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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决定大国在非洲关系走势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演化的因素，除了各国政府的主观意愿、战略策略和实际举措之外，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仍将是一国的综合实力。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大国在非洲的实力对比仍将维系“西强我弱”格局，大国强化军事布局或将使中国在非战略空间受到挤压，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阻力存在着不降反升的风险。影响大国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走势的因素中，大国战略关系的走势、特别是中美战略关系的演化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根本上说，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变化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所引发的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关键词】非洲 中国 西方国家 国家综合实力 中美战略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第一个10年，作为中国政府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一种“自然结果”，中非合作关系的迅猛发展不仅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撼、热议与关注，而且也引发了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在非洲关系，乃至大国关系之间的传导、联动或共振效应。也正是在上述多重“关系”互动作用下，中非关系在国际体系层次呈现出了一系列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或新趋向。目前，中国开展对非合作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大多是中国以往所不曾经历的，其结果亦可谓利弊相交。
世界大国在非洲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关系，在经历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矛盾冲突与剧烈变化之后，已经从各自互不适应逐步过渡到了彼此相互适应的阶段。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基本上反映了各大国同非洲的历史渊源、与非洲的现实关系以及在非洲的利益诉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大国战略关系变化对彼此在非洲关系的传导效应。基于对大国在非洲既存的利益关系、力量结构、现实的攻防态势和可以预知的“确定性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余下的6年时间里，大国在非洲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将呈现出“继承而又有变化”的总体演化态势。
影响和研判大国在非洲关系走势的因素和视角
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走势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演化。而影响后者走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若按照行为主体来划分，有些源于大国与非洲之间，有些则源于大国彼此之间；就涉及的范围而言，既有国际体系层次、地区层次的问题，也有涉及国家层次、民间社会层次甚或合作主体层次的问题；从缘由或性质上看，有些属于商业利益层面，有些属于政治意识形态或价值判断层面，还有些属于地缘政治层面；就利益攸关方而言，有些问题只是单方面的，有些涉及双边或三方，还有些则牵扯到多边。上述因素或问题有些是客观事实所致，有些则是主观认知使然，还有些相互交织在一起，通过单独或综合作用于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演化来影响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走势。
影响大国在非洲关系演化趋势的主导因素。如同大国对非关系只是其对外关系的一个局部一样，说到底，大国在非洲的关系也只是大国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研判其走势不能脱离大国关系本身的走势，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政治生态环境和世界经济形势的演化态势。关于后者的走势，笔者以为，除非大国战略关系发生重大或急剧变化，在常态情况下，全球化与多极化这两大潮流并行发展与交互作用的趋势不会发生逆转，并仍将继续成为21世纪第二个10年剩余6年中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演化之大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在非洲关系、大国战略关系，以及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变迁等多重“关系”的互动及其阶段性结果，仍然是观察、解析、研判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动态走势的关键性因素。但是，上述“关系”在其间的作用是存在差异的。笔者以为，经过了过去10年的变化与磨合之后，从趋势上看，在可能对大国在非洲关系走势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中，较之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综合国力的此长彼消以及大国战略关系的动态变化在其间所占的权重将逐步增大。
透视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走势的三重视角。国际关系的事务属性决定了国际社会是能力较量的舞台，大国在非洲的关系及中国与其他大国在非洲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决定大国在非洲关系走势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演化的因素，除了各国政府的主观意愿、战略策略和实际举措之外，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仍将是一国的综合实力，后者由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客观、全面、辩证地分析中国在非洲不同层面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研判未来6年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演化趋势。
就大国在非洲关系本身而言，如欲对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演化趋势做出比较恰如其分的研判，有必要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不同层面进行分层解析和综合评估。确切地说，就是要在对大国三个层面的力量关系进行分层研究的基础上，再对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及其走势做出综合评估。分层研究“自下而上”依次涉及：处于基础部位的、在历史积淀和传承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大国与非洲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位居中间部位的、在过去20年特别是近10年基于大国与非洲关系变化而形成的大国在非洲利益存在和攻防态势的变化；处于表层部位的、随机或即时发生的大国围绕非洲或与非洲相关的某一特定事件的回合较量。
研判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走势的“变量因素”。除了应该注重上文提及的影响大国在非洲关系演化趋势的主要因素，有必要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不同层面进行分层解析和综合评估之外，还需要充分考虑下列“变量因素”。
