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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流年，我们已走入岁月深处，那些血浓于水的亲情，早已融入生命，流淌在心脉之间，伴着我们一路前行，抚慰着生命的荒芜，是我们人生路上拼搏的动力，让我们每一次回眸时都能感受到脉脉温情。
——题记
一
叔父是我父亲一生一世唯一的弟。在他的九姊妹中排序老八，按老家称呼我把叔父叫“二大”。
在我遥远的记忆里，叔父和父亲同住在一个四合院。按照旧时的长次规矩，叔父住在南房，父亲住在北房，上东房住着我曾祖父的三姨太，按家乡话我管她叫太太（曾祖母），甘谷老家人。记忆的深处，曾祖父死的早，曾祖母谨守着封建社会小妾的本分，一直寡居。她的三寸金莲穿着雪亮的白袜套，从民国走到新中国，她的头发梳的溜光，一盘结实的发辫在后脑勺盘起，有簪子插在头发上，她大部分的时间坐在炕上，骨子里渗透大家闺秀的孤傲，拒人千里之外，她看我的眼神有点冷，使我常常胆怯地不敢直视她呆板严肃的脸，但我在门缝里能窥见扁扁的她。于是，无论叔父怎么教我管她叫太太，我就是不肯叫。她的怀里常抱着一个瓜女子，记得老大了还不会言语，高兴和不高兴时，会哇哩哇啦吼上一阵子，便是她特有语言的表达方式。叔父除了这个瓜女儿以外，还有两个聪明伶俐的儿子，他们都是我的弟妹。
据父亲说：我们的祖籍是甘肃省甘谷县城（魏家巷）魏翰林家，曾祖父是魏翰林家第八代功名传承者，当然习得一手绝妙的书画艺术。曾在那个崇尚书画艺术的老县城——礼县，应邀去献艺，倍受礼县书画人士的赏识。在书香门第的光环下，曾祖父在礼县盛有名气，倍受老县城人们的拥戴。渐渐地的在礼县买地治家，后与王府院结为亲戚，娶王府院的女子嫁给我的祖父，并在礼县洮坪买田治地，修房盖舍，筑成闻名乡里的天井四合院、后庄园，一个旺盛的外来家族在山青水秀的大山深处扎根落户。我的祖母生养了包括我的父亲共九个儿女，但我从未见过来自王府贵族望门女子的范。据姑母和父亲说我的祖母不仅貌美，还是有名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奇女子。但祖母在38岁那年因生第十个孩子难产致命，祖父因悲痛过度，后染上大烟，不问世事。从此一个旺盛的家族，在土地、长工、女佣越来越多，家大业大，富裕、荣耀的家族走上了衰败。
父亲是长子，那时才十三岁，身为长子的他再没有念过书，从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沦陷为一大家子人的苦役，从下人做的脏活苦活做起，挑起家庭的生活重担。大山深处放牧，耕田种地，炮治药材，养活九姊妹，供弟妹念书。父亲说，他那时冬天穿自制牛皮浅口靴（剪一块牛皮，打几个洞，用绳索串起来，脚面露在外面），脚后跟常冻得像娃娃的口。但父亲把姑姑、叔父都供成了文化人，那时候常听父亲说他过去的事情，父亲讲给我的大部分都是祖辈的古经。
后来，父亲参加工作，在礼县洮坪造纸厂工作，生活也逐渐转好。可不曾想，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来袭，家族曾经的富裕和荣耀，以及祖辈们买来的土地，挣来的家业等，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活生生的把魏氏家族的长子——我的父亲，造就成历届运动的“替罪羊”。无论那一界的批斗大会都少不了“小土地出租”高成分的父亲当“运动员”。
