕李约瑟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已经揭示了古代中西科技从学理设计、实践风格到社会文化背景许多不同之处，这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古代中西科技基本特征的理解。以上的反思意味着，李约瑟问题的设计尽管有其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只要从地方性研究的立场看，仍有其合理的地方，并不一定会与境主义不兼容。
四 结论
我们从对比萨顿和李约瑟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史家身后的不同际遇出发，发现造成这个不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建立在积累观、辉格式史学和内在主义特征之上的萨顿编史学，已难于立足于倾向于地方性进路的后萨顿时代。而李约瑟的编史学正是由于其地方性特征而仍有生存空间。尽管由于中国科技史在西方是个处于边缘的研究领域，李约瑟的研究并不是西方科技史研究的显学；同时，也由于李约瑟的后继者们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编史学，对他的研究仍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是，科学史界内和界外的学者们都不会否认他成功地达成了他研究的基本目的，即向西方学术界展示古代中国存在着独特科学技术传统，因此，古代中国的科技在科学史研究中应该有其相应的地位。这个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李约瑟编史学中的地方性特征。对李约瑟编史学中的地方性特征存在不少争议。一些争议来自于对地方性知识理解上的差异。如果以绝对相对主义的态度理解地方性知识，否认地方性知识拓展到其它领域的能力，则无法理解不同实践传统之间相互交流与传播，因而也难以说明李约瑟研究的成功的地方。以实践为中心的异质性科学观可以使我们看到地方性知识与建立在其拓展能力上的一般性并不相互冲突，从而更清晰地理解李约瑟编史学的地方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