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一法师
　　贵刊2017年第4期发表了冯修齐先生《超一法师轶史》一文（下称《轶史》），拜读后获益匪浅。冯文详细披露了超一法师生平轶事，让世人更全面地认识了这位民国时期显密兼通的高僧，可谓功德无量。同时，文中也存在遗漏和歧误之处，兹据史补正如下，权当是狗尾续貂。

一、出身于名门望族

　　据超一法师弟子陈学勤记述的《超一上师四十年纪略》和《超一法师纪略》（以下均称《纪略》）载，超一法师，俗姓李，名大志，字相如，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出生于川东铜梁望族李氏之家。李氏田园桑宅甚多，家境殷实，育有四子，超一法师排行第三，资质聪慧，幼入塾读。据此可补《轶史》一文称超一法师家庭状况失考之遗。至于超一法师出生的具体地址，《纪略》虽未有明确的记载，但据其出身的相关史实描述分析来看，超一法师应出生于铜梁县城，至于县城何街、坊则无从考证。

二、违父母之命出家

　　据《纪略》载，超一法师母亲生他时梦见一僧侣持莲入室，佥为佳兆。此说虽有附会之嫌，但超一法师的成长经历确实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超一法师幼年时好寂静，常不与同龄人为伍。他8岁时游县里三圣寺，见白衣大士妙相，即虔诚顶礼膜拜。一日，三圣寺住持觉明和尚问他是否愿意随其出家，年幼的他便笑允之，立刻回家向母亲索要衣履后返回寺中要求出家。当时他父亲发现后坚决不同意，持杖至寺中驱其而归。
　　此后，超一法师不得不受父母之命入小学学习，16岁毕业于铜梁县立高等小学，而后入成都高等农业专门学校预科，21岁毕业于该校森林专科。但在成都学习的数年期间，超一法师常常利用闲暇时间瞻礼成都各大名寺，每每流连忘返。1915年，超一法师完成在成都的学业后回到故里铜梁掌管县立高等小学暨中学。同年，超一法师祖父去世。他悲痛万分，深念人生无常，别有所会。1917年，超一法师与好友陈君相约弃书从戎，加入护国军。然而军中腐败横行，超一法师引以为耻，于是解甲归田，时年25岁。1919年，超一法师父亲去世，他悲恸愈甚，于是延请高僧十一人建坛修法十一日，以资超度。法会期间，超一法师以素斋宴客，并日日与修法僧侣参究佛乘，颇契经奥。一日，超一法师约好友到城西门外观音殿游览，见一长老，风骨清癯，荷锄篱下，奕奕自得，甚是羡慕，于是上前向长老请教。此后，超一法师与长老往来频繁，或宿在寺中，听僧晚课；或从习经律，持名念佛。超一法师幽然彻心脾，为之深有所省，嘆日：世界一切皆如迷梦，吾人不觉，起贪嗔痴，行必恩怨分明，自诩高明，不知直如春蚕作茧，具缚多生，沉轮流转，无有出期，非速出家，一心求道，何克了此生死大事，于是祈求观音殿上果贵老和尚为之剃度。对此，果贵老和尚对超一法师说，要想出家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忘却名利；二是家人同意。然而，超一法师母亲不同意，并责问：“汝读书明理，所学何事，今欲舍母出家，是忘孝养，废嗣续……”然而，此时超一法师心生正念，出家之心已决，安慰母亲说：“母言良是，儿宁不知；然母非独子，而儿有二兄一弟，皆英俊有为，匪唯守成之器，更有创业之才，养葬事容吾母虑耶。至于子孙繁衍，有诸兄弟在，亦已足矣，母何为此戚戚也。若以儿不常侍侧，则邮书往还，与晨昏定省，初无大异；且母弗舍子，子则无以脱离此苦恼之人生，是发乎爱而止乎毁也，曷若三子持门楣，一子游方外，无伤于爱，而爱乃无穷，岂不远胜于暂时之溺爱矣乎？”“母于是不复言，乃商之诸兄弟，诸兄弟群义以不孝相责难，词严义正，无容非义……”超一法师回日：“吾志已决，金石可泐，此心不渝也。”同时，“戚友函责，日有数起，概不顾。”可见，超一法师的出家之举不仅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同时也饱受亲友们的指责。即便如此，超一法师“毅然于民九十月一日落发，现出家相，时年二十有六，诸山长老大德咸集作证，法号超一，名曰旦广。”由此可知，超一法师的出家时间为1920年10月1日，出家寺院为铜梁观音殿，披剃师为果贵老和尚，而非《轶史》所称的超一法师出家时间、寺院和披剃师均失考。

三、大慈寺受具足戒

　　超一法师在铜梁观音殿落发出家后不久，便远赴成都求戒。据《纪略》载，“初投文殊院，知客不纳，乃转大慈寺，极得诸师推许，因于此受具足戒，时民九冬月也。”可见，超一法师受具足戒时间大约为1920年12月。受戒圆满后，超一法师发心究学，前往成都宝光寺楞严学校学习。由于超一法师精进好学，该寺住持贯一和尚对其甚为推重，并将超一法师推荐给主持重庆佛学社的巴蜀佛门耆宿佛源法师（贯一和尚曾于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随佛源法师学经论）。但《轶史》称：“超一法师于1922年4月，在成都文殊院第15代方丈禅庵常堃大和尚座下受具足戒。”这一说法可能有误，一则是超一法师于1921年春已离开成都，到了重庆佛学社师从佛源法师，1922年春又辞去重庆佛学社社务前往宁波师从谛闲法师，由此可以看出超一法师受具足戒不可能在1922年4月，而应在1921年春之前和1920年10月1日之后；二则是超一法师最初投奔成都文殊院求戒，但成都文殊院知客没有接纳，而是转投大慈寺求戒。由此可知，超一法师是在大慈寺受具足戒而不是在成都文殊院。至于其授戒师是何人，有待进一步考证。


　　太虚大师为超一法师译《大乘无上三经》（真言研究社1936年铅印本）题字

四、学法弘法利生之旅

　　1921年春，超一法师从成都来到重庆，驻锡重庆佛学社，师从佛源法师，初为社务干事。1921年5月，重庆佛学社设立佛经流通处，超一法师任主任。其间，超一法师不仅忙于管理社务，还为重庆佛学社争取到了长安寺的寺权，使重庆佛学社结束了社无定址的历史。然而，超一法师学法心殷，1922年春，超一法师辞去重庆佛学社职务，不惮千山万水，携瓶钵东下，经上海、杭州，至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赞其志，录入社中。此间，超一法师先后礼拜南山净梵院、观宗寺、天童寺、阿育王寺、灵隐寺等。1923年春，超一法师赴武昌佛学院，投入太虚法师门下，任武昌佛学院学监等职。此时，学东密归国的大勇法师在武昌传东密十八道一尊供养，超一法师又从大勇法师学密，此为超一法师学密之始。1924年夏，超一法师受太虚法师之命赴庐山大林寺任世界联合会干事。然此时大勇法师北上弘法，创立藏文学院，超一法师受聘任该院事务主任。1925年春，超一法师随大勇法师组织的康藏学法团赴藏学密法，先后在西康打箭炉安却寺、昌都喇嘛寺、拉萨哲布寺甲陇康村等地依师修习藏密，至1931年经印度、新加坡及中国香港、澳门返回内地。此后，超一法师正式开启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弘法利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