而排序老八的叔父，和父亲的命运就截然不同了，因是农民，就少了运动的批斗和精神摧残。叔父个头不比父亲大，长相也没有父亲清俊，但很睿智，有学问，最主要是诚实厚道，遇到事情总有他独到的见解，是方圆十里有名的大孝子，曾祖母到死都舍不得说一句叔父的不是。那时我幼稚的记忆里，每逢过年过节，家里总有操一口僵硬难懂的甘谷方言老亲戚来，似乎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几个屋子里墙上挂着的那些中堂、四扇屏、横幅等曾祖父的真迹。那些书画虽然已被岁月侵染了尘埃，陈旧泛黄，但甘谷老家人说：“这真迹现在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及，尤其一般人画不出这般神韵，是非常珍贵的遗物！”因为时代变迁，祖上的八辈功名到我祖父跟前就断弦了。叔父有时候看着这些宝贝若有所思的说：“我想先人留给我们的这些书画都没有落款的原因，大概是让我们后人好好保存吧，若有落款我们就会变卖或者换钱。”可是，在文革时期，家里常常遭到“红卫兵”的抄袭，弄得家底朝天，连人都无处躲藏，曾祖父那些珍贵的书画真迹被“红卫兵”一扫而光。于是，曾祖父的真迹虽很珍贵，但留给父亲的却已寥寥无几。
我依稀记得叔父家墙上挂的那幅山水画，画中有戴着官帽骑着毛驴走在山水之间的画面，是那种水墨画。虽然那些祖上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绝大部分被时代的风浪卷走了，但它留在我脑海的记忆与我的生命同在。
六、七十年代，叔父一直在生产队做会计，村民们见了他都是前襟长，后襟短的模样，冥冥之中，觉得叔父好像掌管着整个村子里人的生死大权似得的。那时我虽然还不明白事理，但眼里能看到村民们对叔父尊重的人多了去了。村子里逢年过节或有喜事，村民们都会请叔父写对联，逢大事他们都会请叔父去议事，生产队的分配更是离不开精打细算的会计。再是叔父善良、老实、厚道，远去的记忆里叔父就是村子里人的主心骨，也是我们家族里的生活和精神支柱。
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之前，我的父亲先后在造纸厂、铜厂任职，后被特殊时代划分为“炮打司令部”的对象，晚上总少不了五花大绑，脖颈上免不了要挂大牌“反动派”。叔父就常常偷着给父亲和母亲预报消息说：“今晚又是批斗大会，记得给我哥把厚棉衣穿上，免得皮肉开花。”父亲与叔父一直感情好，叔父看着父亲的遭遇非常痛心！既不能替代，又无法施救。在那些岁月里，父亲被家庭成分“小土地出租”和所谓“炮打司令部”的运动折磨得死去活来，失去了忍受的极限，在村头大木桥下，上吊自杀，因叔父和母亲寻找及时，自杀未遂。那晚，我幼稚的记忆里父亲、叔父和我们都哭成一团……从此在我人生的意识里每当有人提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的身体就会打颤，心好似被鞭打，触及到我童年的疼痛，心会随着父亲曾受的苦难而破碎。
二
父亲的一生坎坷不平，命運多舛。
父亲曾在礼县洮坪铜厂任职时，因救一名下属，从悬崖掉到深渊，当时不省人事，被工人们送进县城医院，经抢救捡回一条命，但摔断了右腿。记得是在父亲住院几天后，厂里才派一位工人叔叔来通知给我们家属，后带着我和母亲去看父亲。几天不见父亲，父亲已在鬼门关绕了一回，父亲的头部被纱布包裹着，满脸是伤，右腿被钢板固定着，床下坠着三块土坯砖，一动不动的躺着，陪护给我母亲说：父亲伤了筋骨，怕筋缩短，所以坠着砖块。母亲看到父亲这副惨状，就说“你咋这么命苦呢？”便呜——呜——的哭出声来，我也跟着哭起来……而父亲用很疲惫的眼神看着我，并用微弱的声音说出让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话，他说：“唉，我醒过来的时候，想着再也见不到你们娘儿俩了！”说完这句话的父亲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苦笑。 父亲出院后，右腿好像比以前短了很多，走路总往右边倾斜。从此，我伟岸的父亲不再挺拔，而且，天阴下雨那条右腿常犯疼。多年后国家有政策说规定，因公负伤，留有后遗症的工作人员，可允许一名子女就业。当厂里工作人员陪同上级工作组的同志征求我父亲的意见，父亲却婉言谢绝了，且说，他的孩子都上进，不给政府添麻烦。