其一，西方国家既是一个个有着自身利益的单一国家，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又可能形成以美国或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为首的“国家集团”，毕竟，基于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西方大国在政策协调方面相对来说更容易些。因此，有必要区分并辩证地看待中国同西方国家在非洲一对一力量对比中所处的位置与后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集团”的力量对比中所处的位置两者之间的关系。 其二，中国在非洲的主要利益攸关方或竞争对手虽然是西方大国，但是近年来在非洲国际关系层面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也值得关注：除了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老牌”新兴国家之外，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沙特阿拉伯等国也在强化与非洲的合作关系，而且其势头还比较强劲。随着新的国际因素的介入，无疑会给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走势增添一些变数。
其三，西方大国或主要发达国家也并非铁板一块。例如，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在非洲拥有特殊利益的前殖民宗主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在非洲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发达国家同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利益矛盾甚或利益冲突，这就难免造成各大国在非洲彼此倾轧、互挖墙角的局面。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大国在非洲的博弈中，中国非但很难寻觅到真正可靠的盟友，甚至还有可能面临腹背受敌的窘境。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自不待说，即便是与其他新兴国家之间，至少在商业利益上也是竞争对手。
之所以将上述因素称之为“变量因素”，在于这些因素只是一种“假设”。其本身是否会真正“兑现”尚存在不确定性，并且，即便它们之中的一些“兑现”了，在性质和程度等方面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例如，西方国家是否会形成“国家集团”以及形成多大的集团来阻止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是有条件的，它更多地取决于国际政治、世界经济走势及大国战略关系的演化。
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演化趋势
根据上述因素、条件或假设，今后6年，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将呈现出“继承而又有变化”的总体演化态势。所谓“继承”，指大国在非洲的关系及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将在诸多方面延续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走势；所谓“变化”，也即是笔者行将在下文中展开的对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所可能出现的趋势性特征的几点预判。
大国在非洲的实力对比仍将维系“西强我弱”格局。就单一国家比较而言，经过近20年的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中国在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存在和力量结构中的排位已获得大幅提升，从而使得中国在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但是较之那些在非洲经营已达数百年的西方大国，中国毕竟是一个后发国家和对非合作的迟到者；而且，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中国在非洲所拥有的“战略主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近年来西方大国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反制措施特别是“战略布局”所抵消。因而，就整体力量对比而言，“西强我弱”的格局仍将贯穿于21世纪第二个10年。
大国在非洲的博弈将在一个新“平台”上重新展开。过去10年，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各自互不适应到彼此相互适应的过程。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双方在非洲的较量已经告一个段落，至少第一个大回合较量的波峰已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互适应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大国在非洲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关系又简单或机械地轮回到“原点”，而是将在过去10年大国在非洲竞争所形成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的“平衡点”上展开新一轮的较量，这意味着大国在非洲的新一轮博弈方兴未艾。
在常态情况下大国在非洲的利益竞争将趋向理性。回望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5年大国在非洲关系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演绎，其矛盾冲突程度之激烈、涉及领域之广泛，对双方来说均可用“前所未有”来加以概述。在经历“急剧变化”和“剧烈冲突”之后，有迹象显示，目前双方在非洲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出互不适应的“磨合期”。这预示着在常态情况下，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关系或将趋于理性：虽然双方的矛盾、分歧难以化解，利益竞争、冲突依然尖锐，但随着适应力和承受力的提高，彼此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将回归理性。
商业利益仍将是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博弈的焦点。虽然依据轻重缓急的原则，从趋势上看，非洲在各大国外交战略中排序靠后的现实境遇依然难有大的改观；但是站在利益驱动的视角，鉴于非洲政局总体趋稳、特别是经济形势向好业已成为确定性因素，非洲在各大国经济发展中的分量将会有所提升。非洲固有的资源优势、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进程的提速、伴随中产阶级成长所呈现出的巨大的市场潜能，是近年来外国投资者对非洲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诚然，各大国对非洲投入力度不仅取决于各自对非洲资源、市场的依存度，还要看其在多边外交领域中对非洲的倚重程度，但是商业利益竞争无疑仍将是大国在非洲利益博弈的焦点和最主要的方面。
价值观外交仍将是西方用以干扰中国非洲战略的“法器”。过去10年，随着中国的崛起及中国在非洲的强势存在，民主、人权、良政等政治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业已成为西方与中国在非洲“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些西方政要甚至恶意夸大、渲染中国与非洲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用以彰显西方与非洲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其目的还在于在中非关系中拨弄是非，从政治道义上矮化中国，以达到牵制中国“走进非洲”战略，特别是遏制中国在非洲“软实力”之目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西方对中国发起的“价值观外交”和舆论攻势也引起了一些非洲政客、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的共鸣，进而对中国在非洲的形象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①