父亲就是那种挣死牛不倒车的人。对儿女有一个特别稀罕的情结，因为父亲的前妻10年没有生育，导致婚姻走入坟墓。我是父亲37岁才盼来的第一个宝贝，虽是女儿，可父亲和叔父都能把我娇惯到命上，一直把我这个迟来的天使当掌上明珠。父亲一生把儿女的生命永远放在他的生命之上，凡儿女所需要的东西，只要是他能做到的，都要尽量满足，不让儿女受哪怕是一点点的委屈。叔父也是一样的疼爱我，据母亲说，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叔父太宠我了，常会把我举起来骑在他的脖子上，没少遭遇我屎尿的浸袭。我自幼体弱多病，到三岁还不会走路，叔父见我麻杆似的腿走路跌跌撞撞常摔跤，不忍我受皮肉之苦，会常常的背着我走。吃饭时我总会黏着叔父吃他碗里的饭，叔父家有好吃的总少不了我一份。生死难忘，叔父那宽厚的臂膀，坚实的脊梁，温暖有力的大手，慈祥而慈爱的眼神，还有那些年叔侄共同成长的幸福时光，早已潜移默化在我的生命，我一直都拥着这份亲情温暖前行。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我们姊妹渐渐长大，且学习很上进。高成分像一座大山压在父亲的头上，父亲眼看着他的孩子们在政治面貌上无法翻身，将影响以后的前程，就和叔父商量这事。
记得那是一个寂静的夜，父亲对叔父说： “老二，我想带娃们寻一条脱掉‘黑帽子’的地方，能让娃娃们都好好念书，像我们的祖宗一样，再成为书香门第。”
“可是，哥你能去哪里？”
“不是娃姑父在西和县当农业局局长吗？搞个落户应该能行。”
“那你先跟娃姑父联系好了再说，不然你把一家人带出去在那里落脚？”
叔父又说：“那我在介绍信里给你把高成分‘小土地出租’改写成低成分‘贫下中农’，再想办法盖上大队和公社的公章。”
“老二，这是搬迁最重要的环节和目的。只是这样你要冒很大的危险，一旦被人知道，会给你招惹更大的麻烦。”
“为这些娃娃我也豁出去了，不然你就是搬出去了，成分不能转变，精神面貌仍然是黑的，娃娃们书念的再好也没有前途。”
“老二，难为你了，哥不能不走这一步，你看哥被‘运动’折磨了这么多年了，不能再让下一代受精神面貌的挟制。”
从此，父亲下定决心为我们另谋出路。
三
在七五年那个灰色的天，那个凄凉的日子，父亲怀揣着叔父给他盖着红色印章、改写成“下中农”成分的介绍信，满怀希翼，拖家带口离开已居住了几十年的故土。一辆东风牌大型拖拉机，拉着我们家仅有的铺盖卷、锅碗瓢盆、和七口之家，叔父含泪送别以父亲为主心骨的一家大小。随突突作响、冒着黑烟的大型拖拉机，我们踏上了一生刻骨铭心的背井离乡路，也是父亲有生之年漂泊异地他乡，有去无回的生命苦旅。
父亲的有生之年，受尽了漂泊之苦，饱尝了人间冷暖，尤其深深体会到了“人离乡就贱了，货离乡就贵了”的寓言，曾三次举家搬迁，体现了父亲对儿女的殷切希望，其实际意义就是“孟母三迁”。父亲带着七口之家，举步维艰，在外漂流几年依然居无定所，没有一寸土地属于自己，没有一个瓦片能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家遮挡风雨。处处被思想守旧的人堪称“外来户”，越是贫穷落后的农村，人们越排异外乡人，我们的少年时代被“外来户”这个不光彩的名词刺激得无处躲藏。
那些年，那个“外来户”仿佛就是一个卑微奇臭的称谓，似乎我们在丢弃了“小土地出租”成分，失去家园的同时，也毫无思想准备地被异地的人们赐予了一顶让我们多年来无法脱掉的乌纱帽，且是让我们无力脱掉的另一顶代表着卑贱的身份的乌纱帽。从此我们的家因“外来户”而臭名昭著，在上下学的乡间小路上，我们姐妹时常遭到部分同龄孩子的攻击和殴打。又一次我和二妹放学回家，被他们一群人堵到半路上打，死都不会忘记，他们那次抓着我的长辫子打，生生的拔掉我一咎头发，头部被打成大包，脸被抓烂，我左手小拇指就是那一次被打折的，至今还弯曲着……可是我们姊妹为这个刺疼我们心灵的“臭名”受尽欺负，流了血和泪我们还不敢告诉父母，因为父亲受不了他的孩子受委屈。至今，我都在想，我们姊妹是怎么熬过那些日子的？！
在异地他乡，我们举目无亲，每当我们生活拘谨，经济拮据的时候，叔父、二姑母、三姑母、总能给予父亲及时的帮助。叔父拿出了家里一直暗暗收藏多年的书画给父亲，让换钱换粮养家糊口，二姑母拿出稀有的银元让父亲兑换人民币，三姑母会赐给我们姐妹和母亲布料和衣物，我们一家七口在艰苦的岁月依着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走过一道道坎坷。后父亲在一村头，发现靠崖壁有一个流行一时的文艺舞台，因是再没有样板戏可演，早已荒废闲置，再加之那里是一片坟地，据村民说晚上常常闹鬼，白天都阴森森的，很少有人去哪里。因我们的家实再没有藏身之地，也就顾及不得鬼神出没，父亲用报纸糊了舞台上太大的缝隙，我们七口之家在那里一住就是好几年。凭着母亲的心灵手巧和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打开了在异地住家落户的僵局，母亲免费给三乡五里的乡亲们缝新补旧，从左邻右舍开始，到家家户户，村村落落，村民们开始对我们伸出友好之手。后生产队开始給母亲的劳动记工分，那里的乡亲们都渐渐地接受了我们这个“外来户”，在此安家落户，我们姊妹也有了朋友，小妹也在舞台上出生了，我们的家变成了八口之家。那时父亲也平反昭雪，被调礼县园艺场工作，月工资仅31元，养活着八口之家，虽然生活过得非常紧巴，但毕竟有了新的盼头，父亲却不自量力的说，要给他的孩子们盖一座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叔父又拿出两副珍藏了多年的书画补贴父亲，父亲在老家洮坪大山里买了木料，在异地他乡终于盖起了属于自家的新瓦房。
日子如白驹过隙，我们姊妹六个都长大成人，一晃到了一个个工作、谈婚论嫁的阶段，父亲的负担更重了，尤其要给儿子盖房娶妻，我们的家一直穷得捉襟见肘，父亲一如既往地愁苦。
（待续）
——题记
一
叔父是我父亲一生一世唯一的弟。在他的九姊妹中排序老八，按老家称呼我把叔父叫“二大”。
在我遥远的记忆里，叔父和父亲同住在一个四合院。按照旧时的长次规矩，叔父住在南房，父亲住在北房，上东房住着我曾祖父的三姨太，按家乡话我管她叫太太（曾祖母），甘谷老家人。记忆的深处，曾祖父死的早，曾祖母谨守着封建社会小妾的本分，一直寡居。她的三寸金莲穿着雪亮的白袜套，从民国走到新中国，她的头发梳的溜光，一盘结实的发辫在后脑勺盘起，有簪子插在头发上，她大部分的时间坐在炕上，骨子里渗透大家闺秀的孤傲，拒人千里之外，她看我的眼神有点冷，使我常常胆怯地不敢直视她呆板严肃的脸，但我在门缝里能窥见扁扁的她。于是，无论叔父怎么教我管她叫太太，我就是不肯叫。她的怀里常抱着一个瓜女子，记得老大了还不会言语，高兴和不高兴时，会哇哩哇啦吼上一阵子，便是她特有语言的表达方式。叔父除了这个瓜女儿以外，还有两个聪明伶俐的儿子，他们都是我的弟妹。
据父亲说：我们的祖籍是甘肃省甘谷县城（魏家巷）魏翰林家，曾祖父是魏翰林家第八代功名传承者，当然习得一手绝妙的书画艺术。曾在那个崇尚书画艺术的老县城——礼县，应邀去献艺，倍受礼县书画人士的赏识。在书香门第的光环下，曾祖父在礼县盛有名气，倍受老县城人们的拥戴。渐渐地的在礼县买地治家，后与王府院结为亲戚，娶王府院的女子嫁给我的祖父，并在礼县洮坪买田治地，修房盖舍，筑成闻名乡里的天井四合院、后庄园，一个旺盛的外来家族在山青水秀的大山深处扎根落户。我的祖母生养了包括我的父亲共九个儿女，但我从未见过来自王府贵族望门女子的范。据姑母和父亲说我的祖母不仅貌美，还是有名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奇女子。但祖母在38岁那年因生第十个孩子难产致命，祖父因悲痛过度，后染上大烟，不问世事。从此一个旺盛的家族，在土地、长工、女佣越来越多，家大业大，富裕、荣耀的家族走上了衰败。