大国强化军事布局或将使中国在非战略空间受到挤压。为抢占全球工业化进程最后的“盛宴”，21世纪第二个10年伊始，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便着手在非洲布局。不过相比较而言，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动作更大些，也更注重均衡性，其范围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同时也涵盖军事、安全领域；不仅涉及双边，而且也拓及多边。大国与非洲关系的上述变化必将对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力量格局构成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英国特别是美国以反恐为名旨在强化其在非洲军事存在的安全布局，不仅使得中非关系的结构性缺陷更加凸显，而且将使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中国在非洲的“战略主动”抑或行将结束。 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阻力存在着不降反升的风险。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中国加速“走进非洲”及其在非洲的强势存在是中国崛起大势在非洲的“逻辑延伸”，不管西方情愿与否，都不得不正视和接受这一现实。但是，西方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适应或承受度的提升，以及西我在非洲较量的回归理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将得到改善。原因在于，伴随国际性竞争因素的不断介入，一方面，新的利益攸关方的不断加入意味着中国在非洲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原有的竞争对手特别是西方大国对中国防范意识也在提升，并据此做出了诸多针对性布局。另外，“国际合作”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国际合作”从事务性磋商上升到政策协调或制度规范层面，很可能提高中国“走进非洲”的门槛。
合作与竞争的交替转换仍将是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常态。大国在非洲关系的结构、内涵、样态等诸多方面接续或承袭第一个10年的态势，其中“竞争中的合作”与“合作中的竞争”的轮换交替与交互作用仍将是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常态。变化在于，随着新、老大国纷纷加紧在非洲布局，其所涉及的国家更趋广泛。这意味着大国在非洲的“竞合关系”不仅将继续发生在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而且也会发生在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之间；不仅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而且也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及新兴国家之间。至于不同国家之间是合作多于竞争还是竞争多于合作及其“轮换交替”的频率，则要视大国自己与非洲的关系及大国战略关系的走势而定。
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的竞争将步入多方博弈的复杂进程。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已有迹象表明，世界主要国家均在加紧其非洲布局，前殖民宗主国试图巩固其在非洲的优势地位，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则意在拓展其在非洲的权益。除了原有的与非洲关系相对比较密切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外，又有不少国家也看好非洲前景并加入到大国在非洲竞争的行列中。这预示着未来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将呈现出新老交织、多方博弈的复杂态势。其对中国的影响可谓利弊相交：一方面，中国开展对非合作将面临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多方博弈”或许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西方大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注意力。
存在着西方因素与非洲因素“合流”或“共谋”的倾向。为了遏制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或干扰中国“走进非洲”战略，西方大国肯定还会故伎重演。诸如：利用手中的强势话语权发动宣传攻势，妖魔化中国形象；通过加大对非关注和投入力度，削弱或遏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借助“国际合作”，通过政策协调、制度规范等手段来设置各种准入门槛，迟滞、规约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等等。此外，有迹象表明，近年来，一些西方大国采取了通过非洲人向中国施压以达到自身目的的更为隐秘、阴险的做法。这一“借力打力”的做法是，西方大国自己躲在幕后，挑唆非洲国家的政府、劳工组织或其他利益集团出面，就环境保护、劳工权益、企业社会责任等向中国政府或企业提要求，而非洲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乐得为之。
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将取决于大国战略关系的演化
影响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走势的因素有很多，但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将是大国战略关系的走势，特别是中美战略关系的演化。这便是笔者反复强调的大国战略关系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传导效应，以及为什么要置身于“非洲之外”审视大国在非洲关系走势的原因所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之所以破天荒地成为西方大国关注的焦点之一，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所引发的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担忧。由于大国战略关系的演化，特别是中美战略关系的演化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大国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演化也充满着变数。基于以往特别是过去10年大国在非洲博弈的政治实践，可以做出这样的预判：只要现时的大国战略关系得以为继，特别是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之间的关系不发生重大或急剧的变化，那么，未来6年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走势则仍属于常态范畴，并且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地缘政治因素始终是影响大国在非洲关系演化的潜在因素。中美正共同倡导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世上有许多事并非是国人的期许或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因此，在力争大国在非洲关系走势朝着对中国有利方向推进的同时，国人必须有危机意识和底线思维。因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地缘政治因素始终若隐若现地成为影响大国在非洲关系演化的潜在因素。诚然，目前尚无明确的实例显示或证实西方大国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已经实质性地上升到了战略层面；但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大国早在8、9年前甚或更早就已开始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审视、解读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近年来，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又借反恐名义加紧强化其在非洲战略要冲的军事存在，此举现时确系反恐、维安之需，但是否隐含着防范中国的战略图谋尚有待观察并应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因为上述军事部署或安全布局在必要时极易转换成为遏制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有效工具，至少就目前而言，此举已经使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