父亲是长子，那时才十三岁，身为长子的他再没有念过书，从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沦陷为一大家子人的苦役，从下人做的脏活苦活做起，挑起家庭的生活重担。大山深处放牧，耕田种地，炮治药材，养活九姊妹，供弟妹念书。父亲说，他那时冬天穿自制牛皮浅口靴（剪一块牛皮，打几个洞，用绳索串起来，脚面露在外面），脚后跟常冻得像娃娃的口。但父亲把姑姑、叔父都供成了文化人，那时候常听父亲说他过去的事情，父亲讲给我的大部分都是祖辈的古经。
后来，父亲参加工作，在礼县洮坪造纸厂工作，生活也逐渐转好。可不曾想，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来袭，家族曾经的富裕和荣耀，以及祖辈们买来的土地，挣来的家业等，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活生生的把魏氏家族的长子——我的父亲，造就成历届运动的“替罪羊”。无论那一界的批斗大会都少不了“小土地出租”高成分的父亲当“运动员”。
而排序老八的叔父，和父亲的命运就截然不同了，因是农民，就少了运动的批斗和精神摧残。叔父个头不比父亲大，长相也没有父亲清俊，但很睿智，有学问，最主要是诚实厚道，遇到事情总有他独到的见解，是方圆十里有名的大孝子，曾祖母到死都舍不得说一句叔父的不是。那时我幼稚的记忆里，每逢过年过节，家里总有操一口僵硬难懂的甘谷方言老亲戚来，似乎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几个屋子里墙上挂着的那些中堂、四扇屏、横幅等曾祖父的真迹。那些书画虽然已被岁月侵染了尘埃，陈旧泛黄，但甘谷老家人说：“这真迹现在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及，尤其一般人画不出这般神韵，是非常珍贵的遗物！”因为时代变迁，祖上的八辈功名到我祖父跟前就断弦了。叔父有时候看着这些宝贝若有所思的说：“我想先人留给我们的这些书画都没有落款的原因，大概是让我们后人好好保存吧，若有落款我们就会变卖或者换钱。”可是，在文革时期，家里常常遭到“红卫兵”的抄袭，弄得家底朝天，连人都无处躲藏，曾祖父那些珍贵的书画真迹被“红卫兵”一扫而光。于是，曾祖父的真迹虽很珍贵，但留给父亲的却已寥寥无几。
我依稀记得叔父家墙上挂的那幅山水画，画中有戴着官帽骑着毛驴走在山水之间的画面，是那种水墨画。虽然那些祖上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绝大部分被时代的风浪卷走了，但它留在我脑海的记忆与我的生命同在。
六、七十年代，叔父一直在生产队做会计，村民们见了他都是前襟长，后襟短的模样，冥冥之中，觉得叔父好像掌管着整个村子里人的生死大权似得的。那时我虽然还不明白事理，但眼里能看到村民们对叔父尊重的人多了去了。村子里逢年过节或有喜事，村民们都会请叔父写对联，逢大事他们都会请叔父去议事，生产队的分配更是离不开精打细算的会计。再是叔父善良、老实、厚道，远去的记忆里叔父就是村子里人的主心骨，也是我们家族里的生活和精神支柱。