中国与西方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取决于中美战略关系的演化。毋庸讳言，在今后6年，西方与中国在非洲的博弈是否会从物质利益和价值观念层面跨入地缘政治的门槛，仍存在着很大的变数或不确定性，目前也难以妄加臆断。原因在于，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进入西方大国的战略视野，并不等于后者就会必然地做出实质性的战略反应。就目前可以观察到的迹象来看，迄今为止，西方大国的反应充其量只是滞留在战略布局阶段，尚未真正付诸行动。因为非洲只是各大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局部，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大国与非洲关系的演化，同时也取决于大国在一些全球性、地区性、战略性、突发性等重大问题上的看法与博弈，而这之中的不少“问题”已经超出了美国或中国单方面可控的范围。惟其如是，笔者在本研究的开页之言就强调指出，“在可能对大国在非洲关系特别是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走势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中，处于此长彼消中的大国综合国力和分化组合中的大国战略关系的动态变化所占的权重更大”，并且主要取决于中美战略关系的走势。 大国战略关系演化对中国在非洲处境走势影响的几种可能。关于大国战略关系特别是中美战略关系演化对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影响无外乎存在以下几种可能：第一种是对中国比较有利的走势。如果中美关系、中欧关系能够延续目前走势，则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处境的现实状态仍将得以维系。第二种是对中国而言属于中性的走势。美国对中国战略疑虑上升，导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难以为继，或许会将地缘政治因素引入西方大国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之中，但并不发生实质性的战略对抗。第三种是对中国不利的走势。中美关系因“战略互疑”增加或其他重大突发性变故导致双方发生战略性对抗，②则必将对彼此在非洲的关系产生传导效应，情况严重的话，还会引发整个西方国家与中国在非洲关系的全面恶化，进而导致双方在非洲的博弈在物质利益、价值观念和地缘政治等诸多层面全方位展开。除此之外，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还有两种可能的演化趋势，一种是介乎于第一和第二种之间；一种是介乎于第二和第三种之间。笔者以为，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博弈只要未实质性地升级到地缘政治的战略对抗层面，仍属于常态范畴，对中国而言，也都是可以接受的。之所以说“第三种”演化趋势对中国最为不利，一是基于大国在非洲力量对比依旧是“西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二是因为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对此已有所“准备”，而中国尚缺乏应对这种“演化趋势”的有效资源和手段。
今后2年或5年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关系走势的最大可能。鉴于美国现行对华奉行的接触与遏制并行的战略不会改变，加之新近发生的克里米亚事件导致西方与俄罗斯关系急剧恶化，在此情况下，美国或许不愿树敌过多；而只要美中关系能够继续朝着中方期盼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推进，则无疑有助于稳定大国在非洲的关系，进而延展中国在非洲的战略机遇期。这意味着在今后2年，即到2016年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结束，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走势维系第一种、第二种，或介乎于第一和第二种之间或第二和第三种之间的可能性较大。甚或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只要现时美中战略关系得以为继，那么，截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代末，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出现战略对抗的几率就微乎其微。当然，这种乐观的预判是建立在诸多假设基础上。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事实是，自2010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华盛顿便明确无误地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美国义无反顾地实施“战略东移”计划，紧锣密鼓地在亚太展开军事、安全布局，以及在东海、南海争端等诸多问题上的言行中得到印证。毋庸讳言，中美关系确实有朝着战略竞争关系方向演化的可能，对此，国人无需再遮遮掩掩，自欺欺人。
历史虽不会完全被复制，但历史经验值得借鉴。美国自二战后建立霸权以来，就有专打“老二”，或与“老二”过不去的癖好。在冷战时期，美国先是与作为“军事老二”的苏联争霸，之后又与作为“经济老二”的日本争锋，结果均以美国的完胜而告终，这也是“美国霸权”得以维系和延续的重要手段。近期，美俄关系恶化是否会对中美关系走势产生影响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新话题。笔者以为，这一突发事件或许会在短期对美国产生牵制作用，但是不会妨碍美国战略东移计划之大局。过去几年，美国朝野在检讨因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而几度延缓实施战略东移计划的辩论中达成的共识之一便是：美国的“战略失误”为中国快速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据此推断，华盛顿断不会再重蹈覆辙，将战略重心偏离亚太；另则，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业已启动，其惯性使然，亦断难变向。
综上所述，美国对中国奉行的是接触与遏制并行的策略，就后者而言，美国对中国的围堵不仅是全球性的，而且也是全方位的。“全球性”意味着在地域范围上并不仅仅局限于亚太地区，同样涵盖非洲大陆，只是侧重程度不一而已。华盛顿近年来在非洲的动作，包括即将召开的美非峰会，亦印证了这一点：即便美国战略东移，也不会放任中国在非洲的行动。“全方位”预示着美国与中国在非洲的博弈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过去10年，美中在非洲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经济利益层面和价值观念层面，今后是否会实质性地上升到地缘政治层面还存在变数，但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业已进入华盛顿的战略视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美国亦有所防范。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美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对非政策的动因，一则是基于利益驱动和安全导向，二来是为掌控非洲事务的主导权，这也是华盛顿维系其一超独强全球战略构想的组成部分。
结束语
从根本上说，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变化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所引发的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变化既是大国在非洲关系变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国际反响日益增大的必然结果。
过去20年，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关注度经历了由最初的“漠视”到现时的“正视”的演化过程。这一过程在时序上亦与其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反应从“感性”到“理性”的演化过程基本相吻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与西方在非洲的矛盾冲突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无需大惊小怪。这也是近两年来西方大国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依然激烈，但反应方式趋于平和的缘由所在。
未来6年，中国在非洲活动或中国“走进非洲”的国际阻力仍然主要来自西方大国。西方大国与中国在非洲的矛盾、冲突因国别的不同，在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会有所差异，但其焦点仍将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其一是经济利益层面的博弈，其二是价值观念层面的冲突，其三是地缘政治层面的竞争，并且在多数情况下，这三者是相互重叠的，有时甚至互为因果关系。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全球化和多极化并行发展与交互作用的大背景下，大国在非洲的竞争并非一定是零和游戏。
在常态情况下，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将呈现出竞争与合作、防范与协调等多种样式动态交替、起伏共存的演化态势。鉴于“西强我弱”的实力对比，加之中国难以在非洲的利益攸关方当中寻觅到真正的盟友，维系大国在非洲现时的利益关系不失为一种稳妥的选项。从趋势上看，只要现时的大国战略关系特别是中美战略关系得以维系，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走势将最终取决于中美战略关系如何演化。
注释
张宏明：《中非政治互信在价值层面互动所面临的困局与破解思路》，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4～118页。
原因还在于，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困扰中美关系的问题及其来源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双边问题转化为地区性安全问题。而较之前者，无论是对中国还是美国来说，后者更难以掌控。
责 编/樊保玲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第一个10年，作为中国政府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一种“自然结果”，中非合作关系的迅猛发展不仅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撼、热议与关注，而且也引发了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在非洲关系，乃至大国关系之间的传导、联动或共振效应。也正是在上述多重“关系”互动作用下，中非关系在国际体系层次呈现出了一系列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或新趋向。目前，中国开展对非合作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大多是中国以往所不曾经历的，其结果亦可谓利弊相交。
世界大国在非洲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关系，在经历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矛盾冲突与剧烈变化之后，已经从各自互不适应逐步过渡到了彼此相互适应的阶段。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基本上反映了各大国同非洲的历史渊源、与非洲的现实关系以及在非洲的利益诉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大国战略关系变化对彼此在非洲关系的传导效应。基于对大国在非洲既存的利益关系、力量结构、现实的攻防态势和可以预知的“确定性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余下的6年时间里，大国在非洲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将呈现出“继承而又有变化”的总体演化态势。
影响和研判大国在非洲关系走势的因素和视角
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走势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演化。而影响后者走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若按照行为主体来划分，有些源于大国与非洲之间，有些则源于大国彼此之间；就涉及的范围而言，既有国际体系层次、地区层次的问题，也有涉及国家层次、民间社会层次甚或合作主体层次的问题；从缘由或性质上看，有些属于商业利益层面，有些属于政治意识形态或价值判断层面，还有些属于地缘政治层面；就利益攸关方而言，有些问题只是单方面的，有些涉及双边或三方，还有些则牵扯到多边。上述因素或问题有些是客观事实所致，有些则是主观认知使然，还有些相互交织在一起，通过单独或综合作用于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演化来影响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走势。
影响大国在非洲关系演化趋势的主导因素。如同大国对非关系只是其对外关系的一个局部一样，说到底，大国在非洲的关系也只是大国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研判其走势不能脱离大国关系本身的走势，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政治生态环境和世界经济形势的演化态势。关于后者的走势，笔者以为，除非大国战略关系发生重大或急剧变化，在常态情况下，全球化与多极化这两大潮流并行发展与交互作用的趋势不会发生逆转，并仍将继续成为21世纪第二个10年剩余6年中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演化之大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在非洲关系、大国战略关系，以及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变迁等多重“关系”的互动及其阶段性结果，仍然是观察、解析、研判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动态走势的关键性因素。但是，上述“关系”在其间的作用是存在差异的。笔者以为，经过了过去10年的变化与磨合之后，从趋势上看，在可能对大国在非洲关系走势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中，较之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综合国力的此长彼消以及大国战略关系的动态变化在其间所占的权重将逐步增大。
透视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走势的三重视角。国际关系的事务属性决定了国际社会是能力较量的舞台，大国在非洲的关系及中国与其他大国在非洲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决定大国在非洲关系走势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演化的因素，除了各国政府的主观意愿、战略策略和实际举措之外，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仍将是一国的综合实力，后者由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客观、全面、辩证地分析中国在非洲不同层面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研判未来6年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演化趋势。
就大国在非洲关系本身而言，如欲对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演化趋势做出比较恰如其分的研判，有必要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不同层面进行分层解析和综合评估。确切地说，就是要在对大国三个层面的力量关系进行分层研究的基础上，再对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及其走势做出综合评估。分层研究“自下而上”依次涉及：处于基础部位的、在历史积淀和传承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大国与非洲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位居中间部位的、在过去20年特别是近10年基于大国与非洲关系变化而形成的大国在非洲利益存在和攻防态势的变化；处于表层部位的、随机或即时发生的大国围绕非洲或与非洲相关的某一特定事件的回合较量。
研判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走势的“变量因素”。除了应该注重上文提及的影响大国在非洲关系演化趋势的主要因素，有必要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不同层面进行分层解析和综合评估之外，还需要充分考虑下列“变量因素”。
其一，西方国家既是一个个有着自身利益的单一国家，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又可能形成以美国或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为首的“国家集团”，毕竟，基于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西方大国在政策协调方面相对来说更容易些。因此，有必要区分并辩证地看待中国同西方国家在非洲一对一力量对比中所处的位置与后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集团”的力量对比中所处的位置两者之间的关系。 其二，中国在非洲的主要利益攸关方或竞争对手虽然是西方大国，但是近年来在非洲国际关系层面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也值得关注：除了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老牌”新兴国家之外，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沙特阿拉伯等国也在强化与非洲的合作关系，而且其势头还比较强劲。随着新的国际因素的介入，无疑会给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走势增添一些变数。