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之前，我的父亲先后在造纸厂、铜厂任职，后被特殊时代划分为“炮打司令部”的对象，晚上总少不了五花大绑，脖颈上免不了要挂大牌“反动派”。叔父就常常偷着给父亲和母亲预报消息说：“今晚又是批斗大会，记得给我哥把厚棉衣穿上，免得皮肉开花。”父亲与叔父一直感情好，叔父看着父亲的遭遇非常痛心！既不能替代，又无法施救。在那些岁月里，父亲被家庭成分“小土地出租”和所谓“炮打司令部”的运动折磨得死去活来，失去了忍受的极限，在村头大木桥下，上吊自杀，因叔父和母亲寻找及时，自杀未遂。那晚，我幼稚的记忆里父亲、叔父和我们都哭成一团……从此在我人生的意识里每当有人提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的身体就会打颤，心好似被鞭打，触及到我童年的疼痛，心会随着父亲曾受的苦难而破碎。
二
父亲的一生坎坷不平，命運多舛。
父亲曾在礼县洮坪铜厂任职时，因救一名下属，从悬崖掉到深渊，当时不省人事，被工人们送进县城医院，经抢救捡回一条命，但摔断了右腿。记得是在父亲住院几天后，厂里才派一位工人叔叔来通知给我们家属，后带着我和母亲去看父亲。几天不见父亲，父亲已在鬼门关绕了一回，父亲的头部被纱布包裹着，满脸是伤，右腿被钢板固定着，床下坠着三块土坯砖，一动不动的躺着，陪护给我母亲说：父亲伤了筋骨，怕筋缩短，所以坠着砖块。母亲看到父亲这副惨状，就说“你咋这么命苦呢？”便呜——呜——的哭出声来，我也跟着哭起来……而父亲用很疲惫的眼神看着我，并用微弱的声音说出让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话，他说：“唉，我醒过来的时候，想着再也见不到你们娘儿俩了！”说完这句话的父亲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苦笑。 父亲出院后，右腿好像比以前短了很多，走路总往右边倾斜。从此，我伟岸的父亲不再挺拔，而且，天阴下雨那条右腿常犯疼。多年后国家有政策说规定，因公负伤，留有后遗症的工作人员，可允许一名子女就业。当厂里工作人员陪同上级工作组的同志征求我父亲的意见，父亲却婉言谢绝了，且说，他的孩子都上进，不给政府添麻烦。
父亲就是那种挣死牛不倒车的人。对儿女有一个特别稀罕的情结，因为父亲的前妻10年没有生育，导致婚姻走入坟墓。我是父亲37岁才盼来的第一个宝贝，虽是女儿，可父亲和叔父都能把我娇惯到命上，一直把我这个迟来的天使当掌上明珠。父亲一生把儿女的生命永远放在他的生命之上，凡儿女所需要的东西，只要是他能做到的，都要尽量满足，不让儿女受哪怕是一点点的委屈。叔父也是一样的疼爱我，据母亲说，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叔父太宠我了，常会把我举起来骑在他的脖子上，没少遭遇我屎尿的浸袭。我自幼体弱多病，到三岁还不会走路，叔父见我麻杆似的腿走路跌跌撞撞常摔跤，不忍我受皮肉之苦，会常常的背着我走。吃饭时我总会黏着叔父吃他碗里的饭，叔父家有好吃的总少不了我一份。生死难忘，叔父那宽厚的臂膀，坚实的脊梁，温暖有力的大手，慈祥而慈爱的眼神，还有那些年叔侄共同成长的幸福时光，早已潜移默化在我的生命，我一直都拥着这份亲情温暖前行。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我们姊妹渐渐长大，且学习很上进。高成分像一座大山压在父亲的头上，父亲眼看着他的孩子们在政治面貌上无法翻身，将影响以后的前程，就和叔父商量这事。
记得那是一个寂静的夜，父亲对叔父说： “老二，我想带娃们寻一条脱掉‘黑帽子’的地方，能让娃娃们都好好念书，像我们的祖宗一样，再成为书香门第。”
“可是，哥你能去哪里？”
“不是娃姑父在西和县当农业局局长吗？搞个落户应该能行。”
“那你先跟娃姑父联系好了再说，不然你把一家人带出去在那里落脚？”
叔父又说：“那我在介绍信里给你把高成分‘小土地出租’改写成低成分‘贫下中农’，再想办法盖上大队和公社的公章。”
“老二，这是搬迁最重要的环节和目的。只是这样你要冒很大的危险，一旦被人知道，会给你招惹更大的麻烦。”
“为这些娃娃我也豁出去了，不然你就是搬出去了，成分不能转变，精神面貌仍然是黑的，娃娃们书念的再好也没有前途。”