其三，西方大国或主要发达国家也并非铁板一块。例如，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在非洲拥有特殊利益的前殖民宗主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在非洲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发达国家同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利益矛盾甚或利益冲突，这就难免造成各大国在非洲彼此倾轧、互挖墙角的局面。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大国在非洲的博弈中，中国非但很难寻觅到真正可靠的盟友，甚至还有可能面临腹背受敌的窘境。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自不待说，即便是与其他新兴国家之间，至少在商业利益上也是竞争对手。
之所以将上述因素称之为“变量因素”，在于这些因素只是一种“假设”。其本身是否会真正“兑现”尚存在不确定性，并且，即便它们之中的一些“兑现”了，在性质和程度等方面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例如，西方国家是否会形成“国家集团”以及形成多大的集团来阻止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是有条件的，它更多地取决于国际政治、世界经济走势及大国战略关系的演化。
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演化趋势
根据上述因素、条件或假设，今后6年，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将呈现出“继承而又有变化”的总体演化态势。所谓“继承”，指大国在非洲的关系及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将在诸多方面延续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走势；所谓“变化”，也即是笔者行将在下文中展开的对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所可能出现的趋势性特征的几点预判。
大国在非洲的实力对比仍将维系“西强我弱”格局。就单一国家比较而言，经过近20年的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中国在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存在和力量结构中的排位已获得大幅提升，从而使得中国在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但是较之那些在非洲经营已达数百年的西方大国，中国毕竟是一个后发国家和对非合作的迟到者；而且，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中国在非洲所拥有的“战略主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近年来西方大国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反制措施特别是“战略布局”所抵消。因而，就整体力量对比而言，“西强我弱”的格局仍将贯穿于21世纪第二个10年。
大国在非洲的博弈将在一个新“平台”上重新展开。过去10年，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各自互不适应到彼此相互适应的过程。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双方在非洲的较量已经告一个段落，至少第一个大回合较量的波峰已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互适应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大国在非洲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关系又简单或机械地轮回到“原点”，而是将在过去10年大国在非洲竞争所形成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的“平衡点”上展开新一轮的较量，这意味着大国在非洲的新一轮博弈方兴未艾。
在常态情况下大国在非洲的利益竞争将趋向理性。回望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5年大国在非洲关系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演绎，其矛盾冲突程度之激烈、涉及领域之广泛，对双方来说均可用“前所未有”来加以概述。在经历“急剧变化”和“剧烈冲突”之后，有迹象显示，目前双方在非洲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出互不适应的“磨合期”。这预示着在常态情况下，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关系或将趋于理性：虽然双方的矛盾、分歧难以化解，利益竞争、冲突依然尖锐，但随着适应力和承受力的提高，彼此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将回归理性。
商业利益仍将是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博弈的焦点。虽然依据轻重缓急的原则，从趋势上看，非洲在各大国外交战略中排序靠后的现实境遇依然难有大的改观；但是站在利益驱动的视角，鉴于非洲政局总体趋稳、特别是经济形势向好业已成为确定性因素，非洲在各大国经济发展中的分量将会有所提升。非洲固有的资源优势、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进程的提速、伴随中产阶级成长所呈现出的巨大的市场潜能，是近年来外国投资者对非洲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诚然，各大国对非洲投入力度不仅取决于各自对非洲资源、市场的依存度，还要看其在多边外交领域中对非洲的倚重程度，但是商业利益竞争无疑仍将是大国在非洲利益博弈的焦点和最主要的方面。
价值观外交仍将是西方用以干扰中国非洲战略的“法器”。过去10年，随着中国的崛起及中国在非洲的强势存在，民主、人权、良政等政治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业已成为西方与中国在非洲“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些西方政要甚至恶意夸大、渲染中国与非洲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用以彰显西方与非洲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其目的还在于在中非关系中拨弄是非，从政治道义上矮化中国，以达到牵制中国“走进非洲”战略，特别是遏制中国在非洲“软实力”之目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西方对中国发起的“价值观外交”和舆论攻势也引起了一些非洲政客、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的共鸣，进而对中国在非洲的形象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①
大国强化军事布局或将使中国在非战略空间受到挤压。为抢占全球工业化进程最后的“盛宴”，21世纪第二个10年伊始，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便着手在非洲布局。不过相比较而言，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动作更大些，也更注重均衡性，其范围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同时也涵盖军事、安全领域；不仅涉及双边，而且也拓及多边。大国与非洲关系的上述变化必将对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力量格局构成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英国特别是美国以反恐为名旨在强化其在非洲军事存在的安全布局，不仅使得中非关系的结构性缺陷更加凸显，而且将使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中国在非洲的“战略主动”抑或行将结束。 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阻力存在着不降反升的风险。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中国加速“走进非洲”及其在非洲的强势存在是中国崛起大势在非洲的“逻辑延伸”，不管西方情愿与否，都不得不正视和接受这一现实。但是，西方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适应或承受度的提升，以及西我在非洲较量的回归理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将得到改善。原因在于，伴随国际性竞争因素的不断介入，一方面，新的利益攸关方的不断加入意味着中国在非洲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原有的竞争对手特别是西方大国对中国防范意识也在提升，并据此做出了诸多针对性布局。另外，“国际合作”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国际合作”从事务性磋商上升到政策协调或制度规范层面，很可能提高中国“走进非洲”的门槛。
合作与竞争的交替转换仍将是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常态。大国在非洲关系的结构、内涵、样态等诸多方面接续或承袭第一个10年的态势，其中“竞争中的合作”与“合作中的竞争”的轮换交替与交互作用仍将是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常态。变化在于，随着新、老大国纷纷加紧在非洲布局，其所涉及的国家更趋广泛。这意味着大国在非洲的“竞合关系”不仅将继续发生在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而且也会发生在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之间；不仅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而且也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及新兴国家之间。至于不同国家之间是合作多于竞争还是竞争多于合作及其“轮换交替”的频率，则要视大国自己与非洲的关系及大国战略关系的走势而定。
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的竞争将步入多方博弈的复杂进程。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已有迹象表明，世界主要国家均在加紧其非洲布局，前殖民宗主国试图巩固其在非洲的优势地位，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则意在拓展其在非洲的权益。除了原有的与非洲关系相对比较密切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外，又有不少国家也看好非洲前景并加入到大国在非洲竞争的行列中。这预示着未来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将呈现出新老交织、多方博弈的复杂态势。其对中国的影响可谓利弊相交：一方面，中国开展对非合作将面临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多方博弈”或许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西方大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注意力。
存在着西方因素与非洲因素“合流”或“共谋”的倾向。为了遏制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或干扰中国“走进非洲”战略，西方大国肯定还会故伎重演。诸如：利用手中的强势话语权发动宣传攻势，妖魔化中国形象；通过加大对非关注和投入力度，削弱或遏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借助“国际合作”，通过政策协调、制度规范等手段来设置各种准入门槛，迟滞、规约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等等。此外，有迹象表明，近年来，一些西方大国采取了通过非洲人向中国施压以达到自身目的的更为隐秘、阴险的做法。这一“借力打力”的做法是，西方大国自己躲在幕后，挑唆非洲国家的政府、劳工组织或其他利益集团出面，就环境保护、劳工权益、企业社会责任等向中国政府或企业提要求，而非洲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乐得为之。
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将取决于大国战略关系的演化
影响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走势的因素有很多，但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将是大国战略关系的走势，特别是中美战略关系的演化。这便是笔者反复强调的大国战略关系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传导效应，以及为什么要置身于“非洲之外”审视大国在非洲关系走势的原因所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之所以破天荒地成为西方大国关注的焦点之一，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所引发的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担忧。由于大国战略关系的演化，特别是中美战略关系的演化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大国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演化也充满着变数。基于以往特别是过去10年大国在非洲博弈的政治实践，可以做出这样的预判：只要现时的大国战略关系得以为继，特别是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之间的关系不发生重大或急剧的变化，那么，未来6年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走势则仍属于常态范畴，并且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地缘政治因素始终是影响大国在非洲关系演化的潜在因素。中美正共同倡导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世上有许多事并非是国人的期许或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因此，在力争大国在非洲关系走势朝着对中国有利方向推进的同时，国人必须有危机意识和底线思维。因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地缘政治因素始终若隐若现地成为影响大国在非洲关系演化的潜在因素。诚然，目前尚无明确的实例显示或证实西方大国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已经实质性地上升到了战略层面；但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大国早在8、9年前甚或更早就已开始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审视、解读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近年来，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又借反恐名义加紧强化其在非洲战略要冲的军事存在，此举现时确系反恐、维安之需，但是否隐含着防范中国的战略图谋尚有待观察并应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因为上述军事部署或安全布局在必要时极易转换成为遏制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有效工具，至少就目前而言，此举已经使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
中国与西方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取决于中美战略关系的演化。毋庸讳言，在今后6年，西方与中国在非洲的博弈是否会从物质利益和价值观念层面跨入地缘政治的门槛，仍存在着很大的变数或不确定性，目前也难以妄加臆断。原因在于，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进入西方大国的战略视野，并不等于后者就会必然地做出实质性的战略反应。就目前可以观察到的迹象来看，迄今为止，西方大国的反应充其量只是滞留在战略布局阶段，尚未真正付诸行动。因为非洲只是各大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局部，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大国与非洲关系的演化，同时也取决于大国在一些全球性、地区性、战略性、突发性等重大问题上的看法与博弈，而这之中的不少“问题”已经超出了美国或中国单方面可控的范围。惟其如是，笔者在本研究的开页之言就强调指出，“在可能对大国在非洲关系特别是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走势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中，处于此长彼消中的大国综合国力和分化组合中的大国战略关系的动态变化所占的权重更大”，并且主要取决于中美战略关系的走势。 大国战略关系演化对中国在非洲处境走势影响的几种可能。关于大国战略关系特别是中美战略关系演化对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影响无外乎存在以下几种可能：第一种是对中国比较有利的走势。