“老二，难为你了，哥不能不走这一步，你看哥被‘运动’折磨了这么多年了，不能再让下一代受精神面貌的挟制。”
从此，父亲下定决心为我们另谋出路。
三
在七五年那个灰色的天，那个凄凉的日子，父亲怀揣着叔父给他盖着红色印章、改写成“下中农”成分的介绍信，满怀希翼，拖家带口离开已居住了几十年的故土。一辆东风牌大型拖拉机，拉着我们家仅有的铺盖卷、锅碗瓢盆、和七口之家，叔父含泪送别以父亲为主心骨的一家大小。随突突作响、冒着黑烟的大型拖拉机，我们踏上了一生刻骨铭心的背井离乡路，也是父亲有生之年漂泊异地他乡，有去无回的生命苦旅。
父亲的有生之年，受尽了漂泊之苦，饱尝了人间冷暖，尤其深深体会到了“人离乡就贱了，货离乡就贵了”的寓言，曾三次举家搬迁，体现了父亲对儿女的殷切希望，其实际意义就是“孟母三迁”。父亲带着七口之家，举步维艰，在外漂流几年依然居无定所，没有一寸土地属于自己，没有一个瓦片能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家遮挡风雨。处处被思想守旧的人堪称“外来户”，越是贫穷落后的农村，人们越排异外乡人，我们的少年时代被“外来户”这个不光彩的名词刺激得无处躲藏。
那些年，那个“外来户”仿佛就是一个卑微奇臭的称谓，似乎我们在丢弃了“小土地出租”成分，失去家园的同时，也毫无思想准备地被异地的人们赐予了一顶让我们多年来无法脱掉的乌纱帽，且是让我们无力脱掉的另一顶代表着卑贱的身份的乌纱帽。从此我们的家因“外来户”而臭名昭著，在上下学的乡间小路上，我们姐妹时常遭到部分同龄孩子的攻击和殴打。又一次我和二妹放学回家，被他们一群人堵到半路上打，死都不会忘记，他们那次抓着我的长辫子打，生生的拔掉我一咎头发，头部被打成大包，脸被抓烂，我左手小拇指就是那一次被打折的，至今还弯曲着……可是我们姊妹为这个刺疼我们心灵的“臭名”受尽欺负，流了血和泪我们还不敢告诉父母，因为父亲受不了他的孩子受委屈。至今，我都在想，我们姊妹是怎么熬过那些日子的？！
在异地他乡，我们举目无亲，每当我们生活拘谨，经济拮据的时候，叔父、二姑母、三姑母、总能给予父亲及时的帮助。叔父拿出了家里一直暗暗收藏多年的书画给父亲，让换钱换粮养家糊口，二姑母拿出稀有的银元让父亲兑换人民币，三姑母会赐给我们姐妹和母亲布料和衣物，我们一家七口在艰苦的岁月依着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走过一道道坎坷。后父亲在一村头，发现靠崖壁有一个流行一时的文艺舞台，因是再没有样板戏可演，早已荒废闲置，再加之那里是一片坟地，据村民说晚上常常闹鬼，白天都阴森森的，很少有人去哪里。因我们的家实再没有藏身之地，也就顾及不得鬼神出没，父亲用报纸糊了舞台上太大的缝隙，我们七口之家在那里一住就是好几年。凭着母亲的心灵手巧和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打开了在异地住家落户的僵局，母亲免费给三乡五里的乡亲们缝新补旧，从左邻右舍开始，到家家户户，村村落落，村民们开始对我们伸出友好之手。后生产队开始給母亲的劳动记工分，那里的乡亲们都渐渐地接受了我们这个“外来户”，在此安家落户，我们姊妹也有了朋友，小妹也在舞台上出生了，我们的家变成了八口之家。那时父亲也平反昭雪，被调礼县园艺场工作，月工资仅31元，养活着八口之家，虽然生活过得非常紧巴，但毕竟有了新的盼头，父亲却不自量力的说，要给他的孩子们盖一座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叔父又拿出两副珍藏了多年的书画补贴父亲，父亲在老家洮坪大山里买了木料，在异地他乡终于盖起了属于自家的新瓦房。
日子如白驹过隙，我们姊妹六个都长大成人，一晃到了一个个工作、谈婚论嫁的阶段，父亲的负担更重了，尤其要给儿子盖房娶妻，我们的家一直穷得捉襟见肘，父亲一如既往地愁苦。
（待续）