如果中美关系、中欧关系能够延续目前走势，则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处境的现实状态仍将得以维系。第二种是对中国而言属于中性的走势。美国对中国战略疑虑上升，导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难以为继，或许会将地缘政治因素引入西方大国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之中，但并不发生实质性的战略对抗。第三种是对中国不利的走势。中美关系因“战略互疑”增加或其他重大突发性变故导致双方发生战略性对抗，②则必将对彼此在非洲的关系产生传导效应，情况严重的话，还会引发整个西方国家与中国在非洲关系的全面恶化，进而导致双方在非洲的博弈在物质利益、价值观念和地缘政治等诸多层面全方位展开。除此之外，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还有两种可能的演化趋势，一种是介乎于第一和第二种之间；一种是介乎于第二和第三种之间。笔者以为，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博弈只要未实质性地升级到地缘政治的战略对抗层面，仍属于常态范畴，对中国而言，也都是可以接受的。之所以说“第三种”演化趋势对中国最为不利，一是基于大国在非洲力量对比依旧是“西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二是因为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对此已有所“准备”，而中国尚缺乏应对这种“演化趋势”的有效资源和手段。
今后2年或5年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关系走势的最大可能。鉴于美国现行对华奉行的接触与遏制并行的战略不会改变，加之新近发生的克里米亚事件导致西方与俄罗斯关系急剧恶化，在此情况下，美国或许不愿树敌过多；而只要美中关系能够继续朝着中方期盼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推进，则无疑有助于稳定大国在非洲的关系，进而延展中国在非洲的战略机遇期。这意味着在今后2年，即到2016年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结束，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走势维系第一种、第二种，或介乎于第一和第二种之间或第二和第三种之间的可能性较大。甚或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只要现时美中战略关系得以为继，那么，截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代末，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出现战略对抗的几率就微乎其微。当然，这种乐观的预判是建立在诸多假设基础上。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事实是，自2010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华盛顿便明确无误地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美国义无反顾地实施“战略东移”计划，紧锣密鼓地在亚太展开军事、安全布局，以及在东海、南海争端等诸多问题上的言行中得到印证。毋庸讳言，中美关系确实有朝着战略竞争关系方向演化的可能，对此，国人无需再遮遮掩掩，自欺欺人。
历史虽不会完全被复制，但历史经验值得借鉴。美国自二战后建立霸权以来，就有专打“老二”，或与“老二”过不去的癖好。在冷战时期，美国先是与作为“军事老二”的苏联争霸，之后又与作为“经济老二”的日本争锋，结果均以美国的完胜而告终，这也是“美国霸权”得以维系和延续的重要手段。近期，美俄关系恶化是否会对中美关系走势产生影响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新话题。笔者以为，这一突发事件或许会在短期对美国产生牵制作用，但是不会妨碍美国战略东移计划之大局。过去几年，美国朝野在检讨因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而几度延缓实施战略东移计划的辩论中达成的共识之一便是：美国的“战略失误”为中国快速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据此推断，华盛顿断不会再重蹈覆辙，将战略重心偏离亚太；另则，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业已启动，其惯性使然，亦断难变向。
综上所述，美国对中国奉行的是接触与遏制并行的策略，就后者而言，美国对中国的围堵不仅是全球性的，而且也是全方位的。“全球性”意味着在地域范围上并不仅仅局限于亚太地区，同样涵盖非洲大陆，只是侧重程度不一而已。华盛顿近年来在非洲的动作，包括即将召开的美非峰会，亦印证了这一点：即便美国战略东移，也不会放任中国在非洲的行动。“全方位”预示着美国与中国在非洲的博弈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过去10年，美中在非洲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经济利益层面和价值观念层面，今后是否会实质性地上升到地缘政治层面还存在变数，但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业已进入华盛顿的战略视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美国亦有所防范。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美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对非政策的动因，一则是基于利益驱动和安全导向，二来是为掌控非洲事务的主导权，这也是华盛顿维系其一超独强全球战略构想的组成部分。
结束语
从根本上说，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变化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所引发的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变化既是大国在非洲关系变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国际反响日益增大的必然结果。
过去20年，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关注度经历了由最初的“漠视”到现时的“正视”的演化过程。这一过程在时序上亦与其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反应从“感性”到“理性”的演化过程基本相吻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与西方在非洲的矛盾冲突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无需大惊小怪。这也是近两年来西方大国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依然激烈，但反应方式趋于平和的缘由所在。
未来6年，中国在非洲活动或中国“走进非洲”的国际阻力仍然主要来自西方大国。西方大国与中国在非洲的矛盾、冲突因国别的不同，在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会有所差异，但其焦点仍将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其一是经济利益层面的博弈，其二是价值观念层面的冲突，其三是地缘政治层面的竞争，并且在多数情况下，这三者是相互重叠的，有时甚至互为因果关系。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全球化和多极化并行发展与交互作用的大背景下，大国在非洲的竞争并非一定是零和游戏。
在常态情况下，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将呈现出竞争与合作、防范与协调等多种样式动态交替、起伏共存的演化态势。鉴于“西强我弱”的实力对比，加之中国难以在非洲的利益攸关方当中寻觅到真正的盟友，维系大国在非洲现时的利益关系不失为一种稳妥的选项。从趋势上看，只要现时的大国战略关系特别是中美战略关系得以维系，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走势将最终取决于中美战略关系如何演化。
注释
张宏明：《中非政治互信在价值层面互动所面临的困局与破解思路》，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4～118页。
原因还在于，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困扰中美关系的问题及其来源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双边问题转化为地区性安全问题。而较之前者，无论是对中国还是美国来说，后者更难以掌控。
责 编/樊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